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荩心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 100089）

探究童蒙精粹 弘扬传统文化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童蒙文化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常荩心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 100089）

2016年8月25日至26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童蒙文化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云南大理召开，70多位海内外学者参会。会议议题广泛，涵盖自秦汉至近现代各个时期的童蒙教育及童蒙文献研究，反映了童蒙文化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

童蒙文化；童蒙教育；童蒙文献；会议综述

2016年8月25日至26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童蒙文化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云南大理召开。会议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童蒙文化专业委员会、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云南省传统蒙学研究会承办。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的70余位学者出席此次大会，会议收到论文40余篇，内容涵盖自秦汉至近现代各个时期的童蒙教育及童蒙文献研究，反映了童蒙文化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会议围绕童蒙研究方法、童蒙教育研究、童蒙出土文献研究、童蒙文献的外传、热点童蒙读物研究以及童蒙读物与现代教育等几方面展开。

1 童蒙研究方法

徐勇会长作主题演讲《我的童蒙文化研究》，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早在大学时期，徐勇教授就写下了“终身的学术计划”，立志解析中国社会结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在蒙书文献研究方面，徐勇教授先后整理出版《蒙学便读》《蒙学歌诗》《蒙学须知》《蒙学要义》等蒙学资料，并出版专著《中华蒙学读物通论》《传统蒙学与传统文化》，在《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等蒙学教材的研究上也有丰硕的成果。在塾师研究方面，徐勇教授对传统塾师任职资格、收入、社会形象等方面有深入研究。在原则方法研究方面，徐勇教授不仅研究传统启蒙教育的原则和方法，还力求整体、立体呈现传统启蒙教育的样貌或样态，并用新增订的《蒙学要义》把这一研究引向深入。

对于研究方法与心得，徐勇教授认为童蒙文化研究天地广阔，还有大量的处女地有待开垦，很多问题值得研究；并指出蒙书书目编纂的重要性，尤其专题目录是从事学术研究最有效、最必要的工具。专题目录提供了相关研究领域文献的具体数量，而且为进一步查找资料提供了线索，是研究工作的起点和基础。徐勇教授评介了现有的蒙书目录，并传授了普查目录的文献学方法与步骤。此外，徐勇教授认为蒙学相关史料的收集没有穷尽，资料的挖掘将是一项长期工作，并以自己探寻杂字蒙书为例，指出史料收集没有止境，不能倦怠。不仅如此，徐勇教授认为传统启蒙教育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童蒙文化研究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工作；了解了这些研究，就能了解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了解我们身上的文化基因，了解我们为什么会成为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2 童蒙教育研究

童蒙教育研究一直是童蒙文化专业委员会的主要议题之一。与会学者对各个时期的教育主题研究都有涉及。汉代教育以私人讲学为主，特别是在儒学兴盛的东汉，私学的发展盛况可谓达到空前。安阳师范学院仇丽萍的《汉代私学发展初探》论述了汉代私学的发展概况并作简评。对唐五代童蒙教育中的儒家经典启蒙教育，学界一直关注很少。这一时期童蒙教育内容受到了科举考试的直接影响，以《孝经》《论语》为核心，兼及“五经”的儒家经典，成了童蒙教育主要内容，也确立了后世童蒙教育重视儒家经典的传统。金滢坤教授的《唐五代儒家经典启蒙教育的考察》从童蒙教育与经典启蒙、童蒙教育中儒家经典向文学的转变、经典启蒙教育的方法等方面梳理和研究唐五代童蒙教育中经典教育的内容、方法及影响。此外，金滢坤教授还探讨了唐五代儒家经典教育的背诵、抄写、教授等主要方法，以及惩戒、因势利导等教学方式，并评价了童蒙经典启蒙教育的得失。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张靖华副教授的《唐代家庭教育的内容、特点和主要成就》探讨了唐代以读书致仕、建功立业、治生理财三方面为主要内容的家庭教育，深入讨论了唐代家庭教育从个体家庭走向社会，从而进一步达到了社会教化之目的的教育特点，并认为唐代家庭教育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研究唐代的女子教育有助于丰富中国古代教育史的研究。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景风安的《唐代女子教育研究——基于〈女论语〉和〈太公家教〉的分析》通过对《女论语》和《太公家教》两种童蒙教材的分析，认为唐代的女子教育在继承传统教育的同时，也凸显出自己的一些独有特征：更为重视贤良淑德、孝经恭顺、仁慈礼让的道德教育，强调对女子生活技能、教育子女能力的培养，力求把女子培养成孝敬恭顺、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郭娅教授《试论宋元时期商贾、农工之家的教育活动》的主题演讲探讨了宋元时期教子应举、经商并重的商贾家庭的教育活动，认为在商人社会地位提高的基础上，形成了父商子士的理想目标。当父商子士的理想无法实现时，商贾之家的教育则转向经商、盈利。官本位社会价值的取向是驱动商人教子读书的根本动力，而随着宋代农本商末的社会传统观念发生改变，商品经济也随之发展，商人群体的社会地位逐步蜕变，宋元时期商人开始考虑如何教导孩子经商的技能教育。郭娅教授认为宋元时期作为中国古代历史重要的转折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社会教育观念的变化和家庭教育活动的走向，这一时期的商贾、农工之家的家庭教育活动顺应了社会读书做官主流价值的潮流，同时商贾农工之家的家庭教育活动更趋向于以谋生为主的经商教育活动。

