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时期的《天地》杂志与苏青的人生悲剧

2016-12-15张琰刘轶

学海 2016年6期

张琰刘轶

沦陷时期的《天地》杂志与苏青的人生悲剧

张琰刘轶

上海沦陷之后，文化出版人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之下有经济和生命安全两大压力。较多出版物出于保护自身的考虑，有意回避政治，避免正面与侵占者发生冲突。著名女作家苏青以市民本位创办《天地》杂志，力图保持编辑出版中立性。但苏青与汪伪政权人物的交好，《天地》杂志受到汪伪资金的支持，苏青的后半生充满了悲剧色彩。其实，在苏青个人悲剧后面，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市民本位的“世俗化”观念与“启蒙/救亡”观念的冲突。

苏青《天地》沦陷悲剧

风声鹤唳下的上海文化出版业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深刻影响了上海乃至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发展。日军进占上海租界，上海的“治外法权地”消失，旋即而来的是严厉的文化控制。12月9日，日军查封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五大书店，检查库存书籍，规定严禁出版发行的条目，《大美晚报》《正言报》等二十余种报刊被查抄或勒令停刊；12月26日，日军一天之内查封8家进步书店和出版社。同时，日军对上海爱国文化人士的迫害也紧随而来，许广平、夏丐尊、赵景深、陆蠡、朱维基、章锡琛等作家纷纷被捕或遭传讯，郑振铎、柯灵、王统照、唐弢等人闭门隐居。迫于这样的形势，还有大量的上海文化人士纷纷流亡。

从文化政策管理方面来讲，日本占领者一方面要严格控制文化市场，借以推行其“王道”文化策略；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王道”文化策略失败，他们又需要一些文化“繁荣”的假相来装点门面，因而开始鼓励创作那些粉饰太平、回避现实或者在他们看来是无关紧要的作品出版。当时的日本文化官员龟谷利一说：“为使一般的大众参加到和平建国的阵容里来，而用了直接的命令的片面的议论是不大得策的，我们宁可不去讲理论，而把安慰和娱乐赠与他们，然后慢慢地使他们理解我们的主张”①。基于这样的策略，只要不涉及到抗日等敏感领域的出版物，日军并不过多干涉。因此，陈蝶衣主编的《万象》、周瘦鹃主编的《乐观》、顾冷观主编的《小说月报》等均得以继续发行，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小说占据了当时出版市场近半壁江山。

从读者的角度来讲，普通的市民一方面对日伪政权的宣传和那些“汉奸文学”感到厌烦和排斥，但同时也需要一些符合市民阶层审美趣味的“读物”来填充日常的文化需求。在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下，这个“中间地带”或“空白区域”刚好由两种文化读物来填补：一是传统的通俗文学，例如武侠小说、社会/言情类通俗小说、侦探小说、历史小说、掌故小说等，以及清谈忆旧、表现生活琐事意趣的文章，主要以周瘦鹃、陈蝶衣、包天笑、顾明道等通俗大家为代表；另一种则是既有通俗文学趣味性，又具有一定创新特色的“新市民”读物，主要以张爱玲、苏青、周天籁、予且、丁谛、施济美等新市民小说作家为代表。

从出版者的角度来看，这个时候出版文化读物，必须考虑到两个因素：一个是沦陷区的经济压力迫使出版者不得不考虑到刊物的销路问题，即市场问题；另一个更为严酷的是，由于战争的特殊环境和日军对文化人采取的强硬措施，出版者更不能不考虑到个人生命安全，谨慎地对待自己的出版和言论。

战争造成了上海经济的衰败。淞沪一战，上海工业遭到空前破坏。日军对上海进行广泛的物质控制，规定包括钢铁、非铁金属、矿石、棉花及棉制品、羊毛及羊毛制品、木材、煤炭、医药品及医药器材、米与小麦、杂粮、面粉及其他食粮品、纸类等18种物质为统制，非经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发给的许可证，一律禁止加以移动和使用②。日伪上海市政府对市民实行计口授粮配给办法，配给粮由最初的米变为糙米、玉米、六谷粉等杂粮。上海市民的生活与战前相比，已是天壤之别。“1941年上海沦陷区生活费指数上升到871.9%，而实际工资收入指数(购买力)下降为53.6%，只有原来的一半”③。陶菊隐曾以亲身体会描述当时的困难情景，说除了米价高昂，日伪还严格控制煤、油、电、车，不少市民只得将门窗座椅拆了当柴烧，“到了这时候，上海市民不但饱尝米珠薪桂的痛苦，而且入门无灯，出门无车，日子越过越难了”④。

