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钊　赵敏艳

摘 要：契丹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为凝聚民族之向心力，在原有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等萨满文化的基础上，创制了以祭山仪等具有草原民族特色的礼仪制度。而由原始萨满文化发展来的祭天祀祖现象在这些礼仪仪式中极其突出，成为契丹重要礼仪制度中的核心部分。祭天仪式的不断丰富完善，成为最高统治者突出皇权天授的政治手段，尤其在加强政权稳定性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契丹；萨满文化；礼仪制度；祭天祀祖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018-04

一、契丹礼仪之初创

在契丹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一度陷入大贺氏后期的衰落局面。在契丹部族联盟衰变和最高统治层腥风血雨的斗争中，遥辇氏崛起并成为联盟的继任者。遥辇氏取代大贺氏后，面对的是一个危困的局面，一方面面临来自于唐朝和周边强族的侵入和打击，一方面联盟最高统治层争斗并没有真正平息，联盟仍然没有脱离四分五散的危局。另外可能被忽略的一点是经过大贺氏后期最高统治者的内耗，联盟可汗的威信力在契丹各部以及契丹部民中凸现危机。如何打破危局，壮大契丹族，遥辇氏阻午及其之后的几代可汗，进行了一系列社会变革。而系列礼仪制度的草创便是这场变革中文化领域的主要内容。所谓“变通革弊，与时宜之”[1]。关于契丹礼仪制度的载述，散见于《辽史》各个部分以及中原汉人的各种笔记中。其系统的内容则集中反映在《辽史·礼志》中。史载：“遥辇胡剌可汗制祭山仪，苏可汗制瑟瑟仪，阻午可汗制柴册、再生仪。”[2]为了加强整合后契丹各部的团结，强调契丹可汗地位和权力的合法性，急需将旧有的崇拜观念、各部分散的图腾信仰、祭祀形式等规范化一，从而转变为新部落联盟的政治文化形态。为突出契丹大汗在各部中的核心和神权地位，将政统、祭统合而为一，主祭也由大巫转变为契丹可汗。在这样的历史和政治需要背景下，阻午可汗草制柴册、再生仪；胡剌可汗草创祭山仪；苏可汗创制瑟瑟仪等。柴册仪、再生仪、祭山仪等绝非没有任何蓝本突然造出的，一定是在契丹各部族原有萨满祭祀习俗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创新，并融入了汗权思想的产物。《辽史》也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流风遗俗，盖有存者，自其上世，缘情制宜，隐然有尚质之风”[3]。

在精神领域创制以祭祀为表现形式的礼仪制度的同时，契丹最高统治层也在建树着政治法律制度。所谓“传至雅里，始立制度，置官署，刻木为契，穴地为牢”[4]。这一系列草创的契丹礼俗与“（雅里）始立制度，置官署”成为遥辇时代契丹族快速发展壮大的最行之有效的政治文化制度。而后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变汗国为帝国的过程中，仍沿用并进一步完善祖辈创制的礼俗，并将部落时代的礼俗上升为国家礼仪制度。这一切都是为了改变契丹各部联盟式松散结构的政治面貌，强调契丹各部同根同源以凝聚民族向心力，突出君权神授、皇权至上的思想，在契丹部族从部落联盟向封建国家转变的历史过程中应运而生的。

契丹礼仪制度的草创，为契丹族由衰落到日渐强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精神作用。草创的契丹礼仪作为新联盟重大的精神举措，与新兴政治法律制度融为一体，在经历了遥辇阻午到苏大体四、五代人的努力下，将契丹社会推向了有序化的新时代，标志着契丹民族共同体的真正形成，使契丹部落大联盟的政治、军事得到空前的发展。

二、祭山仪即祭天仪

从遥辇胡剌可汗草创带有浓重萨满味道的简易礼仪到契丹建国后的不断发展，形成了辽代一整套最重要的以祭天为内涵的政治文化制度。

《辽史》卷56《仪卫志》特别提出“辽国以祭山为大礼，服饰尤盛”[5]。卷49《礼志一》把祭山仪放在了吉礼中的首位，而作为昭告契丹新帝登位的柴册仪等国之重礼都屈居其后，已明确祭山仪是辽朝最重要的祭祀大礼。据《辽史》记载祭山仪的情况：“设天神、地祇位于木叶山，东乡。中立君树，前植群树，以像朝班。又偶植二树，以为神门。皇帝、皇后至，夷离毕具礼仪。牲用赭白马、玄牛、赤白羊，皆牡。仆臣曰旗鼓拽刺，杀牲，体割，悬之君树。太巫以酒酹牲。礼官曰敌烈麻都，奏仪办。……皇帝、皇后诣天神、地祇位，致奠。阁门使读祝讫，复位坐。北府宰相及惕隐以次致奠于君树，偏及群树。……命中丞奉茶果、饼饵各二器，奠于天神、地祇位。”

