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日罕

摘 要：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始见于元朝初期，历经元、明、清3个朝代。元朝蒙古族汉文创作是蒙元时期蒙古族文学的重要遗产，也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族汉文创作是蒙汉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它的产生、发展和当时的社会历史等诸多因素有关。研究蒙古族汉文创作的产生与发展，对于研究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形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游牧文化；民族文化交流；元代；蒙古族汉文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022-03

元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指是元朝时期蒙古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有一部分蒙古族文人学习汉族文学形式，用汉语创作的作品。蒙古族汉文创作在内容上从多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艺术成就及思想性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它是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文学现象，是蒙汉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结晶，是蒙古族文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想要了解元明清时期的蒙古族文学史的全貌必定离不开研究蒙古族汉文创作，同时也是中国文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于研究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形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蒙、元时期蒙古族汉文作品由于社会历史等众多原因很多没能留存下来，但从现存的作品和资料我们足以窥见其大体的概貌及产生、发展的轨迹。

一、元朝蒙古族汉文作家队伍的构成及作品的流传

元朝蒙古族汉文作家群体中有帝王，如忽必烈、妥欢帖木儿，也有将相，如伯顔（丞相）、郝天挺（尚书），也有太子、公主，如爱猷识礼达腊、阿盖，有状元，如秦不华、笃列图、同同，有进士，如察伋、萨都剌、月鲁不花、答禄与权，也有普通文人聂镛、朵只等。由于个别作者的族属无从考证，所以对于元朝蒙古族汉文作家的数量向来有争议。云峰“在广泛搜集资料并参阅了诸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的情况下，大致可以确定蒙古族汉文作家有33人”（这里所指蒙古族汉文诗人为元朝时期），荣苏的《蒙古族文学史》中有“就现有资料看，留存作品的诗人、作家仍有40余位”的记载。《历代蒙古族著作家考略》中的《元代蒙古族文学家》中收入元代蒙古汉文诗歌作家55人。《元明清以来蒙古族汉文著作家简介》中收入蒙古族汉文诗歌作家20人。由此可见，学者们在元代蒙古族汉文作家的数量和族属问题上的意见并不统一，因时代久远加上文献资料的贫乏，使得统计元代蒙古族汉文作家的族属及数量都有了一定的难度。元朝蒙古族汉文创作的体裁很广泛，有诗歌、散曲、杂剧等，而这些作品因元朝刊刻重南轻北，加上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的散失，原刻本较为少见，主要散见于自元朝至今的诗歌总集和各类著作中。

录入元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古诗集或著作：元.傅习等人所辑《皇元风雅》、元.苏天爵《国朝文类》；明.杨慎《南诏野史》、明.来复《澹游记》、明.叶子奇《草木子》、明.孙原理《元音》、明.偶武孟《乾坤清气集》；清.顾嗣立《元诗选》、清.张豫章《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清.顾奎光《元诗选》。

录入元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的现当代诗集：《元朝少数民族诗选》《古代蒙古族汉文诗选》《历代少数民诗词曲选》《中国少数民族汉文诗选》《元代蒙古族汉文诗选》（蒙文）《汉蒙合璧蒙古族汉文诗词选》。

有诗集的元代蒙古族汉文作家：秦不华《顾北集》、月鲁不花《芝轩集》、萨都剌《雁门集》《萨天锡诗集》。

二、民族文化交流与元代蒙古汉文创作的产生

首先，蒙古族汉文创作的产生与元代文化政策有关。建立元朝后忽必烈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赢取汉人的支持和拥护，采取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提倡学习汉文，重视学习儒家思想等等，促进了蒙古族学习汉文的速度，在元朝大统一的历史大背景下蒙汉文化前所未有的相互融恰相互影响，由此产生了大批用汉语创作的蒙古族文人。忽必烈早在潜邸时期就在身边招纳了一批汉族人士为幕僚，如刘秉忠、姚枢、许衡、郝经等人。通过他们的互相引荐，吸引了更多的中原人士。他们用儒家思想和历代行之有效的治国之道影响着忽必烈，促使忽必烈采纳他们的计策，以汉法来治理中原。{2}在文化上，忽必烈提倡蒙古子弟学习汉文，甚至建立了国子学来鼓励蒙古子弟学习汉文。国子学以河南许衡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亲择蒙古子弟使教之，遍学儒家经典史书，培养统治人才，最初仅有侍臣子弟11人入学。1287年又扩大规模，招生百人，期中10人为蒙古生，1304年起更实施国子学考试法，合格者即可任官，对蒙古官宦子弟学习汉文化有很大的激励作用。{3}这些蒙古子弟在学校学习汉语和汉文化的过程中被汉文化熏染，逐渐模仿和学习汉族文学经典，开始用汉语创作作品。

