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力子

摘 要：《红高粱》作为莫言获得诺奖的作品之一，将国人深爱的作品推向世界不得不归功于汉学翻译家葛浩文先生，译文在力保原文文化意境的同时采用了一系列变译手段给读者呈现了一幅中国抗日战争图。

关键词：变译；《红高粱》；文化诠释；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167-02

翻译作为一项文化传递活动，如果将其放在语际范畴下，它始终交织着两种语言。作为译者，不仅要求能够互转语言输出形式，更能在翻译过程中对文本进行一定程度操控和改写，即译者主体性发挥。文本作为真实的存在，注定了好的翻译无法脱离文本。正如《红高粱》英勇无比的抗日情节与荡气回肠的血泪写照，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人物，特别的农耕与酒文化，在译文中需得以完美再现。然而，汉英两种语言的差异性始终无法低估，再现原文文化内涵亟需译者对原语个体解读能力，从而产生读者可接受的译语，合适的理论模式与翻译策略对于理想译文的出现无异于事半功倍。

一、变译理论

科学的翻译策略可分为全译与变译两大范畴[1]。作为翻译文化转向背景下兴起的变译研究为信息化时代的翻译提供了时下的指导作用，但变译从诞生为译界认同的术语到现今，其发起人黄忠廉先生对其定义进行了严格修正，最初变译定义“译者将原语文化信息转换成译语文化信息以满足读者特定需求的思维活动和语言活动”[2]；之后变译被译界定义为“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仿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思维活动和语际活动”[3]。这两个定义都突出译者和读者，注重原文。随着变译研究深入，对变译的阐释分为简式和繁式，综合性更高。简式定义是：变译是译者用译语摄取原作内容以满足特定需求的翻译活动；繁式定义是：变译是人或/机器用乙语摄取甲语文化信息以满足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的智能活动和符际活动[4]。较前两个定义，这一定义考虑到了翻译环境，包括客观和主观背景，加入了智能信息模式和语符翻译的可能性，因此，适应性更强，更具科学性。

二、文化诠释

文化学派的兴起对于翻译中文化因素要求更高，作为一部家族抗日的经典，生命的讴歌，情感的宣扬，回忆的痛楚，驱敌的坚定，无不映衬着中华民族的爱国情结。高粱是中国北方劳动人民主要农作物和生活保障，“红”则意味着高粱熟了，成熟丰收的季节遭遇可恶的日本侵略者，人、畜、物无一幸免，“红”更象征着为抗争而做出的流血牺牲，“红”的凸显和诠释是对原作文化的尊重，原文中“红”无处不在。

如原文中“一圈浅淡的红”“鲜红的太阳”“高粱更加鲜红”[5]译者分别译成“a pink halo”，“reddening sun”，“sorghum had turned deep scarlet”；对奶奶肤色的描绘：“皮肤赤红”“满脸的红润”[6]中的“红”分别译成“beet-red”“the rosiness of her face”，“红”之传译尽在译者把握之中，完整地保留了原文文化特色，用不同意味的英文变译原文意境，变译下多样化翻译成品得以呈现。

此外，原文中国特色环境描写词、文化特色词、俗语等翻译也充分得以诠释。原文中多处提及的“骡子”“野鸭子”“大石桥”均是特定场景下的事物，用来铺垫和谐农村。特色词“黄泉”（Yellow Springs）“上天报应”（heavenly retribution）用异化策略保留文化特色，尽显异国风情。俗语“飞蛾扑火”（a moth drawn to a fire）、“羊入虎口”（a lamb enter a tigers den）、“鸡走鸡道，狗走狗道”[7]（Chickens can go their own way， dogs can go theirs.Well water and river water dont mix.）[8]均属直译，很好地将中国文化诠释，实现中华文化外倾。

三、英译策略

作为轰动全球的获奖作品，《红高粱》译者葛浩文在尽可能忠实原文基础上实现了对原文的改写。国内不少学者对其翻译思想进行了分析，如王淑玲坚持认为葛浩文的译文以忠实为主，同时又有一些变通[9]。卲璐认为，葛浩文的翻译是通过删减文化负载信息来降低源文本在目标语言文化中的受阻性，使用“伪忠实”译法突显中国文化和语言特质，从而传达源文本的异国风情[10]。诚然，无论是变通还是删减，都与变译之内涵不谋而合，且葛译之效果显著。本文主要就译文对原文的删减和拆分进行解读，聚合其翻译策略。

（一）删译法

黄忠廉提及的变译较其全译须实现在句群、段落甚至语篇为单位的层面上进行的增写、删减、切分、合并等[11]。《红高粱》语言充满了地方特色和文化特色，莫言质朴的语言如何转化成西方读者能够接受的英语，译者可谓是煞费苦心。

回忆父亲抓螃蟹的描写，原文“螃蟹纤巧的脚爪把细软的河泥印满花纹。父亲从河水中闻到了螃蟹特有的那种淡雅的腥气。我家抗日前种植的罂粟花用螃蟹喂过，花朵肥大，色彩斑斓，香气扑鼻”[12]。译文“The soft， spongy mud of the bank is covered with elaborate patterns of skittering claws. Father could smell the delicate， fishy odor wafting over from the river.”[13]原文最后一句话译文已经不见踪影。作为抗日家族英雄，罂粟花是一种毒品，种植罂粟的行为与抗日英雄是矛盾的，加之前面的文字已足以形容螃蟹，译者因此将此删去不译，为家族树立良好形象。

