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轶琪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再辨析*

贺轶琪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我国的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之争是刑法解释的限度之争，实质解释的限度要大于形式解释的限度，而形式解释也并不是实质解释论者口中机械的运用法律者。形式解释是相对的形式解释，在解释法律的过程中也会有实质的内容。在解释刑法时应采用传统的解释方法，以人权保障为立场，以文本可能含义为限度。

实质解释；形式解释；出罪；入罪

对法律进行解释是法官运用法律来裁判的必经程序，这是由法律语言的高度概括性所决定的，解释的方法、角度、立场的不同往往会得出大相径庭的结果。古有名扬四海的唐律疏议，今有推陈出新的司法解释，解释学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在刑法学领域中，解释学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自罪刑法定原则正式以成文的形式被规定在刑法典中，我国学者们围绕着到底该主张形式解释论还是实质解释论展开了争论。各路学者纷纷站队，对相关理论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深入探讨。然而，虽然诸多学者对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进行了充分的论证，但司法实践中仍然缺少切实有效的指导，因此有必要再度梳理以期实现对司法实践的指导作用。

一、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争议点之梳理

(一)我国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争议焦点

在我国刑法领域内，最早明确提到实质的解释与形式的解释字眼的是阮齐林教授，阮齐林教授在新刑法颁布后在其论文中指出：“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还将导致刑法解释方法论的转变，即由重视实质的解释转向重视形式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