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沈从文一直以“乡下人”的自我定位来从事文学创作，他的作品有着浓厚的“恋乡情结”。他的“恋乡”，是对自然的融合，对乡情、风俗的再现，更是对人性的赞美，以及在文化转型中对人性丰富性的思考。他不仅在湘西题材的作品中渗透了自己的“恋乡情结”，在都市小说中也把对家乡的依恋和怀念体现的淋漓尽致。

【关键词】沈从文;恋乡情结;人性

沈从文的创作及人生道路如同他的作品一样，无疑具有传奇性。他的文学贡献不仅仅在于创作量的丰富，更在于他以特殊的边民文化身份，从边民的视角出发，始终以一个“乡下人”的心态去观察这个世界，在其湘西题材和都市题材的小说中，都能显现出其浓厚的“恋乡情结”，而在这种情绪下的文学创作，体现出的是对自然的融合，对乡情、风俗的再现，更是对人性的赞美，以及在文化转型中对人性丰富性的思考。

沈从文“恋乡情结”的产生，与其个人经历密切相关。其实，任何人潜意识中都有一种恋乡情结，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根据容格对情结的释义，他把这种几乎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内心情感的外在表现归结为孩童时代的最初经验。从《从文自传》中，我们得知他的童年生活是在与自然的融合中度过的，特别是纯净的“水”，对他的影响是颇为深刻的。“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孩童时代对于自然的依恋，使沈从文在二十年后“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湘西的自然风光给予了沈从文丰富而又敏感的情感体验，而沈从文对于自然独特的审美角度，使他的作品中所呈现家乡的一切都如碧水般纯洁明净。

潜意识的“恋乡情结”始终存在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中，然而，真正使他对家乡的依恋和怀念产生的原因则是现实的刺激。他希望自己进一个学校，去学些他不明白的问题，去些新地方，看些听些使他耳目一新的世界，然而当他在1922年的夏天怀着对新世界的渴望来到北京这个大都市时受到了冷遇。由于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他坐不进大学的课堂;街上的摩登男女向他投来鄙夷的目光;身上的钱财所剩无几，使他连房租也付不起;在他的“窄而霉”小屋里，他只能忍受着北京狂虐冬风的欺负;面对这一切，沈从文深深地失望了。不满于自己的孱弱，更憎恨周围的势利，而随着这不满和憎恶日益增长，一种思乡的恋情也油然而生，面对这一切，他只能生活在自己对家乡的生命记忆里，城市的冷酷与傲慢使他在与所谓的现代文化的“同化”过程中感受到灵肉分离的痛苦，他说：“我总是梦到坐一只小船，在船上打点小牌，骂骂野话，过着兵士的日子……我爱悦的一切还是存在，他们使我灵魂安宁。我的身体却为都市生活揪着，不能挣扎，两面的认识给我大量的苦恼，这冲突，这不可调和的生命，使我永远同幸福分手了。”在沈从文心中，都市是梦想的开始，是现代知识的象征，沈从文对现代知识充满崇敬和渴望，他相信知识能使人脱离单纯的物欲和肉欲，追求更高尚更优美的生命形式，因此他急切想融入城市，可当他真正身在城市中时却发现自己根本不能融入城市的知识阶层，强烈的异己感使沈从文倍感孤独和自卑。他这样评价在都市中的自己：“这世界，我是太拙劣的一人吧。凡是别人做的事我都不能。到这人海中，我正如一个从另外的国度里爬过来的人。”自卑与孤独的心理使沈从文对于都市文明有意的排斥。同时，又不由自主的走上精神恋乡之路。

沈从文的“恋乡情结”使他始终以一个“乡下人”的自我定位来观察世界，在其湘西题材的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湘西人的自然人性美和生命张力。他在《篱下集题记》里就直截了当地写到“我崇拜朝气，喜欢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因此，在他的笔下，湘西的人民勤劳朴实、吃苦耐劳，充满着旺盛的生命力。沈从文作品中年轻小伙子都是强壮结实的，手脚勤快，用坚强的毅力挑起生活的重担，父辈们更不甘示弱，年纪大了，只要骨头硬朗，便闲不着。如《边城》中的天保、摊送兄弟“都结实如公牛，能架船、能泅水、能走长路……”;老船夫虽已年老，可是仍然坚持摆渡。《虎雏》中，虎虎有生气、充满着野蛮剽悍精力的虎雏天性难改，他居然敢用枪打侮辱他的人，即使到上海这个大都市读书、受教育，也野性不改，最后杀人，逃离上海;《湘行散记》中，那个戴水獭皮帽子的大老板也野性十足，豪爽乐观，弥漫着生命强力;《贵生》中的贵生，虽是一个憨态可掬、老实本分的人物，但在他的血管里仍然流淌着暴烈的血液，以至最后他竟然在愤怒之下一把火烧毁了杂货铺;面对这些鲜活的人物，沈从文不像一般作家那样去谴责人性中的野蛮，而是欣赏、赞美这种自然人性下的生命张力，力图表现出湘西人生活的真实。他希望借助对生命强力的歌颂来表现出湘西人的自然人性，并表现出他们对于生活和生命的热爱，以及他们对生命坚忍的承担意识。

