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卫

对早期华南海上丝路民间贸易的重新审视

周永卫

“丝绸之路”至今已经存在2000多年，而以珍珠、香料、犀角、象牙等“宝货”为主的海上丝路民间贸易，同样历史悠久，影响深远。海上丝路早期的民间贸易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因材料相对缺乏，常被忽视，应对其进行重新审视和定位。广义的海上丝路可以包含西南丝路或南方丝路。中西方两大文明直接对话始于海上丝路而不是陆上丝路，其原因发人深省，并与海路沿线民间贸易的繁荣不无关系。海上丝路和陆上丝路相伴而生，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两大重要通道。

民间贸易 海上丝绸之路 中外文化交流

长期以来，因为材料相对缺乏，对于隋唐帝国以前，即公元7世纪以前华南地区海上丝路早期的民间贸易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没有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岭南在先秦时期主要是越人的活动区域。越人“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①（东汉）袁唐：《越绝书·记地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8页。，以善于造舟，习于海上活动著称。公元前214年，秦南海尉赵佗利用中原战乱的机会，拥兵自立，建立了南越国，并定都番禺（今广州）。使得番禺成为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中心。南越国存在的93年时间里，番禺的港口优势得到了充分体现和发挥，对外贸易口岸的显赫地位初见端倪。考古证明，当时的番禺不仅与比邻的东南亚地区有民间贸易往来，且与更为遥远的南亚、西亚、非洲也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关系。20世纪80年代，在广州发现的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南越王墓曾出土了5枚原支象牙，经科学鉴定，这5支象牙，并非岭南地区常见的亚洲象，而是原产于非洲的非洲象；出土的列瓣纹银盒与波斯文化有关，属于来自西亚的“舶来品”②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西汉南越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466-467页。。

一、“外接南夷，宝货所出”——早期华南海上丝路民间贸易主要商品种类

“杨雄箴曰：‘交州荒遰，水与天际。’外接南夷，宝货所出，山海珍怪，莫与为比。”③《南齐书》卷14《州郡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266页。比邻南夷，地多“宝货”，是古代史家总结出的早期华南地区海外贸易的显著特点。种类繁多的“宝货”构成海上丝路贸易商品的主要内容。试举较为重要的“宝货”如下：

1.珍珠

珍珠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财富的象征。先秦以来，岭南地区就是著名的珍珠产地。汉代的合浦郡（今以雷州半岛为中心，西起广西防城港，东到广东阳江市，包含整个海南岛）是闻名全国的珍珠生产基地，采珠业和商业贸易十分活跃。西汉合浦郡的首县，即郡治所在地徐闻县，曾经因为珍珠生产和贸易的兴旺而富甲一方，闻名海内。《汉书·王章传》记载，西汉末年，京兆尹王章遭权臣汉成帝之舅、大司马大将军王凤诬陷而被处死，其家眷被流放至合浦郡。9年后王章冤案得以昭雪，而他的妻子儿女因在流放合浦期间进行珍珠贸易，家产已多达数百万。据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西汉在合浦郡徐闻县南七里的地方，设置了左右两个侯官。这里的侯官是郡都尉属下的一级军事组织。侯官的长官称为“侯”，秩比六百石，相当于县令级别。在侯官的治所，堆积了大量的货物和商品，从而使侯官所在地成为商品交易的场所，许多人因此而获利。在西汉民间流传着“欲拔贫，诣徐闻”的谚语。这句谚语分明就是两千年前古代版的“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充分显示出徐闻在汉代的繁华景象。由于采珠业利润丰厚，经常被官府垄断，导致官民之间反复博弈。“合浦有民善游。采珠儿年十余便教入水求珠。官禁民采珠，巧盗者蹲水底剖蚌，得好珠吞之而出。”①《太平御览》卷803《珍宝部·珠下》引万震《南州异物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568页。