其次，蒙古族汉文创作的产生与元代各民族地域上的融合有关。元朝前所未有的大统一格局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互相交流融合，使祖祖辈辈信奉游牧文化的蒙古族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接受了先进的农耕文化。忽必烈接纳汉学儒生刘秉忠等人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和措施，他还命令大司农司搜集古今农事资料，编辑成《农桑辑要》一书，昭告天下，命各地官员大力宣传和推广。入主中原以后，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宣传，蒙古族民众逐渐接受了农耕生产方式，并在学习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中和汉族民众的接触日渐密切，地域的大融合使得蒙汉民众的语言、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为蒙古族汉文创作的产生提供了必然的可能性和坚实的基础，尤其到了元代中后期，有些蒙古族移居中原数代，从小研习汉语，被汉文化熏陶，汉语俨然成了第一思维语言，用汉语创作作品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此外，汉族民众也成群结队地移居少数民族居住的偏远地区，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方式的同时，与边远地区的蒙古民众交流互动过程中在文化和语言上影响着他们，使之汉语、汉文化在地域上有了空前的扩张，促进了蒙古族汉文创作的产生。

其三，蒙古族汉文创作的产生与蒙古民族开放、兼容并包的文化传统有关。早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建立蒙古帝国时蒙古民族就有诸多部落，如乞颜部、秦赤乌部、篾儿乞部、翁吉剌、乃蛮、塔塔尔等等，这些部落在风俗习惯、宗教、文化、语言上都有较大的差别，但成吉思汗吞并其他部落建立蒙古汗国后，各部落的不同文化融合形成了新的蒙古文化，使之新形成的蒙古文化具有了兼容并蓄、开放吸收的特征。之后，成吉思汗南征、北伐、东进、西略，席卷欧亚大陆后更是吸收了西方和中原两大先进文化，促使蒙古民族具有了开放吸收的文化传统，所以元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迅速吸收了中原先进文化，促进了蒙古族汉文创作的进程。

三、民族文化交流与元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发展

元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按照内容和鲜明的艺术特征，以公元1311年（元仁宗）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元朝初期，这时期的蒙古族汉文作家主要以忽必烈、伯顔、郝天廷等帝王将相为代表。究其原因有二，一为与汉民族交流的政治需要，政权者需要迅速掌握汉语，故督促其自身学习汉语，运用汉语。二为当时的蒙古族贵族子弟有学习汉语、接触汉学经典的良好环境，如国子学等教育机构。正如萧启庆在《蒙元史新研》中所说：“蒙古高门子弟学习汉学需要之迫切及环境之优越绝非下层子弟所比拟。”元朝前期的蒙古族汉文创作主要描写蒙古军队的赫赫声威、踌躇满志的豪迈情怀及蒙古军队入主中原时的所见所闻。从艺术特征看这些诗歌虽然在形式上学习了汉诗，但其风格和内容上却具有浓郁的草原气息。例如：伯顔的《奉旨收江南》《鞭》《克李家市新城》《过梅玲冈留题》中的“马”“马鞍”“马镫”“马鞭”等意象都与蒙古族草原生活息息相关，此外还有“皇天”等与蒙古民族信仰有关的意象，风格上也以粗犷豪迈为主。“这些诗歌与蒙古族远古民歌、英雄史诗一脉相承”。④

第二阶段为元朝中后期，这时期的蒙古族汉文作家以秦不华、萨都剌、童童、阿鲁威等人为代表，这时期以汉语创作的蒙古族作家明显增多，题材内容不断扩大，艺术表现手法更加的丰富，作家运用汉语更加的娴熟。公元1313年元朝恢复了科举制度，元朝科举考试中第一场中蒙古人、色目人主要考《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学经典，这为蒙古族作家及知识分子学习汉文化经典提供了有力的条件，不少蒙古族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及第，任各地要职。《元史》本传中记载：“月鲁不花，字彦明，蒙古孙都思氏……因受业于韩姓先生，为文下笔立就，灿然成章。就试江浙乡围，中其选，居右榜第一……遂登元统元年进士第。”⑤如秦不华1320年廷试右榜第一，初官集贤修撰，转秘书监著作郎、中台监察御史、礼部尚书、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等职。⑥此外，元朝为了学习先进的农耕文化和政治经验刊刻和翻译了很多儒学经典，使蒙古文人士子有机会接触到了汉民族的经典著作，随着蒙古族入主中原时间的推移，蒙汉民众不断交流，文化不断融合，出现了很多精通汉文化，熟练运用汉语，且操用汉语创作的蒙古族作家。这时期的蒙古族汉文创作主要以揭露官场黑暗、同情人民疾苦、描绘山水田园、怀古、题画、唱和为题材，此外还有宫词和竹枝词等。

