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乐

勺儿匠（外二篇）

任乐

“勺儿匠”是大伙对厨子王元的称呼。

村里谁家过事情，不管红事还是白事，都要把王元请去做席。一般都是在院子里临时拿土块垒个马槽炉子，旁边支一张案子。待客那天，王元腰上扎条白围裙，一手掂一把勺儿，雄赳赳地走到马槽炉子前边，炉子里的火烘烘地燃得正旺，他将左手的那把大炒勺咣地朝炉子上一坐，几乎是同时，右手的小铁勺子唰地一旋，已经在旁边案子上的油盆子里舀了油倒入炒勺里 ，等油烧热，菜“刺啦”地倒进去，炒勺里便轰一下燃起火来，围观的人都吓一跳，纷纷后退，他却不慌不忙，左手一伸一缩，那炒勺中的菜便跟着火一起腾起二尺多高，在空中起落、翻滚、喳喳地响。这期间，他右手的小勺子在旁边案子上旋一下，再旋一下，就将提前备好的各种佐料依次放进炒勺里。也不见他掂量用料的多少，勺子伸过去咣一下，姜粉，丢炒勺里哗哗地翻一翻，再伸过去咣一下，盐……他似乎很随便，看都不怎么看，就那么操着勺子胡乱舀，每样料却都下得恰到好处，这全凭手里勺子上的功夫，所以大伙都不喊他厨子，而是称他勺儿匠。

勺儿匠中等个儿，圆脸，细眉大眼，稀疏的胡须，显得精明、精神。

勺儿匠生于烹饪世家，祖上几代都是当地有名的厨子，红案白案上都有绝活。勺儿匠的爹在世时，古城子的大户人家过事情，从百里之外赶着马车拿上礼包来请他。他炒的菜，色、香、味、形俱佳，没人能比。他做的拔丝洋芋，盛到盘子里往席上送，走出去十几米那糖丝都不断。勺儿匠自小耳濡目染，深得家传，十二三岁时候，他爹给人家做席，他就跟在后边打下手，赶到二十岁，他已是煎炒烹炸样样精通，开始自己掌勺了。

农业学大寨那年，全大队的人举着红旗扛着铁锨浩浩荡荡地开到黄家台子平整土地，勺儿匠被安排在工地食堂当炊事员。给几百号人做饭，使不上他的炒勺，炒菜的那个锅，口径有一米二三，站在这边够不着那边，菜倒进去拿圆头锨炒。再说，当时刚过完春节，地上的雪还没化完，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食堂里一点儿肉都没有，每天不是炒洋芋片就是炒萝卜片，而且清油也是有定量的，不敢多放，基本上就是水煮菜，勺儿匠的厨子手艺根本派不上用场。不过他人聪明，总有一些歪点子，没啥好东西，也能让大伙吃得香、吃得高兴。比如做汤饭时，他不拿清油爆锅，而是把饭煮好后，用铁勺在锅底下炼一勺子清油，朝备好的葱花、姜粉上一泼，倒进锅里。这样既省油，又好看，吃起来还别有风味。

一天，县委书记带着县上一帮干部下乡检查工作，顺便来到了工地上。大队长赶紧跑到食堂来打招呼，说领导们中午要跟社员们一起吃饭，得好好弄几个菜。这可给炊事员们出了个难题，大家都把目光投向勺儿匠，看他有啥招。勺儿匠沉吟片刻，拿起粉笔在小黑板上写出了菜名：1.东风吹；2.红旗飘；3.凯歌阵阵。待到开饭时候，社员们和县上来的干部看到小黑板上的字，都感到新鲜。当第一个菜端上来，大家一看，不觉哑然失笑，不就是个炒洋芋丝嘛，咋跟东风扯上了？吃了几口才明白，原来勺儿匠这洋芋丝弄得有些特别，他是把洋芋丝切好用凉水淘去淀粉，放进开水锅里烫一烫，捞出来洒上花椒粉，拌匀了，再放锅里爆炒而成。都说这洋芋丝香脆好吃，只是麻得人嘴里直刮风。“红旗飘”端上来了，是炒胡萝卜。胡萝卜全是红色的，切成了长长的薄片儿，用筷子搛起来就跟飘着面小红旗似的。第三个菜是把青萝卜切成条，撒些盐倒些醋，生吃。大伙都看不懂这个菜为什么要叫“凯歌阵阵”？过了一会儿，县委书记说：“你们听，这吃萝卜的声音多响！”果然，一大帮人同时嚼生萝卜，那声音听上去极有气势，很能鼓舞人的斗志。于是干部们恍然大悟，说对呀，这不是凯歌阵阵吗？旁边几个社员交头接耳地嘀咕：“这生萝卜吃多了，过一会儿就打饱嗝，还放屁，很多人一起又打饱嗝又放屁，那才像唱歌呢！”县委书记说：“这些菜名谁起的？起得不错。”食堂的炊事员们说，是勺儿匠起的。