让文化人更为担忧的是，日军对“异己”分子采取从肉体上消灭的手段，大肆逮捕和杀害抗日文化人士。“上海的外国租界变成了一个没有硝烟、但充满着恐怖气息的战场”，“在他们决定处决的黑名单上，仅1941年间就列有七名外国记者和80名中国记者。暗杀风潮此起彼伏：1938年六名记者遇刺，1939年到1941年间20名被暗杀……恐吓邮件携带着被砍断的手和手指寄到报社，被害者的头颅被悬挂在路灯下示众，或被扔进路边的排水沟里”⑤。日本占领军对具有抗日言论和倾向的人，或监禁，或屠杀，是每一个处于上海沦陷区的作家必须面对的恐怖现实。这就使得身处险境的沦陷区文化人不得不谨慎言行。

钱理群先生在谈及沦陷时期的文学时，认为沦陷区的作者们面临着双重的压力，既不准说自己想说而又应该说的话，又要强制说(不准不说)自己不想说、也不应该说的话，于“言”与“不言”两方面都处于不自由的状态。在异族统治的特殊环境下，对相当一部分沦陷区作家来说，“政治”既然不能说，真正脱离现实人生、脱离政治的“纯艺术”(风月)可以说，但自己却不愿意说与不忍心说，那么能够说的而且又愿意说的，便是“永久人性”与“日常生活”。这样的选择，是顺理成章的，而且似乎是被动的选择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刻的生存体验、心理动机与观念变化⑥。这种观点，在沦陷时期的出版物及出版者身上得到了印证。

在沦陷时期的上海，有相当多的出版物出于保护自身的考虑，也有意回避政治、避免与侵占者正面发生冲突，提出的口号多是“不谈政治”、谈谈“日常生活”、谈谈人生的“味道”等等，显得颇为“中立”。例如，《大众》月刊的“发刊献辞”明白了当地宣称：“我们今日为什么不谈政治？因为政治是一种专门学问，自有专家来谈，以我们的浅陋，实觉无从谈起”，“我们愿意在政治和风月以外，谈一点适合永久人性的东西，谈一点有益于日常生活的东西”⑦。而《小说月报》则在征文简约中说明：“凡攻击性文字或涉及政治者，或影响地方治安者，虽佳不录”。同样，苏青在创办《天地》杂志之时，在发刊词中也说道：“天地之大，固无物不可谈者，只要你谈的有味道耳”，“《天地》乃杂志也，杂志两字，若顾名思义，即知其范围宜广大，内容须丰富，取一切杂见杂闻杂事杂物而志之，始符合杂志之本义”，“既不谈抽象深奥的大道理，也要求率性而发，重在趣味，讲究谈个人生活”⑧。

由于背景独特，大量涉及市民日常生活、情感世界的文字在这些出版物上得以陆续出现，并形成了一枝独大的局面。这些“中立的”、“不涉及政治”的出版物，包括得到日伪政权的财政支持的《天地》《古今》等杂志，也包括《大众》《小说月报》《万象》等主要依靠自身的商业化运作而发展起来的杂志。

苏青和《天地》杂志的风雨路程

苏青是上海沦陷时期的知名作家，她在40年代的名气一度达到顶峰，以至于上海当时有“近来上海摩登仕女，除掉叉麻雀看绍兴戏外，又多了份消遣，就是读苏青的文章，身为妇女而不知苏青，简直落伍透了”之说⑨。

苏青认同市民本位主义，彻底接纳、赞赏市民阶层既有的观念。苏青和张爱玲一样，自认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俗人，素不爱听深奥玄妙的理论，也没什么神圣高尚的感觉”⑩。最能体现这种市民本位主义立场的，不仅表现在她的作品中，更表现在了她一手操办的《天地》杂志上。她与这本杂志的成功和失败、得意与失落，乃至于她后半生的人生悲剧，莫不与她所采取的这种市民本位主义立场有关，而其中的周折，更是令人感叹。

1943年的10月10日，苏青在上海沦陷区开始了她主编《天地》杂志的旅程，不到两年工夫，这本杂志又黯然消失，然而它给苏青带来的种种争议，却一直延续到主人公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本只谈“杂见杂闻杂事杂物”的杂志，只讲究“味道”的休闲刊物，何以导致许多人对它抱有怀疑乃至敌意呢？何以在抗战胜利后甚至新中国成立之后许多人依旧对它所选择的立场难以释怀呢？这一切的表面原因，我们或许能从苏青和《天地》杂志与日伪政权纠缠不清的关系中找到答案，但更为深层的原因，却不能不归结于苏青所提倡的市民本位主义立场。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局势下倡导为“日常生活”、“俗人”、“钱财”写作，摒弃民族、国家、时代等宏大口号，同现实局势、政治立场隔离开来的姿态，与五四以来倡导的“启蒙/救亡”观念，发生了本质上的冲突。随着战后以“启蒙/救亡”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越来越占据了主导地位，苏青和《天地》杂志的悲剧当然不可避免。