2.香料

香料在早期华南地区的民间贸易及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曾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因华南地区既是中国本土香料的重要产地，又是异域进口香料的海路必经之地，使得这里的香料贸易从两汉时期开始就异常繁荣。在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香料的种类繁多。先秦以来，华南地区香料的生产和使用比北方地区发达得多。中国饮食调料中的“五香”之一桂皮，是本土香料的典型代表，在江南和华南地区曾广泛种植，并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就曾沿着海上丝路出口到波斯和罗马帝国。《史记·货殖列传》曰“江南出桂”。《说文解字》云：“桂，江南木，百药之长。”桂又分丹桂、牡桂和菌桂三种。《神农本草经》中提到的365种药物，牡桂和菌桂都被分列入其中。晋朝稽含《南方草木状》云：“桂出合浦……交趾置桂园。”秦始皇平定岭南后设立三郡，其中一郡以“桂林郡”命名，绝非偶然，正是因为桂树是当地的重要特产，在秦帝国的社会经济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1世纪末的西方名著《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以令人不容置疑的方式指出：‘赛里斯’国（中国）的丝绸在印度港口装船，同时装船的还有同是来自中国的皮货、胡椒、桂皮、香料、金属、染料和医药产品”②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7-19页。。法国学者布尔努瓦指出，桂皮原产印度、缅甸和中国，波斯古史学家称之为“中国的树皮”，是美容品、医药品、香膏、香脂、油脂和香精中大量使用的原料，在罗马价格十分昂贵。③布尔努瓦著，耿昇译：《丝绸之路》，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1页。乳香则是进口香料的典型，又名薰陆，主要产于中东地区，在东南亚地区也有出产，属于树脂类香料，《魏略·西戎传》中提到的大秦国（古罗马帝国）出产的12种香料之一。稽含《南方草木状》曰：“薰陆香，出大秦。”晋郭义恭《广志》曰：“薰陆出交州，又大秦海边人，采与贾人易谷。若无贾人，取食之。”①《太平御览》卷982《香部·薰陆》引《广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347页。在西汉南越王墓西耳室的漆盒内，就曾发现有乳香。通过海上丝路还输入了鸡舌香、苏合香、藿香、流黄香、青木香和栈蜜香等。东汉末年，士燮家族统治岭南。汉灵帝末年至吴黄武五年（226），士燮担任交趾太守长达40余年之久。“（士）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萧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谷焚香者常有数十。”②《三国志·吴志·士燮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92页。这里“胡人”自然不是交趾的土著居民，而是中亚或波斯人。当时的交趾聚集了大量躲避战乱的中原人及胡商和佛教徒。“佛教与外来的印度文化为中国的寺庙带来大量的新香料，而众多的有关焚香和香料的习俗也随之传入了中国，从而加强和丰富了中国古老的焚香传统。”③爱德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43页。华南地区一直是中国重要的香料产地，也是消费和使用香料最多的地方之一，当然也是民间香料贸易十分活跃的地方。华南地区生产的香料不仅输入内地，也沿着海上丝路出口到印度、中东、非洲和欧洲地区。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乳香，只是显露出早期华南地区异常活跃的民间香料贸易的冰山一角。

3.犀角、象牙

犀角、象牙是我国古人所爱珍品，并常常被并称为“犀象之器”。《淮南子·人间训》甚至将秦始皇经略岭南的原因归结为“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历史上，华南地区是盛产犀牛和大象的地区，与内地以及海外的犀象贸易十分活跃。西汉南越王墓中曾出土5支平均长度达120厘米的象牙，经鉴定，确认其属于非洲象。④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西汉南越王墓》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38、139、466、467页。这一重大考古发现证明，早在公元前2世纪，华南地区就已与非洲大陆有了间接的文化贸易往来。这些非洲象牙应以印度为中转站，辗转传入岭南地区的。大象在印度，比中国岭南地区更为普遍。印度在汉代史家笔下被称之为“乘象之国”。而象与佛教也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陈寅恪早就指出，家喻户晓的“曹冲称象”实际上属于佛教故事，只不过“迹象隐晦，不易发觉其为外国输入者耳”⑤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载《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57页。。山东滕州曾出土有“六齿象牙”的东汉画像石。六牙白象题材作为佛教壁画或雕刻艺术在印度十分普遍。劳干考证这些画像石属于东汉章帝时期，是早期佛教对中国艺术产生影响的产物。⑥Lao Kan,"Six-Tusked Elephants on a Han Bas-Relief",《劳干学术论文集》（甲编），台北：台湾艺文印书馆，1976年，第1391-1395页。滕州南距徐州不过120公里，而徐州正是东汉章帝时期信奉佛教的楚王刘英的都城所在地。徐州以东200公里的连云港东汉孔望山佛教摩崖石刻和大型石像圆雕，成为佛教在东汉流行于东海地区的历史见证。⑦俞伟超、信立祥：《孔望山摩崖造像的年代考察》，《文物》1981年第7期。海上丝路既是贸易之路，是宗教文化传播之路，也是和平交往之路。犀象也是早期朝贡贸易的重要内容，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史载，从西汉末年到东汉时期，外国使团沿着海上丝路来华朝贡贸易共4次：分别是公元2年“黄支国献犀牛”⑧《后汉书》卷3《章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45页。；84年“日南徼外蛮夷献生犀、白雉”；94年“永昌徼外夷遣使译献犀牛、大象”⑨《后汉书》卷4《和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7页。；166年“大秦国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①《后汉书》卷7《桓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18页。这4次贡献，不仅被史家写进正史列传之中，也载入本纪之中，足见史官的高度重视。班固《西都赋》云：“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三万里。”②《后汉书》卷40上《班固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38页。“大宛之马”“条支之鸟”，显然在班固笔下是翻越昆仑山沿陆上丝路来华，而“九真之麟”，“黄支之犀”是跨越巨海，沿海上丝路来华的。