此则为“祭山仪”的主体内容，契丹祭山仪是以人类古老的崇山习俗为基础，而以祭天为核心内容的礼仪制度。万物有灵、崇拜日月山川河流是早期人类共有的自然崇拜现象，只不过北方游牧民族和山林狩猎民族对于山的崇拜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些。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因素交织而成：其一，山多与氏族部落的起源或族源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木叶山之于契丹、大鲜卑山之于鲜卑等），因而成为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祖先崇拜观念下的拜祀对象；其二，居住在北方的各民族的生业方式十分依赖自然环境（山林与天气），很自然会形成敬天礼地的思想；其三，山被认为是中国古代萨满式文化中萨满沟通“天”“地”时的媒介，是天至地间的桥梁，美国学者埃里亚德称其为“地柱”，通过攀爬“地柱”从地下通往天上，沟通“天”“地”“神”“人”等界，山作为祭天祀地的助神，从而成为崇拜的对象。多种崇拜心理和对自然力的敬畏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使北方的游牧民族、山林民族形成了以萨满信仰为主的崇山祭天观念，并随历史的发展而演变为重要的礼仪制度。

至于文中所立“君树”“群树”，至少应有3层含义：其一，“君树”代表历代契丹族的最高首领君主，而“群树”则代表着下属群臣；其二，契丹人对天地的敬畏高于一切，虽信奉多神崇拜但主神只有一个即最高天神，因此，“君树”“群树”亦有最高天神和其下各方诸神之意；其三，在中国古代萨满式世界观中，将宇宙分成“天”“地”“神”“人”等不同的世界，而高大参天的树被誉为“世界之树”“宇宙之树”[6]，是原始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生育崇拜的对象。其繁盛的枝叶上接天神，深入地下的根部直达地祗，萨满正是通过树作为通天的工具，往来于不同世界，沟通“天”“地”“神”“人”等不同的层次。

在永州木叶山建始祖庙和奇首可汗、可敦以及八子的雕像，并“设天神、地祗位于木叶山”创祭山仪定期祀拜，说明契丹人将“天神”“地祗”“祖先”合而为一，将祖先崇拜与自然崇拜相结合，神权与政权相统一，即奇首可汗为“天神”，可敦为“地祗”。“天神”“地祗”顺土河、潢河相遇于木叶山，结为夫妇并育有8子，后繁衍为8部。契丹的祭山仪既祭天神、地祗又祀其始祖，即祭天神的同时也祭奇首可汗，祭地祗的同时也祭可敦。而在萨满信仰的世界观中除了山、树之外，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沟通天地的助神就是动物，无论是中原地区将动物的纹饰铸于鼎上，还是北方民族的图腾崇拜亦或祭祀的牺牲，其目的都是为了“协于上下”[7]。据此可知“白马”“玄牛”于祭山仪中作为祭品之作用：其一，为表祖先崇拜之“示不忘本”；其二，白属天，青（灰）属地，以“白马”祭天神“青牛”祀地祗，是用“其始来之物”为萨满“协于上下”，上达天神下至地祗，沟通于天地之间的重要助手。通过祭山仪的整个祭祀过程不难看出，天神地祗只有帝后才有资格祭拜，帝后处于祭山仪中主祭的地位，其所扮演的角色正是通过神山、神树、神灵（动物）沟通天地的萨满。契丹政权统治者成为代表“天神”传达“天意”“天命”“天助”“天佑”等天兆的使者，替天行事，成为了“天神”在人间的化身。这种祭统和政统相统一，突出皇权的神圣性以及君权神授和皇权至上的思想，强调了君臣关系的秩序和等次。

综上所述，通过对祭山仪草创背景及其内容和祭祀过程的剖析，早期那种“情朴俭用”的礼仪，至辽朝时已发展为极其重要的国之大礼。从“祭山仪”所要准备的设施、祭祀时所用的牺牲的内涵，到整个祭祀过程的逐一分析，都揭示出祭山只是其外在表现，究其核心内容则是祭天祀祖，其目的是要“定尊卑，明贵贱，辨等列”，将君臣等级制度深入人心。通过祭天，将政权与神权合一，烘托皇权的神授性和权威性。木叶山祭礼与中原的泰山封禅礼在内容和形式上虽略有不同，但究其目的与意义却有异曲同工之效。

