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志伟，凡志强，韩 啸

(1.2.电子科技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1731；3.上海交通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300)

媒介化抗争视阈下中国邻避运动的
定性比较分析

汤志伟1，凡志强2，韩 啸3

(1.2.电子科技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1731；3.上海交通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300)

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邻避设施引发的抗争运动层出不穷，现有成果多以单个案例为基础进行研究，缺乏对邻避运动产生机理的解释。结合社会运动、媒介化抗争理论，以我国的邻避运动为研究对象，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法进行多案例综合分析发现，抗争组织形式、抗争性剧目和参与者主动使用媒介是邻避运动演变成暴力群体性事件的必要条件组合，行政体系分化对邻避运动的演变影响力较小，精英同盟分裂和框架过程对邻避运动的演变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不是必要条件；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共同作用于邻避运动，并没有地位上的明显划分。重视公众的合法权利，加强邻避设施选址决策中的公众参与；塑造有效的“解释框架”，增强公众的信任感；实现国家治理“媒介化”，掌握传播主导权等，是政府预防邻避事件的重要途径。

邻避；媒介化抗争；社会运动；定性比较分析

一、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为满足公众日益扩大的生活需求而兴建诸如垃圾处理厂、火葬场、医院等设施，使得我国城市正面临越来越多的邻避问题。这些问题一旦处置不当，就可能引发不同程度的抗争运动，给社会稳定造成压力。在迅速的社会变迁进程中，抗争运动已成为一个日趋显著的社会现象。同时，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正带来新一轮的传播革命，其正通过多样的媒介形式、丰富的媒介内容、复杂的媒介影响，塑造一个新型“媒介化社会”。[1]7这种“媒介化”的历时性过程，将对“抗争”带来怎样的影响并如何建构新型抗争形态？郑雯认为，“媒介化”的抗争不仅是大众媒体、新媒体作为一种抗争工具在起作用，而是整个传播生态转变带来的媒介化的进程，深刻地渗透进抗争政治的每一个环节和细胞，动态建构了整个“抗争”环境。[1]7与此同时，媒介自身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被重构、重塑，这一互动过程使得“媒介化抗争”具有丰富的研究内涵。在我国，大部分“抗争运动”的初衷是追求个人利益、寻求舆论支持的维权行为，大多数抗争运动不会演变成为大规模的冲突，但也会通过媒体曝光或自下而上的议程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决策、引发舆论讨论、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这其中，“媒介化”正愈发凸显出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正如社会理论家Tompson所提出的“可见度透明度”的“公共性”概念，[2]13作为公共领域，现代大众传媒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开放了一个平等、开放和自由的公共对话空间，而在于它提供了“可见度透明性”这种公共性，即当愤怒的民意指向政府，“众目睽睽”会给政府治理带来新的风险。

现今有关邻避设施的抗争维权事件越来越多，在邻避运动与新媒体结合的过程中，这种“媒介化”抗争具有哪些表征和内涵？新媒体又会对抗争、对社会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系统地研究。由于当前我国邻避运动的研究多集中在概念、成因、治理机制等方面，研究对象多针对单个案例；本文将结合社会运动、媒介化抗争理论，以中国的邻避运动为研究对象，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法(QCA)进行多案例综合分析，以呈现中国邻避运动演化的机理。

二、研究方法

由于当前我国的邻避运动研究难以获取一手数据，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定量分析，导致国内大部分学者对邻避运动成因及演化机理的研究都是通过二手资料而展开的。在传统的定性研究中，大多数研究都停留在对邻避运动的经验总结，或是对相关个案进行归纳和逻辑演绎上，往往难以验证结论的普遍适用性。为了提升研究的科学性，增加对邻避运动演化机理的认识，本文将不再采用传统的定性研究。再者，邻避运动演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传统的定性与定量方法不太适用于要素组合的分析。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将采用定性比较研究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该方法一方面顺应了比较研究中多成因分析的趋势，另一方面也照顾了典型案例的深入分析。最重要的是该方法在调和定性和定量的优缺点的基础上，能得出普遍性的结果，从而验证本文的研究假设。