从艺术特征上看元朝前期和中后期的蒙古族汉文创作在风格、表现手法和字句的运用上有很大的不同。元前期因蒙古族刚刚入主中原，对汉语并不十分娴熟，对汉文典籍也并不熟知，故在创作语言上以通俗易懂、直抒铺叙为主。伯顔《过梅岭冈留题》：“马首经从庾岭回，王师到处即平夷。担头不带江南物，只插梅花一两枝。”这首七绝是伯顔带蒙古大兵北归途中所写，全诗以极其朴实的语言描述了凯旋战士的得胜心情，同时还表达了作者廉洁自律的态度。郝天挺《寄李道复平章》：“圣主尊贤辅，明时仗老臣。策勋分二陕，锡土列三秦。边缴风尘息，乾坤雨露均。遥指黄阁下，得句更清新。”这首五律用直叙的方法，赞颂了同朝大臣李道复的辅国功勋。艺术表现方面，前期风格上与远古蒙古族文学一脉相承，直抒胸臆，磅礴有力，雄浑豪迈，不讲究格律和用典。伯顔《奉使收江南》：“剑指青山山欲绝，马饮长江江欲竭。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当代著名元诗研究者杨镰评价伯顔的这首诗时说：“作为一首诗，它更像是用蒙古文字写出来再翻译成汉语的。”

由此可见，元朝前期的蒙古族汉文创作尚在摸索和探寻阶段，而到了元朝中后期因很多蒙古族汉文作家出生在江南，长期定居于中原，与汉族作者交往甚密，汉语水平大大提高，能够娴熟的运用汉语进行创作的同时还对汉族经典古籍深有研究。秦不华诗歌大量引用了《诗经》《楚辞》《过秦论》《长歌行》《河东赋》等众多汉文典籍；阿鲁威学习屈原的九歌创作了“湘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等多篇楚辞体诗歌。元朝中后期蒙古族汉文作家虽然在诗歌形式、语言、表现方法等方面学习了汉族文人，但在思想内容上遵从了自己内心的感受和想法，他们的学习已不是简单的模仿和再现。秦不华学习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创作了《衡门有余乐》，虽然在形式和风格上学习了陶诗，但其思想内涵却是有所不同的。陶诗是写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当官，厌恶官场而隐居田园，恬淡中悠然自得，而秦不华的诗是写在宫廷政治斗争中不愿向权贵低头而隐居山林，清贫中却有怨气。中后期作家还大量运用了中原诗歌意象，如浮舫、烟村、丝纶、龙、凤、野鹤、蒲田等等，这些意象和元朝前期作品中的马、马镫、马鞍、皇天等形成鲜明的对比，从侧面反映了元朝前期和中后期创作的演变过程，也反映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蒙汉文化交流的逐渐深入。

元朝蒙古族汉文创作的产生和发展及元朝中后期创作群体的壮大与元朝蒙古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蒙汉文化、文学深入交流密不可分。蒙古族作家的汉文创作是蒙汉文化、文学交流、互相影响的结晶，是研究蒙汉文学关系史、蒙汉文化关系史的珍贵资料。

注 释：

{1}荣苏赫.蒙古族文学史（第一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627.

{2}李硕.元朝.时代文艺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2011. 46.

{3}宋濂，等.元史、选举制（卷八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2029-2030.

{6}云峰.元代蒙汉文学关系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86.

{4}毕兆明.从民族文化融合视域看元代蒙古族汉文诗创作的演变.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3，（6）.

{5}宋濂，等.元史（卷一百四十五）.列传第三十二，月鲁不花本传.中华书局，1976.3423-3426.

参考文献：

〔1〕宏伟.蒙古族汉文文论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

〔2〕特木尔巴根.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考.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

〔3〕云峰.元代蒙古族汉文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

〔4〕王叔馨，等.元朝少数民族诗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

〔5〕王叔馨，孙王溱.古代蒙古族汉文诗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

〔6〕庄兴华.历代少数民诗词曲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7〕鲜于煌.中国少数民族汉文诗选.民族出版社，1988.

〔8〕博.博彦.元代蒙古族汉文诗选（蒙文）.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1994.

〔9〕星汉.丹碧.汉蒙合璧蒙古族汉文诗词选.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