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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主体·话语》浅谈

2016-12-21吕思维

青春岁月 2016年20期
关键词:父权权力

吕思维

【摘要】本书以毛时期的文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话语系统来研究。在共时性的话语结构层面上探讨在政治语境下的作家话语状况,通过举例说明了此时期作家们的心理人格困境。理论方面,主要涉及到精神分析以及福柯的“权力”理论(后结构主义)。虽然在现今阶段,对毛时期文学研究领域中,利用“权力”、“话语”等角度来探析文学的困境难免已落入模式化的境地,但这本书因其对理论的熟稔在当时还是占据了学术前沿。

阅读本书给我带来的最大收获,还是体现在下面的两个问题,以及我对这问题的思考与解答。

问题一出现在161页,有句话提到,传统中国,由于这种“君统”的政治制度又和“血统”的宗法制度相互缠绕和纠结,所以文化恋父情结的病态心理也就表现得异常突出。

我对此充满疑问,为何会出现“家国同构”,它与所说的文化恋父情节又有什么关系呢?经过查阅资料,与人谈话,我得出了自己的解释:如果说想对国家同构从更深的层次去理解的话,就必须要涉及到我们文化属性以及儒家传统思想。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含义,我认为一方面就是说,作为国君,要像个国家领导人的样子,尽职尽则、以身作则,这样,做臣下的就自然会忠于职守,做好工作。这叫做“其身正,不令则行”。做父亲的要像做父亲的样子,尽到自己敬老爱幼的责任,为儿子做出榜样,那么,做儿子的就会尽到自己做儿子的责任,做个好儿子。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上级领导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我们知道,父亲作为一个重要的伦理角色,在家庭中不仅具有管理、培育、保护家庭成员的权力,而且作为权威的化身,通过行使惩罚的权力,与其子女形成压抑与抵抗的敌对性的权力关系。另一方面,这句话体现了儒家为中国宗法社会所确立的最基本的伦理道德的雏形,既强调了封建主义人伦关系的尊卑与高低、主从关系,又强调了处理人伦关系的道德准则。

汉代董仲舒将其解释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虽说有曲解本意的嫌疑,但这是符合董仲舒的君权神授,天人合一的思想的。为巩固统治阶级的地位,他把君王的权力说成是来自天神,古代科学并不发达,国家机器的长期宣传教化,使大家确信皇帝就是真龙天子,令君权和神权在某种程度上达成统一。但帝王他本身并不是真神,不能拥有无限的寿命,为了确保他的统治地位能在家族繁衍中继承下去,就会想很多办法。

尧、舜、禹时代,三个帝王之间权力过度的关系是禅让制,但是到了禹以后,他建立了夏朝,夏朝实际上就是一个封建统治的雏形,这建立在于它把自己的权力以及地位继承给了自己的孩子。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样的方式被很严格的规章制度确定下来,主要的有两点,一是继承者要嫡出,让正妻所生的孩子去继承,而不能让妾或地位低下的女人的孩子去继承。二要让长子继承。有了这两个基本规则以后,从而能让这个继承的过程变得有规范,不那么血腥和暴力。“父亲”具有的“慈爱”和“禁止”的双重功能,在统治阶级权力斗争中。但是真正深入到中国人的概念,不单是君王适应这样的规则,士大夫阶级的各种官职乃至地主阶级的人士也是采用这样的继承方法,比如说现在说的上官、长孙、司马,都是原来官职的名字作为后代的姓氏来继承。古代的科学、医疗和生产力都很落后,统治者的意志难以快速有效地深入国家的每一寸土地,所以帝王统治那么大的国家便会采用分封的方法。意思就是让他们血缘上亲近的人,到各个地域去统治,这样就从血缘上巩固了“家天下”的统治。每个地区的诸侯王也都是沿袭长子继承的方法来处理王位继承问题的。每一个王统治下的士大夫、地主阶级人士为了确保自身的利益,不让权力旁落他人,也要用严格的“家法”去维护家族的利益和长房,父兄的尊严。宗法父权正统文化下,作为男性主体的父亲形象是具有完满和理想化特征的。所以父权的概念就扎根在这里。

当然以上都是上层建筑的因素,还必须要提到经济基础。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文明国家,商品流动很慢,基本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再加上自然灾害频繁,徭役赋税严重,农民为了糊口,必须多生孩子,多个孩子就多个劳动力。而统治者为了更好的将提供粮食的农民拴在土地上,保持社会稳定,就更加限制商品和人口流通。通过诸如编户齐民等制度,把农民牢牢束缚在了自己的家乡。作为一个古代农民,几乎是没有机会走出来的,这时候村级自制组织就显得尤其重要了。村落以宗族为大,同姓的人以家族为根,宗族的力量在村落里是无比强大的,族长一般都是由主家的男性出任,这就是一种父权的体现,因为人民流动极少,族长基本就相当于村里的土皇帝,外加中国人自古就是祖先崇拜的人民。祖先崇拜又是父权的一个缩影。

我的第二个问题则是,本书所提到与暗示的权利无不是存在着深深的男性、父权背景的,这样一种文化现象,对于今后的文学创作,对于女性,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先从文学作品方面入手,我发现表现男性主人公成长的小说常常涉及到父亲,但父亲对于男性成长与女性成长显然具有不同的意义。男孩成长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实现一种“社会化”,就是一个个体在成长中通过接受和顺应一定的社会现实规范并将其内化,从而能适应社会角色和社会要求的过程。男孩在成长中通过对父权的全面认同,构成其性别自认和性别角色习得的基础,形成社会公认的主体。而我们的社会的秩序法则,又本来是以男性利益为优先原则构建的。因此男性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标志其成熟的社会角色与实现自我的意志之间,可以说是保持着高度的一致。社会鼓励男性自我价值的积极实现,并把其视为男性气质的成熟性表现。

“父亲”这一文化形象的支配性特征,直接影响了其文学形象的塑造。父亲在女性的成长历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在文学形象中,这一关系始终被漠视并存在一定程度的歪曲。其根本原因与传统父权社会所秉承的“父子相继”的社会格局密切相关,这一格局暗示了社会主体皆为男性,而女性天经地义的属于依附性的客体位置,因此古今中外“崇父”与“弑父”交替演变的历史运演程式中,主角只能是子一代男性,女儿只能沉积于历史地心缄默无语。

父亲对于家里的女人,根本不屑隐藏自己的感情,直接表达愤怒、不满与专制。正是由于女性长期以来的无主体地位,导致父女关系在历史变迁的宏大格局中没有一席之地,而反映在文学中就形成了一个不为人注意的空缺。即便在五四,父亲形象成为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的代名词时,以反封建专制、争取个性解放自由为主旨的五四女性成长小说仍然缺乏父女冲突的正面描写,而由母亲代行父职,这样五四时代波澜壮阔的“弑父”精神就被置换成闺阁之内母女之间的爱恨情仇。当历史发展到了以革命意识形态为主流的时期,至高无上的政父成为父亲形象的最高象征,在这一时期的成长小说中,父女(子)关系成为党和人民关系的普遍隐喻,距离真实而凡俗的父女(子)关系就更为遥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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