定性比较分析是社会科学领域一种新兴的研究方法，也被视为一类分析技术的统称。[3]该方法最早由著名方法论专家查尔斯·拉金在1987年提出，其建立在集合论与布尔代数的分析上，从集合的角度观测条件与结果的关系，使用布尔代数算法形式化分析问题的逻辑过程。[4]在研究逻辑上，通过多案例间的比较，找到集合间的普遍性隶属关系，所得到的研究结论相比传统定性研究而言具有更高的效度。[5]在社会现象研究中，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操作步骤有别于传统的定性研究，它需要通过相关理论构建社会现象变化条件和结果之间的逻辑关系，再通过收集多个案例进行分析，验证多个影响因素对现象结果的解释力，从而得出普适性的结论。这种方法虽然融合了传统定量研究的操作思路，但它与传统的定量研究相比有很多差异。“定性比较方法聚焦于研究结果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非对称性关系，突破了传统定量研究基于相关系数的对称性思维局限；再者，它认为达到同样的结果可以有多条路径，而每条路径都是不同的相关因素组合，这突破了传统定量研究拘泥于单一模型验证独立变量显著性的思维套路。[5]”可见，定性比较研究不局限于研究单个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的解释，而是更看重各因素之间的组合对社会现象发展的影响，这也更符合社会现象内在的演化规律。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经过不断发展，已拥有了一套独特的分析技术。根据操作过程中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的划分标准，可初步划分为“清晰集分析”、“模糊集分析”与“多值分析”三项主要分析技术，而且新的分析技术也在不断挖掘。由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究新视角下邻避运动的演变条件，即主要是针对条件假设是否存在以及哪些条件组合具有决定作用进行讨论，所以本文选取的是清晰集分析技术。该分析技术融合了“布尔代数”与“集合论”两种方法，用来分析二分变量。在实际操作中，清晰集分析技术必须将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根据案例情况与理论知识赋值为“1”或“0”， 用这两个值表示某个变量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性质状态，比如“存在”或“不存在”，赋值为1 的变量可以用大写字母表示，赋值为0则可以用小写字母或在大写字母前加“～”来表示。[3]由于定性比较分析中研究的解释条件往往是多维度的、且可以进行不同的组合，所以清晰集技术都以组合条件与结果变量来呈现。例如，“条件1和条件2同时出现导致X(即1*2→X)，条件3和4 也可以导致X (即1*2 + 3*4→X)；在一种社会情景A下，条件1出现(即1*A)导致X，而在另一个社会情景B下，条件1不出现(即1*B)导致X即1*2 +～1*B→X表示”。[6]基于此，可运用清晰集分析技术把研究模型的解释条件和结果因素进行1或0的二分赋值，用以表示解释条件的有无和演变结果的好坏，为进一步研究夯实基础。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定性比较分析法也有较为固定的操作程序。本文的研究将会遵循一般性的操作程序，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邻避运动案例，通过解释条件和结果状态的说明引入解释变量和结果变量，然后构建逻辑真值表，最后通过fs/QCA2.0分析软件得出条件组合与结果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

三、研究过程

(一)选取典型案例。

“定性比较分析法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群体性事件和社会抗争的研究”[7]，而邻避运动在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往往都会表现为其中的一种。本文的分析对象将会选取多个邻避运动案例，对这些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得出邻避运动演变的条件和结果的逻辑关系。定性比较分析法对于样本规模的要求不高，在15—80样本规模上都可以运用。此外，“在变量主要由二分形式组成的中小规模样本的研究中，QCA具有较大的优势”[4]。100个数量以上大样本案例的分析应该采用传统的统计分析法，五个以下的案例则比较适合传统的案例比较研究，而定性比较分析法适用于两种方法中案例选取数量的空白地带。参照国内学者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的研究，中等样本的案例数量(10—40)的选取成为主流。根据定性比较法的惯例，对中等样本(10—40)解释变量的数量最好是4—7个。[8]28因此，本文的案例最终选定为40个，并设定7个解释变量和1个结果变量。

表1.邻避运动典型案例

笔者根据中国知网“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信息进行研究，在2016年4月28日输入关键词“邻避”进行全文搜索，共搜到522篇相关文章。根据文章中所提及的邻避运动名称，在知网数据库进行资料搜索整理，同时借助百度、新浪微博等信息平台，综合考虑案例的典型性、代表性和时效性等因素，共计筛选出40个典型案例，如表1所示。