4.其他“宝货”

贝，也是重要的“宝货”。《说文解字》卷六云：“海介虫也……古者货贝而宝龟。”贝因为其稀有珍贵，在上古先秦时期被长期用作货币。而华南沿海是海贝的重要产地。贝有大小，颜色各异，而以大为贵、以紫色为珍。“贝凡有八，紫贝最为美者，出交州。大贝出巨延州，与行贾贸易。”③《太平御览》卷807《珍宝部六·贝》引《广州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588页。“乃有大贝，奇姿难俦。大贝，文贝也。交趾以南海中皆有之。素质紫饰，文若罗朱。不磨不莹，彩辉光浮。思雕莫加，欲琢靡逾。”④《太平御览》卷807《珍宝部六·贝》引万震《南州异物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588页。“交趾北南海中，有大文贝，质白而文紫色，天资自然不假，雕琢莹而光色焕烂。”⑤《太平御览》卷807《珍宝部六·贝》引《南方异物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588页。

“玳瑁形似龟，出南海巨延州。”⑥《太平御览》卷807《珍宝部六·瑇瑁》引《广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567页。日南郡卢容县（今越南顺化）附近的南海之中是重要的玳瑁产地。玳瑁传说有解毒和辟邪的功能，所以深受古人喜爱。“玳瑁解毒兼云辟邪，余寄居广南，日见卢亭（海岛夷人）获活玳瑁龟一枚，以献连帅嗣薛王。王令生取背甲小者二片，带于左臂上以辟毒。”⑦《太平御览》卷943《鳞介部一五·玳瑁》引《本草经》，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190页。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朝贡东汉桓帝，所携带贡品除了犀角、象牙之外，就是玳瑁。

华南沿海是珊瑚重要产地。“珊瑚洲，在县南五百里。昔有人于海中捕鱼得珊瑚。”⑧《太平寰宇记》卷157《岭南道·广州》，文渊阁四库全书。“珊瑚生大秦国，有洲在涨海中，距其国七八百里，名珊瑚树洲。底有磐石，水深二十余丈，珊瑚生于石上。初生白，软弱似菌。国人乘大船，截铁网，先没在水下，一年便生网目中，其色尚皇，枝柯交错，高三四丈，大者围尺余。三年色赤，便以铁钞发其根，击铁网于船，绞车举网还载鉴凿，恣意所作。”⑨刘义庆撰，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下卷《汰侈》注引《南州异物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83页。西晋贵族王恺和石崇斗富的典故广为人知。晋武帝赐给王恺高二尺许的珊瑚树，“世所罕比”。王恺以此在石崇面前炫耀，却被石崇顺手击碎，进而出示自己高三四尺的珊瑚树六七株，使王恺“怳然自失”⑩（唐）房玄龄等：《晋书》卷33《石崇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07页。。而这些珊瑚是石崇担任荆州刺史时抢劫通过海上丝路北上的“远使商客”而来。

