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春宇+李冰

摘 要：社会治理主体作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要素，要使其促进我国治理能力的提升，就必须实现从传统单向维度向多元共融的转变，积极构建服务型政府，夯实基层党组织，调动党的外围组织，发挥社会组织以及党员民众的主体作用等，使我国传统管理体制逐步向新型社会治理体制转型。

关键词：社会治理;主体;多元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2-0091-02

社会治理内涵颇丰，但其最基本的要义则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即从传统社会的单纯政府拓展为包括政府在内的基层党组织、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组织、各级各类民间团体以及民众等多元主体，促进彼此互动共融，用柔性、包容、服务、平等、民主的状态推动社会治理的进步与治理体制的转型。

一、打造服务型政府，推动维度创新

从社会治理的理念来看，治理是来源于政府又不限于政府的活动，“政府的一切工作是服务，一切工作的目标是做好服务”[1]。作为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政府要有效地完成社会治理，其角色更多地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其职能更多地应是“有限型”而不是“全能型”，因此，我们构建的政府不仅应是“经济建设型”，更应是“公共服务型”。对“服务型政府”的界定，我国学界目前引用率最高、认可度最大的是学者刘熙瑞的观点：“服务型政府”就是在公民本位与社会本位的理念指导下，在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的程序，按照公民的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2]此外，较权威的还有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的阐述：“服务型政府是指在民主政治的架构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的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承担着服务责任实现服务职能的政府”等[3]。不论是何种界定，我们都不能否认，“服务型政府”是中国学者应对政府改革、引入治理理论的一项自上而下的理论创新，创新的直接动因是利益需求的变化，正如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所言：“在所有进行的推论中，把行为者的行为说得最清楚的莫过于行为的利益。”[4]所以，服务型政府的打造就是在整合社会各方利益的基础上，通过服务功能的落实更好地完成社会治理，是一项“以新的观念为指导，通过制定新的行为规则，以调整利益关系为目标的自主创造性活动。”[5]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务型政府，我们应从三个方面做出努力。

一是服务型政府的文化维度。美国人类学家霍尔曾说：“文化决定了人的存在、表达自我的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规划和建设的方式。”[5]在塑造服务型政府文化的过程中，重视教育培训的作用，积极营造其形成的内部与外部条件。创新政府公务员培训内容、形式、途径，努力将交流培训、学校培训等多种方式结合起来，真正将服务型政府文化的培养与公务员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切实为服务型政府文化的塑造提供条件。同时，政府文化建设是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最终由经济基础决定，所以我们要积极发展市场经济，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为服务型政府文化维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保障。

二是服务型政府的行为维度。我国传统政府更多侧重的是管理而不是服务，要更好地落实服务功能，提升行动效能，创新政府的行为维度，可以尝试从我国国情出发，引入PPP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即公私合作伙伴，是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一种新模式。20世纪90年代由英国率先提出，最初主要运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之后逐渐得到广泛应用。保守党代表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推行的以“新公共管理”为主要导向的政府改革，工党领袖布莱尔推动的“投资型政府”建设，都是PPP模式的良好示范。这样的尝试同样适合我国治理体制转型下的政府，在一些政府应为却缺位、可为却难为、有为却无为的领域，将市场竞争机制积极引入社会治理之中，通过竞标、选择、购买私营部门的优质服务提供于民众，这不仅可以弥补政府的行为不足和资金短缺，而且可以极大地优化政府的职能与服务行为，通过为公众提供更优的公共服务增强民众的政治认同。

三是服务型政府的职能维度。通过体制改革，转换政府职能是确立服务型政府的核心工作。“理想的政府影响以及干预的程度范围不能由一成不变的原则来决定，它必须尝试失败，依赖经验教训和政策调整以使得政府在经济中发挥最佳作用。”[6]我们不仅要优化政府的职能设置，明确政府的职权领域，还要重视财政的配套安排，完善政府职能的立法体系以及规范政府内的授权行为。同时，我们要以政府的职能转换为导向设置政府机构，创新政府官员的考核机制，建立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强化平时的考核工作，优化考核信息搜集方式，通过多路径的努力，实现我国政府服务的文化维度、行为维度与职能维度的成功构建。

