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官丧礼辍朝制度刍议

2016-12-14宋继刚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2016年11期

关键词：君臣文官皇帝

宋继刚

(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 130032)

明代文官丧礼辍朝制度刍议

宋继刚

(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 130032)

明代君臣为已故文臣中功勋卓著者举行辍朝仪式，通过改变理政地点、身穿浅色服装及朝会停止鼓乐等形式表达对死者的尊敬与哀悼，以此来激励更多在世文官效仿前人，不断建立功勋，忠君报国。虽然与以往朝代辍朝相比，明代文官丧礼辍朝制度在受众、时限上略显严苛，但这项君臣共同参与的丧礼仪式带给死者及其家属不可替代的荣耀与尊重。从时人和后世对丧礼辍朝的极力推崇上亦可看到此项制度基本取得了成功，是巩固君臣关系的重要方式。

明代；文官；丧礼；辍朝

中国古代君臣定期举行朝会，行君臣大礼并且处理政务，朝会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但是如果遇到皇帝生病、天象有变、皇室成员薨逝以及重臣亡殁等突发情况，君臣往往停止朝会，此即辍朝。明代一些身份尊贵、有功于国的文官过世后，皇帝念其往昔功勋和侍奉辛劳，特地与在京臣僚共同举行历时一日的辍朝仪式，表达褒奖、赞扬之意，同时寄托哀思，这是一项重要的丧礼优待。以往研究成果对此有所涉及，王伟《明代的因丧辍朝》认为明代辍朝主要是面向皇室成员的礼仪活动，与前代文武官员亦可得辍朝哀悼的情形相比，辍朝已逐渐演变为皇族的特权。[1]笔者《明代文官恤典研究》梳理了明代获得丧礼辍朝待遇的文官群体，制作了详细的数据表。[2]另有学人进行隋唐宋金辍朝制度研究，如夏晓臻《唐代辍朝制度考述》[3]、朱振宏《隋唐辍朝制度研究》[4]、刘钟《宋朝辍朝制度研究》[5]、汤巧蕾《金代辍朝制度初探》[6]。多篇论文关注了丧礼属性的辍朝，指出此举显示了朝廷对人才、功臣的重视，而强大的中央政府以及有效的行政体系可以使辍朝的褒奖之意得以充分表达。

本文拟通过对众多文官丧礼辍朝事例的梳理与分析，同时参考其他朝代辍朝制度，力图勾勒出此项制度在明代的发展状况及其顺应时代变迁所展现出的独特意涵。

一、文官丧礼辍朝概况

获得辍朝示哀的明代文官之中，既有当朝执政的宰辅枢臣，又有退休居家的元老重臣，皆是为国为君建立过大功勋之人，而他们的履历、功业亦各有精彩之处。

永乐初年，户部尚书郁新过世，明太宗率群臣为其举行辍朝仪式[7]4158，使郁新成为明代首位获此殊荣的文官。第二位也是永乐朝名臣——太子少师姚广孝，法名道衍。太宗尚是藩王之时，道衍即供奉左右，促成了靖难之役和燕王登基。面对如此功臣旧部的离世，皇帝亲自撰写神道碑文，命君臣共同辍朝两日[8]217-218，这是明代文官丧礼辍朝时间最长的一次。

宣德时期，掌管户部诸事的太子太师郭资病故。郭资历仕五朝，尽心尽力，本以年老致仕修养，而因新帝下旨还朝主政，再管户部，寒暑不辍，卒于任上，时年73岁，“上(明宣宗)悼惜之，罢朝一日”[9]2396。正统朝内阁重臣杨荣在靖难之时有归附之功，在洪熙、宣德、正统三朝勇于任事，官拜工部尚书，以谨身殿大学士入阁，加衔少师，以70岁高龄身故。“讣闻，上(明英宗)哀悼，辍视朝一日。”[10]1331景泰朝兵部尚书仪铭出身郕王藩邸，郕王登基，旧臣受到重用，屡上直言获得嘉奖，“深见奖纳，推恩三代皆如铭官”[10]5289。当其亡故，“上(明代宗)为嗟悼再三，辍视朝”[11]223。成化时，历任五朝的大学士李贤去世。其执政期间敢于弹劾权臣石亨、曹吉祥的不法之事，在曹钦叛乱中不屈于淫威，明英宗称其忠勤可嘉，新皇帝亦多番任用。最终，李贤在59岁时卒于任上，“上(明宪宗)震悼，辍朝一日”[12]737。

