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刚

达斡尔迁徙、口头叙事与祖先记忆①

吴 刚

口头叙事是民众记忆历史的工具之一，对于没有文字的达斡尔人来说，尤为重要。17世纪前后，关于达斡尔迁徙的文献记载并不是很清晰，如果转换一个视角，从达斡尔口头叙事出发，则会有另外的收获。从达斡尔“地名”“抗俄”“驻防”口头叙事资料中，我们发现，达斡尔人记忆指向重要事件，且赋予神性。这些口头叙事历经世代，不断叠加了讲述者所阐释的历史，成为具有历史感的文本。

达斡尔族 迁徙 口头叙事 祖先记忆

对于达斡尔族历史，中国典籍记载最早的是《清圣祖实录》②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分院历史研究所编：《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史料摘抄（清实录）》，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2年。，记于康熙六年（1667）六月，记载的有关情况也比较简单。达斡尔人自己撰写的第一本史书是花灵阿的《达斡尔索伦源流考》③花灵阿：《达斡尔索伦源流考》，载孟志东编著《中国达斡尔族古籍汇要》，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7年。，写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俄罗斯学者的记载，笔者看到的最早记录是19世纪中叶P.马克的《黑龙江旅行记》④[俄]P.马克：《黑龙江旅行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由此出现一个问题，17世纪前后，有关达斡尔迁徙的文献记载并不是很清晰，如果转换一个视角，从达斡尔口头叙事出发，也许会有另外的收获。

口头叙事是民众记忆历史的工具之一，对于没有文字的达斡尔人来说尤为重要。本文试从萨满祭词、故事、民歌等来源于口头叙事的资料出发，选取“地名”“抗俄”“驻防”三个关键词，分析达斡尔人如何记忆迁徙历史。“地名”“抗俄”“驻防”这三个关键词，反映的是达斡尔族历史接续发生、彼此相关的三个历史阶段，把其串联在一起，则具有了时间流动与空间地理转换概念，并带来厚重的历史感。

一、从“地名”的口头叙事看达斡尔迁徙

自明初以来，达斡尔人分布在西起贝加尔湖、东至牛满河、北自外兴安岭、南达黑龙江的广大地域。17世纪初，满族崛起，征服黑龙江中游地区。17世纪40年代，沙俄入侵，随即达斡尔人陆续从黑龙江左岸南迁至嫩江流域，在此定居下来。①参见满都尔图主编：《达斡尔族百科词典》，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7年。几百年来，达斡尔人对祖先居住的黑龙江流域等地的地名记忆深刻，留存于丰富的祭词、民歌、传说等口头叙事材料中。

达斡尔族的萨满祭词《“霍列力·巴日肯”祷词》有这样几句内容：“在济·西勒克尔河的方向/在额尔古纳河的根源/在森齐勒山崖的山嘴/在森格泉子的渊源/由叟西山洞起家……从那里开始发轫/在黑龙江有籍贯/顺着黄江下来时/把所有的“毕尔吉”集合起来……”②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47-249页。这里节选的萨满祭词依次出现了两条河流、一座山崖、一条泉水、两条江水，即“济·西勒克尔河”“额尔古纳河”“森齐勒山崖”“森格泉子”“叟西山洞”“黑龙江”“黄江”。这里面“济·西勒克尔河”即石勒喀河③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47页。，早在元明时期，达斡尔人就居住在石勒喀河、额尔古纳河流域。苏联学者称，“从前达斡尔族人居住于贝加尔湖之东。因此，外贝加尔地区，特别是石勒喀河和额尔古纳河上游，至今还往往称作达呼里亚地区”④[苏联]莫柴也夫：《中国的东北》，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6页。。这篇祭词流露出达斡尔人迁徙的轨迹，从“济·西勒克尔河”“额尔古纳河”“森齐勒山崖”“森格泉子”“叟西山洞”起家，迁徙到“黑龙江”“黄江”，“黄江”就是“精奇里江”。在“黑龙江”“黄江”，“把所有的‘毕尔吉’集合起来”,“毕尔吉”应是“氏族”名称，这句话也就是“部落统一”的意思。另一篇祭词《吉雅其·巴日肯祷词》内容是：“原籍在黑龙江/根源在黄江/在济河上高鸣/在江水中游泳。”⑤满都尔图主编：《达斡尔族百科词典》，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234页。另一篇故事《狗尾巴和五谷穗》开篇提到，“传说很久很久以前，住在哈热慕如上游的达斡尔人……”⑥《达斡尔资料集》编辑委员会、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编：《达斡尔资料集》第三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775页。其中，“哈热慕如”就是“黑龙江”。可见，达斡尔人对黑龙江、精奇里江记忆深刻。

