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磊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论宋人山水亭园的文化功能*

程 磊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宋人普遍崇尚吏隐，乐于在亭园中安放其浓郁的山水之思，并结合六朝、中唐的士人园林而创造出宋型文化氛围中的士人山水亭园。山水亭园不仅源自士人对山水游赏渴望自由的精神需要，还与士大夫政治格局下平衡仕隐的价值思考相关联，更与养炼心性境界、完善理想人格、塑建精神生命沟通起来，具有关涉士人根柢出处的重要文化功能。宋人透过亭园山水的禅思逸想来超越政治缠缚、人世繁芜和价值空漠，开掘日益精微邃密的心灵世界，借此把握宇宙人生之理，这是山水迥异于前代的重要审美意义。

山水亭园；文化功能；山水之思；平衡出处；养炼心性

在中国士人的审美经验中，山水除了耳目感官的审美之娱外，还具有借以摆脱政治缠缚、寄托隐逸情怀、追求心灵自由等重要的文化功能，与士人的精神世界紧密相连。自六朝至盛唐，山水主要表现为山泽林泉的自然形态，突出远离人际政治的山林野趣；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指示了山水审美由唐至宋的深刻转折，山水回到人们日常居处的城郊都市，落实在士人园林的壶天境界中，开始介入私人生活而带有浓厚的世俗性质。宋人普遍服膺白氏而崇尚“吏隐”，形成一股士林相尚的构筑、游赏园林的时代风气，诚如宇文所安说：“对于壶中天地和小型私家空间的迷恋而做机智戏谑的诠释，成了在宋代定形的以闲暇为特征的私人文化复合体的基础”；[1](P7)随着宋型文化的日渐成熟，宋人的山水观念以及对山水文化品格的定位重塑，开始超越中唐而具有全新的人文意义，而这就集中体现在宋人的山水亭园中。本文用“山水亭园”代替“园林”一词，一是因为宋人有许多并不具备私人园林规模和完整景观体系，而同样寓身寄意于其中的池榭窗轩、田舍园庐、山居林亭等，它们虽“具体而微”，但所表现的壶中心态和山水意趣，仍与古典园林美学神理相通；二是相对于园林中的亭阁台榭等人工建筑，以叠石理水为主要手段来表达主体感受的山水写意，是支撑整个园林景观和园林境界的基石，在此须专门拈出加以考察。

一、山水之心的安放

宇文所安曾用“诠释溢余”来描述中唐士人诗意风格和诗思方式的变化：诗人开始关注微末平常的对象，通过创造诠释的溢余，赋予细微事物与私人生活以特殊的意味，从而消解传统诗歌写作中的严肃政治主题和权威话语形式。这与中唐以来士人的处世心态及价值反思有关，他们处在政治系累与道德责任的夹缝中，迫切想要“给个人留下一处没有完全被社会和政治整体所吞没的行为与体验场所”；中古的“隐逸”主题转向“私人天地”的创造，这个私人天地最终定型为士人的私家园林，“小园逐渐代替荒山野岭成为自由的所在，而自由的意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1](P72-75)山水从山林转向都市，正契合了唐宋文化转型背景下士人追求个体自由的精神需要，并在园林中呈现出全新的审美形态。在专制制度愈趋严密沉重的形势下，深感世累忧患的宋人比唐人有着更强烈急迫的山水渴恋，常将山水之思移诸屏风、写入画幅、置于园林，以心灵的神驰想象获得自由的审美体验。如陆游将其临安市中“甚隘而深，若小舟然”的百官宅寓所命名为“烟艇”，以“寄其趣于烟波洲岛苍茫杳霭之间”(《烟艇记》)，这种在效用于世的社会责任与劫迫于“饥寒妻子之累”的矛盾中身受拘系、不得与山水相亲的生存境遇，在宋人中是具有代表性的。“未尝一日忘也”的江湖之思反而凭借内心境界的开掘而获得满足：

虽然，万钟之禄，与一叶之舟，穷达异矣，而皆外物。吾知彼之不可求，而不能不眷眷于此也。其果可求欤？意者使吾胸中浩然廓然，纳烟云日月之伟观，揽雷霆风雨之奇变，虽坐容膝之室，而常若顺流放棹，瞬息千里者，则安知此室果非烟艇也哉！[2](P2130)

