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爽

情节主要是指作品中所展示的人物经历、各种矛盾冲突以及一系列能显示人物自身、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环境之间某种特定关系的具体事件。一篇优秀的小说，作者必然在其情节上按照自己要表达的意图进行精心的设计。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小说的情节或多或少具有一种象征的功能。

《祝福》是鲁迅先生的名作之一，其精心的情节艺术构思可以说是当时小说的典范。小说的主题，毫无争议，就是通过祥林嫂的悲剧，揭示封建礼教、封建迷信思想对民众的毒害和其“吃人”的本质。然而可悲的是，故事发生在辛亥革命之后，按照历史发展轨迹，中国封建制度——清王朝已经覆灭，代表资产阶级民主的民国已经成立，小说的另一种主旨指向不言而喻，那就是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对顽固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妥协。鲁迅先生以巧妙的构思，不漏痕迹地将这些内涵融于小说的情节设置中，如果我们仔细研读就会发现这些情节所象征的意义。

一、背景地的设计——鲁镇，象征封建制度残存的顽固堡垒

在《祝福》中，所有的故事情节都是以鲁镇为背景展开的，包括祥林嫂在贺家墺发生的一切，都是通过卫老婆子的转述得以呈现。在小说中，鲁镇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一开始，小说设计了四叔大骂新党的环节，并特地点明“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而故事发生的时间是民国，辛亥革命早已推翻了封建制度的清王朝，康有为所谓的新党性质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从而暗示出这里还是清王朝在统治着，并没有因为民国的成立而改变性质。

接着小说又设计了描写四叔书房的情节：“……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阅读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小说中的人物，上至最高身份的四叔，下至最底层的柳妈、祥林嫂，无不用言行执行和维护着封建礼教。由此可见，鲁迅先生在创作时就有意用鲁镇作象征吞噬祥林嫂的封建制度的残存的顽固堡垒。

二、“我”和四叔的关系设计，象征辛亥革命革命者与封建制度纠缠不清的关系

小说中的“我”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者的代言人，然而鲁迅偏偏为其安排为四叔的侄儿，这其中应该是有深意的。我们不妨研究一下小说中“我”对四叔的态度。

首先，作为一个革命青年，对四叔这种封建顽固分子肯定是深恶痛绝的。小说写道：“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可以读出“我”对四叔的言语是极其厌烦的，对其态度是十分冷谈的。四叔也应该是感觉到“我”的态度，所以才让“我”“一个人剩在书房里”。

其次，由于是叔侄关系，对其颇有不满却隐忍退让。当听说祥林嫂死去，四叔又大骂其为“谬种”，我偏又不识趣地在此时打听死因，导致了二人的冲突：“我从他俨然的脸色上，又忽而疑他正以为我不早不迟，偏要在这时候来打搅他，也是一个谬种。”“我”没有选择直面，而是“立刻告诉他明天要离开鲁镇，进城去，趁早放宽了他的心”，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或者是资产阶级革命者的软弱体现无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其实，我们了解一下辛亥革命的历史就知道了，辛亥革命推翻的只是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革命中，大多数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汉人旧官僚，投机地转向革命而获得地位，而其封建性质的本位并没有改变。由此可见，在辛亥革命的队伍中，有相当多的革命者本身就来自于代表封建势力的家族，面对家族利益、亲情的牵扯，其妥协与软弱可想而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推断，鲁迅先生在小说中设计“我”与四叔的关系，就是在象征辛亥革命革命者与封建制度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从而暗示了辛亥革命为什么不彻底，无法摧毁像“鲁镇”这样的封建堡垒。

三、“问魂灵有无”——逃，象征了软弱的资产阶级无法真正给予劳动人民幸福生活的希望

小说写祥林嫂向“我”询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她原本“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的眼睛“忽然发光”，显示出希望“我”的回答能给予她方向的热切的渴望。然而，作为具有进步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我”，却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而是选择了“匆匆的逃”，从而熄灭了祥林嫂最后一点向往幸福的火花，使其在寒冷和恐惧中悲惨死去。

这一情节的设计，绝非偶然地创作，而是别有深意。小说写于1924年，也就是民国十三年，距离辛亥革命十三年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并没有因为清王朝的覆灭而发生太大的变化，依然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整个社会军阀割据，混战不断，民不聊生。而此时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列主义也传到了中国，中国共产党也已经成立。作为立志要用文化唤醒国民思想的鲁迅先生，不可能不对资产阶级拯救中国的能力产生怀疑，也不可能没有去了解马列主义。

四、“被卖，改嫁”，象征了打破封建礼教才能得到幸福；“再次丧夫，丧子”，象征封建礼教绝不容许不遵从者得到幸福

被卖，对祥林嫂本人而言，是一种悲惨的命运，也是对她人格尊严的玷污。然而，祥林嫂没有想到的是，她为了封建礼教所谓的清白名声而以死抗争的第二段婚姻，却带给了她也许是人生中唯一的真正的幸福：“他们娘儿俩，母亲也胖，儿子也胖；上头又没有婆婆，男人所有的是力气，会做活；房子是自家的。——唉唉，她真是交了好运了。”这样的情节设计，固然有为后面情节“讲阿毛故事”，“被鲁镇人鄙弃”，“捐门槛”埋下伏笔的作用，但就小说主题而言，鲁迅先生何尝不是在借此告诉人们：打破封建礼教就会得到幸福。

然而，这样的情形绝不是封建礼教维护者所乐见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鲁迅先生又设计了“贺老六病死”和“阿毛被狼吃掉”的情节，象征了祥林嫂这意外得来的并不是靠反抗得来的幸福是不长久的，是禁不起封建礼教的围剿的。所以，她被贺老六的大伯赶出了幸福的乐园——贺家坳，回到了被封建礼教统治得密不透风的鲁镇，继续悲惨的人生。

当然，《祝福》具有象征意义的情节设计还有很多，如“祥林嫂的不幸都发生在春天”和“捐门槛”等，早已有同仁进行了研究论述。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正是“鲁迅把写实手法与象征艺术融会贯通，相辅相成，寻求写实中的超越和真实中的深刻，使作品更具有艺术感染力”，也就是说，鲁迅先生对象征手法的成功运用，不仅体现了他高超的写作技巧，更让《祝福》这篇小说成为耐人咀嚼的内涵丰富而深刻的经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