沈从文在湘西题材的小说中表现湘西人的自然人性美，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是坚持固有文化的优越来获得的一种心理平衡，并且力图找出“乡下”可与城市相抗衡的美质，因此对乡下的美化展现出其浓厚的“恋乡情结”，而对城市中的教授、绅士、学生和职员等的批判与丑化则更彰显出他对家乡的依恋。沈从文虽然住在城市里，可是他始终活在对湘西的印象里，他的“恋乡情结”使他无法像城市中人一样生活，他深受湘西文化的影响，忍受不了城市的现代文明给他带来的冲击，因此他把湘西世界作为自己面对惨淡人生痛苦思考后的精神家园，而对于都市世界，他却深恶痛绝，从他对都市人的描写中，我们已经找不到像他在湘西题材中对于自然人性的赞美和怜悯，在他的笔下，都市人的人性是扭曲、荒谬、病态的，他的“恋乡情结”使他和城市始终保持着一种心理距离。

因此，沈从文在其都市小说有意回避和忽略现代景观，即使有都市的色彩，城市的物象面目也是模糊的。沈从文自己也认为他的都市小说题材是故意窄化了的，就连霓虹、商场、电车、阳台这些具有都市指征的词汇都绝少出现。也许，其原因就像他在《一个天才的通信》中反问的：“先生，你觉得这街景有详细描画的必要没有？”这不说也罢的揶揄道出了原委，他对于都市生活的繁华与喧嚣是看不上眼的。沈从文的“恋乡情结”使他始终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直视城市人扭曲的内心世界，沈从文认为：“城市人生活太过匆忙，耳朵眼睛接触声音光色过分疲劳，加之睡眠不足，营养不足，虽俨然事事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之外，别的感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不仁。”因此，在《绅士的太太》的开篇，沈从文写道：“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文中的绅士淑女，表面上礼数讲究，守节重，稳重娴淑，实际上则虚情假意，背地里干的全是肮脏的勾当;《八骏图》中的学者、教授们外表老成持重、学识渊博，实则因为内心欲望被压抑堵塞已成为精神上的阉人。《大小阮》塑造了一个不择手段向上爬的卑鄙人物，手足之情成了获取金钱与权势的工具，大阮唯利是图欺骗小阮并诈骗钱财，而小阮则有崇高的理想，历尽艰险参加革命，但最后大阮爬到了社会的上层并当上了训育主任，可小阮却牺牲了，最终还得了个“糊涂”的骂名。此外，在《若墨先生》、《自杀》、《记一大学生》、《有学问的人》等作品中的“都市文化人”，也都是被世风扭曲了的空虚浅薄之徒。接受现代教育和科学文化知识的教授们反被“文明”扼杀了真情实感，丧失了生命活力，变得矫情衰颓。沈从文将畸形的现代文明与淳朴自然的湘西世界作对比，对于都市中人畸形的人性的批判，正显示出其在都市中的压抑，而对湘西自然人性美的赞扬则更加凸显出一个边城中人的深深的“恋乡情结”。

凌宇曾说：沈从文构建的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代表“两个对立的经验世界”。而这两个世界，都深深地打上沈从文个人的生命体验色彩，沈从文从湘西到城市，地域上的转换使得他不得不经历两个截然不同的情感世界，“恋乡情结”使他在都市中感受到的只是强烈的异己感和异化感，记忆中湘西山水的诗意美，湘西人的素朴、单纯和自然人性美成为他精神上的唯一慰藉。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 沈从文精选集[M].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5：241，242.

[2] 沈从文. 从文自传[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8：245，257.

[3] 沈从文. 第二个狒狒[A]. 沈从文文集[C].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4：2.

[4] 凌  宇. 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M].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102.

【作者简介】

崔菡笑（1991—），女，汉族，河南禹州人，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