纳恢宏宇宙于容膝之室，因居所之陋隘而窥心胸之廓然，蜗庐小宅因而获得机智诠释之外的溢余价值，这即是宋人山水江湖之思的意趣转变。从而不必是仕宦转徙途中亲身践履的吟咏观览，心安宅院之中就已获得从容俯仰的精神自得，山水成为士人体证自由心灵的外在显现而愈益虚灵化了，真正成为“一种心理需要的补充和替换，一种情感上的回忆和追求”。[3](P209)宋人常以“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苏轼《宝绘堂记》)[4](P356)的心态来对待自然宇宙，注重超越现象界而提升心灵境界，表明传统山水观念逐渐向士人的主观世界倾斜。禅宗艺术精神的成熟、宋学以人弘道的主体精神挺立，使宋人的山水之心更加重视离形隐迹、重韵取神而突出了追求象外之象的主体心灵，这与整个社会审美心理和时代精神的内转是一致的。

宋人灵动自由的山水之心还在多重艺术部类中得到充分展现，体现出道艺互进、参融兼通的特点，如经由音乐幻境(如梅尧臣《张圣民席上听张令弹琴》：“一听履霜霜满足，再听绿水声缘谷。我行日月候春波，嫩苔沙雨侵鱼目。渔歌晩唱泛水来，天浸沧浪光可掬。”[5](P831))、卧游画境(如秦观《书辋川图后》[6](P1120))而获得超妙无待的山水想象和诗意感受。宋诗中有许多身境与画境恍惚不分的山水审美体验，[7](P57)或面对真实山水而仿佛身入图画，或将丹青翰墨想象为自然实景而神游其间，总之是以心灵幻入心造之境而旁通无碍，达到真幻双遣的妙观逸想。郭熙的山水画论则点透了宋人的山水之心与时代隐逸精神的深层联系：士人既躬逢“太平盛日，君亲之心两隆”，高蹈远引、离世绝俗的山林小隐便不再是主流选择，林泉之志不妨写入画图，回到都市亭园中适意赏玩。所谓山水画的可行望游居，就是要审美主体充分调动心灵的能动性，以彻悟不执的禅心于画境中迁想妙得，从而提举自由生命之“意”：“看此画令人生此意，如真在此山中，此画之景外意也。见青烟白道而思行，见平川落照而思望，见幽人山客而思居，见岩扃泉石而思游。看此画令人起此心，如将真即其处，此画之意外妙也”。(《林泉高致》)[8](P635)这种超越色相、以意为主的山水感受，即是以禅宗“法眼妙观”为哲学根蕴的艺术极致之境，山水画中“写意”的艺术思维，以及崇尚“三远”境界的审美理想，为“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的林泉隐逸之志树立了全新的山水审美形式。宋代这种超越艺术媒介的界限、以审美直觉游于象外的山水之意，启迪士人以一种心灵之“远”的澄澈颖悟，透过具体的山水形象去勘破纷繁复杂的历史人事，从而获得自内心合乎自然之道、体悟宇宙幽韵的精神超越。山水画境那惝恍杳渺的无限性，显示着宋人对天人体系的重新理解和把握，不再如汉唐士人那样在社会伦理秩序中去向外寻求事功不朽，而是通过体证人生境界来定位文化身份、确认自我价值，“梦寐在焉”的山水之心与宋人一致企求的宇宙胸怀和文化意识真正沟通起来。