(二)变量的选取。

选择合适、恰当的变量，是进行定性比较分析的关键步骤。由于研究涉及社会运动和媒介化抗争两个视角，而国内外学者对这两个理论所提出的解释框架具有多样性，这给本文选择解释变量制造了一定的困难。因此，本文分别从社会运动和媒介化抗争入手，进行变量的选取。首先，在大量阅读社会运动理论的文献后，笔者基于研究目的和社会运动理论对邻避运动解释的适用性，选择参考任孟山所构建的“新媒体与社会运动的分析框架”作为理论基础，该框架主要分为“政治机会结构”、“动员结构”和“框架过程”三个方面，能较好地解释国内邻避运动的表现形式，同时也兼顾了媒介和社会运动的综合研究，符合本文的研究需要。[9]因此，笔者以“政治机会结构”、“动员结构”和“框架过程”作为研究的概念，并在其基础上选择解释变量。

率先提出将政治机会结构纳入社会运动研究中的学者Eisinger认为，“政治机会结构主要指政体的开放或封闭性质”[10]。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个概念的外延不断扩展并进一步细化。Mc Adam呼吁将“政治机会”同其他有利条件区别开来，强调其“政治”特性，并且将“政治机会结构”确定为四个维度：即“政体的开放程度”、“精英联盟的稳定程度”、“在精英中有无同盟”，以及“国家镇压的能力与倾向”。[11]23-40Tarrow则把政治机会结构细分为四个维度：政治通道的开放、不稳定的政治联盟、有影响力的盟友、精英的分裂。[12]由此可知，政治机会结构是指“某个社会运动得以产生的外部环境或政治背景”[13]。基于此，本文将政治机会结构作为概念变量来研究中国邻避运动的演变逻辑。笔者认为，政治机会结构是邻避运动中一种外生性变量，它能反映邻避运动参与者的成本输出和遭受的阻力大小，从而影响邻避运动的发生、发展和结果。由于本研究是根据事件报道的文本进行分析，基于研究目的，笔者选择“精英同盟的分裂”和“行政体系分化”作为考察政治机会结构的解释变量。

资源动员理论最早由麦卡锡和扎尔德两位西方学者提出，主要关注各类资源的动员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在理论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学者们对资源动员理论中涉及何种资源进行了划分，或对某种资源的动员能力进行了阐释；另一方面，学者们对“社会运动中资源动员的社会背景进行了分析，并认为社会运动的成功也取决于社会运动组织所嵌人的社会背景”[14]。由于目前学界并没有对资源动员理论中的资源分类和动员能力形成一套标准，本研究将参考任孟山的“动员结构”，即“动员结构是一种使个人组织起来参与集体行为的机制，主要包括社会组织和具体的抗争剧目”[9]，强调“动员结构”对邻避运动发展的解释。笔者认为，“动员结构”是对资源动员理论的发展，在邻避运动中具体表现为抗争组织形式和抗争性剧目。抗争组织形式属于常规资源动员划分类型中的物质性资源，而抗争性剧目体现了邻避运动参与主体的资源动员能力。

框架过程是指“社会群体改变对它们自己及世界共同理解的策略性努力行为，通过它让参与社会行动的群体合法化他们的集体行为，并鼓励集体行动进一步涌现，而框架指的是一种能帮助人们认知、理解和标记周围所发生事物的解读范式”[15]3。相比动员结构，框架过程更强调对潜在支持者和行动者的主观意识层面的调动。框架过程也是一种策略性的行为，“但更关注的是社会运动过程中的话语及叙事策略，强调利用文化上共享的信念和理解”[9]。在邻避运动中，框架过程表现为某种主流意识和价值观在不同人群之间的不断延伸，并形成一种地区认同感和抗争文化。在邻避运动过程中，运动主体会利用一些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创造一些口号、话语、符号和标志来寻求集体认同。当然，“框架过程的分析并不那么简单，还需要揭示支撑抗争符号、口号和话语的文化意识形态。符号、口号、话语和意识形态之间具有一定的结构”[16]。

