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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根基及其路径

2017-01-10方大春

当代经济管理 2016年12期
关键词:结构性改革供给侧实现路径

方大春

[摘 要]如果不认清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重大区别,寻找其理论根基,将会诱发诸多“颠覆性错误”。从经济学发展历程来看,供给侧理论而非需求侧理论居于主导地位,供给侧理论伴随整个经济学发展。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学派施政背景与目的不同。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蕴含着系统辩证的大智慧,有其理论来源和实践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根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于新时期供给结构性改革时代背景特征,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坚持加快传统产业改造优化升级,积极培育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及高技术产业,实施板块与轴带结合的区域发展战略和提升高级生产要素供给能力。供给侧改革需要双侧管理,协同推进;优化发展环境,降低生产成本;推进制度供给系统性改革,完善生产关系。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根基;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6)12-0001-05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推进,需要理论引领。一些学者认为借用西方经济学中“供给学派”理论。言下之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在经济理论上拥抱西方供给学派,实践上借鉴美国前总统里根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施政措施。实际上,我们现在所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的是提高供给质量,手段是运用改革的办法调整要素供给结构性,优化要素配置,扩大有效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如果不认清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重大区别,寻找其理论根基,将会诱发诸多“颠覆性错误”。

一、经济学发展历程中供给侧要素

从经济学发展历程来看,供给侧理论在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可以说供给理论与整个经济学发展相伴随[1]。重农学派代表人物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强调恢复“自然秩序”,强调土地要素供给和农产品供给的重要性;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提出了“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观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认为增加国民财富只有两种方法,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增加有用劳动者的人数;资本积累增加会增加雇佣有用劳动者的人数,所以一个国家的财富增长取决于分工发展的快慢和资本积累的多寡。可见,《国富论》就是从供给方来探寻经济增长的源泉的。可以说,整个古典经济学就是供给经济学[2]。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eidrich Liszt)强调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现代微观经济学体系的奠基人,剑桥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创始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经济学原理》中强调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柯林·克拉克(Clark)将技术知识的增进和规模报酬递增看做是决定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R·哈罗德和E·多马分别论证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中国发展经济学创始人张培刚教授将经济发展视为工业化过程,而工业化的发动因素为企业家的创新管理才能、生产技术、有利的社会制度,限制因素为资源或物力、人口、不利的社会制度。索洛(Solow)、斯旺(Swan)、米德(Meade)等论证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舒尔茨(Schultz)明确提出人力资本是当今时代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丹尼森(Denison)、肯德里克(Kendrick)、乔根森(Jorgenson)等人循着索洛的思路,通过经验实证分析发现“余值增长”是由要素生产率提高带来的。罗默(Romer)论证了专业化知识(知识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卢卡斯(Lucas)将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变量,论证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等。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认为一国财富主要取决于本国的生产率和所能利用的单位物质资源,取决于动态的竞争优势而非静态的比较优势。

二、供给学派理论不能指导我国供给侧结构改革

1.背景与目的不同

里根总统的前任卡特政府采取凯恩斯理论而导致经济形势恶化,加上中东战争引起石油危机,引起成本推进型通胀,导致美国经济出现严重滞胀,最终下台[3]。客观现实要求里根政府需要采取新的经济理论解决滞胀难题,不能再按照凯恩斯需求理论指导实践。我国现在问题不是商品短缺和生产能力不足,而是出现经济结构性问题,低档产品绝对过剩,高质量产品比较少,供需不匹配。我们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里根政府在推行供给改革时紧缩通货。重点是要解决结构性问题,增强和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实现新旧动力的转换。因此,我们强调供给改革完全不同于里根经济学。

2.运用方法不同

供给学派坚持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在要素供给方面主张鼓励储蓄和投资、大幅度减税和大量削减社会支出等。供给学派试图“提供一套基于个人和企业刺激的分析结构”,笃信并借助于自由市场的万能力量,通过一系列“劫贫济富”的顶层设计来实现社会有效供给的增加和政府预算的平衡[4]。实际上,西方供给学派强调方法是简单的,没有考虑政策结果的相互联系性,哲学思维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比如:忽视人力资本要素重要性及其公共支出对其影响,隔断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相一致。西方供给学派所强调供给能力提高是短期的,不具有可持续性。我国供给侧改革是为了供给能力长期提升,在供给要素中不仅重视物质资本作用,同时也更加重视人力资本作用。人力资本提升需要加大公共支出。在鼓励企业投入不仅考虑税收对利润影响,更加关注技术进步和制度完善对生产成本的降低。我国供给侧改革重视制度改革,推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在产业结构和空间之间合理配置,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可以说,我国供给侧改革涉及到多方面,协同推进,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根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蕴含供给侧结构性理论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生产总过程包含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4个环节。这4个环节中生产始终起着支配地位,认清经济发展问题,必须从生产角度出发;如果颠倒生产与其他几个环节的关系,会得出错误的观点;也要意识到分配、流通和消费对于生产的巨大反作用。片面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一种机械的唯物主义观点,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则是一种唯意志论[5]。