循同此理，以园林艺术为载体的山水亭园，便是在封闭狭窄的园景空间内，依靠人工巧构而拟于自然的景观体系，不必再拘执于真山真水而同样表达着这颗灵动无待的山水之心，由禅心转物所营造的亭园山水境界，也深刻隐寓着宋人心中的文化宇宙。“山水画与园林一样，不再是一种在山林中的个人的山林情趣，而是一种山林与庙堂，个人与社会共享的具有文化普遍性的精神境界”，[9](P149)在这里，山水不止是个体失意摅泄郁愤的心理补偿或情感形式，也不再总是隐含着与世俗生活、政治进取相对立的价值诉求，而是时代吏隐风气中士人普遍钦慕和向往的生活态度，是身心超然不为物累的心灵阶位的呈示。这种“文化普遍性的精神境界”，一方面是亭园空间布局和山水园景安排中所总结归纳的程式技法与艺术风格，日益显示着世俗地主阶层远离朝廷意识的独特审美趣味；另一方面是此种山水蕲向背后所寄寓的胸怀境界和人格理想，也成为士人群体间情感交流和价值认同的精神纽带。在此亭园之中，士人于公退休沐之暇可盘桓自足，观物养心，排遣世虑，或进行群体性的宴集酬唱、游园嘉会，辅以种种表现士人雅致情趣的琴棋书画、赏录金石、校雠经籍、谈艺论文等活动，构成了宋代精致内敛的士人文化的重要一环。山水亭园对于士人精神生活的重要意义，正是在此文化氛围中得以凸显，并日益成为一种自觉追求的时代风尚。亭园作为安放士人山水之心、承载士人审美旨趣的重要形式，也只有置于此背景下才能确切理解。

二、仕隐出处的平衡

从古典园林的历时性发展脉络来看，宋人的山水亭园有两个精神源头：其一是晋宋时期的士人园林境界，其二是中唐以后中隐模式下的壶天境界。前者以玄学崇尚自然为哲学基础，将隐逸文化与山水审美结合起来，落实为可居、可游、可隐、可寄的山水林园。无论是王谢名士曲水流觞的兰亭禊赏、陶渊明采菊东篱的稼穑小园，还是谢灵运傍危峰、临浚流的山居庄园，都着重表现出士人萧然高寄、妙合玄心的襟怀神韵。连皇家园林也深受士族文化审美主潮的影响，如简文帝入华林园“自有濠濮间想”，便全然是祖述老庄自然之旨、体认玄学人格本体的“士人园林”的精神境界。士人园林从秦囿汉苑的皇家气派和朝廷趣味中挣脱出来，开始展现政治体制和道德轨范之外士人的个性自觉和审美情趣，园艺风格上也不再是法天象地再现宇宙秩序的宏伟气魄，而是摹仿自然天趣与山水相亲，使人得以在其间悠然啸咏、体玄悟道。士人园林作为东晋初步确立起来的士大夫文化艺术体系的重要部分，[10](P547)作为士人宇宙观和理想人格的艺术呈现形式，突破汉代儒家伦理政教美学的藩篱，首先开辟出一种远离朝廷政治、返归自然山林、以庄玄思想为主轴、以士族的精神风度和艺术气质为主导的美学境界，形成了独立于朝廷美学之外的士人美学的审美范式，并影响了此后士人园林的审美品位。后者则是在白居易中隐模式和禅宗“平常心是道”的指引下士人园林的城市化和世俗化。以禅宗唯任自心、物随意转为思想基础的“境心相遇”(白居易《白蘋洲五亭记》)[11](P3799)的审美观念，开始确立园林由方寸之狭显宇宙之广的“壶中天地”的空间格局，凭借花木山石的人工制作即获得“意拟衡霍”、“趣侔江海”(独孤及《琅琊溪述》)[12](P3961)直觉感受，显示着传统山林境界已转入内在心灵体验。以白氏为代表的中隐人生对繁华都市和世俗生活的眷念，以及服膺“无为”、“无事”的解脱禅法而对隐逸积极精神价值的消解，使士人安于在个人化、私有性的亭园空间内陷溺自足，也反映出时代精神的退缩。宋代士人的山水亭园一方面远绍晋人所开创的萧散简远的人格风神和审美传统，以丰富的艺术实践、深刻的人文精神使士人美学获得了另一次时代性的呼应与突破；另一方面又延续和强化了中唐园林的壶天格局，构建更为完善精致的亭园景观体系，与宋人的吏隐生活更加交融贴近，营造出群体化的闲雅自适的园林游赏氛围。此外，理学“理一分殊”的宇宙观对天人体系的重构，也使宋人的游园观物心态、以及优游亭园所塑造出的从容闲乐的理想人格，具有了特殊的审美意义。[13]从山水的审美形态来看，六朝园林多为枕山带江的“山林园”，“紧密和园林外在环境的自然山水之美结合在一起”；[14](P108)中唐园林回归都市融入世俗却执著于“中隐”，刻意强调亭园空间与公共生活的内外边界，因而仍有所待有所执；宋人则普遍效法中隐但并不排斥大、小隐，出入山林城市之间任运随缘无所挂碍，将非凡非圣的平常心演绎到极致，且又能治心养性以道自主而突出心灵本位，由佛禅心性之空寂返归儒家心体之充实，既在亭园山水中坐赏山林逸趣，又不废弃现实生活中的吏职责任，真正做到既不避人又不避世，显示出对中唐壶天境界文化内涵的革新改造。这些因素共同创造出宋型文化氛围中的士人亭园山水境界。

