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卿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广东 广州 510053)

市场基本属性、交易效率与政府经济行为

张 卿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广东 广州 510053)

遵从资源配置的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作用，从维护市场交易属性的视角来推演政府经济行为。得到三个基本的结论：第一，政府既是市场失灵的矫正者，也是市场属性的维护者。第二，交易是市场的基本属性，它的质的规定性集中体现在交易制度和交易技术上，两者的进步过程都离不开政府经济行为的维护和保障。第三，政府维护交易属性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升交易效率，交易效率可细化和工具化，产权、竞争、信用、预期等交易制度效率和交通、信息、教育等交易技术效率可运用无纲量化方法将之指数化，并用于政府经济行为的实践考量。

交易制度；交易技术；政府经济行为

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界定政府经济行为是经济学研究的经典命题，也是各国经济实践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以“资源配置中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政府起更好作用”为立论基石，拟在述评新古典经济学以来的市场失灵理论，借鉴制度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等的交易理论基础上，尝试从市场交易属性维护而不是市场失灵矫正的视角，构筑市场—交易属性—政府—交易效率的关系分析框架，来推演政府经济行为，并对推演结果的实践转化进行探索。

一、政府经济行为：市场失灵矫正视角

在政府经济行为的理论进化中，以市场失灵为逻辑起点的解说一直占据主流且影响深远。古典经济学家如西斯蒙第、穆勒等人在推崇市场机制及其作用的同时，也曾关注到市场运行结果与一般伦理道德之间的冲突，并揭示出生产过剩、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等市场不完美现象，继而提出了政府在税收、财政、所有制等方面进行干预的必要性及原则。而对市场失灵从现象到内核的体系性研究则始之于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学家沿着研判依据→表现形态→形成原因→政府矫正的逻辑思路进行分析，逐步形成了日趋成熟的市场失灵理论。

市场失灵的研判依据，经历了由古典经济学的一般伦理道德向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效率的发展过程。①与宽泛于社会性的一般伦理道德相比，帕累托效率则聚焦于经济性，它使得人们研判市场失灵的歧义性相对减弱，技术性明显增强。新古典经济学以帕累托效率为判断标准，顺理导入边际效用价值、一般均衡等经济分析工具，从而将市场失灵研究纳入了更为严谨规范的经济理论一般范式之中。

在市场失灵的表现形态上，新古典经济学以来的理论重点揭示了垄断、外部性和公共产品领域。张伯伦、罗宾逊曾考察了市场结构中垄断和垄断竞争类型的厂商行为，发现垄断下厂商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均衡点不可能长期维持，垄断会导致市场低效率和社会福利受损。庇古较早关注游离于市场价格机制之外的外部性问题，他认为外部性本质上属于边际私人净产品与边际社会净产品相背离的产物，其中前者大于后者的负外部性会伤害社会福利。萨缪尔森等人基于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即增加消费的边际社会成本为零、互不干扰、额外资源成本为零)，认为经济回报率为零会使逐利性市场自然失去了公共产品的供给动力，市场不可能自发地去完全满足和实现社会对公共产品的福利需求。[1]

在市场失灵的形成原因上，斯蒂格利茨、沃尔夫、普沃斯基等人将之归为呈“常态的”市场不完全和信息不完善。一方面现实市场总是达不到严格条件约束下的完全竞争市场，即使不完全竞争市场可能会出现短期均衡，但是由于产品平均成本、均衡价格都要高于完全竞争市场时的最低点，且均衡产量要低，因此资源配置效率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市场信息总是分散的，呈不确定、不对称的分布，信息不确定会导致市场主体在“事前”与“事后”的决策脱节、盲目，信息不对称会引发市场主体在契约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易造成资源配置不合理。[2]69-91[3]1-25[4]44-56

在垄断、负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的政府矫正上，斯蒂格勒、佩兹曼等人倡导政府应从垄断价格、征税、出口补贴等方面进行规制，并将政府规制上升为法律制度。[5]鲍莫尔等人从可竞争性市场视角，提出政府应放松垄断领域准入规制，降低新进入者的进入成本，提高竞争潜在性，以打破垄断。[6]庇古以外部性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评价信息充分为基本条件，认为政府开征相关税是解决负外部性问题的有效途径。科斯尽管提到交易成本为零时，明晰的产权能促成负外部性问题内部化的市场解，但他更重视交易成本为正时，政府来降低交易成本、化解负外部性问题会更好。理论界普遍认同公共产品应分类来供给，其中纯公共产品由政府完全负责，准公共产品可适度引入市场机制。[7]萨缪尔森则进一步对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进行了模型推导，结果是政府应以帕累托效率为准则，最优供给是公共产品边际成本应等于如以市场愿意供给的相对价格(税收、规费等)之和。[8]