由此可见《天地》杂志的创办宗旨，始终是力图以一种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与“市场”相关联，力图与政治等敏感领域有所距离的。笔者统计过《天地》杂志21期全部文章，除去发刊词等“编者按”性质的文章外，大致有268篇文字，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属于衣食住行、夫妻之道、生儿育女、怀旧感伤等内容，直接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诸如“田园的依恋”、“公寓生活记趣”、“吃”、“聪明与愚拙”、“谈女人”、“谈朋友”、“剃头”、“买东西”、“说钓”、“我的眼镜”、“烧肉记”等题目比比皆是。在当时主编者决定刊物倾向的时代，《天地》杂志带有强烈的苏青“为世俗人生”的个人风格和站立于“中间道路”的姿态也就不足为怪。

“为世俗人生”和“中立”本无可厚非，但正因为那个时代的特殊性，以及苏青和《天地》杂志与日伪政权纠缠不清的关系，这种姿态必然会带来无穷尽的严重后果。因而苏青和她的《天地》杂志的不幸，从某种角度来看，可以说是一种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方式进行“为世俗人生”选择的不幸。

1955年12月，苏青以“反革命”被捕，“罪行”有两点：一是历史问题，主要是与汪伪汉奸政权的关系；二是现行问题，她在解放初期给《上海日报》写讽刺秧歌舞等文章。从此，苏青被囚禁于上海提篮桥监狱，直到两年以后，政府才将其“宽大释放”。

等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被张爱玲称之为“豪爽大方”、“整个的社会都要那里去取暖”的苏青，已经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体弱多病的妇人了。她先是被关入“牛棚”，接着被遣下农村劳动改造；然后又被批斗，造成肺病复发，日趋严重。文革结束后，她拿着文化馆四十元的退休工资，寂寞地蜗居在上海西北角偏僻的公房里，“一门关煞，与人不搭界”。1982年冬，这个患有气管炎、哮喘、糖尿病、肺结核的老人，伴着心灵上永久的创伤、经济上的拮据，终于悄然离去。她所向往的“孤寂生活”，或许这个时候才真正到来。两年之后，政府部门对她恢复名义的决定才姗姗到来，而她自己对这些是是非非再也不能说什么感想了。

苏青和《天地》杂志悲剧背后的思考

苏青的个人悲剧，固然有着时代的偶然性和个人的性格因素，然而多年来对她文学史上地位的含糊评价和对《天地》杂志有意无意的忽视，却不能不涉及到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启蒙/救亡”与“日常生活/世俗化”的观念的二元对峙。

从2008年除险加固工程完工到2017年，水库年平均来水量1 219.31万m3，年平均弃水量为937.55万m3，水利用率只有23%。虽然存在因工程建设需要放空水库的情况，但总体看来水库水资源利用率低。

首先不能不承认，苏青和《天地》杂志由于与日伪政权有着亲密的关系，这样的背景使得她和《天地》所采取的“中立”必然隐含着“非中立”，从客观上为敌人政权起到了粉饰太平的作用；这是苏青和她的《天地》杂志最为人所诟病的地方。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苏青等人信奉的市民阶层以“个人”至上的哲学观和生活逻辑，并由此产生的为“日常生活”、“世俗化”的观念，与五四以来所倡导的“启蒙/救亡”的观念有着根本上差异，这不仅仅表现在了创作、出版等方面，也表现在实际生活中。后者从“启蒙/救亡”的角度出发，强调的是民族危难关头的“是/非”、“进步/落后”；而前者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强调的是“现实生存中的衣食住行”。由此造成的认识上差异，导致前者对后者的鄙薄和怀疑，实属当然。

但是从“启蒙/救亡”角度来看，却完全不是这样。依照“启蒙/救亡”的逻辑，在国家存亡、民族生死的重大关头，文化人不但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是非判断，更要有实际的行动参与到民族战争之中，要在“抗日-救亡”的文学旗帜下不屈地战斗。假如不离开沦陷区到后方继续宣传抗战，也应该在沦陷区做着抗争之举，例如王统照、唐弢、师陀、孔另境等人就借用纯文学的伪装形式进行隐蔽的抗战宣传；苏青不但没有进行这样的活动，反而与日伪分子接触密切，难道不令人怀疑？由此推断下去，苏青和她的《天地》杂志所倡导的“世俗人生”、“饮食男女”，从这个角度来看，不仅仅暧昧不清，更有“伪装”、“投降”和“自动缴械”的味道，毫无“中立”可信。

随着抗战的结束和新中国的建立，以“启蒙/救亡”为主旨的意识牢牢地占据了主导地位，更为要害的是，而且它逐步往“宣传”、“歌颂”等狭窄的方向靠拢，形成了“启蒙=宣传”、“启蒙=歌颂”的模式。在这种背景下，对于苏青来讲，不但她与陈公博、周佛海、胡兰成、朱朴等人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污点，而她所倡导的“世俗人生”、“饮食男女”等观点所受到的质疑和否定，当然更加严厉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