总体来看，园林在士人的现实生存与精神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是与隐逸文化对专制政治的调适机制紧密相关的，宋人对山水亭园的看重，即首先关注于仕隐出处的价值思考。如王禹偁《扬州池亭即事》：

冥心阅群动，亦各趋所安。胡为名利人，戚戚常鲜欢。吾生四十四，结佩呼郡官。掌言入纶阁，待诏入金銮。非谓得禄少，所嗟持道难。前年谪滁州，忧时双鬓残。赖有琅邪溪，时濯尘缨冠。朝佥徙淮海，任重力易殚。君恩讵可报，感激涕汍澜。民瘼不能治，恻隐情悲酸。况复多病身，名官心已闲。归田未果决，怀禄尚盘桓。公退何所适，池亭一凭栏。旭日媚春溪，微风生鸣湍。呵僮勿挟弹，留客不持竿。用冀鱼鸟驯，熙熙肆游观。神仙未可学，吏隐聊自宽。孤吟刻幽石，此义非《考槃》。[15](P683)

王禹偁嗟叹持道艰难、感激君恩未报、恻隐民瘼不治等深沉感慨，代表了宋代士大夫政治格局下士人普遍的积极入世心态，然而在道德责任与社会理性的强大压力下，个体仍不得不面对宦海浮沉中愈加沉重的现实悲剧，归田与怀禄的矛盾抉择，正折射出士人对传统的仕隐对立互补的价值模式产生深刻的忧疑与焦虑。隐逸文化需要调整形式以适应宋人关于融通出处进退的种种思考，小小池亭就显示出巨大的意义来：士人可以在公退闲暇之余游观鱼鸟、熙然自乐，暂时远离政治羁缚与名利纠缠，在山水观览中恢复人性的自然，保持人格的独立，从而达到个体与社会、自然宇宙的和谐。于是“吏隐”成为宋人普遍遵尚的生活处世方式，山水池亭之乐也成为吏隐人生的重要内容。如曾鞏《醒心亭记》：

直丰乐之东几百步，得山之高，构亭曰“醒心”，使鞏记之。凡公与州宾客者游焉，则必即丰乐以饮；或醉且劳矣，则必即醒心而望，以见夫群山之相环，云烟之相滋，旷野之无穷，草树众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睹，耳新乎其所闻，则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归也。……公之乐吾能言之。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天下学者皆为才且良，禽鱼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乐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岂公乐哉？乃公所以寄意于此也。[16](P276)

欧阳修对自己贬谪滁州的经历有过这样的追忆：“山林本我性，章服偶包裹。君恩未知报，进退奚为可？自非因谗逐，决去焉能果”(《思二亭送光禄谢寺丞归滁阳》)[17](P1355)，其内心的矛盾冲突、进退失措，与前引王禹偁诗如出一辙。但曾鞏亭记描述的是“我乐世所悲，众驰予坎轲”的另一面：欧公得之于山水池亭之乐，其实不在山不在泉，而在于“善取乐”的从容不迫的人生态度，亭名“醒心”意味着要超越烟云泉石、宾客从游的耳目之乐而日新其心，以应对茫茫人世的百重忧患，开示出一种洒然物外而无所系缚、又警拔逸乐之弊而醒心优游的吏隐人生理想。曾鞏还特意点出其兼顾尊主泽民的士人责任，使内外情理皆得其宜，这与欧阳修“宣上恩德，以与民同乐”(《丰乐亭记》)[17](P1355)的闲乐优游态度是一致的，反映出宋人吏隐“重道不重迹”[18]的积极精神价值。传统仕隐模式下的进退出处之迹在此得到淡化，而重在立身以道，以理自持，面对世患俗累能淡然处之，亭园提供了一个在世间而出世间的审美空间，使士人在此托庇行藏，得以在民讼吏职之余沉浸在山水乐赏之中。