琉璃、玻璃、水精。琉璃又称为流离。《汉书·地理志》中记载，西汉汉武帝曾派出汉使“黄门译长”从徐闻、合浦出发，沿海上丝路出使海外，求明珠、“璧流离”和奇石异物。这里的“璧流离”当属琉璃的一种。“琉璃出黄支、斯调、大秦、日南诸国。”[11]《太平御览》卷807《珍宝部·琉璃》引《广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591页。琉璃碗在魏晋时期仍然十分珍贵，曾经被列入皇帝赏赐朝臣的物品名单之中。晋朝皇帝曾赏赐大臣诸葛恢琉璃碗一件。曹魏鱼豢《魏略》曾记载：“天竺国人商贩至京，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砺山石，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①《太平御览》卷807《珍宝部·琉璃》引《魏略》，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591页。唐传奇小说《梁四公记》亦载：“扶南大舶从西天竺国来，卖颇黎镜面，广一尺五寸，重四十斤，内外皎洁，置五色物于其上，向明视之，不见其质。”②《太平御览》卷808《珍宝部（七）·颇黎》引《梁四公记》，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592页。其说法当有一定依据。“大秦国，一名黎难，宫室皆水精，为柱，食器亦然。”③《太平御览》卷880《珍宝部·水精》引《魏略》，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592页。晋葛洪的《抱朴子》记载：“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以铸作之者。”④葛洪撰，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增订本）卷2《论仙》，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页。

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世界文明形成的方式主要有西式和非西式两种，非西式即世界式，其贸易活动主要是宝货贸易⑤张光直：《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燕京学报》新6期，1999年5月。。可见，珍珠、香料、犀角、象牙等宝货贸易在当时是多么重要。

二、“州郡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早期华南海上丝路商贸的管理

对于早期海上丝路的贸易活动，历代地方政府都深度参与其中，成为最大获益者。“（南海）郡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历政以为常。”⑥姚思廉：《梁书》卷33《王僧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470页。“半价就市”“买而即卖”“其利数倍”“政以为常”，寥寥数语，准确概括出地方政府在海外贸易中的角色和地位。在这种政治生态和经济环境下，担任地方最高长官的刺史或者太守，很难独善其身。“旧交阯（趾）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前后刺史率多无情行，上承权贵，下积私赂，财计盈给，辄复求见迁代，故吏民怨叛。”⑦（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31《贾琮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11页。“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然多瘴疫，人情惮焉。唯贫窭不能自立者，求补长史，故前后刺史皆多黩货。”⑧《晋书》卷90《吴隐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41页。这种现象早已引起史家的注意。吕思勉先生曾敏锐地指出：“宦于南方者，遂多贪墨之徒。”⑨《吕思勉读史札记》（增订本），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80页。公元前54年，西汉宣帝时期“（湘成）侯益昌嗣，五凤四年，坐为九真太守盗使人出买犀、奴婢，赃百万以上，不道，诛。”⑩《汉书》卷17《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56页。成为史书明确记载的华南地区因为贪腐被惩处的地方长官。继湘成侯益昌之后，魏晋南朝时期，华南地区不断有地方守牧身陷贪腐丑闻，轻者被贬官，重者被处死。试举数例：东晋“褚叔度（378-424）为广州刺史，在任4年，广营资货，贿财丰积，坐免官，禁锢终身”[11]《册府元龟》卷700《牧守部·贪黩》，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96年，第8346页。。南朝宋广州刺史“韦朗，莅全虐法，暴浊是彰，于州所造镂银铭二枚，朱牙楯二十幡，朱画青绫盾三十五幡，犀皮铠六领，杂白莞席三百二十二领，银涂漆（一作“泥”）屏风二十三床，又绿沈屏风一床，铜镜台一具”①《全宋文》卷49《奏劾韦朗》，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84页。，被罢黜南朝宋文帝时期刘道锡为广州刺史，“坐贪纵过度，自杖”②《册府元龟》卷700《牧守部·贪黩》，台北：台湾中华书局影印本，1996年，第8346页。。刘道锡担任广州刺史期间，为报答权臣庾仲文的提携之恩，送给庾仲文一辆白檀牵车当座驾，其装饰之奢侈豪华，甚至惊动了宋文帝。③《南史》卷35《庾仲文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13页。南齐尚书令王晏弟弟王诩任广州刺史期间，“多纳赇货”，被“不惮权家”的御史中丞袁昂依法弹劾。④《南史》卷26《袁昂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10页。这些贪腐行为，不仅对华南地区的对外贸易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严重者甚至导致社会动乱，危及地方政权。“初，徼外诸国尝赍宝物自海路来贸货，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贪利侵侮，十折二三。至（晋）刺史姜壮时，使韩戢领日南太守，戢估较太半，又伐船调枹，声云征伐，由是诸国恚愤。且林邑少田，贪日南之地，戢死绝，继以谢擢，侵刻如初。及览至郡，又耽荒于酒，政教愈乱，故被破灭。”⑤《晋书》卷97《林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46页。