股肱重臣的离世无论对皇帝本人还是整个文官行政体系而言都是重大损失，在世者的亡故是直接的行政损失，而致仕在家者尤其是先朝老臣的亡故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一个过往时代的终结，留下无限的唏嘘感叹。当朝君臣回顾死者往昔的功业，以隆重而庄严的辍朝仪式表达对功臣耆旧们的尊敬与哀悼，天子的眷顾、臣僚的情谊也在君臣共同参与的仪式中得到了展现。

敲定辍朝日期之后，礼部官员要在首都的长安左、右门张贴告示宣布不日将行辍朝礼，如此可以令官员们有所准备，[16]313不致因穿错服装而受到责罚。正统时期，“通政使司通政使李锡于辍朝日服绮绣，纠仪御史周文盛劾锡，上(明英宗)宥之。”[10]2698这里面牵涉了一些私人恩怨，不是本文的论述重点，但李锡在辍朝之日穿着华服确实不妥，也为怨己者提供了证据。《明会典》规定辍朝仪式当天，鼓乐设而不作，没有鸣鞭之声和仪仗，百官身穿浅淡色服装，腰带为黑角带，前往奉天门进行朝拜。[16]313君臣尊卑有别，不能强求皇帝为臣僚服丧、着重孝，而个别皇帝若能身着素服以示哀悼，会带给家人无上的荣耀。永乐时期，明太宗为户部尚书郁新举行辍朝仪式，亲着素服，另予一系列优待，“士大夫咸以为荣”[17]809。按照儒家丧仪，儿子为父母之丧要先穿黑色的丧服，一段时间后改为白色的素服，最后改穿浅淡色服装。守孝三年结束，回归正常生活，可以饮酒吃肉，身着华服。明太宗能够为臣僚穿上白色的素服，向世人展现了郁新在皇帝心中的重要地位。

二、文官丧礼辍朝的特点

梳理明代文官丧礼辍朝的众多事例，可大体总结此类辍朝的如下特点。

(一)仅针对京官

获得丧礼辍朝的主体是京官，地方官不在赐予之列。京官之中亦需官至二品如六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者，死后方有此等待遇。三品侍郎死后得辍朝者非常罕见，仅有两人。[2]137-142同时代的武官及勋贵若想有此待遇，也需要官至一二品，爵达某国公，三品武官和侯爵一概免谈。[18]184-185以上说明丧礼辍朝是一项针对京官、贵胄的仪式，不具备普遍意义。

文官能够官至二品、执掌朝政，本身必有非凡的功业。官员宦海浮沉多年方可由小官一步步成为当朝大员，这一过程少则二三十年，多可达四五十年[19]293，大半生时光耗费于此。功勋傍身是一路升迁、执掌国政的大前提，但即便如此，也并非功臣、能臣死后皆有辍朝之赐。辅国名臣夏原吉历仕三朝，执掌户部[9]1470；内阁“三杨”中的杨士奇[10]2302、杨溥[10]2829为当时人杰，虽然死后皆获得了朝廷多项优待，却未享受辍朝示哀待遇。

(二)多赐予致仕者

揆诸常理，在朝官员佐天子理万机，须臾不可离，值其亡故则辍朝以示哀悼。但根据相关数据，文官中得辍朝的84人中，致仕者49位，几近六成。其中，正德一朝的辍朝全是为致仕官而举行，嘉靖、万历时期致仕官得辍朝的事例亦大量出现。[2]137-142为何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在于明朝中期以后，君臣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些年长的托孤重臣、辅国股肱面对新皇帝的特立独行或者不作为，常以年老体衰为由请辞，希望以此点醒皇帝行事要合乎规矩，但是皇帝往往批准退休申请以便真正掌握朝政。另外，君臣意见相左之时，执政大臣有时以退休离朝作为抗争手段。此风在晚明愈加强烈，李佳[20]、吴琦[21]认为此时的政治权责结构出现失序状况，朝廷乃至皇帝本人对士人群体的控制力日趋减弱，文官也以群体性的主动退休手段孤立皇帝，希望建立新的君臣关系。而正德以前，这种不合作状态尚不明显。皇帝为表达对于离朝者的重视，会赐予交通方面的优待，比如允许他们及其家人仍可以享受官方驿站提供的服务，而这是只针对在职官员的待遇。

