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静

【摘要】自从20世纪80年代,大陆重新开始了新的一轮对于张爱玲的作品的热捧。人们对她的认识也陷入了两个矛盾的极端:一方面,读者赞叹她的技巧,欣赏并认同她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于平凡生活的细致入围的描写以及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生命的悲怆;但另一方面,却又不自觉地以原有的“战时作品”的标准去衡量她的创作,指责张爱玲作品没有表现出沦陷区人民的恐怖和仇恨,批评其作品缺乏时代感和爱国主义精神

【关键词】沦陷区;张爱玲;“言”与“不言”;平凡人生

一、沦陷区文学残酷的时代背景

沦陷区的一位东北作家曾经说过:“一个人,应该说的话,一定要说,能够说的话,一定要说;可是应该说的话,有时却不能够说? ‘言之者,自有他‘言之道理;‘不言之者,也自有他‘不言的苦在”2本来,沦陷区作家所面临的压力是:既不准说自己想说而又应该说的话,又被强制说自己不想说也不应该说的话,于“言”与“不言”两方面都处于不自由的状态。在滚滚寒流中,沦陷区作家能够顶住压力,维护住自己的“不言”权,就已经很不容易。今天的读者以“是否表现爱国抗日的民族主义情绪”作为衡量沦陷区文学的主要价值尺度,从而否定或贬低作家的创作,给作家冠以“汉奸文学”或者其他“不洁文学”称号,多少是有失偏颇。如果认为在异族占领和强霸下,作家唯有辍笔沉默这一选择是正义的举动,那么只要动了笔,开了口,是否就在“客观上”起了粉饰异族和强权的作用?显然,这也是有失公正的。

二、张爱玲的“言”与“不言”

对于许多作家,写文章是谋生的基本手段。而此时的张爱玲已失去了祖辈们建造的物质天堂,家道的中落,使得爱玲只能靠着一支笔养活自己,卖文为生。身处如此残酷的时代,以写作谋生的张爱玲在沦陷区作家受压制的“言”与“不言”的现状之间,做出了很好的选择。

在《自己的文章》中张爱玲一句 “不能挣脱时代的梦魇”3充分凸显了她的抉择。正如吴福辉所言,“表面上她是一个脱离政治倾向的,追求无时间性的、无功利性的文人,其实社会斗争时时将她卷人”。4一个生活在社会矛盾——尤其是民族矛盾如此尖锐激化的时代的作家,想真正逃避现实、逃避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创作于1944年2月的《烬余录》写香港的沦陷,大写诸如女生剪菲律宾头、炎樱从容地边洗澡边唱歌、战后女生们怎样步行十来里路去吃一盘昂贵的冰淇淋等似乎颇有趣味的小插曲,但毕竟“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战争使张爱玲“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以至感觉到“我们只顾忙着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 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从而发出质问:“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

在1944年4月的《论写作》5中,张爱玲表示最喜欢申曲里的几句套语——“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上马定乾坤”,说这是“多么天真纯洁的,光整的社会秩序”,“思之令人泪落”? ——向给人一种不问政治、只注重现世名利享受的张爱玲终于为了不关自己名利的事而落了泪!在《中国的日夜》中她公然宣布:“我是中国人”,喜欢中国的锣鼓,舍不得离开中国,这里有“我自己的国土”,有“我的人民”、“我的青春”,“我真快乐我是走在中国的太阳底下”。的确,张爱玲是个不太关心政治的女人,但她从未替当时的日伪政权歌功颂德。张爱玲在她可能的、为当局所许可或不注意的范围内,比较曲折地表达了她对侵略战争以兽性和残暴破坏人性和文明的不满,对一个安稳繁荣快乐的世界的向往,“在她心中,是守住了一条是非界线的”,从而达到了对现社会政治的否定,表现了一个作家一定的正义感和历史感。

张爱玲在经历了战争的毁灭与恐怖之后,有了劫后余生的生命体验,从而重新关注起曾经被忽略遗忘的“身边”的东西,发现正是个人的琐细的日常生活成了最基本稳定也更持久永恒的生存基础。“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倾城之恋》);“‘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所以陷落后的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男女们迫不及待地结婚,战争的残酷,生命的无常,“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烬余录》),以至张爱玲在1944年的《(传奇)再版序》中喊出了她的名言:“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在生存的大危机、大恐怖里,总要“抓往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自己的文章》),于是,张爱玲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可见,“日常生活”的重新发现,对于张爱玲来说,是一种出自生命的直觉,带有很大的不自觉性,是对于“战争”下的人的生存困境的一种痛苦而紧张的探寻,它既超越于时代政治,又具有极强的时代性与现实性。从表面上看,这种作品似乎远离时代与政治,但因为其对“战争”中人的生存困境的特殊关注,却也同样成为一种“时代的艺术”,毕竟,个人的生存是构成了整个人类包括国家、民族生存的基础。

对于生活在乱世的张爱玲,一切也并不轻松可靠。正是这种生存的艰难,使她对于眼前所有格外珍惜,自称“把人生的来龙去脉看得很清楚”的张爱玲以自己刻意表现出的不同于以往文学艺术家的“一身俗骨”一再告诉世人:这是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这是一个”我们的文明”“都要成为过去”的时代,这本来就不是一个罗曼蒂克的时代!

当“上海沦陷区”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中国大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之后,张爱玲曾被迫从中国文坛销声匿迹。但大浪淘沙,真正的金子总是会熠熠闪光的。当我们进入一个更尊重历史、尊重文学、尊重普遍人性的更为宽容的时代,张爱玲的文学地位便一步步得到了应有的肯定。并不过多地在文字里显露出她的追问和挣扎,反刻意渲染她的享受繁华,但她笔下除了人性世俗、人生欲望的表层,更有她深层的人生沧桑和人性挣扎。她所生活和表现的那个残酷的年代离我们越来越远, 可是她的思想情感和价值取向却能借助文字的力量永葆魅力。

参考文献

[1]柯灵,遥寄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2]钱理群,“言”与“不言”之间—— 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总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1).

[3]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4]吴福辉,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5]张爱玲,《论写作》. 原刊1944年4月《杂志》月刊第13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