华南地区的社会稳定，政通人和，经贸繁荣，需要有作为、清正廉洁的地方长官，名臣孟尝、贾琮、吴隐之、王劢堪称典范。“中平元年（184），交阯（趾）屯兵反，执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称‘柱天将军’。灵帝特敕三府精选能吏，有司举（贾）琮为交阯（趾）刺史。琮到部，讯其反状，咸言赋敛过重，百姓莫不空单，京师遥远，告冤无所，民不聊生，故聚为盗贼。琮即移书告示，各使安其资业，招抚荒散，蠲复徭役，诛斩渠帅为大害者，简选良吏试守诸县，岁间荡定，百姓以安。巷路为之歌曰：‘贾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饭。’在事三年，为十三州最，征拜议郎。”⑥《后汉书》卷31《贾琮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11-1112页。吴隐之载《晋书·良吏传》：“朝廷欲革岭南之弊，隆安（397-401）中，以隐之为龙骧将军、广州刺史、假节，领平越中郎将。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门，有水日贪泉，饮者怀无厌之欲。隐之既至，语其亲人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越岭丧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饮之，因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干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及在州，清操喻厉，常食不过菜及干鱼而已，帷帐器服皆付外库，时人颇谓其矫，然亦终始不易。账下人进鱼，每剔去骨存肉，隐之觉其用意，罚而黜焉。”⑦《晋书》卷90《吴隐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41-2342页。南朝梁武帝时期，王劢任广州刺史，“广州边海、旧饶，外国舶至，多为刺史所侵，岁不过三数，及（王）劢至，纤毫不犯，岁十余至。俚人不宾，多为海暴，劢征讨所获生口宝物，军赏之外，悉送还台。前后刺史皆营私蓄，方物之贡，少等天府。自劢在州，岁中数献，军国所须，相继不绝。（梁）武帝叹曰：‘朝廷便是更有广州。’”⑧《南史》卷51《王劢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62页。《陈书·王劢传》载：“时河东王为广州刺史，乃以劢为冠军河东王长史、南海太守。王至岭南，多所侵掠，因惧罪称疾，委州还朝，劢行广州府事。越中饶沃，前后守宰例多贪纵，劢独以清白著闻。入为给事黄门侍郎。”⑨《陈书》卷17《王劢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238页。由于广州刺史的盘剥侵吞，使得外国货船每年到广州者不超过三批次，而“纤毫不犯”“清白著闻”的王劢担任南海太守期间，外国货船每年到达广州的数量超过十余批次。

朝廷也逐渐认识到，华南沿海地方长官深度参与外贸管理，会产生诸多弊端，到了唐朝终于出现了专司外贸管理的官员——司舶使。珍珠业一直是合浦郡的支柱产业。合浦地方长官对珍珠业和珍珠贸易的管理，是合浦郡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东汉循吏孟尝担任合浦太守，曾采取有力措施促进合浦采珠业的健康发展。“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阯（趾）比境，常通商贩，贸籴粮食。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阯（趾）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货流通，称为神明。”①（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76《循吏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473页。西晋陶璜担任交州刺史期间，也曾经为合浦珍珠贸易的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陶璜曾上书朝廷：“合浦郡土地硗确，无有田农，百姓唯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贸米。而吴时珠禁甚严，虑百姓私散好珠，禁绝来去，人以饥困。又所调猥多，限每不充。今请上珠三分输二，次者输一，粗者蠲除。自十月讫二月，非采上珠之时，听商旅往来如旧。”②（唐）房玄龄等：《晋书》卷57《陶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61页。“凡采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祷。若祠祭有失，则风搅海水，或有大鱼在蚌左右。自蚌珠，长二寸半，在涨海中。其一寸五分，其光色，一旁小平，形似覆釜，为第一。珰珠凡三品，其一寸三分，虽有光色，形不员正，为第二。”③《太平御览》卷803《珍宝部·珠下》引徐衷《南方草物状》，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568页。陶璜主张依据珍珠品质分为三等，上等珍珠三分之二上交官府，次等三分之一上交官府，三等以下听任民间经营，政府免除相关税收，明确划分官府与民间经营珍珠业的范围和比例，保证民间珍珠贸易的生存空间，被晋武帝采纳。