皇帝在自我形象塑造上着实下了一番功夫。优待前朝耆旧和当朝重臣是彰显自己重视功德、念及旧情的重要手段，而辍朝示哀就是针对死者的一项内容，彰显了皇帝的恩情，尤其是对那些曾经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官员仍赐辍朝，更在形象上突出了皇帝的大度。弘治初年，佞臣万安执掌朝政，在明孝宗的即位诏中不许言官风闻纠劾大臣，引起舆论哗然。御史汤鼐指出万安为求自保，假托皇帝名义压制言路，将罪过归于君主，“无大臣体，奸邪不可用”。其他官员也交相弹劾，万安被迫去职。但当其亡故之时，皇帝下旨“辍朝一日，赠太师，加特进、左柱国，谥文康，赐祭葬如例。”[13]544明世宗对大学士石珤不甚喜爱，因此在赐谥方面不予美谥[22]344，但在辍朝上不曾吝啬，以辍朝一日的方式表达了对往昔重臣的悼念。[23]613

(三)一日为限

文官丧礼辍朝的时限绝大部分是一日，只有永乐时期姚广孝曾得两日，而后无论是正德首辅李东阳还是万历首辅张居正等名臣、重臣，辍朝示哀皆在一日之内完毕。需要指出，《国朝献徵录》记载嘉靖朝致仕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闻渊过世后，明世宗为其辍朝三日，但此种说法并无其他佐证；且考诸史料，闻渊在嘉靖一朝的功勋地位并不突出，却受到长达三日的辍朝优待，似乎不太合理，姑且列出存疑。[8]293与其他群体相较，文官丧礼辍朝时长确实有限。帝、后、太子之丧乃国之重丧，要全国哀悼，皇妃身故也要举行五日辍朝。[10]7085洪武时规定，亲王身故辍三日[24]3705，甚至王妃也一度获得辍朝三日之待遇。[24]1765《礼部职掌》记载公侯身亡，辍朝时限为三日。如果属于在外过世，朝廷闻讣后辍朝一日，灵柩返京，辍三日，落葬，再辍一日。[18]184-185永乐时期，“征讨安南总兵官征夷将军成国公朱能讣闻，上哀悼，辍朝五日。”[25]875

考虑到官员虽有位极人臣、执掌国命者，但仍是臣僚身份，其丧礼不可比肩于帝后与勋贵。另外，只有身在京城的官员参与辍朝仪式，不需要帝后大丧之时的天下齐举哀。因此，文官丧礼辍朝一日足矣。

(四)政务不废

辍朝并非君臣休假、政府停摆，而仍要保证基本的政务运作。王伟曾以《明史》中的“辍朝不废务”来概括明代辍朝的特色[1]104，但经笔者考证，该提法本义是指皇帝在帝、后忌辰之日，亲自前往陵寝进行祭祀[7]1749，与文官丧礼辍朝事宜无关，似不宜直接引用。辍朝当日，君臣共同举哀，但并不终止常规的政务处理。御门听政是明代政务处理的重要方式，皇帝坐在奉天门门洞之中，听大臣上报朝务。若举行辍朝仪式，则须将听政地点改为西角门。[25]1007明中期以后，为保证日常政务处理不受多人多次辍朝的影响，改为同一天为多人辍朝，辍朝的具体对象由礼部集中上报，“郡王及文武大臣丧，年终类辍朝一日。”[16]313隆庆初年，“礼部奏各王府及大臣辍朝一日……上以其言多切时弊，令该部勘议以闻。”[26]419万历初年，明神宗率臣僚举行辍朝仪式，“上辍朝，从礼部类请也。”[14]1314对于进京向皇帝谢恩或者历京到地方赴任的官员，如果遇到辍朝，可以不用改易服饰[16]313，按常例谢恩辞行即可，这些都是为了确保政务的基本运转不受辍朝仪式的影响。