道德教育历来备受重视，道德类蒙养教材作为进行道德教育的载体发挥着极为重要的育人功能。随着历史的发展，道德类蒙养教材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王凌皓教授、王睿的《朱熹的道德养成教育思想研究——基于其童蒙教材及读物的分析》通过对朱熹编撰的童蒙教材及童蒙读物的分析一窥朱熹道德养成教育思想精髓，认为朱熹将道德养成置于教育之首，以“居敬”“力行”为方法，以儒家纲常名教为教育内容，重视儿童知识学习与行为习惯养成，达到“去欲存理”的道德养成目标，进而实现民风、士风之转变；朱熹道德养成教育思想的童蒙教材或童蒙读物中深厚的理学色彩体现了朱熹对道德养成关键时期——儿童期的密切关注。朱熹将知识传授与道德涵养有机结合，将“尊德性道学问”与儿童日常行为习惯密切联系，对南宋及其以后的儿童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凌皓、白少霞的《宋明时期道德类蒙阳教材的变化特征研究——以〈童蒙训〉和〈日记故事〉为例》通过比较《童蒙训》和《日记故事》两本专门的道德类蒙养教材，分析其在道德教育的内容以及编写体例等方面的差异，透视道德类蒙养教材在宋明时期所呈现的变化特征，对当今的道德教育以及相关教材的编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湖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周扬波的《宋人的儿童观——兼论“近世幼教文化两大路线之争”》通过对宋人儿童观的解读，认为熊秉真以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为近世幼教文化两大路线之争，缺乏历史依据，不能成立。而宋代以下童蒙领域最大的变化“礼下庶童”与“考下庶童”，二者形成的德育与举业之争，才是近世幼教文化两大路线之争。南昌大学邹锦良的《区域社会视域下的宋代“童子举”问题新探——以饶州为例》梳理了宋代饶州童子举的区域个案，重新审视宋代童子举及其与地方社会互动等相关问题。陕西学前师范学院黄彦震的《康乾时期索伦部童蒙文化满洲化的表现与成因探析》通过对康乾时期重要的少数民族索伦部的童蒙文化满洲化的进程的考察，梳理其表现及成因，了解当时清朝政府民族政策的形成过程，认为满洲通过童蒙文化教育和重视国语骑射，对索伦部实行满洲化教育，其目的是在文化上加强索伦部对满洲的认同。而这些政策也实行于锡伯、赫哲等东北少数民族中，构建出东北民族共同体的雏形。通过文化认同促进政治认同，起到了巩固清朝政权、加强东北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效果。人民出版社李娇龙的《礼乐教育初探》主要探讨了中国礼乐教育的由来和发展，并对礼乐教育在新时期的实践进行了探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江露露的《试论古代蒙养与慈幼的双向关系》探讨了古代蒙养和慈幼的社会政治实践以及二者的关系。大理大学戴大明的《易学视角下的蒙学教师修养研究》则为童蒙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3 童蒙出土文献及相关研究

近年来，出土文献中的童蒙内容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此次大会也将墓葬资料、敦煌吐鲁番蒙书以及太行山文书等出土文献作为主要议题之一。中国台湾地区朝阳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陈中龙副教授作《从秦汉的墓葬资料看“以吏为师”制度》的主题报告，通过湖北云梦睡虎第十一号墓与湖北江陵张家山二四七号墓出土的秦汉时期律令数据，介绍秦中央与地方“学室”的设立，分析法律文书和“以吏为师”制度的关系，并认为出土的律令数据除了是官吏日常办公使用者外，在“以吏为师”的制度下，基层官吏也可能因吏民学习法令的需要而备妥当时的律令数据，待过世后将这些资料一起陪葬。