苏轼《灵璧张氏园亭记》将这种吏隐人生的亭园之乐作了更加诗意化、理想化的发挥：“蒲苇莲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桧栢，有山林之气；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态；华堂厦屋，有吴蜀之巧。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4](P368)出仕则称循吏之能，隐处则守廉退之节，似乎士人依附于集权制度下的出处矛盾在这片自足无患的园亭中完全得以融通化解。这反映出宋人吏隐以庇藉亭园来保证个体人格的相对独立，显然比传统的朝隐、小隐更加灵活变通而更具现实可行性，又力矫中隐的颓唐陷溺之弊，故为士人所普遍向往和效慕。“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绝非无可无不可的滑头折衷，而是超妙的处世哲学和人生智慧，依违于政治本体单向度地处理仕与隐、道义与自由之间矛盾冲突的汉唐士人，绝无宋人此种优游乐易和平淡从容，这又折射出吏隐内涵的开放性及亭园之中心灵世界的丰富性。宋人的价值设定着眼于“文化本体”的重构，即不再规矩牵系于外在政治功业的宠辱浮沉，而是在更广阔的文化层面重新确立人生意义和价值标尺，不再单一地顾虑“违亲绝俗之讥”或“怀禄苟安之弊”，而是以更加旷达了然的心胸绵历世事、洞悉忧患，思考深沉的宇宙人生之理，注重心性养炼的内倾自省而无待于外，从而化解、超越出处矛盾中的情理冲突。以洞晓人事穷通忧乐、冥悟天人宇宙之理的超旷人生态度来应对无穷世患，从而对人世繁芜、价值空漠能警醒理性地对待，因此宋人乐于筑室艺园，既能充分享受世俗生活和感性逸乐，追求生命之情的精细品味和畅怀释放，又能尽心履行现实职责，努力承担士志于道的崇高使命而不废人伦之义，“于以养生治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文末苏轼还提到买田归老的夙愿，但终其一生都无法挂冠归去，宋代士人普遍的宦游倦累和归欤之叹暗示出现实境遇与理想追求之间的巨大落差，吏隐文化便成为缓解个体与集权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撑拄士人渴求精神自由的重要因素。“凡圣无异居，清浊共此世”(《和陶桃花源》)[19](P2197)，因世事缠绵而不可逃避的宋人普遍意识到，理想的桃源之境其实不在世间而在心间，山水亭园隐然构成了“精神家园”的意义，使人得以沉浸在心理体验中去获得生命的安顿。

