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娟

【摘要】以唯物史观解读我国传统儒学的革新，可看出其宏观层面一脉相承、与时俱进、阶段性特征较明显，微观层面具有以人为本、以德治国、知行统一等特点。在当代总体国家安全观语境下，作为意识形态层面的儒学亟待发掘、创新其思想特质以期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突破“走出去”的困境，这不仅是时代发展需求，也是儒学创新与国家文化安全辩证统一的体现。

【关键词】儒学创新 文化安全 国家安全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安全，是一种客观状态，亦是一种属性，即“安全”主体没有威胁、危险，相对稳定的状态。从符号学层面来看，“安全”是由现象能指与本质所指构成的统一体，而“安全”就存在于这个系统的关系之中。古往今来世界范围内，小到部落，大到国家，其“安全”看上去无外乎是大同小异的意符，就是稳定、不存在威胁和危险的状态，而“安全”的深层结构所指，则是不同社会背景下各安全主体系统性的考量，镌刻着时代烙印。正因如此，国家安全观才革故鼎新历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安全观等分别有所倚重的体系架构，尤其是当前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中作为非传统安全要素之一的“文化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社会事实而存在，因为它是一种符号现象，它的社会性就是它的一个内在特征。

社会化的反复造就了人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并内化为一种价值观念、生存范式，如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儒学因其独特的哲学体系而备受历代统治阶级推崇，绵延两千五百多年，早已内化为世代中华儿女的集体无意识，其内容囊括社会生活、伦理道德、哲学理念、政治思想等。面对当前“地球村”八大文明交汇交锋，新轴心时代争鸣，处于守势的中华文明能否在繁花锦簇中不被消解，开出一支文明独秀显得尤为紧要。因此，在与其他文明的交往中，中国儒学亟需返本开新，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供有力保证。

中国儒学革新历程与特征

儒学的开创可谓集上古尧舜禹文化和西周乐感文化之“大成”，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基础。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者也，金声而玉振之也。”依孟子看，孔子当属与时俱进，集大成者，其思想学说尽善尽美。近代学者王国维也曾论孔丘的集大成，称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实践躬行之学也。上至三皇五帝，下至夏殷周诸圣贤之学说，无不集合而组织之，以大成儒教；……古今东西，未见其比”。正是这一集大成之特质才使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①

从文化创新的视阈来看，中国儒学发展历经先秦元创期、两汉奠基期、魏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深化期、宋元明清造极期和现当代创新期。②一是以先秦孔孟荀为代表的原始儒学。春秋战国礼崩乐坏、诸侯争霸之时，孔子以追求和平、统一为目标，开创具体的“士”文化，以人性自觉修身、治国，其继承者孟、荀各树一帜，是一种回归自然、理想化、精神层面的学说，某种程度上与当时烽烟弥漫、富国强兵的社会需求脱节，并未得到列国统治者致用。二是两汉时期以董仲舒、《白虎通义》为代表的政治和经学儒学，儒学在此阶段首次得以充分发展并奠定其后世文化主流地位。经历了秦王朝统一全中国、严苛的法家律法、民不聊生的时局后，汉初当权者采取休养生息政策，汉武帝时社会稳定，“独尊儒术”，大儒董仲舒借鉴墨、道、名、法、阴阳等各家思想革新原始儒学，后期更是将民间巫史融入其中，使儒学与谶纬结合走向宗教化，以“天、君、臣、民”“天人感应”模式为统治者服务，导致政治层面的实用理性消解了原始儒学纯粹的精神诉求，也为第三阶段魏晋时期思辨性义理为典型特征的玄学儒学出场留下空白，玄学是崇尚老庄，调和“自然”与“名教”的哲学思潮。及至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发展如火如荼，儒释道部分因其共有“巫”性而融合，形成“佛家治心，道家治身，儒家治世”局面，促成终极关怀的道统儒学。进入宋明清时期，形成以程、朱、陆、王等为代表的性理之学，不仅强化了政治功能，而且关注修身养德之社会功能，但并没有对此划分严格界限，“法”“理”不分，走上了空谈心性的道路。近代以降，西方入侵、瓜分中国，迫使有识之士经器物、制度层面摸索，最终在观念层面——为抵制“五四”新文化“去中国化”的极端之风，以梁漱溟、熊十力等为代表的第一批当代新儒家在汇通中西文化基础上，重新诠释儒学，旨在通过对儒学的现代阐释，发扬传统民族文化。