从以上综述可以看出，立足福利经济学且遵循逻辑演绎的市场失灵理论为人们理性认识政府与市场的替代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垄断、负外部性和公共产品问题的客观存在已成为政府经济行为的必要条件，并广泛应用于实践。然而，笔者认为该理论仍存在着三方面值得探讨之处：其一，难以涵盖政府与市场间的多维关系。在多元复杂的经济系统中，政府与市场的资源配置不是彼此隔绝对立，而是相辅相成、辩证联系的，两者在辩证联系中会形成替代、补充、维护、融合等多维关系，市场失灵理论以替代关系的单维度构造显然是不够充分的。其二，未能更深揭示政府经济行为的基础领域。市场失灵属于市场行为偏离帕累托效率的表现结果，政府作用主要体现为“市场后程”的纠错；市场属性属于市场与生俱来的固有存在，政府作用表现为“市场全程”的维护。两者相比，后者则更多地深入政府“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领域。其三，陷入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并存的现实困境。正如斯蒂格利茨、沃尔夫等人所研究的，政府和市场都有其根本利益诉求且存在着相应的局限性。政府在矫正市场失灵时同样会面临自身不完善、信息不完全的制约，或多或少地偏离最优替代行为边界，进而形成不同程度的政府失灵，如过剩成本(x低效率)、非生产性寻租等，现实通常是不完全市场和不完全政府的不完全结合。

二、政府经济行为：市场交易属性维护视角

市场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商品供求交易关系、交易条件和交易过程的总和。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交易俨然是市场的最基本属性，没有交易就不存在市场。交易属性内生于市场且反映市场的质的规定性，而质的规定性则集中体现于市场交易规则、交易技术上。伴随市场由自然生成到逐渐成熟的发展，市场交易规则也必然会经历由分散向成型再向完善的正式制度化过程，交易技术会经历由落后向先进的进步化过程，而这两个过程除了市场的自我意识、自我演进外，还都离不开政府有序的维护和保障，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包括效率和公平在内的交易水平。[9]由此可见，维护市场交易属性是政府经济行为的应有之责，也是遵从市场规律的基本体现。那么，交易制度、交易技术又各自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呢？解答这个问题，对于深入认识政府维护市场交易属性的具体经济行为至关重要。

交易理论体系的形成源于制度经济学发展。科斯、诺斯、杨小凯等学者为了将交易引入主流经济学的成本与收益比较的研究范畴，提出了交易费用、交易收益、交易效率、交易制度、交易技术等概念内涵，并对它们的外延作了重点解释。例如，科斯将交易费用归为搜寻交易对象、相对价格、讨价还价、订立契约、执行契约和监督契约等有关的费用。杨小凯将交易制度和交易技术分别归为产权保护法律和银行制度等、运输技术和运输基础设施等。在交易制度、交易技术的因素构成方面，杨小凯的归纳显然在认识思路上具有启迪意义。[10]

根据诺斯、奥尔森等人对制度含义的认识，②本文将交易制度定义为对市场交易关系、交易条件和交易过程的行为集产生规范影响的规则体系。鉴于这一定义，交易制度的外延由此可分解为产权制度、竞争制度、信用制度、预期制度四个主要方面：(1)产权制度是指对产权关系与产权规则，能实现有效的组合、调节和保护的制度安排，是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基石。良好的产权制度有利于避免因产权模糊导致的商品交易争端，减少市场专业化和分工化的交易费用，促进外部成本或收益内部化，增强激励效应，增加交易剩余。(2)竞争制度是指竞争与供求关系、价格博弈、资金和劳动力流动等有机联系的制度安排，是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因素。公平的竞争制度能引导生产要素在市场交易中有效配置，实现市场结构优化，同时还能促使商品交易的供求、价格等信息传导渠道更加畅通和深入，进而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社会创新、市场进步和人们福利增进。(3)预期制度是指能使市场主体发挥理性预测、期望功能的制度安排。稳定的预期制度有利于市场主体对宏观形势和微观趋势的合理判断，减少市场交易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还能为企业家群体带来发展市场所需要的信心支撑，以更好地发挥企业家在市场中的“中心签约人”职能。(4)信用制度是指对信用行为及信用关系的约束、规范和保证的制度安排。合法、完备的信用制度不仅为惩罚因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充分所导致的市场“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有效保障，而且还可加强市场主体自我约束、自觉履行合约的意识和行为。