清代达斡尔族诗人敖拉·昌兴于1851年随黑龙江将军英隆巡察额尔古纳河、格尔毕齐河的边卡界线时，写下名篇《巡察额尔古纳、格尔毕齐河之歌》，其中有这样一段：“扬名于世的雅克萨城/敖拉姓氏在这里发祥/观其废墟遗址/四方壕堑清晰可辨/天然要隘乌鲁苏河湾/乌力斯姓氏从这里发展/眺望其生成的轮廓/团团环绕似城垣。”⑦该篇340行，原文作为国家一级文物，珍藏在黑龙江博物馆。敖拉·昌兴《ergunee gerbiq hwaregi baiqaaj iqsen uqun》（巡查额尔古纳、格尔毕奇之歌），简称《巡边记》。材料来源于敖·毕力格主编的《达斡尔文学宗师敖拉·昌兴资料专辑》，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393-437页。汉译文采用的是奥登挂、呼思乐译翻译的《达斡尔族传统诗歌选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94页。敖拉·昌兴又名阿拉布登，字芝田，号昌芝田，呼伦贝尔索伦左翼正白旗（今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人。生于清朝嘉庆十四年（1809），卒于光绪十一年（1885），终年76岁。他是清代达斡尔族有史记载的最早的文人，在文学与文化方面的贡献是借用满文字母拼写达斡尔语创作“乌钦”⑧乌钦是达斡尔族口头传统，已被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开创了达斡尔族书面文学，堪为达斡尔族文学宗师。他的这篇作品是记载达斡尔人生活地域的重要文献。敖拉·昌兴到黑龙江流域，看到雅克萨城遗址，看到乌鲁苏河湾，并称达斡尔敖拉姓氏、乌力斯姓氏分别从这里发祥。“黑龙江”在达斡尔人心目中地位非常重要，达斡尔族诗人金荣久在其诗歌《观黑龙江、额尔古纳河感》中也说：“我坐在高山之巅/眺望黑龙江之洪流/我站立在空旷的江畔/凝视着额尔古纳河之水流。”①奥登挂、呼思乐译：《达斡尔族传统诗歌选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5页。诗人对黑龙江、额尔古纳河，生发出历史思绪。这些达斡尔族民歌有一个共性特点，都指向了黑龙江流域。

目前，达斡尔族的莫日登哈拉族谱、鄂嫩哈拉族谱、金奇里哈拉族谱、敖拉哈拉奎力浅支系族谱、郭布勒哈拉满那支系族谱、楚尔哈苏都日哈拉族谱，均可追溯到16世纪中后期。②满都尔图主编：《达斡尔族百科词典》，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198-201页。其中，阿那保家谱《勤勇公阿那保纪恩录》载：“臣名阿那保，是达斡尔族郭布勒氏人，始祖沙尔呼达，世居黑龙江郭布勒阿彦地方，即精奇里江东岸，布丹河北郭布勒屯……顺治六年编入正白旗，赐世袭佐领，移住讷谟尔河北岸满那屯（齐齐哈尔城东北四百余里）。”③满都尔图主编：《达斡尔族百科词典》，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69页。也就是说，郭布勒哈拉家谱指向黑龙江、精奇里江流域。可见，族谱也在夯实和传递着祖先的历史记忆。