三、柴册仪等礼仪制度中的祭天现象

柴册仪是辽代仅次于祭山仪的礼仪制度，实际是契丹可汗即位后通告天神的重大仪式，以示世人新可汗（皇帝）是天授的，具有天授的权威性和合理性的。《辽史·国语解》对柴册一词简要定义为：“柴册，礼名。积薪为坛，受群臣玉册。礼毕，燔柴，祀天。阻午可汗制也。”《辽史·礼志一》记载祭天坛说“坛之制，厚积薪，以木为三级坛，置其上，席百尺毯，龙文方茵”。而王易《燕北录》则具体记载了辽道宗清宁四年（1058）举行柴册仪的真实场面，也说道祭天坛的状况“高三十二尺，用带皮榆柴垒成，上安黑漆土坛三层，坛安御帐”。从这两条记载中可以获知，祭天坛应当由3部分构成，最下层柴薪垒积成高大的坛基座，之上再置黑色三叠层圆形木坛，坛上再铺上方圆百尺、龙文方茵图案的毡毯，毡毯之上再置供奉天神的毡帐（御帐）。高三十二尺，方圆百尺，柴册仪祭天坛体量之大可想而知，可见柴册仪祭天仪式的宏大场面。

在皇帝继位行柴册礼时用于“祀天”的祭祀方式——“燔柴”是各民族祭祀的最主要方式，也是萨满教中巫觋活动主要道场。所谓“燔柴告天”就是将木柴搭建成台垛，通过点燃柴垛的方式，让祭祀者（萨满）利用冉冉升腾的火焰与天神沟通，同时，也容易使祭祀等活动达到炽烈程度。这里火和烟所起的作用其实也是“协于上下”。契丹历代皇帝继位都要行柴册仪，皇帝通过“燔柴”的方式“祀天”，与天神沟通，代天行事，其目的同祭山仪一样都是为了宣示皇权神授、强调君权正统。有学者指出：“燔柴告天，是我国的中原古礼，历代都有燔柴祭天之礼。”并认为契丹柴册礼中的“燔柴、祀天及受玉册等则应是从中原传统礼制中引进来的”[8]。实际上不仅中原有用火祭祀的礼仪习俗，恐怕它也是世界各族早期祭祀活动的最早方式。自人类能够使用天然火开始，火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工具。在早期人类的认识中，火是上天给与人间的恩赐，神圣无比，被看做是“天火”，并被奉为火神，自然成为崇拜的对象，拜火习俗就是原始萨满文化中的自然崇拜的内容。以拜火的方式祭天，火也就成为和天神沟通的媒介，“协于上下”的助神。随着历史的发展，拜火习俗这种原始宗教意识逐渐渗入了政治因素，变成了宣扬天人合一的仪式。因此，契丹族柴册仪中的“潘柴（祭天）”，应是以原始自然崇拜为基础结合多种因素发展而来，“是在本民族文化传统之上，杂采中原及各地仪注而成，其形式特征，带有鲜明的民族性，不宜简单地视之为中原古礼在北方的移植”[9]。

契丹把本民族萨满拜火习俗与中原新皇帝“受册”礼仪相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柴册仪”，而其祭祀形式“燔柴”正是祭天内容的最好体现。

柴册仪在准备活动就绪后，第一个环节就是举行“再生仪”，“再生”应当是早期契丹汗位继承中的旧俗，所谓“流风遗俗”，与燔柴祭天结合起来，新可汗（皇帝）的出身发生了重要转化，即变成“天生”，使其继续保有政统皇权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具有获得上天所赋予神圣身份来实现政治权力的合法转移的重大意义”[10]。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王学军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原始语境及其意义变迁》一文中认为：“原始语境中的‘祀与戎并非泛指祭祀与战争，而是指祀礼与军礼，均属礼制范畴。”[11]可见在我国古代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军仪是非常重要的礼仪。在契丹族的礼仪制度中军仪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契丹军队每逢出兵讨伐、平定叛乱时，几乎都会祭祀天、地，以示获得天意，得到天神、地祗的护佑。《辽史》中屡见因军事行动而祭祀天地的记载，《辽史·礼志三》对皇帝亲征仪中的祭天现象记载详尽：“将出师，必先告庙。乃立三神主祭之：曰先帝，曰道路，曰军旅。刑青牛白马以祭天地。其祭，常依独树；无独树，即所舍而行之。……将临敌，结马尾，祈拜天地而后入。下城克敌，祭天地，牲以白黑羊。班师，以所获牡马牛各一祭天地。”[12]通过对皇帝亲征议的记载可知，契丹族在出兵誓师、阵前临敌、攻城略地、得胜还师之时均进行祭祀天地。《辽史·兵卫志》记载了皇帝遣将出征的出军仪的仪式：“凡举兵，帝率蕃汉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马祭告天地、日神，惟不拜月。分命近臣告太祖以下诸陵及木叶山神，乃诏诸道征兵。”[13]