根据刘易斯、希克斯等人对交易技术内涵的理解，以及高帆等人对交易技术外延的分类，③本文将交易技术的因素构成界定为交通运输、信息技术、教育培训三个方面。理由如下：(1)罗斯托、豪伊尔等人指出，交通运输技术和设施的改善对于市场乃至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先导作用，不仅有助于扩大商品的交易空间，而且还有利于降低时间耗费和交易费用。(2)潘特、亨得里克斯等人认为，信息技术的进步对于市场交易速度和交易质量的提高起着重要作用，不但能改进商品交易流程、创新商品交易方式，还能减少信息不对称、增进市场交易效率。(3)舒尔茨、斯托基等人强调，人力资本是影响交易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和积淀乃至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主要途径，教育对于人们提高学习、掌握市场交易知识和技能具有显著影响，能起到提高交易效率的效果。

正如诺斯、威廉姆森等人所认为的，政府在财产权保护、货币供给、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机会提供等方面的工作投入可以大大降低市场交易费用。[11][12]在这里，由于交易制度、交易技术是市场交易属性的质的规定，交易制度中的产权制度、竞争制度、信用制度、预期制度带有鲜明的市场交易秩序特征，交易技术中的交通运输、信息技术、教育培训具有明显的市场交易工具特征，因此这七个方面理应是政府维护市场交易属性行为的基础领域。

三、政府维护市场交易属性行为的考量：交易制度和交易技术的指数化

将理论推导转化为实践应用，使两者有机结合是经济研究工作的一个基本要求。政府维护市场交易属性行为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交易水平，反过来意味着交易水平如何可用于政府经济行为的考量，交易水平具有反馈效果。一般而言，交易水平主要包括交易效率和交易公平，鉴于本文研究主题，笔者将仅限于探讨交易效率。

交易效率可被理解为，交易活动的收入与成本(即投入—产出)的对比关系，是一个综合意义的概念。在此，考虑到政府是由众多不同性质和功能的部门组成，故以交易效率来考量政府经济行为还需进一步细化，以便提高政府部门实践的可操作度。那么，如何细化交易效率以避免陷入“概念化”困境呢？杨小凯等人曾提出交易效率概念，且与交易费用呈倒数关系的基础上，借助萨缪尔森的“冰山交易费用”概念，④将交易效率的改进归纳为运输条件和制度变迁引起，这为我们提供了交易效率的分解思路。其实，从上文分析中容易推出，交易效率由交易技术效率和交易制度效率构成，交易技术效率由交通运输、信息技术、教育培训的效率构成，交易制度效率由产权制度、竞争制度、信用制度、预期制度的效率构成。下面，本文借鉴赵红军、高帆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13]169-182[14]运用统计学原理，建立交通运输、信息技术、教育培训、产权制度、竞争制度、信用制度、预期制度等构成因素的指数化框架，并在假定条件下提出交易技术效率、交易制度效率和综合交易效率的核算方法，以图为政府维护市场交易属性行为的绩效考量提供一个初步框架。

表1. 交易技术效率、交易制度效率的测算因素构成

利用表1测算因素中的各种变量，对交通运输等七个指数的测度可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和无量纲化方法，基本步骤如下：

1.对开始选择的众多测算因素变量的描述性数据进行预处理，主要包括数据分布状态如何，统计量的样本数、平均值、方差、偏度系数等信息怎样，以初步判断这些变量能否通过指数化来衡量交易技术效率和交易制度效率。

2.进行信度分析，检验这些测算因素的变量指标是否具有内在一致性，以确保反映交易技术效率和交易制度效率的可信度，可采用的信度指标是Cronbach的α信度系数。

3.在对测算因素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前，还需要进行变量的KMO抽样适当性参数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前者可用于度量这些变量之间的偏相关性，后者可用于度量这些变量相关阵是否是单位阵。若假设遭到拒绝，则表明这些变量之间的确存在相关关系。如果这两个参数检验都通过，那就说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共同因素，适合因素的主成分分析，否则就不适合因素的主成分分析。

4.进行主成分分析，按照相应的计量要求提取测算变量中的主成分，将相关性很高的变量转换成彼此相互独立或不相关的变量，以达到用较少的因素变量来概括和解释交易技术效率和交易制度效率“最大量”的观测目的。

5.根据所提取的因素效度较高的主成分，运用无量纲化方法来计算交通运输指数、信息技术指数、教育培训指数、产权制度指数、竞争制度指数、信用制度指数、预期制度指数。同时，在假定上述前3个因素对交易技术效率、后4个因素对交易制度效率的的影响是均匀的前提下，计算前3个因素结果的简单平均数，用于表示交易技术效率；计算后4个因素结果的简单平均数，用于表示交易制度效率。