其次，对媒介化抗争视角下的概念变量和观察变量进行确定。在邻避运动发生时期，大多数参与者需要合适的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如果公众通过政府提供的平台不能顺畅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就会倾向于使用一些非制度性的参与方式。媒介参与能给政府施加舆论压力，能较好地实现行动主体的抗争诉求，是行动主体可利用的一种策略行为。媒介参与主要有两种媒介使用态度，一种是参与者主动使用媒介，另一种则是参与者被动使用媒介。参与者主动使用媒介表现为“有参与者主动寻求大众媒体的支持援助，以及具有较高媒介素养的参与者应用新媒体进行维权”[1]。因此，笔者选择媒介使用态度作为观察变量之一。长期以来，传统媒体在舆情传播中处于重要的角色，但呈现出不能完全释放民意的困境。传统媒体是政府及时发布消息的一种传统方式，在公众面前展现为“政府的喉舌”。然而，传统媒体具有一套严格的报道程序，会在突发事件中存在消息发布滞后的问题；再者，政府处理突发事件时会采取一些管控措施，并不能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消息需求，会逐步造成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成为媒介产业的发展趋势，并且新媒体在不断取代传统媒体的部分角色。相比传统媒体，新媒体具有一些天然的优势，它的报道程序没有统一的标准，对碎片化信息处理更为方便快捷，更适合公众进行自下而上的抗争。在邻避运动中，参与主体会主动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进行消息传播，提升抗争行动的效果；同时，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都存在市场动因，会抓住事件的第一消息源进行报道，获取更多公众关注，提升自身的媒介影响力。可以看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新闻生产方面具有不同优势，都能成为邻避运动的首曝媒体”[17]。基于新媒体相比传统媒体天然的优势，笔者认为首曝媒体是新媒体对邻避运动的演变能发挥更大的功效，并选取首曝媒体作为解释变量。最后，综合社会运动和媒介化抗争的视角，共选择7个解释变量：精英同盟的分裂、行政体系分化、抗争组织形式、抗争性剧目、框架过程、媒介使用态度、首曝媒体。

关于结果变量的确定，本文最终选定“暴力群体性事件”和“非暴力群体性事件”[18]作为结果变量。这一方面是基于邻避运动演变机理研究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提出关于政府处理“邻避”现象的可行性建议。目前，“邻避”的称谓并没有严格的限定，“邻避效应”“邻避情结”“邻避运动”“邻避抗争”“邻避冲突”等都是具有一定内涵的“邻避”概念。参照侯光辉的邻避危机演进示意图，我们认为“邻避情结”、“邻避抗争”、“邻避运动”、“邻避冲突(事件)”是邻避危机逐步递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从抗争个体到抗争群体再到政府、设施商、媒体等各种力量的全面介入，“邻避”事件俨然成为一种群体性事件。[19]政府如果不对“邻避运动”的作用方向和作用方式加以控制，那么“邻避运动”可能会突破合法界限，从而演变为暴力群体性事件，这不仅影响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还会有损民众的根本利益。再者，当前国内对邻避运动的研究，大多都是对邻避运动发生原因的解释，而缺少邻避运动整体演进过程的分析，尤其是缺少对邻避运动演变成群体性事件的暴力程度的分析。本文通过“暴力群体性事件”的结果变量，将邻避运动的演变方向一分为二，着重挖掘邻避运动演变成暴力抗争的内在机理。

(三)研究假设与模型。

笔者引入社会运动理论与媒介化抗争视角，参考学界相关研究文献，构建一个包含7个解释变量和1个结果变量的研究模型(见图1)并提出研究假设。

根据模型，笔者提出如下假设，并对后面定性比较分析中的变量的逻辑真值选择进行说明：

H1：精英同盟的分裂是邻避运动演变成暴力群体性事件的关键条件。

H2：行政体系分化是邻避运动演变成暴力群体性事件的关键条件。

H3：抗争组织形式是邻避运动演变成暴力群体性事件的关键条件。

H4：抗争性剧目是邻避运动演变成暴力群体性事件的关键条件。

H5：框架过程是邻避运动演变成暴力群体性事件的关键条件。

图1. 研究模型

H6：参与者主动使用媒介是邻避运动演变成暴力群体性事件的关键条件。

H7：首曝媒体是新媒体是邻避运动演变成暴力群体性事件的关键条件。

第一，精英同盟分裂一方面表现为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等核心人物通过舆论造势等不同手段支持邻避事件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表现为环境NGO等与环境事务挂钩的非政府公共组织和利益集团通过不同方式对邻避事件表达支持。如果邻避案例有上述两者中的任意一种表现，则在逻辑真值表中将变量取值为1，反之为0。行政体系一方面表现为横向分化，即政府部门间不协调，政府职能部门间处理事件时相互推卸责任；另一方面表现为纵向分化，即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利益不一致，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缺乏沟通协调，地方政府忽视了中央颁布过相关政策、制度和法律，地方政府注重地方GDP而不注重环境保护的国策等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化行为。同理，邻避事件中具有上述行为中的任意一种，则在在逻辑真值表中将变量取值为1，反之为0。