《辽史》中屡见记载辽军出征前祭祀天地的史实，如天赞四年（925），太祖以“惟渤海世仇未雪”为借口“举兵亲征渤海”，于“闰月壬辰，祠木叶山。壬寅，以青牛白马祭天地于乌山”[14]。太宗天显十一年（936）九月南下太原攻打南唐，“次忻州，祀天地”[15]。同年十一月，追赶赵德钧途中，“兵度团柏谷，以酒肴祀天地”[16]。乾亨二年（980），景宗南下征伐之前，“冬十月辛未朔，命巫者祠天地及兵神”[17]。“癸未，次南京。丁亥，获敌人，射鬼箭。庚寅，次固安，以青牛白马祭天地”[18]。统和四年（986），圣宗亲率大军击败宋军班师，“以黑白二牲祭天地”[19]。

由此可见，祭天祀地是辽代军仪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贯穿于整个军事活动始终。

契丹族受原始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等萨满文化的影响下而形成的祭天祀祖思想，一直在契丹统治阶层所导演的各种活动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契丹人的观念中，他们的始祖就是“天神”“地祗”，即将“天神”“祖神”相统一，祭天与祭祖揉为一体。其目的都是通过祭天仪式沟通“天神”“祖神”，祈求祖先的“护佑”，传达“天神”的旨意，以“天神”于人间化身的身份将皇权与神权合而为一。在一定程度上说，祭天祀祖思想是契丹重要礼仪制度中的核心部分。随着契丹族历史的发展，祭天仪式不断丰富，到契丹建国前后，除大量融入本民族的一些传统习俗外，同时吸收了中原王朝礼仪制度中以突出皇权为核心的诸多政治因素，以适应契丹由汗国形态向帝国形态转变。契丹最高统治层通过祭天仪式举行的各个环节，突出了皇权神授、君权至上的思想，其深邃的政治内涵、文化内涵在凝聚契丹民族向心力、维护政权稳定等方面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2〕〔3〕脱脱.辽史·卷49·仪卫志一.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833.

〔4〕辽史·卷2·太祖下.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24.

〔5〕辽史·卷56·仪卫志二.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905.

〔6〕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

〔7〕张碧波.契丹萨满文化论-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文化论之一.宗教与民族，2004，（00）.

〔8〕朱子方.论辽代柴册礼.社会科学辑刊，1985，（1）.

〔9〕田广林.契丹自然崇拜礼俗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6，（3）.

〔10〕李月新.辽代再生礼小考.北方文物，2014，（1）.

〔11〕王学军.“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原始语境及其意义变迁.古代文明，2012，（2）.

〔12〕辽史·卷51·礼志三.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 845.

〔13〕辽史·卷34·兵卫志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 397.

〔14〕辽史·卷2·太祖纪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 21.

〔15〕〔16〕辽史·卷3·太宗纪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38，39.

〔17〕〔18〕辽史·卷9·景宗纪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103.

〔19〕辽史·卷11·圣宗纪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 126.

（责任编辑 孙国军）

Abstract： To condensing the nations centripetal force，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Khidan nationality created the etiquette system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rassland ethnic groups， based on the previous shamanistic culture of nature worship， ancestor worship， totem worship and etc. However， sacrifice to heaven， which was developed by previous shamanistic culture， was extremely prominent among the ceremonial rites and the core part of important etiquette systems of Khitan nationality. The ceremony had been constantly enriched and improved， which became the political means of making the regime prominent by sovereigns， especiall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trengthen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regime.

Key words： Khitan； Shamanistic culture； Etiquette systems； Sacrifice to heav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