三、心性境界的养炼

由此进一步可知，一隅亭园对于士人来说，绝不仅在于它提供士人以庇护身心的物质经济支持，更在于寄身其间而平衡出处、养炼心性、完善人格等塑建士人精神生命的潜在文化意义。吏隐的生存方式和诗性生活体验，以及重视提升心灵境界以安顿身心性命、成就个体价值的特色，就赋予亭园以关乎士人根柢出处的重要文化功能。宋人总是将心性修持和人格进境寄寓在花木亭台的闲游赏玩中，以假山盆池的意中小景涵纳天地山川而通达宇宙大化，传统的“天人之际”的宇宙观和人格论便在小小亭园中也能自然呈现。如柳开名亭曰“来贤”，意在申明：“吾欲举天下之人与吾同道者，悉相识而相知也，……极吾心而尽于世，合吾道而比于时”(《来贤亭记》)[20]；武官陈永锡于官廨中筑亭为寄适之地，穆修名亭曰“静胜”而阐发其义：“夫静之阃，仁人之所以居心焉，在心而静，则可以胜视听思虑之邪邪？斯胜心乃诚，心诚性明，而君子之道毕矣”(《静胜亭记》)[21]，这是宋初士人力振道统、名亭述志的例子，已自觉将亭台赏玩与学道功夫联系起来。胡宿以亭园赏眺之闲裕纾解吏事繁剧之劳神：“神过用则疲，形太劳则殆。鄙吝乘间而得入，和粹有时而致亏，君子防其然也。故官寺设宴息之所，公日著休澣之令，拨去几案，依于琴壶，宴嘉宾，友多闻，陶冶情性，发舒诚明，节适语默之宜，均齐諠静之观。夫然则神与境会，心将道俱，乃可以彊有涯之生，应一切之用”，由此“虽一亭一邑之细，其规为思致所存盖远矣”(《润州金坛县清修亭记》)[22]；刘敞作亭名曰“欣欣”，述其对宦途人生欣戚忧乐的理性思考：“穷而戚戚者，为达也；达而戚戚者，其又有大不达者存；贫而戚戚者，为富也；富而戚戚者，其又有大不富者存；人不知戚戚者，为知也，人知之亦戚戚者，其又有大不知者存。呜呼！吾敢为戚戚毋欣欣乎？”(《欣欣亭记》)[23]，这些都是仕宦之士自觉在亭园赏会中表现适性达理、容蓄天和的心性颐养，涤洗荣辱壅滞、舒畅天真性情，从“一亭之细”推广到“天人之际”中去调整入世心态，完善自我人格。苏辙为王定国所建清虚堂作记云：“凡物自其浊者视之，则清者为清；自其实者视之，则虚者为虚。故清者以浊为污，而虚者以实为碍，然而皆非物之正也。……夫惟清浊一观而虚实同体，然后与物无匹，而至清且虚者出矣”(《王氏清虚堂记》)[24](P510)，即要在既浊且实的凡尘俗世向内求清虚的心灵超越之境，这是宋人于亭园“玩赏”的心态中求胸襟雅韵的精神实质。陈师道为钱塘关氏所建亭居作记云：“居则行其仁，仕则行其义，家非仁不亲，君臣之际，又有义焉。仁始于身，内有以使同其乐于天，外有以使同其好于人。……可谓仁其身矣，引而近之，守莫固焉；推而外之，政莫善焉”(《二亭记》)[25](P213)，也是直接将亭园之乐与为政修身、体仁履道的心性养炼贯通起来。

就山水的审美体验来说，也更注重的是寓物自遣而悟道明理，如苏舜钦《沧浪亭记》：

予时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觞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形骸既适则神不烦，观听无邪则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荣辱之场，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噫！情固动物耳，情横于内而性伏，必外遇于物而后遣，寓久则溺，以为当然。非胜是而易之，则悲而不开。惟仕宦溺人为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于死者多矣，是未知所以自胜之道。[26](P158)

小亭的花竹风月隔开了荣辱之场，使人获得了审美的沉入而与真我直截照面，“鱼鸟共乐”的背后始终秉承着士人对独立人格的砥砺和自由意志的坚持，园林便成为借以远离仕宦之累、“明乎内外失得之原”的理想媒介，已不再是抚慰政途失意、寄身优游的浅层功用了，亭园中的山水因素也超越了悦耳悦目的感官娱悦，而达到了合于“自胜之道”的悦志悦神的层次。苏舜钦犹是因罪废遣之人，再来看羁于仕宦的例子。如蒋堂降知越州，于公务闲暇凿渠引水、起亭造阁，效仿晋贤兰亭修禊事与僚属作曲水流觞之会(见唐询《题曲水阁诗序》[27](P22))。《题曲水阁》诗云：“兹为禊饮地，何羡右将军”(蒋堂)、“此日群贤集，宁疎晋世游”(唐询)，这种在“政清吏休”之后肆志于山水间的群集雅会，除追叙永和韵事、景慕晋人风流之外，还展现出宋人乐适平淡、纡徐从容的胸襟涵养。梅尧臣名郡亭曰“览翠”：“夫临高远视，心意之快也，晴澄雨昏，峰岭之颠也。心意快而笑歌发，峰岭明而气象归。其近则草树之烟绵，溪水之澄鲜，衔鳞翩来，的的有光，埽黛侍侧，妩妩发秀，有趣若此，乐亦由人，何则景虽常存，人不常暇？暇不计其事，简计其善决；乐不计其得，时计其善适，能处是而览者，岂不暇不适者哉？吾不信也”(《览翠亭记》)[28]，其所乐不仅在澄鲜明秀之景，而在于心灵与自然的和谐交融，山水之美其实更取决于主体“善适而乐”的理性达观的人生态度。由此山水之景不在奇险壮阔，即使亭园狭陋局促，也不妨士人寄身其中，治心而乐，自广胸臆，欧阳修《游鯈亭记》就说得十分明白：

