李桂生

孫武、孫臏分别是春秋末戰國初的兵家人物，二人是相隔百餘年的祖孫關係，先秦兩漢時期的一些文獻分别稱之爲吴孫子和齊孫子，而孫武、孫臏的兵學則代表了先秦時期孫子學派的兩座高峰。衆所周知，中國兵學是謀略型文化，但是其倫理内涵也很豐富，我們往往重視其謀略質素，卻很少注意其倫理質素。本文擬從現代戰争倫理的視閾，就孫武、孫臏的戰争倫理及内在邏輯的歷史發展作一探討，以期對孫武兵學和孫臏兵學的深層異同及先秦兵家的人文主義精神有進一步的認識。

一、 戰争倫理之比較

戰争倫理是對戰争權利、戰争行爲及戰後責任的道德限制，包括開戰倫理、交戰倫理和戰后責任倫理三個方面。

(一) 開戰倫理是對戰争權利的道德限制。孫武、孫臏均主張重視戰争，並慎重對待戰争。孫武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兵法·始計》)孫臏曰：“戰勝，則所以在亡國而繼絶世也；戰不勝，則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孫臏兵法·見威王》)這句話表明孫臏比孫武更爲明朗地闡明謹慎用兵的必要，可以看作是對孫武“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的疏解，即戰勝則安生，戰敗則危亡。不僅如此，孫臏比孫武還更加鮮明地闡述“樂兵”、“利勝”的危害，反對窮兵黷武，反對軍事上的縱容主義和現實主義傾向，指出：“然夫樂兵者亡，而利勝者辱。兵非所樂也，而勝非所利也。”(同上)雖然孫武主張的“非危不戰”實際上已經表明只有在國家面臨外來侵略的危急情況下才可開戰，但孫臏“勝非所利”的主張，仍可在一定程度糾正和防止孫武“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的開戰原則可能産生的偏頗和流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