6.在假设交易技术效率和交易制度效率对综合交易效率的影响是均匀的前提下，计算交易技术效率、交易制度效率的简单算术平均数，用于表示综合交易效率。

四、结论与启示

1.政府与市场是迄今为止人们资源配置的两种制度安排，尽管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作用涵义和机制功能，但彼此间在多元复杂的经济系统中并不相互割裂或对立，而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政府与市场在辩证统一中会形成替代、补充、维护、融合等多维关系，政府经济行为应从多维关系中界定，并对应地呈现出行为“角色”的多样性。

2.市场属性和市场失灵均包含于市场体系中，前者属于市场行为与生俱来的固有存在，不带有社会倾向，不随人们意志转移而改变；后者属于市场行为偏离帕累托效率的表现结果，随着人们研判水平递进而不断深化。因此，与市场失灵矫正视角下的政府经济行为相比，市场属性维护视角下的政府经济行为则更为基础，更为一般，并更多地表现为政府与市场关系间的融合价值，而非二者关系间的替代意义。

3.市场本义表明，交易是市场的最基本属性，它的质的规定性集中体现于市场交易规则、交易技术上。市场交易规则、交易技术的进步过程离不开政府的维护和保障，主要包括产权制度、竞争制度、信用制度、预期制度、交通运输、信息技术、教育培训七大领域，它们是政府维护市场交易属性的应有职责。

4.政府维护市场交易属性行为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交易水平(包括效率和公平)，反过来意味着交易水平如何则可表明政府经济行为“绩效”如何。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实践中，交通运输、信息技术、教育培训、产权制度、竞争制度、信用制度、预期制度等合成的交易技术效率、交易制度效率和综合交易效率，可运用无纲量化方法将它们指数化，并用于政府经济行为的实践考量。

5.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其中，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可以从三个宏观层面予以理解：一是尊重市场规律上下功夫，建立保护市场的制度框架，维护好市场决定作用的正常发挥，以保障市场秩序的正常运行；二是防止沉浸在市场万能的迷思之中，深入研究市场失灵的变化趋势，在市场失灵领域发挥政府的应有作用，以更好地弥补市场失灵；三是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避免或者减少政府失灵，真正向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型模式告别。由此可见，政府不仅应成为市场失灵的矫正者，而且更应成为市场交易属性的维护者，以更好地展现出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共生性和平衡性。

注释：

①福利经济学认为，如果一种可行的资源配置不可能在不严格损害某些人利益的前提下使得另一些人严格获益，那么这种配置效率就是帕累托效率。

②制度含义较为宽泛。康芒斯认为制度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的规则；奥尔森指出制度是“形形色色的法律和组织安排以及经济政策”；诺斯定义制度为“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以及这两者的实施方式”。由此可见，制度通常可被理解为与人们具体行为集密切相关的规范体系。

③尽管理论界对交易技术内涵的认识仍有歧义，但一般认为交易技术是指与交易活动直接相关的各种基础设施或技术方法。高帆曾在分析交易技术应具备的交易性、基础性、供给两重性和资本密集性四个条件基础上，提出了交易技术可分为围绕物流的交易技术、围绕信息流的交易技术、围绕资金流的交易技术和围绕劳动流的交易技术。

④“冰山交易费用”概念是指，一个人购买一单位商品时，他实际得到的只有k(0 ≤ k ≤ 1)单位，其中1─ k单位商品在交易过程中像冰雪一样融化掉了，1─ k部分为交易费用，k可被视为交易效率。交易费用主要包括交易所必需的运输费用、执行费用、贮藏费用等。

[1] Paul.A.Samuelson.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54，(4).

[2]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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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aul.A.Samuelson.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54，(4).

[9] 张卿，戴燕艳.产业结构变动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两种理论述评及启示[J].岭南学刊，2011，(3).

[10] Yang, XiaoKai. A Microeconomic Approach to Modeling the Division of Labor Based on Increasing Returns to Specialization[D].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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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高帆.交易效率、分工演进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14] 赵红军，尹伯成，孙楚仁. 交易效率、工业化与城市化——一个理解中国经济内生发展的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J].经济学，2006，(4).

责任编辑：明加

2016—04—28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学科共建项目《生产服务业与制造业供求互动机制研究：宏观交易效率视角》(编号：GD13XYJ25)。

张卿(1966—)，男，江苏苏州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第三产业经济与管理、西方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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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4533(2016)06—0096—06

10.13975/j.cnki.gdxz.2016.06.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