由此，可看出宏观上儒学自产生以来的发展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阶段性特征较明显。如孔子身后，子思《中庸》将做人、治国原则系统化，荀卿在集成基础上，提出征服和利用自然的思想。之后随时代变迁，儒学经化、理化、西化革也，不得不说是进化论视角下儒学的革新与适应，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螺旋式向前发展。从微观层面来看其内容以以人为本、以德治国、知行统一贯穿始终。孔子建立了我国思想史上第一个“仁学”思想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人学。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思想，更表现出对人的重视，对人当世的看重，是以“以人为本”为出发点的“王道思想”的政治观。其后整个儒家学派皆继承这一具有人文主义思想倾向的仁学传统，并发扬光大。二曰以德治国。《大学》核心思想“八目”意在说明“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个体是家的基本元素，家是国家的最小单位，只有个体以身作则、“齐家”方能“治国”，因此在后世思想的发展中才有清初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号召，有了人人对“家和万事兴”的期冀。三曰知行统一。实践是知识和道德体现的统一体，是重熔为生活体验的智慧，创始人孔子，继承者荀子、程朱理学派、心学派王阳明等无不着重“行”之价值。

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历经三个转折点

当代我国文化安全问题的产生。国家文化伴随国家的发展而日臻完善，历史上，除元朝和满清时期外，历代国家文化无不随军事、政治等架构陨落而亡，并未得到过特别重视。及至近代，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才真正出现。从近代中国人为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对文化进行探索到当代文化安全观的转变，历经三个转折点：“五四”运动、冷战结束和21世纪社会信息化。

首先，鸦片战争开启了西方列强侵华大门，虽然国人通过洋务运动、早期改良派、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家安全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触及了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中西文化激烈冲突下，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释本开新，维护了中华传统文化之延续，开启了中国社会重建模式。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给全球文化带来巨大影响，西方大国竞相在零和博弈中制定国际规则，国家间的竞争与较量逐渐向非军事领域转移，非传统安全开始凸显。美国大力提倡自由、民主，标榜文化美国化，推出“普世主义”、“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思想体系，加紧制定文化战略，以“和平演变”为旨归，加强基督教文化价值观输出，在各国屡屡制造颜色革命。相应地，我国文化安全的建构以文化产业建设、文化霸权应对研究为主。进入21世纪，全球化推动下的信息化深入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以领土和边界划分的国家主权被削弱，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以美元主导的国际秩序日趋解体，知识集团将成为世界的主导，整个世界体系因此出现重组。③国家文化利益日益成为核心战略利益，富有民族性、世界性、先进性、多样性的文化创新成为大国竞争的筹码。

文化安全问题是实践的产物，当前国家文化安全已摆脱冷战时狭义的意识形态安全之维，是整个文化系统内各个要素的安全，包括文明传承、价值观认同、文化产业链健康发展等各个领域，“国家文化安全”已演变为一切文化行为的基点与归宿。一方面，随着世界秩序扁平化，各国人民交往无国界化，价值观传播碰撞频繁化，本国人民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对社会稳定具有实际价值，社会稳定突出的表现是具有较强凝聚力，具有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高度认同，而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文化特质的凝练。此外，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在国家统一基础上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所以我国文化安全是维护主流文化和多样性统一的民族文化的世代传承，是故子曰：“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是谓有继承才会有发展。

另一方面，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本着达成共识、多边协作理念，促使亚欧非地区互联互通，加快沿线国经济再增长。G20杭州峰会亦将不同文明间包容和发展提高到新水平，呼吁打造合作新平台、共促世界经济腾飞。问题是中华文明如何“走出去”为产业合作牵线搭桥？这离不开文明对话。文明对话不是文化产业、机构、平台数量层面的简单复制、照搬，而是引领时代发展潮流文化质的创新和其他文明对其价值观的认同度，这才是一种软实力。说到底，是一种赢得国家间政治信任的国家行为。所以，从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可靠文化环境的角度来看，我国文化安全的本质是中华文化特质的延续性与创新性。

当代儒学创新与文化安全的辩证统一性

首先，当代儒学创新是文化安全的必要准备。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动力，缺少文化发展和创新会使中国守成文化很难“走出去”。在深层结构上，当代国家的一切创新性需求和动因，也都是以安全为基础。儒学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产物，其话语体系依附于特定的社会结构，一定程度上是无法解释当代中国问题，无法有效地服务于经济发展。所以发扬儒学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必须以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前提。倘若儒学创新一举成功，不仅为我国文化安全提供战略支撑，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软实力，而且对国际新秩序构建资以有力借鉴。

其次，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时代要求激励当代儒学创新。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子系统，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目的是国民安全，无论政治、军事安全等何等重要，国民安全才是核心。信息化时代，人的安全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内在价值塑造和外在环境影响，从孔孟到程朱陆王的心性之学“是中国文化之精髓所在”，是人之内在精神生活的哲学。维护国家安全的时代要求倒逼以人学研究为主的儒学创新为国民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价值引导，保障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就是保持文化一定程度的先进性，在世界文明冲突与对话中，中华文化如何复兴、崛起是当前和今后文化安全面临的核心问题。毋庸置疑，其先进性越高，安全度亦越高，是故维护国家安全的时代要求呼唤当代儒学与时偕行。