“勺儿匠？”县委书记说，“勺儿匠是个什么人？”

大队长说：“是个厨子，锅灶上有两下子。”

县委书记说：“叫他过来我认识认识。”

大队长赶紧跑到伙房去把勺儿匠叫了出来。县委书记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勺儿匠，说：“我们县委食堂正缺个炊事员，你去不去？”

勺儿匠愣了一下，说：“去。”

县委书记说：“那好，现在就跟我走，赶紧收拾行李。”

自此勺儿匠就成了县委食堂里的饮事员。

勺儿匠是大厨子，做的饭菜自然好，县里几个领导经常一边吃一边夸他。那段时间，食品奇缺，肉、鸡蛋都是凭票供应。食堂好多天没动过荤腥，勺儿匠有些过意不去，他听人说县城东郊的水磨河里有狗鱼子，就提了个大笊篱跑去捞，想捞些回来给大伙改善一顿。结果还真捞上了，他把鱼拿回来收拾干净了，因为没有油，就加了盐、酱油、葱段、姜粉，放笼屉上蒸。鱼蒸好后，起名时犯难了，叫什么呢？叫“清蒸狗鱼子”，既不好听，又没啥政治意义。勺儿匠想了半天，最后决定叫“跃进鱼”。

正巧那天州上一位领导来县上视察，中午由县上的几个领导陪着吃饭。当他吃到“跃进鱼”时，觉着鲜嫩爽口，很好吃，可是没吃几口就快没了。县上那几个领导实在是馋了，紧一筷子慢一筷子地搛，很快就把一大盘鱼吃光了。州上领导没吃好，心里有些不快，但又不好发作。他瞅了瞅空盘子，问：“这种鱼本来的名字叫什么？”旁边一人说：“叫狗鱼子，城郊的小河中捞的。”州上领导把筷子朝桌上一放，皱起眉头说：“狗鱼子就狗鱼子么，为什么偏要把这种既长不大又游不远的狗鱼子叫‘跃进鱼’呢？这不是在攻击大跃进吗？”在场的人全都一愣。州上领导说：“你们好好查一查，给这菜起名的人什么出身，什么用意。”

州上领导一句话，县上当然要重视。县委书记当时去省党校学习了，不在。县委副书记责令政府办公室召开会议批判勺儿匠，要勺儿匠在政府机关大会上老老实实地把问题交待清楚。这下可把勺儿匠吓坏了，他恨不得将自己的脑袋敲碎来表明心迹，他认真作检查，挖根源。勺儿匠的爷爷过去在古城子的几家大馆子里干过，用挣下的钱买了几十亩地，土改时就被划成了上中农。勺儿匠就从自己上中农这个家庭出身挖起，上挖了三代，找阶级根源；下挖了自己放松学习改造，找思想根源。他沉痛地表示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更对不起领导的栽培。政府机关从主任到开212的小司机，上上下下好几十个人，都来帮助、挽救勺儿匠。机关还找了一个苦大仇深的老雇农专门作了一个忆苦思甜报告，痛说旧社会当牛做马的血泪史，以此来教育他、启发他。食堂还用甜菜叶子做了一锅忆苦饭，勺儿匠为了表示自己改正错误的决心，一口气吃了三大碗，结果吃出病来了，住进了医院。

在勺儿匠住院期间，大家都没放松对他的帮助，每天都有人到医院去对他进行教育和挽救。勺儿匠一遍遍地说：“我再也不敢了，真的不敢了，以后炒萝卜就是炒萝卜，炒洋芋就是炒洋芋……”

出院后，勺儿匠再没去食堂上班，他毫不犹豫地卷起行李搭上班车回了半截沟，还去当他的社员。

市场开放以后，有人在县城承包了餐厅，来请勺儿匠去掌勺。勺儿匠摇着头说：“不行，我还种着地呢，过几天就收庄稼了。”入了冬，又有人来请，工资开得很高，勺儿匠还是不去。别人就说，这么好的事情你咋不去呢？他说：“一想起城里我腿肚子就抽筋，给多少钱我都再不去那个地方了。”不久，勺儿匠在镇上租房子自己开了个饭馆，卖各种小炒和家常饭，整天人出人进，生意十分红火。