在描写奶奶坐在轿子里时外面天气及环境变化对奶奶心情的影响，原文“奶奶心中亢奋，无畏地注视着黑色的风掀起的绿色的浪潮，云声像推磨一样旋转过来，风向变幻不定，高粱四面摇晃，田野凌乱不堪”[14]。译文“With growing excitement， Grandma started fearlessly at the green waves raised by the black winds.”[15]译者有意识地删掉原文后面那些环境描写，因为在奶奶心情变化之前已经有环境描写铺垫了，此时的重心不再是环境，而是奶奶的心情，译者的删译不仅连贯了上下文，也使得译文更加简洁，主题突出。

再如父亲在焦急等待并准备突袭日军时看到日军汽车对其进行描写：“汽车飞快地驶近，增大，车头前那两只马蹄大的眼睛射出一道道白光，轰轰的马达声像急雨前的风雨，带着一种陌生的、压迫人心的激动。”[16]译文“The fast-approaching trucks were getting larger and larger， the eyes in front， as large as horse hooves， sweeping the area with their white rays. Their revving engines sounded like the wind before a downpour.”[17]这样的英文表达不仅将汽车的速度、形状、光亮清晰呈现，其比喻也十分到位，但原文中那种“陌生的、压迫人心的激动”被省略了，作为一种渲染性话语，对人物心理暗示作用显而易见，但翻译之后的语言重心已经完全置于汽车之上，再译觉有画蛇添足之嫌，译者充分考虑上下文语境之需，选择性的删译不失为一种恰当的变译手段。

（二）分译法

译者在选择文字翻译时有意识地删减了部分文字，精简了语言，也流畅了文本。纵观《红高粱》，分译在译文中屡屡出现。原文的长段落较多，译者有意识地分译，抓重点和中心，方便读者阅读。

如“父亲高大雄伟漂亮”[18]被译成“Father was giant， Father was magnificent， Father was gorgeous”[19]，分译之后语言更有气势，凸显了“我”心目中父亲的英雄形象，显化了主题思想。

除了句子，段落的分译更为多见。父亲趴在野外准备伏击日本鬼子时，想到罗汉大爷和其他乡亲、骡子和奶奶，原文中两长段[20]被分译成了5段英文[21]，分译之后的每一小段都有其中心思想。

回想奶奶如何被迫嫁入单家时原文近一个版的中文描述[22]，译文根据段落涉及的单家介绍、奶奶外表描述、裹脚的封建现实、奶奶被迫接走分为4小段英文[23]，分译后的译文带有强烈的话题意义，不仅符合英语习惯表达，还能扫除读者的阅读障碍。

（三）改译法

原文里，作者常常将现实和回忆交织，回忆过程中又时空混搭，看似有意识流倾向，中文阅读习惯尚能适应，但转译成英语后，如果还是时空交织，很有可能让读者费解，译者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认真梳理前后逻辑关系，达成流畅自然的译文。

作品中第一章第四节父亲和其他队员等待鬼子出现时回忆去年那天场景，罗汉大爷被鬼子抓走，奶奶用酒洗了满脸的血，并命令父亲喝了沾满血的酒，之后奶奶彻夜未眠徘徊院子，父亲扯奶奶手进屋之后听到枪声响了。接着话锋一转到了所趴处去年夏天的环境描写，再承接枪声响了之后的叙述[24]，译文将枪声响后的描述提前至环境描写之前，和前文听到枪声前后形成过渡流畅的语言。

第一章第五节奶奶出嫁的描写中第三段文字“自从奶奶被单廷秀看中后……奶奶止不住泪流满颊”被改译到第一段之后，承接第一段最后一句“单廷秀那天撅着粪筐到我外曾祖父村里转圈，从众多的花朵中，一眼看中了我奶奶。三个月后，一乘花轿就把我奶奶抬走了”[25]。第二段文字和第三段剩下的内容融合，从整体上叙述奶奶坐花轿情景，如此译文一气呵成，信息明朗，逻辑鲜明。

无论是删译、分译还是改译，终其目标是译者要呈现出流畅合理的文字，是为中心人物、中心思想服务的，同时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读懂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国民俗与抗日战争的豪气和霸气。

经典小说的外译已经成了一种中国文化输出方式，葛浩文的翻译以读者为导向，其目的就是在介绍优秀的文学作品的同时，追求行文通顺易懂[26]。删译、分译与改译都是为产生读者喜欢的译文。通过变译，葛浩文的翻译既基本实现了形式上的对等，也保持了功能上的等值。尽管有些学者对葛译评价为“翻译是一种背叛”，可以说，即便背叛，其背后的动因都是为流畅自然的译文。变译不仅是一种手段，更是一种智慧，当其用在合适场景下定会为翻译美学效果实现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4〕〔11〕黄忠廉，方梦之，李亚舒.应用翻译学[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3.91-92.

〔2〕黄忠廉.变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78.

〔3〕黄忠廉，李亚舒.科学翻译学[M].北京：中国出版集团/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56.

〔5〕〔6〕〔7〕〔12〕〔14〕〔16〕〔18〕〔20〕〔22〕〔24〕〔25〕莫言.红高粱家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7-163.

〔8〕〔13〕〔15〕〔17〕〔19〕〔21〕〔23〕Howard Goldblatt. Red Sorghum[M].Published by Arrow Books，2003.

〔9〕王淑玲.从文学翻译变通的角度看葛浩文《红高粱家族》的英译[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3，（12）：129.

〔10〕邵璐.莫言英译者葛浩文翻译中的“忠实”与“伪忠实”[J].中国翻译，2013，（3）：66.

〔26〕余世洋，尹富林.基于语料库的《红高粱家族》中民俗文化译介研究[J].江苏外语教学研究，2015，（1）：88.

（责任编辑 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