(2)保持两大部类的合理比例,是社会产品得以实现、社会再生产过程顺利进行的前提,从而是保证国民经济平衡稳定发展的条件。其含义为:第一部类向第二部类提供的生产资料与第二部类向第一部类提供的消费资料,要保持平衡的比例关系, 否则社会简单再生产就难以正常进行。第一部类向第二部类提供的生产资料同第二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要(包括对追加生产资料的需要)之间,以及第二部类向第一部类提供的消费资料同第一部类对消费资料的需要(包括新增劳动力对追加消费资料的需要)之间,要保持平衡的比例关系。否则社会扩大再生产就难以正常进行。

(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上就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调整和完善,从而更好地理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4个环节的交互关系,以便在不断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过程中更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6]。

2.我国政府供给侧改革思想与实践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明确提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原则,充分利用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地集中资金在经济建设方面,须正确地处理个人和集体、局部和整体、消费和积累的关系,体现我们党早期供给侧结构改革思想。邓小平同志在1988年提出“两个大局”发展战略:沿海地区要先对外开放,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沿海地区要大力支持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两个大局”的思想,就是优化生产要素空间布局,提高生产效率。区域经济学非均衡发展理论支持“两个大局”的思想,其理论坚持认为首先发展某一类或几类有带动作用的部门,通过这几类部门的发展,带动其他部门的发展。由于欠发达地区资本的有限,不可能大规模地投向所有部门,而只能集中起来投入到几类有带动性的部门,这样可以更有效地解决资本不足的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等著作中提出,在任何社会,科学都是一般的社会生产力,而在大工业生产条件下,由于科学并入生产,因而它也就成了“直接的生产力”。这就肯定了科学技术是属于生产力的范畴。邓小平同志敏锐意识到人类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把人才从“一般生产力”提高到“第一生产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并非始自今日。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价格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外汇改革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总体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推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全面改革等,多属于供给侧改革。

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根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经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的实践结合起来,创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时代和实践的要求,围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出了经济新常态理论、“五位一体”发展理念、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新论断、基本经济制度的新论断、经济体制改革的新论断、开放发展的新论断等一系列新的重大战略思想和重要理论观点,创新并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丰富,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主要环节以及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等主要方面,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是在统筹兼顾供给侧与需求侧双方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长期与短期、宏观与微观、总量与结构、增量与存量之间的辩证关系,只能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吸取营养。

四、新时期供给结构性改革时代背景

与30年前的供给侧改革相比,目前供给侧改革除了有共性一面外,也有时代特殊性。

1.发展侧重点不同

30年前供给侧改革主要目的是解决增量问题,目前供给侧改革,不仅要考虑经济增量问题外,更重要是如何消化存量,转移存量生产能力。存量问题的解决涉及到部门和地区利益,容易引发风险,引发社会不稳定。这次的供给侧改革必须在化解存量问题中寻找新出路,不能简单采取关停办法。

2.经济发展阶段不同

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人口红利”进入拐点,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资源日益短缺,环境污染压力加大。工业化和城镇化也进入新阶段,对经济拉动作用开始减缓。这些新的约束条件,使得经济增长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主要依靠大规模要素投入来推动,而必须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推动。

3.国际产业分工模式重构

过去一段时期内,欧美等发达国家是产成品主要消费市场,中国等东亚国家是主要生产基地,中东、拉美、非洲等地区是能源原材料主要输出地,产业分工形成这种“大三角”格局[7]。国际金融危机后,这种分工格局悄然发生变化。发达国家推进再工业化战略,一些高端制造业出现回流;能源原材料生产国迫于新能源技术快速发展的压力,着力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东南亚等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凭借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抢占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市场。各经济体都力求通过结构性调整提升分工位势,争取更有利的分工地位。这种重构分工格局迫使我国在短时间内实现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

4.国际环境不同

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后,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越来越严重。一些别有用心国家,鼓吹“中国威胁论”,在这种新国际环境中,推进中国供给侧改革就面临更多挑战。

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容

由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无法解决经济体系内部的“结构性”问题,所以“供给侧改革”需要与“结构性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结构性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因此,产业结构与区域空间结构调整必然是供给侧改革重要内容。

1.产业层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随着中低端产品供给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尴尬局面逐渐显现,做好新增产能和存量产能之间的加减法,是考验产业结构调整的难题。产业结构层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对落后和低端产业进行转型和升级,二是培育和发展高端产业。传统产业通过高新技术的改造、提升,同样可以焕发生命力。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加快发展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装备、培育推广新型智能制造模式等都是未来中国制造发展的方向。而智能制造的实现则极大满足了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体现了供给侧改革的要求。更重要的是集中力量发明与攻关几十项标志性的产品和技术,提高技术含量竞争力。

2.区域层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要素在区域空间不同配置,必然产生不同经济效益。最早关注这一现象的是马歇尔,并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即“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之后,熊彼特认为要素集聚可以促进创新,波特认为要素集聚能够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供给侧改革根本目的是提高生产效率,必然要重视要素空间配置格局。