二、重视基层党组织和党的基层外围组织的建设与创新

从西方政党的社会治理经验中我们不难发现，各政党都非常重视本党基层组织包括外围组织的建设，以此为借鉴，我国要将传统对基层党组织的重视与党的基层外围组织建设结合起来，并将此作为我国政党建设中党内治理与党外治理的重要抓手。综观我国形势的变化发展，众多民众已由过去的“单位人”转化成为“社会人”，阶层分化加剧，利益诉求多元，不同层级的需求都渴望得到满足与回应，如果能充分调动我国440多万基层党组织的力量，服务群众，联系群众，团结群众，无疑对我国的政党治理是极大的帮助。但在实践中，我国的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发挥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凝聚力缺失、党员群众化明显、服务功能缺位、服务手段落后、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不完善等，这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的空间，至于党的外围组织我们更是有很长的路需要走，这无疑增加了执政党的负担，所以，我们要积极汲取先进的经验和做法，总结基层党组织服务工作的规律，为基层党组织的运作与工作指明科学的方向。

一是基层党组织必须加强服务理念，进行开放式创新，尤其是在社会治理大环境下，基层党组织应逐步实施从单位到社会，从上至下的，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协商民主，柔性服务。基层党组织是最接地气的，最了解人民的诉求和愿望，最熟悉基层情况，充分调动基层党组织党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从细微之处维护人民利益，满足民众需求，为政党治理提供最基层的稳定保障。二是要加强党的基层外围组织建设，将党的组织建设与社区组织建设等紧密结合，创新社区功能和服务方式，使之成为党员和基层民众协商沟通、共同治理的重要平台。

三、更新观念，加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创新

在西方，社会组织被称为“非营利组织”（NPO）、“非政府组织”（NGO）。目前，我国社会组织的数量、规模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社会组织不仅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政府治理的有益缓冲，同时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安全阀、社会进步的稳定器。社会组织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承接，在矫正市场失灵、弥补政府不足、协调社会矛盾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我们要积极鼓励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真正将其打造成为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桥梁、对话的渠道、合作的平台。

一是我们要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加快推进政社职能分开，进一步明确社会组织的权责，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可以解决的事项，要交由社会组织承担，对社会组织要持鼓励、支持的态度，为社会组织的创立提供尽可能多的条件和发展的有益环境。二是要简化社会组织的成立手续，降低社会组织的成立门槛，成立注册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鼓励企业、个人积极参与社会组织的建立与运行，支持并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限期实行行业商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重点培育并优先发展科技类、慈善公益类、行业协会商会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让所有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充分发挥作用，竞相迸发活力，一切人都可以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动。

四、创新社会整合机制，发挥民众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

“社会整合是协调或调整社会中不同因素的矛盾、冲突以及纠葛，使之成为一个统一体系的过程或结果”[7]。任何社会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分化，因此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任何社会都需要不同程度的整合。我国传统的社会整合手段主要是依靠外在的强制力和政治动员，随着社会异质性的增加与治理主体的多元，社会成员缺乏对于社会整合认同的弊端凸显，所以，亟待在社会治理模式中建立起一套适应形势变化的社会整合机制。

一是健全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8]。而收入分配制度与人们的利益直接相关，分配制度是否合理直接影响民众参政的热情与积极性，影响社会治理的深度与广度。建立初次分配领域的起点公平机制、再次分配领域的有效调节机制以及第三次分配领域的制度环境机制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二是创立高效的社会价值整合机制。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民众三个层面进行部署，积极创新核心价值观在民众中宣传与教育的手段与途径，运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通过民众可见、可触、可感的多个途径加以宣传和推广，使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通过对执政党政治认同的提高，从而提高参政议政的热情。三是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加快社会保障的制度化建设进程，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做到服务保障与经济保障协同发展，构筑街道社区保障工作平台，通过创新途径与方式拓宽服务的领域，提高服务的水平，只有赋予民众更多的社会保障，才可以调动民众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中，从而成为社会治理新的主体。

对我党而言，必须走出传统的“非此即彼”的执政理念与斗争思维，用创新性、建设性的观点对不同观点进行引导与整合，将潜在的矛盾与利益的博弈放在民众参与协商的公共过程之中，尤其是要根据中国的国情，使得社会治理主体实现从单向维度到多元共融的转变，充分发挥每一个主体的作用，早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机制，促进我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马晓华.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J].郑州大学学报，2006（1）.

[2]刘熙瑞.服务型政府——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2002（7）.

[3]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服务型政府的定义和内涵[J].理论参考，2006（6）.

[4][英]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557.

[5][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罗华平，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

[6][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M].郑秉文，译.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226.

[7]吴忠民，刘祖云.发展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02.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