勺儿匠老婆去世早，给他丢下两个儿子。勺儿匠称大儿子老大，称小儿子老二。老大小时候念书不行，学做菜倒是很上路子，一看就会。勺儿匠说：“我看你小子天生是个锅把式，跟我一样，没啥大出息了。”于是他就把该传的手艺都传给了老大。老大初中一毕业，勺儿匠就把饭馆交给了他。勺儿匠两手一背回到村里，不慌不忙地侍弄庄稼。老二那时候十四岁，上初二，见只比自己大两岁的老大一把一把地挣票子，就羡慕得不行，也想学厨子。勺儿匠伸手摸摸老二的头说：“我们家的男人不能个个都围着锅台转，你脑瓜儿灵，好好念书，将来上大学。”初中上完，老二又闹着要学厨子，瞅个空子就往老大的饭馆跑。勺儿匠就骂：“你个狼吃下的咋这么不争气，当厨子整天烟熏火燎的有啥好的？再三心二意不好好念书我一勺子敲死你！”老二无奈，只好接着上学。到了高中，老二再没说过学厨子的事，他一门心思学习功课，月考成绩一次比一次好，最后都进入年级前二十名了。高中上完他考进了西北政法大学，大学毕业后他被安排到县法院上班，几年以后就当上了民事科的副科长。

村里人都很羡慕勺儿匠，说他养了个了不起的儿子。勺儿匠也掩饰不住内心的得意，说：“老二尕的时候还想学厨子呢，我硬没让学。”

这时候勺儿匠已经六十几岁了，头发花白，但身体依然硬朗，站在灶前炒勺翻得还是那么挥洒自如。不过种庄稼他似乎有些力不从心了，于是他就不种了，把自家的地转包给了别人。碰上谁家有婚丧之事，他就去给做席。平时不做席的时候，他就今天村南边溜达一趟，明天再去村北边转悠半圈，或者到镇上老大那里看一看，很是悠闲自在。

老大已将那个小饭馆发展成镇上最大的餐厅了，人们都称老大经理。他餐厅的服务员都穿统一服装，讲普通话，很像那么回事儿。老大菜做得好，又会经营，餐厅每天都是顾客盈门，隔三岔五还有订桌子包席的。碰上修桥补路济危扶困的事儿，老大总是慷慨解囊，带头捐款。村里谁要是遇上个啥事儿，实在没辙了就去找老大，只要是能办的，老大决不推辞。人们私下里都夸老大，说老大才真正是个人物，一点儿也不比老二差。勺儿匠虽然对老大也很满意，但他觉得老大无论如何都不能跟老二比。老大挣再多的钱，行再多的善事，还是百姓一个；老二就不一样了，老二是法官、是副科长，身份在那放着呢。在人前，勺儿匠总是喜欢提到老二，说老二穿上制服戴上大盖帽如何如何威风；说老二在城里住一百多平方米的楼房，那楼房装修得跟宫殿一样；还说老二多么多么孝顺，每次回来都给他拿两瓶茅台……大伙听了，啧啧不已。

然而，让勺儿匠万万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城里传来消息，说老二被检察院拘留了。勺儿匠很吃惊，立刻和老大进城到检察院去询问。人家什么也不告诉他们，人也不让他们见。

勺儿匠跟老大说：“老二到底会犯啥事呢？

“肯定是受贿。”老大说，“你没听人家说吗，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

勺儿匠瞪了老大一眼：“行了行了，都啥时候了还说顺口溜呢！”

几个月后，案子结了，老二确实犯的是受贿罪。根据犯罪情节及受贿数额，老二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勺儿匠痛苦得大病了一场。病好以后，他腰也弯了，人也明显地见老了。他逢人就说：“怪我呀，我当初让老二学厨子就好了，是我把娃娃害了！”

锁匠

秋贵还没有当锁匠的时候，当过小偷，还不是一般的小偷，是投过师受过培训的小偷。他的师傅童九是个腿有残疾的老头儿，出门的时候总是乘坐着一辆手摇轮椅，一点一点地往前挪，跟蜗牛似的。