三、“蛮州市用银”——华南地区以金银为本位的贸易区域的形成

“海国战骑象，蛮州市用银。”唐代诗人张籍的诗，描绘出一幅华南沿海地区独特人文风貌的历史画卷。早在西汉时期，汉使出南海就是“赍黄金杂缯而往”，这很值得注意。黄金在东西方贸易中的作用与丝绸一样重要。谢弗指出岭南和安南地区是唐朝重要的金银产地：“唐朝本土主要的黄金产地在四川……但是比四川更重要的黄金产地是岭南、安南的金矿。这些金矿往往分布在只有土著人居住的崎岖深险的地方。唐朝的银的生产集中在岭南和安南地区。”④爱德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548-555页。岭南地区成为重要的金银产地，应在汉代就已初见端倪。九真郡境内的居风山是著名的黄金产地。日南郡卢容县有采金浦。东汉初年征侧、征贰起义，为躲避马援汉兵追捕，曾躲藏在交趾郡麊泠县的采金矿洞之中。南朝沈怀远的《南越志》载南海县有金山，“金沙自是而出”⑤《太平寰宇记》卷157，引《南越志》，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汉书·地理志》曾将银列为粤地著名特产。

在与华南比邻的广大的东南亚地区，金银的使用更为广泛。古代东南亚地区是著名的金银产地，有崇尚和使用金银器皿的传统。2世纪末在中南半岛上出现的林邑和扶南两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都曾向中国皇帝贡献过银钵、金盘、金碗、金钲等。1942年在湄公河的支流巴萨克河与泰国湾之间的平原上发现著名的奥开奥（Oc-eo）遗址，被认为是扶南国的海港，其中出土了许多以金制品为主的文物，如金戒指、金耳饰、罗马金币等，其中1枚罗马金币的年代是公元152年⑥冈崎敬著，周红译：《民族文化和东西文化的交流——石寨山遗址和奥开奥遗址》，云南省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印，1985年。。

1984年在广东遂溪县发现了一批南朝时期窖藏的金银器，其中包括刻有阿拉美字体的银碗、萨珊波斯的银币，无疑是华南沿海与伊朗之间海上贸易的物证，证实了外国银币在岭南地区的流通，说明南朝时期岭南地区已经成为一个以金银为本位的特殊地区①参阅姜伯勤《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伊兰人：论遂溪的考古新发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1991年。。东晋时期“广州市司用银易米”②《太平御览》卷812，引《广州记》，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第3609页。。“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广之城，全以金银为货。”③《隋书》卷24《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689页。华南地区在南朝时期成为以金银为本位的地区，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最重要的因素无疑是海外贸易因素。魏晋南朝时期，华南地区的海外贸易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至于南夷杂种，分屿建国，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环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牣积王府。”④《南齐书》卷58《东南夷》，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018页。“火耕水耨，弥亘原野；盗贼皆偃，工商竞臻，粥米商盐，盈衢通肆；新垣既筑，外户无局，脂脯豪家，钟鼎为乐。扬祛洒汗，振雨流风；市有千金之租，田多万箱之咏。”⑤《广州刺史欧阳頠德政碑》载《广东通志·金石略》，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6页。

四、“世界体系”的雏形——早期华南海上丝路民间贸易历史地位的重新审视

海上丝路和南海贸易的重要性，在两汉时期已经逐渐凸显。“到基督教纪元初期，这些贸易路线继续延长，把原先东南亚各地孤立的交易体系联结起来，纳入一个巨大的网络，这个网络从西欧通过地中海盆地、波斯湾和红海延伸到印度、东南亚和中国……这个网络被人们称为世界体系。”⑥[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贡德·弗兰克的这段论述，对于我们理解早期海上丝路民间贸易的重要性极具启发意义。番禺、交趾以及华南沿海地区在这个“网络”或“世界体系”中曾经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与官方的朝贡贸易相比，海上丝路的民间贸易历史更为悠久，影响更为深远。吕思勉云：“以海道论，《史记·货殖列传》谓南海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即后世西、南洋物也，则秦汉未并南越时，中国与西、南洋久相往来矣。是知民间之交通，必先于政府。”⑦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30页。南洋史专家许云樵言：“中国与南洋之交通也，官民异趣：官方虽出政治作用，民间则受经济支配。”⑧许云樵：《南洋史》上卷，新加坡：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1961年，第13页。在海上丝路沿线，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出土了大量汉代陶器和陶片，器型和纹饰图案风格与广东沿海汉墓出土的陶器完全一致。20世纪90年代，考古学家对越南中部广南省的茶丘布召遗址进行发掘，经碳14测定，最早属于公元1世纪。距东汉日南郡的南部边境只有数十公里的布召遗址所出土的器物，反映出其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同时又有罗马文化的影子。这些无疑是早期海上丝路民间贸易的历史见证。