(1)实施板块与轴带结合的区域发展战略。在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四大区域战略基础上,重点推进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带一路”三大协同发展战略,统筹实施“四大板块”和“三大支撑带”战略组合。长江经济带建设要让长江流域产业和基础设施连接起来、要素流动起来、市场统一起来,促进产业有序转移、优化升级和新型城镇集聚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将打破现有行政体制格局,实现区域联动和协同发展,打造我国经济增长“第三极”。“一带一路”是我国新时期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发展战略,国内各区域板块的发展战略需要与之相对接,共同构建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2)推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城市发展的规律表明,不达到一定程度集聚阶段后,即使政府采取干预措施,也难以出现扩散效应。相反,只有经过一定的集聚阶段,扩散效应才能体现出来。城市发展空间结构通常表现为先集中后分散的特征[8]。目前,城市化空间结构开始呈现都市圈、城市群、城市带的分散发展格局。依据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城市群内部不仅具有专业化生产分工,在整体上也存在着按功能性组合的城市系统,即构建核心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和中小城镇几个层次具有特定的功能和经济联系。发挥核心城市在技术、制度创新和综合服务上的优势,发挥核心城市是全球经济的组织节点和指挥中心;对于中国将来为数更多的中等城市,应主动规划引导,具有“中转站”的双重功能;推进专业化的中小城镇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产业配套基地。

3.提升高级生产要素供给能力

著名的战略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认为生产要素是影响产业竞争力四个重要因素之一。波特把生产要素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波特认为,初级生产要素重要性越来越低,而高级生产要素对获得竞争优势具有不容置疑的重要性。当旧的高度依赖要素投入、特别是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投入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就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事实上,当生产力水平没有提高时,经济增长就只能依靠投入更多的生产要素,这便是过去的“粗放式增长”模式;而当生产要素的数量已缺少增长空间甚至开始出现下降时,要维持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便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经济效率。

纵览近年来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成功的国家都是在创新发展中巩固自身的优势。东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拉美的巴西、阿根廷等国经济发展的不同轨迹,正说明了这一点。创新体系的核心是企业,只有企业能够最好地打通资本、技术和市场三个环节。一是要进一步改善创新型企业的政策环境,加强在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执法力度。二是创新创业营造更好的金融环境,加快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让更多创新型企业在沪深股市、新三板市场等公开市场交易,鼓励登陆资本市场的公众公司以股权、债权、股债结合等多种方式融资。三是要妥善处理好企业中“企业家”和“科学家”的关系,以充分发挥企业中“人”的能动性。完善高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引进技术入股,逐步形成健康的合伙人文化,为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障

1.双侧管理,协同推进

“三驾马车”理论的确有其局限性,但也不能完全否定它。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究竟是多少,不可能与“三驾马车”无关。供给方的因素(人均资本和TFP)决定的是潜在经济增长率,不是实际经济增长率;实际经济增长率是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均衡决定的。需求管理是总量管理,侧重年度短期视野内调节经济生活中银根的松和紧、施行总量的刺激或收缩;而供给管理要更多地着眼于中长期和全局的发展后劲。供给侧管理强调通过提高生产能力来促进经济增长,而需求侧管理强调可以通过提高社会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虽然两者对于如何拉动经济增长有着截然不同的理念,在各国的经济政策应用中通常也都是交织在一起使用的。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史,宏观经济政策上究竟是以供给侧作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作为重点,关键是根据当时一国的宏观经济现状做出相机抉择。单纯地放弃需求谈供给或放弃供给谈需求都是片面的。

2.优化发展环境,降低生产成本

通过降税、降费等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但有一定限度。优化企业发展环境,可以持续降低生产成本。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阵地。要高度重视,以各种有效方式,努力把情况搞清楚,明白企业“困”在哪、“难”在哪,然后深入分析、精准施策、对症下药,制定出台管用有效的政策措施,通过服务企业发展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社会生产力。

3.推进制度供给系统性改革,完善生产关系

当前中国经济供给侧方面存在的问题,不能停留在生产力层面上,而是必须深入认识生产关系层面出现了问题。应该从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个角度出发去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内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上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却不能走向唯生产力论,而是必须要从生成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关系入手[9]。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成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种相互作用关系决定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处理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要不断完善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从而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奠定良好的基础和提供持久的动力。必须高度重视已经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对于我国社会生产力所产生的巨大能动作用。仅仅从生产力角度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相当突出,问题方方面面,但核心是体制机制问题,要着力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矛盾。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问题,需要深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特殊经济体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殊经济增长模式。只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规律出发,才不会陷入新自由主义者的错误之中,即简单地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为“供给学派”所强调的全面取消政府管制、国有企业私有化、大规模削减社会福利等内容。应着眼于清除生产要素配置和供给的制度障碍,包括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改进投资率、提升市场竞争打破垄断等。加快形成更加有利于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市场发展环境和法律制度、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健全各行各业和各种所有制中的收入分配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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