第二，在资源动员理论下，“社区、群众大会、民间组织、社交关系网络、区域性网络论坛等”[20][23]都是重要的组织资源，在表现形态上，群众大会、民间组织和区域性网络论坛属于有形的、看得见得的组织；而社区、社交关系网络属于无形的、看不见的组织。在邻避运动案例中，如果出现以上某种抗争组织形式，则在逻辑真值表中取值为1，反之为0。抗争性剧目是指“抗争主体所进行的行动者内部当时所知晓且可用的抗争表演，而抗争表演表现为一些相对为人们所熟悉的、标准化的方式，例如拉横幅、发小册子、静坐、请愿等引起他人注意的行为”[24]57-58。邻避运动的抗争性剧目往往是运动之初参与主体采用的一种行动策略，从小范围群体开始，通过不同的表演行为不断吸引更多人的注意，以寻求更好的抗争结果。在暴力群体性事件的判定中，也会遇到一些类似于邻避运动的抗争性剧目中的方式。相比而言，邻避运动的抗争性剧目，参与主体是小范围的个人和少数人，而暴力群体性事件是大范围的群体行为，这更能说明抗争性剧目是一种促进邻避运动演变的因素。在这里，如果邻避运动中具有某种抗争性剧目，则在逻辑真值表中取值为1，反之为0。

第三，在框架过程的设定中，只要邻避运动中具有展示某种口号、话语、符号和标志的行为则记为变量为1，反之为0。在变量媒介使用态度的赋值中，如果在邻避运动的不同阶段，参与者有主动使用媒介的行为则记为1，反之为0。在本文的案例中，消息曝出是通过互联网、微博、论坛、博客等新媒体则把变量赋值为1，反之为0。

第四，在结果变量的判定中，“当发生大批人聚众闹事，并伴有蓄意煽动、冲击、打砸等恶性暴力行为”[25]，则说明邻避运动演变为暴力程度高的群体性事件。当邻避运动中大批人采取集体上访、静坐、罢工、集会、游行、示威等方式，则说明邻避运动演变为暴力程度低的群体性事件。在这里，如果邻避运动演变为暴力群体性事件，不论暴力程度的高低，则把结果变量赋值为1，反之为0。当然，暴力群体性事件的判定除了暴力程度，还要判定是否是群体性事件，如果只是个人和少数人的暴力行为，也只能算非暴力群体性事件，这与前文中的抗争性剧目相对应。

(四)数据分析。

根据变量的赋值标准，对选取的40个典型案例中的相关变量进行赋值，结果如表2。

表2. 逻辑真值表

对于表2逻辑真值表的数据分析，本文选取的是定性比较分析法中常用的fs/QCA2.0软件。依照真值表的相关信息，先是对单个条件变量进行了分析，其中既包括单个条件变量在40个案例中存在的比例，也包括定性比较性分析中常涉及的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和覆盖率。在常规的定性比较分析法运用中，“一致性指标可用于判断特定条件(组合)是否看作结果的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当该指标大于0.8时，说明有80% 以上的案例符合一致性条件，可认为X是Y的充分条件。若该指标大于0.9时，我们可认为X是Y的必要条件。当一致性得到满足后，研究者可以进一步计算覆盖率指标。该指标描述了解释条件(组合)X对结果Y的解释力。覆盖率指标越大，则说明X在经验上对Y的解释力越大”[26]。通过软件得出表3中的相关结果。

表3.单个条件变量分析结果变量名称案例比例一致性覆盖率精英同盟分裂0.7250.6896550.740741行政体系分化0.650.7692310.740741抗争组织形式10.6750001.000000抗争性剧目0.7750.8709681.000000框架过程0.9250.7027030.962963主动使用媒介10.6750001.000000首曝新媒介0.5250.6666670.518519