印度是中西方交往的桥梁，在古代中西方的交往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天竺国（今印度）在东汉和帝时期（89-105），曾多次派遣使者，历经千难万险，经过西域地区，沿着丝绸之路来到洛阳朝贡。后来因为西域发生动荡，东汉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权，双方的关系被迫中断。直到东汉桓帝时期（147-167），天竺使者另辟蹊径，取道南海，即由陆上丝绸之路改为海上丝绸之路，再次来华，才使得双方的交往重新得以恢复。公元159年、161年两次经南海，沿海上丝路来华朝贡。台湾学者邢义田在《汉代中国与罗马关系的再检讨》一文中曾指出，由于中间势力的阻隔，罗马和印度的关系主要是经由海路，罗马钱币极少出现在印度北方与西方往来的要道上，而几乎全部出现在南方海路的贸易点上①邢义田：《汉代中国与罗马关系的再检讨（1985～1995）》，《汉学研究》1997年第1期。。一语道出海上丝路的重要性。

历史上的陆上丝路和海上丝路，就像一对孪生兄弟，相伴而生，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共同构成我国对外交往的两大通道。汉武帝在经略西域，开辟陆上丝路的同时，也派出“汉使”，探索海上丝路。《汉书·地理志》对此有记载：属于黄门的“汉使”船队，携带丝绸和黄金，从汉朝南部海疆“日南障塞、徐闻、合浦”，即今天的北部湾和越南中部一带出发，在沿途土著人的护送下，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先后到达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为汉朝皇室采购明珠、璧琉璃等海外奇珍异品。一般认为，这里提到的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大致在今天东南亚中南半岛、马来半岛一带，夫甘都卢国在今缅甸境内，已程不国在今斯里兰卡，黄支国在今印度南部。印度南部的坦焦尔和迈索尔都曾出土过西汉前期的中国古钱币，成为中国与印度海上交往的历史见证。笔者曾撰写论文指出，南印度出土的西汉前期的古钱币，应该与西汉前期在西南地区异常活跃的巴蜀商人集团有关。②周永卫：《西汉前期的蜀商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西南丝路与海上丝路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换句话说，广义的海上丝路是可以包含西南丝路的。从云南出境，经缅甸抵达孟加拉湾，或沿伊洛瓦底江、怒江（境外称萨尔温江）、澜沧江（境外称湄公河）顺流而下，抵达安达曼海、暹罗湾，再向西穿越印度洋，不正是海上丝路吗？西南地区的学者又把西南丝绸之路称为南方丝绸之路③段渝：《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前言，第1页。，某种意义上，也透露出海上丝路与南方丝路关系密切的信息。

公元97年，东汉西域都护班超曾派遣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在抵达波斯湾后，望海止步，无功而返，失去了最早的中西方直接接触的大好机会。70年之后，即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贡献，终于完成了中西方两大文明的直接对话。这是公认的有史以来中西方文明的首次直接接触。大秦使者（或假冒使者名义的罗马商人）第一次来华是沿海上丝路，而非陆上丝路，其原因令人深思，无疑与海上丝路民间贸易的繁荣有关。吊诡的是，载入史册并被海内外学者广泛认可的中西方的最早直接接触，是由西方人而非中国人完成的，是经由南方的海上丝路，而非北方的陆上丝路。“大秦国……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今伊朗境内）交市于海中。”④《三国志》卷30，注引《魏略·西戎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61页。究其原因，汉使出海主要是为了“求宝”，而非寻觅商机。张骞西域之行是为了寻找对付匈奴的战略伙伴，甘英出使大秦，同样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经济目的。因此，早期华南海上丝路民间贸易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需要重新审视，深入研究。

责任编辑：赵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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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卫，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秦汉史、岭南历史文化；广东，广州，510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