与姓氏有关的传说《“鄂嫩哈拉”的传说》讲述：“过去，达斡尔族鄂嫩哈拉的人住在鄂嫩河边，因而称自己的哈拉为‘鄂嫩哈拉’，后来迁居布特哈时，也是套大轱辘牛车来的。车的拉杆坏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盖房子定居下来。那时候，鄂嫩哈拉的祖先有弟兄七个，分居在七个村子。”④《达斡尔资料集》第三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8页。据资料记载，17世纪初，黑龙江中上游的达斡尔人有18个哈拉，分布在40余个村屯城寨之中，著名的城寨有郭布勒、额苏里、德都勒、博和里、雅克萨、铎陈、多金、托尔加、科科列伊等。⑤满都尔图主编：《达斡尔族百科词典》，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25-30页。达斡尔人迁徙到新的地域后，沿用了一些古地名。据《盛京通志》考证，在明代卫所中，今黑河市瑷珲区境内有忽里吉山卫、托里山卫、窝集昆河所。其中，忽里吉山卫又叫呼拉尔吉山卫，在今富拉尔基屯附近。如今的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就与黑河市坤河乡富拉尔基村有关。哈巴罗夫殖民者侵入黑龙江先后在黑龙江上中游修建了阿尔巴津（雅克萨）、呼玛尔等城堡，并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桂古达尔惨案。如今的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雅尔赛镇，就沿用了在黑龙江北岸的雅克萨城名。“雅尔赛”是顺治年间由黑龙江北岸南迁嫩江流域的敖拉哈拉雅尔斯莫昆建立的屯子。

以上，萨满祭词、民歌、谱牒、姓氏传说说明，达斡尔人对黑龙江流域的地名记忆深刻。可见，这种祖祖辈辈流传下的记忆尤为牢固。

二、从“抗俄”的口头叙事看达斡尔迁徙

达斡尔人从黑龙江中上游迁徙到嫩江流域等地，直接因素就是躲避沙俄入侵，在这过程中，达斡尔人自发并在清政府领导下进行了顽强的反抗与斗争。在达斡尔口头传统中，留下了丰富的抗俄叙事。

达斡尔族反映英雄莫日根战胜莽盖的英雄史诗和英雄故事不胜枚举，最为典型的就是儿童非常喜欢的《去杀莽盖》⑥《达斡尔资料集》第三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616-617页。，其内容是男孩子带着刀子、耳朵、眼睛、锥子、鸡蛋、鲶鱼、红棒、白棒去杀莽盖。还有《大萝卜》①《达斡尔资料集》第三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651-652页。以及异文本《萝卜姐妹》②《达斡尔资料集》第三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818-821页。，讲述了莽盖吃掉一位母亲之后，假扮这个母亲回家，晚上吃掉了老三妹妹。老大和老二姐妹俩机智勇敢地逃出且杀掉了莽盖。“莽盖”，达斡尔语叫“Manggai”，满语中有对应的“Manggni”一词，其中“Mang”是“大、巨大”之义，“Manggni”则是“大人、巨人”之义。在达斡尔语中，“Manggai”有“巨大”的基本涵义，实际上，就是恶魔。这个恶魔“是劳动人民针对穷凶极恶的反动头目所用的隐喻性代称。”③孟志东：《达斡尔族民间故事评介》,载内蒙古自治区达斡尔学会编《达斡尔族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08页。在达斡尔族英雄史诗和英雄故事中，“莽盖”往往是半人半鬼的巨魔，是长着三个、五个、九个甚至更多脑袋的庞然大物，浑身是毛，嗜血成性，残害生灵，掠人妻女，散布瘟疫，是十恶不赦的乱世魔王。其实，达斡尔人也把罗刹的形象附会添加到“莽盖”身上。达斡尔族母语诗人莫德尔图④莫德尔图，1935年生，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西瓦尔图镇小库木尔屯莫日登哈勒人。曾任中共呼盟委政法委书记。代表作《战罗刹与奇三告状》，香港：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用达斡尔语创作了长篇评书《战罗刹》，他把侵略者波雅科夫就称为“莽盖”。

《大马哈鱼游到库玛尔河》⑤《达斡尔资料集》第三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930-931页。讲述的是雅克萨之战，清兵断了粮食，朝廷不能即刻把粮食送到黑龙江去。皇帝向龙王求救，龙王派大马哈鱼群出海救援，清兵捞起大马哈鱼充饥，并喂战马，最终战胜罗刹。这个故事反映了当时粮草断绝、战争艰难的情况。