夫壮者之乐，非登崇高之丘、临万里之流，不足以为适。今吾兄家荆州，临大江，舍汪洋诞漫、壮哉勇者之所观，而方规地为池，方不数丈，治亭其上，反以为乐，何哉？盖其击壶而歌，解衣而饮，陶乎不以汪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则其心岂不浩然哉？夫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困而浩然其心者，真勇者也。然则水波之涟漪，游鱼之上下，其为适也，与夫庄周所谓惠施游于濠梁之乐何以异？乌用蛟鱼变怪之为壮哉？[17](P1683)

宋人心胸浩然的内在修养，实已根本扭转了自中唐以来士人陷溺壶天的精神退缩状态，而树立起正大充实的主体自我，山水在方池小园的格局中也不是趋于萎缩破碎，反而呈现出“不以方丈为局”的阔大幽深的精神境界，确定了宋人亭园山水的独特文化品格。由此宋人才能真正依托亭园安放其浓郁的山水之思，随处皆宜，寓目而乐，且将深藏于士人集体意识深处的隐逸情怀兼容在世俗生活之中，展现出“极高明”的处世智慧。如晁说之《娱山堂记》所说：“陶渊明赋《归去来》，虽颇道山川登临之胜，及其所居，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其深自爱者，不过绕屋之树，中园之蔬，且曰‘山气日夕佳’耳。一何简易耶？何所往而不得其乐耶？若渊明者，真有乐于山水，而不待山水以为乐者也。顾视康乐，静寿之德，不其惭欤？”[29]这种简易的山水审美形态，以及不待山水以为乐的游园观物心态，较之唐代士人园林刻意突出私人领域的种种价值观念(如杨晓山所总结的“占有”、“独特性”、“展示”、“游戏”[30](P214))已有极大的转变了。宋诗中此类山水亭园之乐的书写就更多了，权举数例：

小池连曲圃，幽可涤烦襟。露菊凝秋艳，风荷结晚阴。碧芦巢鸟重，青藻宅鱼深。自是轮蹄外，嚣尘岂易侵。(胡宿《别墅园池》)[15](P2074)

倦持尘簿着纶巾，清眺城隅夏物新。幽鹭仪容高似客，晚莺言语巧于人。……天借使君仁智地，此来山水更相亲。(宋祁《步药北园》)[15](P2446)

当年下泽驱羸马，今见犀兵拥碧油。位望愈隆心愈静，每来临水翫游鯈。(欧阳修《观鱼轩》)[17](P463)

翚飞城东南，隐几抚群动。人境要俱尔，我乃得大用。……世纷甚峥嵘，胸次欲空洞。读书开万卷，谋国妙百中。傥无斲鼻工，聊付曲肱梦。(黄庭坚《题王仲弓兄弟巽亭》)[31](P64)

吾老懒读书，得闲尝窥园。爱此千树雪，高低不胜繁。……淡泊非众嗜，自娱难及宾。独游还独吟，鱼鸟与我亲。悠哉山林趣，媿此簪缨身。(张耒《窥园》)[32](P99)

像这样涤烦襟、远嚣尘、亲山水、乐鱼鸟的生命释放与自由体验，都是宋人在亭园山水审美中普遍追求的，形成了士人群体中一致崇尚的文化氛围。重视在亭园中对于人性的保真全神、养和知天，便在心性层面提升了亭园山水本身的文化品位，与士大夫邃密而内敛的人格修养功夫水乳交融起来。由此可知，宋人透过亭园山水所表达的，不仅是如唐人那样要借以摆脱政治缠缚，还与超越人世繁芜、价值空漠的深层文化意念和理性思考联系起来，借山水开掘出更加幽微邃密的心灵世界，自内心去体味宇宙人生之理，这即是亭园山水迥异于前代的重要审美意义。士人对内心和谐境界的追求，反过来又映现着园境的开辟与深化，使以凿池叠山为主体的园林景观、借景对景为主要方式的园艺技法，呈现出宋代特有的艺术境界和精神意味，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另撰文深入探讨。