敦煌吐鲁番地区蒙书的研究是童蒙文化的研究热点之一。兰州财经大学高启安教授所作主题报告《敦煌蒙书饮食知识系统与敦煌饮食的特殊性——以食物品名为中心》从《开蒙要训》《诸杂字》《俗务要名林》等敦煌蒙书中饮食知识系统以及食物品种特点与中原的异同等角度，判断敦煌流行食物品名的特殊性，认为这是敦煌作为饮食文化交流荟萃之地的反映，是敦煌地区饮食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敦煌人学习和掌握的必要日常知识。鉴于《俗务要名林》《开蒙要训》等蒙书读物在敦煌人知识教育中的重要作用，饮食品物虽并非全为敦煌地区流行的食物，但敦煌人也需要掌握。而社会经济类文书中所载食物品名并未都出现在这些教科书中，说明除了传入的教科书知识外，敦煌地区还有自己的饮食文本知识体系教育。笔者的《敦煌蒙书中的劝学思想》梳理《千字文》《太公家教》《古贤集》《新集文词九经抄》等敦煌蒙书文献中的劝学内容，区分先贤言论、人物典故以及世俗生活三种劝学方式和学以开智、学为所用和功利性的学优登仕三种学习目的，认为隋唐时期的劝学思想在继承前代劝学传统的同时，也存在新的发展，这种发展变化反映出不同时代教育思想的差异，也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发展变迁。广岛大学综合科学研究科任占鹏的《敦煌写本〈上大夫〉相关问题》以敦煌写本《上大夫》为主，着重探讨《上大夫》的内容含义，从音韵学的角度分析它的原貌及变化的原因，并认为“牛羊千口，舍宅不售。大王下首。甲子乙丑。之乎者也”是《上大夫》的一部分。写本中的其他内容如数字、姓氏、五言诗等，与《上大夫》一起构成了童蒙教育中相辅相成的核心内容，犹如后世《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组合成的配套童蒙教材。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张新朋的《吐鲁番出土〈千字文〉叙录——日本收藏篇》在前贤基础上将“大谷文书”中的《千字文》抄本四十一号逐一叙录，并就它们之间的关系加以探讨，整理缀合成《千字文》抄本18件，为探究《千字文》在吐鲁番地区的流传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邯郸学院收藏的太行山文书是研究华北乡村社会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可谓继敦煌文书、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之后又一重要区域发现的民间文书。邯郸学院地方文化研究院冯小红教授所作主题演讲《邯郸学院藏太行山文书所收蒙学文献概况》系统梳理了太行山文书收藏概况，将其分为综合类蒙学文献、知识类蒙学文献、识字类蒙学文献和其他蒙学文献四大类，并认为太行山所收蒙学文献特点为：时代的跨越性能够反映出蒙学教育内容的历史延续性和时代变迁，并且其文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极具学术价值。邹蓓蓓的《民间蒙书：太行山文书所收杂字文献的特点、类型及价值》对太行山文书收录大量的杂字文献详细梳理，认为杂字文献多形成于清代、民国时期，是民间蒙学教材和乡村日常生活知识普及读物。除少部分为人熟知外，多数属于濒临失传或不为今人熟知的传统教育文献，对于反映中国传统的民间教育形式构成以及处于传统教育方式向近代教育方式转折时期的乡村教育状况，具有积极的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特别是对于当今童蒙教育、农村教育以及社会的普及教育和大众教育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4 童蒙文献的外传

中国童蒙文献对古代汉字文化圈的童蒙教育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童蒙文献的外传也是本次大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台湾朝阳科技大学通识学院耿慧玲教授的主题演讲《由〈启童说约〉看越南童蒙教育的改变》将阮朝时期越南的蒙书分为三类：中国童蒙书籍在越南重刻或重抄，以中国童蒙书籍为底本加上越南学者的注释或依据原来中国童蒙书籍的内容重编，以及越南新编童蒙书。耿慧玲教授对较早新编的越南童蒙书《启童说约》的版本和内容进行探讨，认为其内容架构与中国传统知识系统相契合，但之后的新编蒙书则逐步走出使用传统中国蒙书的范畴。由《启童说约》可以看出越南民族精神教育的改变，即以新的思维来强调爱国心与民族精神的重要性，成为越南反法独立战争的基础，并认为20世纪初越南童蒙教育的教材呈现出凝聚民族精神的强烈意志和抗法独立的决心。陕西师范大学刘怡青、中正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徐筱妍的《从神童到状元——越南〈幼学五言诗〉初探》以改编自中国《神童诗》和《训蒙幼学诗》的《幼学五言诗》为主题，探讨其内容特色与韵文蒙书概况，并以《幼学五言诗》为例探讨越南对中国蒙书作品的演化或变革，使其更符合越南本身的语言文化，同时也涉及中越之间童蒙教育与蒙书的关系。