三、文官丧礼辍朝的意义

文官丧礼辍朝是明代君臣共同参与的一项隆重仪式，加之赐予的对象极为有限，所以在文士的笔下成为特殊的恩典，发挥着独有的作用。

首先，辍朝与死者的尊贵身份相连，只有朝廷重臣才能在死后获得辍朝示哀。尚书、都御史是中枢之臣，其中兼内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者，在实际权力和政治地位上已然接近宰相，左右着其他的朝臣，尤其是嘉靖以后的首辅们“赫然为真宰相，历制六卿矣。”[7]1730不管他们在多年以后是否遭到了皇帝的清算，而值其亡故，君臣为之辍朝却是不争的事实，展现了他们的尊崇地位。

其次，辍朝对应着显著的功业，是对往昔功劳的一种赏酬和褒奖。宰辅重臣佐命天子，理顺朝政，其功在文，以军功见长且身至廷臣者亦不在少数，其功在武。因军功显赫而生获高官死得辍朝者有11位：正统朝徐晞，景泰朝仪铭，天顺朝杨善、王骥，弘治朝余子俊、王越，嘉靖朝张瓒、刘天和、王以旂，万历朝张佳胤，天启朝冯嘉会。[2]137-142张佳胤以文职涉军事，先后平定安庆卫乱军和浙江兵变，于温州大破倭寇，总督蓟辽，擒斩蒙古、女真诸部首领及兵士，功成身退，死后得君臣辍朝一日。[27]733武功与文治的相辅相成，既为朝政运作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也为军功著身的文臣赢得了生前身后名。

最后，丧礼辍朝是一项可以流传久远的荣誉，每有此类恩典，文士即在各种文本中大书特书。《明实录》仅仅记载了35例，而明人文集中记载了不见于《明实录》的53例。[2]137-142对荣誉的渴望及关注，使得明代士人详细地记录每一项恩典和每一处细节，在行状、墓志铭、墓表中展现出来，希望传之后世，以供时人与后人瞻仰与怀念。

在与其他朝代辍朝制度进行比较后，明代文官丧礼辍朝亦展现了独有的历史地位。明代此项制度在时限和授予对象上较之以往朝代相对严格。唐代针对官员身份、功业的差异，以三日最为常见，功勋卓著者可达五日或七日。[4]120-121宋代相对缩短，一二日不等，重臣可得三日或五日，甚至权责不重的光禄卿也一度在死后获得辍朝。[28]2094金代对重臣的辍朝亦是三日为上限[29]105，通常为一日。[29]1864明代从实用角度出发，无论文臣官阶多高、功勋多大，全部定为辍朝一日，永乐朝姚广孝独得两日乃为异数。另外，明朝还为多位官员包括宗室、勋贵集中举行辍朝仪式，一日之内皇恩遍沾。

四、结语

明代君臣借鉴历史经验，结合时代特色，从实用角度出发，在保障政务处理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将文官丧礼辍朝的时限定为一日，受众仅限于重臣、功臣，且发展出一日之内为多位死者辍朝的方式。尽管朝廷各项丧礼优待的授予对象是已故文官，但制度本身面向的是更多的在世文官及其家属，通过褒奖、赞扬、悼念死者的方式来使在世者对朝廷乃至皇帝本人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完成忠义行为的传递与再生产。虽然与前代相较，获赐人数有限，时间也较短，但规定越是严苛，获恩者越显得尊贵与重要。另外，从当时与后世文人对辍朝的极力推崇来看，该项制度在巩固君臣关系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亦证明文官丧礼辍朝在实践上取得了成功。

[1]王伟.明代的因丧辍朝[J].古代文明，2011(4).

[2]宋继刚.明代文官恤典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5.

[3]夏晓臻.唐代辍朝制度考述[J].陕西师大学报，1989(3).

[4]朱振宏.隋唐辍朝制度研究[J].文史，2010(2).

[5]刘钟.宋朝辍朝制度研究[D].河北大学，2007.

[6]汤巧蕾.金代辍朝制度初探[J].东方博物，2005(4).

[7]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焦竑.国朝献徵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9]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10]孙继宗，等.明英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11]陈循.芳洲文集[M].济南：齐鲁书社，1996.

[12]刘吉，等.明宪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