结语

士人园林自诞生之日起，其审美品格就植根于与朝廷美学相对的士人美学氛围中，其文化功能的定位也一直与隐逸精神价值的阐扬、对君主集权政治加以调适制约等紧密联系起来；而最终又落实为士大夫的人格完善，使士人在政治与道义的夹缝中面对出处进退、情理矛盾时，能将自然人性的复归、葆全、充盈切实安放在小小亭园之内，保持个体人格的独立，维系着内在心灵与社会、自然宇宙关系的和谐。这一文化功能随着隐逸精神的蜕变、唐宋政治文化的转型以及宋人政治主体意识的自觉高涨而相应有所调整，山水观念的转变与园林境界的深化就是最显著的表征。以园林为切入点，我们就能更深刻地理解山水审美形态日趋世俗化、心灵化的文化背景和嬗变脉络，山水的超越性质实际上被逐步消解了，其缓释士人与政治的紧张关系、补偿士人价值追求的功效也趋于减弱，只有将它引入封闭自足、无待于外的园林空间，更加仰赖士人对内在心性的熔炼孕养，才能保证士人文化格局的调整稳固，才能使士人所秉持之道与独立人格不至于因集权政治的逼迫而崩塌。园林其实是士人孜孜以求的“天人之际”主题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而微”的寄托所在，明清以来愈趋精致邃密的士人园林就是沿着这条路径发展而来的，宋人的山水亭园应该是这一链条中至为关键的联结点。(致谢：感谢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者学术团队“区域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的传承构建”建设计划的资助。)

[1] (美)宇文所安著，陈引驰，陈磊译.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M].北京：三联书店，2014.

[2] 陆游.陆游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6.

[3] 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4] 孔凡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 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6] 徐培均.淮海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7] 钱锺书.宋诗选注[M].北京：三联书店，2002.

[8] 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Z].北京：中国美术出版社，1986.

[9] 张法.中国美学史上的体系性著作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0] 王毅.园林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11] 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2] 董诰.全唐文[Z].北京：中华书局，1983.

[13] 程磊.论北宋理学家的庭园山水境界[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123-130.

[14] 余开亮.六朝园林美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15]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16] 曾鞏.曾鞏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7] 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8] 程磊.宋代士人吏隐的精神价值与山林境界的转向[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5)：148.

[19] 孔凡礼.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0] 柳开.河东先生集：卷四[M].四部丛刊初编本.

[21] 穆修.河南穆公集：卷三[M].四部丛刊初编本.

[22] 胡宿.文恭集：卷三十五[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 刘敞.公是集：卷三十六[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 苏辙.栾城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5] 陈师道.后山居士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6] 苏舜钦.苏舜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7] 邹志方.会稽掇英总集点校[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8] 梅尧臣.宛陵先生集：卷六十[M].四部丛刊初编本.

[29] 晁说之.景迂生集：卷十六[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 (美)杨晓山著,文韬译.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31] 任渊.山谷诗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32] 张耒.张耒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

责任编辑：高 雪

A Study on the Cultural Function of Landscape in Gardens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Song Dynasty

Cheng Le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Influenced by the social tendencies of official seclusion in the Song Dynasty, intellectuals took pleasure in creating landscape in gardens to satisfy their aspiration for freedom. By combining the intellectuals' gardens from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and the Mid-Tang Dynasty, they created a unique landscape in garde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tmosphere of Song Dynasty pattern of culture. Landscape in gardens was not only created out of spiritual need for traveling and freedom, but also connected with the life value of intellectuals' official careers and seclusion life. It also had important cultural functions about intellectuals' life value connected with the promotion of mind realm, the perfection of ideal personality and the shaping of spiritual life. Through the landscape in gardens, they were eager to transcend political binding and value emptiness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 of life in the universe, which was of the unique aesthetic significance different from former dynasties.

landscape in garden; cultural functions; desire for landscape; balance between official career and seclusion life; cultivate one's mind

2016-09-1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宋代山水诗研究”(项目编号：14YJC751006)阶段性成果

程磊(1985- )，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I206.2

A

1672-335X(2017)01-012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