5 热点启蒙读物的研究

《弟子规》研究近年来受到童蒙研究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山西师范大学仝建平的《从序跋看〈弟子规〉的传播和内容系统》认为《弟子规》多用于私塾、义学中，其流行时间为道光至民国时期，传播区域主要集中于中原、西北、江南、西南等地，并对传世的三种内容系统进行具体分析。武汉大学国学院宗亮的《晚清民国时期〈弟子规〉传播述略》详细论述了《弟子规》的产生及流传脉络，并对《弟子规》的功用和认受过程进行了进一步的解读，认为《弟子规》在晚清民国时期的传播符合大众文化教育的规律。圣桥教育集团里京的《〈弟子规〉用于启蒙教育的思辨性探讨》针对社会上对《弟子规》用于启蒙教育扬弃的两种观点，认为《弟子规》具有教育的双重性，应使用教育思辨的观点对待《弟子规》。北京师范大学王立刚的《〈弟子规〉的历史溯源与现状分析》讨论了《弟子规》的作者、性质、流传情况和现状，认为《弟子规》本来是一种民间性质很强的儿童读物，让其回归其本来的属性、发挥其本来的功能并成为当代教育的重要补充和社会教育的一部分，才能对中国的教育、中国的社会发挥更好作用。安阳师范学院高远教授的《王令〈十七史蒙求〉编纂及其训蒙理念探讨》认为《十七史蒙求》的编纂特点是在突出育人功能的同时，又在传播历史知识和培养史学意识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其训蒙理念是核心价值的体现，反映出的中国童蒙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始终承担着传统文化的启蒙与传承的任务。陕西学前师范学院胡世强等的《中国古代神童诗现象——以寇准〈华山诗〉为例》考察了《寇准别集》《华山诗》流变及文献来源，认为应慎重运用神童诗作为研究材料，并提出无论是真实的还是存疑的神童诗，只要适当运用，对研究古代童蒙教育都有价值。华中师范大学许刚、许少玲的《〈增广贤文〉中的孝道教育》梳理了《增广贤文》中的孝道内容，认为其符合当今对孝道亲情伦理的认识，蕴含着珍贵的价值，需要在研究、普及、推广、弘扬传统童蒙文化时将其宣讲、转化。周口师范学院黄宝权的《童蒙读物〈幼学琼林〉编纂特点探析》对《幼学琼林》的编排方式、内容和表达方式等编纂特点进行了讨论与分析。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田建荣教授的《贺瑞麟与养蒙书》论述了贺瑞麟的生平、贡献和著述，梳理贺瑞麟与我国童蒙读物的关系，充分肯定其对古代蒙养教育的贡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潘帅的《晚清传记史料中的传统童蒙读物研究》在对童蒙读物的定义进行界定的前提下，用微观史学的视角，通过对晚清传记史料的整理研究，提炼出这一时期儿童启蒙常用的读物类别，并对这些童蒙读物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6 童蒙读物与现代少儿教育

云南传统蒙学研究会会长郑千山《云南蒙学教育的现状与思考》的主题演讲对蒙学的基本概念加以阐释，回顾了云南传统蒙学研究会成立12年来弘扬传统蒙学的历程、面临的困惑与取得的成就，并对童蒙教育的正确理解、规范各地的童蒙教育机构，从而做到真正继承传统的正确方式，以及如何把学术成果与现实结合等问题进行了思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石娓娓的《〈颜氏家训〉的教育思想对现代家庭教育的启示》对《颜氏家训》中父母威严而有慈、言传身教的家教原则和勤俭持家的品质进行了解读，认为应用吸收和批判的眼光审视《颜氏家训》中对现代家庭教育的价值。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张平仁的《〈孝经〉在当代孝道教育中的适用性》解读了孝道的基本内涵和评价标准以及《孝经》的特点，认为现今的孝道教育重在抓住其核心精神，转化创新具体的实施方式，使其依然能够合理存在，为新时期的道德建设、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作出贡献，《孝经》的价值也应放在这一大背景下去考察。哈尔滨王功玲致哲速读学校校长王功玲等的《浅谈近五年童蒙读物的变化趋势》以本校儿童读书情况为例，研究近五年童蒙读物的变化趋势，探究变化原因，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Exploring the Essence of Children’s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A Review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the Specialized Committee of Children’s Enlightenment Culture, China Yanhuang Culture Research Association

CHANG Jinxin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China）

From August 25 through 26,2016,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the Specialized Committee of Children’s Enlightenment Culture,China Yanhuang Culture Research Association was held in Dali,Yunnan Province.More than 70 scholars from home and abroad attended the conference,which covered a wide range of topics on children’s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and literature from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all the way to the modern period,reflecting the latest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Children’s Enlightenment Culture;Children’s Enlightenment Education;Children’s Enlightenment Literature;Conference Summary

G405

A

1005-8427（2017）04-0065-6

10.19360/j.cnki.11-3303/g4.2017.04.011

（责任编辑：陈宁）

常荩心（1986—），女，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在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