《萨将军的炮》⑥《达斡尔资料集》第三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894-896页。讲述的是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使用中国自造、威力无比的大炮战胜罗刹的故事。故事具有神奇的情节：大炮落到罗刹手上，罗刹向我方开炮，但大炮不听使唤，自动把方向调转向罗刹一方，并自动炮击了瑷珲城内签订《瑷珲条约》的罗刹们。

1977年，台湾达斡尔人胡格金台用满文记录整理了《达斡尔故事》⑦转引自赵志忠《清代满语文学史略》，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年。，内容是清初达斡尔人抗击沙俄的民间故事。该记录共分十七则，主要讲少年英雄巴图的故事。

达斡尔人在迁徙过程中，对抗击沙俄的事件记忆深刻。这些口头叙事，虽然缺少更为具体的史实，但却体现出了达斡尔人自己的记忆情感。通过神奇性的情节，表达了对沙俄入侵者的愤怒之情。可见，达斡尔民间对抗击沙俄有着自己的叙述话语。

三、从“驻防”的口头叙事看达斡尔迁徙

清初，一部分达斡尔人迁徙到新疆伊犁、齐齐哈尔、呼伦贝尔、呼兰等地驻防。由此，几百年来，达斡尔人对驻防与征战的传说、故事、民歌，不绝于耳，深深地刻在记忆之中。

齐齐哈尔城始建于清康熙三十年（1691），围绕齐齐哈尔建城，民间广为流传《风刮卜奎》⑧《达斡尔资料集》第三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902-903页。的传说。这则传说讲的是，清政府要在江西达斡尔村屯建城，让百姓搬出。达斡尔人不满意，在苏义爷爷的指挥下，假借风力把建城工地材料运到了江东。都督以为是天意，于是建城在江东。风刮卜奎传说就此传开。根据史料以及研究证明，齐齐哈尔城是民建，非官筑，这就反映了达斡尔人从黑龙江北岸迁徙到嫩江流域后，重建城池的历史事件。

清代，部分达斡尔官兵到新疆伊犁、呼伦贝尔等地驻防。由此，也留下了丰富的黄马故事。故事《黄马和花狗还乡的传说》①《达斡尔资料集》第三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912-913页。流传于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和新疆伊犁，讲述的是清代一青年男子带着黄马和花狗出征，多年后，黄马和花狗返回家乡，黄马背上还有马鞍。主人拿下马鞍时，马鞍带起了马背上的一层皮肉，一股股鲜血顺着马背流下来。这个故事还有很多异文②新疆出现了《黑马与黄狗的故事》，载布荣华《新疆达斡尔族屯垦戍边的历史和主要贡献》，任少武主编：《伟大的民族精神 不朽的保国功绩——纪念达斡尔、鄂温克族新疆戍边250周年文集》，新疆塔城达斡尔族历史语言文化研究学会内部资料，2013年，第223页。，并且还出现在达斡尔族乌钦中，即《思念远戍伊犁之亲人》，作者佚名。全诗96行，叙述了儿子离家从军，多年后黄马返回，母亲痛苦的心情。其中一段是：“走出大门外/真令我心惊肉跳/我们的小黄马/果然站着嘶叫//我的大儿子和大儿媳/不知如今在何地。”③奥登挂、呼思乐译：《达斡尔族传统诗歌选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7页。这个故事虚构想象的成分大，黄马不太可能从万里跑回，只不过达斡尔百姓在黄马身上寄托了思念亲人的情感。那为什么把情感寄托在骏马尤其是黄骏马上呢？是因为骏马在达斡尔史诗和英雄故事中充满了神性，黄骏马更为典型。在英雄史诗《阿勒坦嘎乐布尔特》中，讲述的阿勒坦嘎乐布尔特在金黄骏的帮助下战胜了公野猪、西海大蟒蛇的故事；《小子和黄马》④《达斡尔资料集》第三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364-367页。故事讲述了安本儿子在黄马的帮助下战胜了莽盖；《萨吉嘎尔迪汗与卡索金》⑤《达斡尔资料集》第三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699-702页。故事讲述了卡索金在黄马的帮助下战胜了莽盖。英雄的马是人格化的马，会说话，与主人交谈、预测战情、出谋划策，能够对付敌人。这说明了征战年代，达斡尔人对骏马寄托了无限情感。“黄马”故事侧面反映了达斡尔官兵在驻防与征战中所付出的牺牲与代价。