结构性重塑：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与儒学创新的价值路径选择

程亚文教授曾指出，现有西方知识体系及制度框架已无法处理包括西方自身在内的各种国别性或全球性问题，中国要站在自身文明和人类文明的高度揉合一切文明成就来推出新文明。中国自身文明的建设首要也应该是儒学创新，儒学是周代社会危机之时，有识之士关于仁、礼为核心的探讨，即内在与制度言，是内圣外王之道。国家文化安全语境下的文化包含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公共文化，因此其安全对应地由此三个层面为主要构成④。

构建中国特色的儒学核心价值。核心价值反映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并指导精神文明建设。“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既是时代价值，也是儒学核心价值。仁者，爱人。儒学最大的成功在于建立了深刻的人性哲学。制度与文化会因时而变，但人性基本上亘古不变，“人皆可以为尧舜”，成己爱人、敬天惜物、宁俭勿奢与当代中国梦并无根本性冲突，对于当代民众个人修养、道德建设仍不乏重要启示。解放思想，坚定文化自信，基于自身儒学话语体系的创新重新解释中国，解释世界。譬如，张立文“和合学”，蒙培元“情感儒学”，牟钟鉴“新仁学构想”和陈来“仁学本体论”等。

构建与其他文明的共享价值。国际政治秩序日益脆弱，国际贸易反弹无力，国际社会尚未制定出一套可靠的制度与政策来确保更加安全的未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崛起，中国应积极参与推动建立新的国际制度安排和全球治理模式，携手他国，以史为鉴，探索创造一种区别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文明形式，尤其是文明层面形而上的变革和创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并非单向渗透的霸权之道，而是宽容语境下取长补短、去粗存精。如罗素所说：“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在儒学核心价值观基础上发展出世界性的共享价值，将其调和进中国本身的主流核心价值观。只要我们扎根中华大地，立足中国国情，呼吁和谐的发展理念，弘扬“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儒学精神，秉持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这个文明对话就是开放、包容和进步的，儒学就能够为中国和世界提供突破国际秩序困境的天下秩序观。以诸侯知识谋天下，乃是“霸道”；以天子知识治天下，乃是“王道”。据统计，历史上曾受儒学传统影响的族群，现总人口超过17亿。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越南、日本、东南亚华人与全球华侨，都是受儒学影响很深的区域或族群。⑤由此，儒学共享价值的构建更是有了广泛的国际基础。

构建本民族的大众价值（即世俗化、大众化）。儒学传承数千年，是一种依附性、入世的，以王权为核心的文化。清末以来，由于科举制的废除、学校的兴起，儒学在民间已失去繁衍生息的土壤，只能在学术界和经院范围内保留生机。⑥民间儒学的发展是儒学本位的回归，使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儒学核心价值贴近百姓，指引百姓学习、生活，实现立人、达人的价值目标极为重要。儒学从士阶层的教育到普通老百姓的教化，如“常思己过，莫论人非”“君子上达”，人生应积极向上等信条，都是儒家的教化回归，从个人空间到公共场所，儒学亦有最基本的民众文明教育和规范，《礼记·经解》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这是先儒对六经教化作用的高度肯定。当前在社会转型关键期，面对多元纷杂的新价值观，民众普遍感到迷惘与失落，难以找到人生的意义与方向，有人抑郁自杀，有人热衷网络直播，某些直播内容甚至毫无信息、知识含量，反而误导青少年养成错误的价值观。这些文明大国中的反常现象固然需要从制度层面寻求改善，但同时也是价值导向失效之象，有赖文化方面疏导。使儒家文化大众化，让全体民众的思想中有一个明确且正确的价值观可能比其他一切都重要，因为它会消除思想中对未来的疑虑，给人们带来信心，如此社会才会有共识，人心齐国家兴。

创新儒家文化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化安全的重要保证之一，而且将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如何使传统文化革新造福于中国、造福于世界，则是时代赋予当代儒学者的使命，任重而道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

【注释】

①淦铭，王燕：《王国维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09页。

②张立文：《论儒学的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143页。

③④韩源：《国家文化安全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战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0页，第29页。

⑤吴展良：《寻找核心价值：儒学与现代社会的价值困境》，http：//www.360doc.com/content/06/0530/15/2311_125113.shtml。

⑥宁同魁：《孔孟儒学新解》，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25页。

责编/王坤娜 美编/杨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