在条件组合分析中，通过fs/QCA2.0软件的程序，笔者对不同变量组合的一致性进行了升序排列，并按照惯例，将阀值设定为0.9，进行筛选，选择标准分析(Standard analysis)，输出结果为三种情况：复合方案(complex solution)、吝啬方案(parsimonious solution)和中间方案(intermediate solution)。笔者在标准分析的步骤中没有进行更多地限定，在结果输出中复合方案和中间方案是一致的。基于研究惯例，笔者以结果输出的复合方案作为研究结果，将软件分析显示进行截图(见图2)，以此进行讨论。

图2. 复合方案

说明：“*”是变量组合的连接符合，“～”表示“非”，即“不存在”。“raw coverage(原始覆盖度)表示在每一个条件组合中的每一种因素对结果的影响，在定性比较分析中，意义不大，因此不作分析。unique coverage(唯一覆盖度)取值高低可以说明哪种组合更能够产生结果，即数值越大的条件组合更容易导致结果发生。”[27]

通过图2的结果输出，笔者发现整体覆盖度(solution coverage)和整体一致性(solution consistency)分别达到了0.77778和1.000000，说明该结果中的条件组合具有一定的说明力。7个假设的条件变量能进行不同的组合并具有一定的说明力，验证了社会运动视角和媒介抗争视角的结合能很好地解释邻避运动的演变机理。

再者，在图2中总共出现了3种条件组合，笔者将字母替代的变量名称转换成中文名称，得出如下：

组合1：精英同盟分裂*抗争组织形式*抗争性剧目*框架过程*主动使用媒介

组合2：～行政体系分化*抗争组织形式*抗争性剧目*框架过程*主动使用媒介*～首曝新媒体

组合3：精英同盟分裂*行政体系分化*抗争组织形式*抗争性剧目*主动使用媒介*～首曝新媒体

笔者把三个组合进行合并简化可以得出：

抗争组织形式*抗争性剧目*主动使用媒介(精英同盟分裂*框架过程+～行政体系分化*框架过程*～首曝新媒介+精英同盟分裂*行政体系分化*～首曝新媒体)

该表达式可以得出：抗争组织形式、抗争性剧目和参与者主动使用媒介是邻避运动演变成暴力群体性事件的必要条件组合；精英同盟分裂和框架过程在分别的两个组合中有出现，并且共同出现在组合1，而组合1的唯一覆盖度比组合2和组合3的唯一覆盖度更高。因此，精英同盟分裂和框架过程对邻避运动的演变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不是必要条件；行政体系分化的情况在组合2和组合3中对立性地存在。因此，行政体系分化对邻避运动演变的影响力较小；而在三个组合中，首曝媒体是新媒体都没有被表现出来，虽然在前文的单个条件变量分析中，首曝媒体是新媒体的案例比例和一致性都超过一半，但在条件组合分析中却不够解释力。因此，首曝媒体是新媒体在邻避运动演变成暴力群体性事件中的作用并不明显。这从侧面说明，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是共同作用于邻避运动，并没有地位上的明显划分。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结合社会运动、媒介化抗争理论，以中国邻避运动近15年来(2003—2016)共40个典型事件作为样本为研究对象，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法进行多案例综合分析，系统呈现中国邻避运动演变的机理，并得出以下结论：(1)抗争组织形式、抗争性剧目和参与者主动使用媒介是邻避运动演变成暴力群体性事件的必要条件组合。(2)行政体系分化对邻避运动的演变影响力较小，精英同盟分裂和框架过程对邻避运动的演变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不是必要条件。(3)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共同作用于邻避运动，并没有地位上的明显划分。

上述结论对我国政府应对邻避运动的启示有：第一，重视公众的合法权利，加强邻避设施选址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政府要与建设商制定合理的补偿方案，满足公众的利益和心理需求，保障公众的权益，改变单向度的邻避设施选址决策模式，通过合法的公众参与，避免公众聚集形成抗争组织。第二，提高沟通的有效性，塑造有效的“解释框架”，增强公众的信任感。随着城市化建设的深入，新媒体对公众的赋权，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改造和建设中遇到的问题也将越来越多，因此就需要政府提高与公众沟通的有效性，增强公众的信任感，减少公众的风险感知和抗争行为。第三，实现国家治理的“媒介化”，掌握传播的主导权，及时有效地公开信息，以防止信息不对称导致信息失控，流言、谣言，煽动性言论泛滥，导致邻避事件向恶性态势演化。