达斡尔族口头传统乌钦《博霍勒带和博坤绰》⑥《达斡尔资料集》第三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1039-1044页。的内容是：出征的弟弟博霍勒带临死前，让哥哥博坤绰带回遗嘱：“请你转告我母亲，让我们莫昆的人商议。我死后，愿当登特科莫昆的‘斡卓热巴尔肯’，活着我未能照顾家人，死后，我愿保护全莫昆。让所有失去儿子的妈妈得到安慰，让我们莫昆的所有失去爸爸的孩子，生活上有保障，让所有失去男人的寡妇精神上有寄托。”还给哥哥博坤绰唱诵了一首乌钦，以谜语的形式讲述了自己的情况。哥哥回家给妈妈转述了弟弟的所唱内容，妈妈哭着唱出了谜底：“妞妞哇！妞妞！到当阳城得了二十两银子，是说你受了二十处伤。”“春天在黑缎子上打滚，是说你在黑土上爬行，”“嘎拉哈是稍儿的话，是说要是女孩的话，让你媳妇快改嫁。”达斡尔出征叙事很多，还有乌钦《在兵营》《湖北行》《送夫从军》等等⑦奥登挂、呼思乐译：《达斡尔族传统诗歌选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这些口头叙事同样反映了达斡尔官兵流血牺牲的史实。

上述无论是风刮卜奎传说、黄马故事，还是博坤绰乌钦，都充满了神奇特征。侧面反映了达斡尔人在驻防过程中流血牺牲的历史。①在达斡尔族驻防资料中，有一份《驻防卡伦、巡边线路图》，系清代布特哈等八旗官兵驻防卡伦和巡察边境敖包地点示意图，大约绘制于光绪二十年（1894）左右。满都尔图主编：《达斡尔族百科词典》，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82页。

四、人们如何记忆历史

从上述达斡尔“地名”“抗俄”“驻防”口头叙事资料中，我们发现达斡尔人记忆指向重要事件，且赋予神性。这些口头叙事历经世代，不断叠加了讲述者所阐释的历史，成为具有历史感的文本。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具有历史温度的众多细节，都围绕着达斡尔“地名”“抗俄”“驻防”等重要关键词展开，这体现了人类记忆的规律：那些具体的历史琐事被过滤掉，重大历史事件留存在人们记忆中，并以生动的情节保留下来。

这些口头叙事本质是一种历史记忆，这些历史记忆哪些被固化？哪些被遗忘？显然，把人们的关注点转移到重大叙事上来。传统史学关注的是重大历史事件，把具有温度的具体细节丢弃了，而这些口头叙事恰好弥补了这些不足。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视角，关注多个人为中心的多个历史，以此来增强历史温度。由于人们对重大事件的筛选记忆与传统史学关注的重大事件不谋而合，因此，口头叙事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②参见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由于口头叙事关注的是重大事件，因此我们发现口头叙事这样一则规律：口头叙事具有时代传承性，这就决定了口头叙事的非个人性并通过传奇性的情节成为集体记忆。也就是说，个体记忆依赖于集体记忆，受到集体记忆的影响，甚至取代个体记忆。当个人记忆变成集体记忆，也就具有了生命力。

从口头叙事资料出发，我们可以去理解达斡尔人如何建构自己的历史。它的价值并不在于达斡尔迁徙的历史真相，而在于心态史真相。心态史属于文化建构，它把达斡尔族的历史与现实勾连起来，把背后的达斡尔族社会文化氛围建构起来，也把达斡尔族建构起来，这对于开辟达斡尔族史及其民族史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明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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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编辑，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东北民族文学、民族文学理论；北京，100732。

① 本篇论文主体部分曾在2014年5月30日黑河市瑷珲区举办的“瑷珲历史文化论坛”上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