本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于：(1)区别于以往邻避运动的研究，本研究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进行多案例对比分析，拓展了邻避研究的视野，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2)研究结合社会运动、媒介化抗争两种视角，对典型案例进行比较分析，系统呈现了中国邻避运动的演化机理，探讨当代中国环境抗议转化为暴力抗争的机理过程，能为转型期的国家治理提供借鉴意义，为政府应对邻避事件、引导群体行为提供具体路径。其不足之处在于：(1)解释变量的选择基于研究者的主观判断，不可避免地会带入笔者的经验因素；(2)案例的样本数量可以进一步增加，并在未来研究中考虑邻避设施的类型，事件发源地等因素。

[1] 郑雯.“媒介化抗争”：变迁、机理与挑战当代中国拆迁抗争十年媒介事件的多案例比较研究(2003—2012)[D].上海: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3.

[2] Thomas de Zengotita. How the Media Shapes Your World and the Way You Iive in it[M].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05.

[3] 刘丰.定性比较分析与国际关系研究[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1).

[4] 李蔚,何海兵.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逻辑及其应用[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5,(5).

[5] 夏鑫,何建民,刘嘉毅.定性比较分析的研究逻辑——兼论其对经济管理学研究的启示[J].财政研究,2014,(10).

[6] 黄荣贵,桂勇.互联网与业主集体抗争:一项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9,(5).[7] 马奔,李继朋.我国邻避效应的解读：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法的研究[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5,(5).

[8] Rihoux B. and Ragin C. Configurational Comparative Methods: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and Related Techniques[M]. Thousand Oaks and London: Sage, 2009.

[9] 任孟山.政治机会结构、动员结构和框架过程——当代互联网与社会运动的一个分析框架及案例考察[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1,(6).

[10] Eisinger P K.. The Conditions of Protest Behavior in American Cities[J].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73,(1).

[11] McAdam 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C].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12] 曾繁旭,戴佳,王宇琦.媒介运用与环境抗争的政治机会：以反核事件为例[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

[13] 朱海忠.政治机会结构与农民环境抗争——苏北N 村铅中毒事件的个案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

[14] 陈国栋.资源动员理论视角下的农民工集体维权行动生成机制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5,(19).

[15]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6] 郑雯,黄荣贵,桂勇.中国抗争行动的“文化框架”——基于拆迁抗争案例的类型学分析(2003—2012) [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2).

[17] 谢耘耕,万旋傲.不同类型媒介在公共事件中的角色变迁——基于2007—2011年重大公共事件的实证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12).

[18] 于建嵘.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及其基本特征[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6).

[19] 侯光辉,王元地.邻避危机何以愈演愈烈——一个整合性归因模型[J].公共管理学报,2014,(3).

[20] 韩志明.利益表达、资源动员与议程设置——对于“闹大”现象的描述性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12,(2).

[21] 郑谦.相对剥夺感塑造与资源动员耦合下的社会抗争分析——以江苏省扬州市 H 镇的社会冲突为例[J].公共管理学报,2015,(1).

[22] 崔晶.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邻避抗争:公民在区域治理中的集体行动与社会学习[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3).

[23] 石大建,李向平.资源动员理论及其研究维度[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24] 蒂利,塔罗.抗争政治[M].李义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25] 彭小兵,朱沁怡.邻避效应向环境群体性事件转化的机理研究——以四川什邡事件为例[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4,(6).

[26] 黄荣贵,郑雯,桂勇.多渠道强干预、框架与抗争结果——对40个拆迁抗争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社会学研究,2015,(5).

[27] 李健,西宝.管制俘获成因的定性比较分析[J].哈尔滨工程大学学报,2012,(7).

：王升平

2016—08—30

项目名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风险感知视角下邻避冲突中的群体行为演化与治理框架研究》(编号：16BGL174)。

汤志伟(1969—)，男，重庆人，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电子政务与公共安全；凡志强(1992—)，男，四川宜宾人，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电子政务与公共安全；韩啸(1988—)，男，四川自贡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公众参与。

D631.4

A

1008—4533(2016)06—0048—10

10.13975/j.cnki.gdxz.2016.06.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