童九主要是教秋贵掏包。

童九收秋贵之前，先看了看秋贵的手。秋贵人长得瘦，手也是瘦瘦长长的，手指一根就是一根，很有骨感。童九说，行，你适合干这个。就收了他。童九说，掏包首先要选准目标，要选那些兜里装钱的，同时又粗心大意的人去掏；其次是把握时机，就是要在周围环境最安全、对方注意力最分散的时候下手；第三点非常关键，那就是下手一定要轻，要准，要快。童九为了让秋贵练下手的速度，将一小块肥皂丢进一个盛着滚烫开水的洗脸盆里，让他用食指和中指往外夹。他练了上千次之后，终于能在半秒钟之内将肥皂夹出来了。

童九轮椅上经常带着盘象棋，到合适的地方就把象棋摆在地上，秋贵和童九假装着下棋。一来看棋的人，童九马上就腾开地方让别人下，自己回到轮椅上坐着，渐渐围观的人多了，秋贵也乘机让给别人下，他在边上看。别人以为他在看棋，其实他是在寻找目标，看谁兜里有钱，伺机下手，下棋的人或旁边看棋的人，注意力都集中在棋盘上，把他们身上的兜挨个儿摸一遍他们都发现不了。得手了四五次之后，秋贵觉得掏他们兜里的钱就跟掏自己兜里的钱一样容易，伸手拈来。让他没想到的是，他最后也栽在了这里。那天下午，秋贵和童九把棋摊设在公共汽车站前面的人行道旁边，来了个下棋的，棋很厉害，先后好几个人跟他下，都输给了他。秋贵在旁边观察，确定了那人身上有钱，他的钱装在西装左边的内兜里。秋贵贴在他身边蹲着假装看棋，在那人下棋下得最投入的时候下手了。就在他用两根指头从那人的衣兜里夹出钱的一刹那，那人本来放在棋盘上的右手突然刷地朝回一收，以闪电般的速度抓住了他的手。他想挣脱，但那人的手劲太大，他感觉自己手上的骨头都快要被捏碎了，哪能挣脱得了。几乎是同时，那人的左手已从裤兜里掏出一个明晃晃的铁家伙，咔一下就锁在了他的手腕上。他想向童九求救，扭头看时，发现童九早已溜得没影了。后来他才知道，那人是县公安局刑警队的副队长。

秋贵被判了三年，他在监狱里，跟一个名叫长军的人关在一起。

长军三十来岁，长得人高马大。秋贵刚进去的时候，里面两个家伙想欺负他，长军说，这人跟我是一个地方的，人不亲土亲，谁敢动一下，老子废了他。号子里其他几个犯人都怕长军，听长军这么说，以后再没打过秋贵的主意。秋贵自然很感激长军，自此便称他长军哥，长军也把秋贵当兄弟看待。

一天上午在农场干活的时候，旁边再没别人，秋贵跟长军边干边聊。长军问秋贵掏兜最多一次掏过多少。

“七百。”秋贵说。

“最少呢？”

“十几块。”

“我操，十几块还值得伸一回手？”长军一脸的不屑。

秋贵说：“掏的时候，只知道人家兜里有钱，并不知道是多少钱啊。”

长军点一下头说：“也是。”

停了停，秋贵问：“哥你最多的时候掏过多少？”

“我不掏兜，掏兜能掏几个钱？我干得大。”长军自豪地说，“我用大卡车一车一车地往回搬运。”

秋贵就笑，以为长军在吹牛。

“笑啥？我说的是真的。”接着长军就讲了他第一次作案的情景。

他在石河子市的一个住宅小区踩好点，在下午那家大人去上班孩子去上学的当儿，将一辆卡车停在那家楼下，把身份证插进门缝一点一点地将暗锁拨开，和找来的几个帮手一起，将屋里电视、冰箱、衣柜、席梦思床等，一件一件大明大摆地搬出来往车上装。一位大妈坐在楼前的树荫下乘凉，瞅了一会儿，叹息说：“搬家真是麻烦啊！”

长军说到这里，自个儿哈哈地笑。

秋贵问：“后来呢？”

长军说：“后来我就把东西拉回来卖了。隔了几个月，我用同样的方式在另一个城市又做了一票，一样，别人见了都以为是在搬家呢，没谁在意。”

秋贵说：“真厉害。”

长军说：“那年我还从一个乡村供销社拉走过一车化肥。”

“也是大白天？”

“不，那是晚上。”

“供销社晚上没看门的？”

长军说：“有是有，但那个看门的喜欢打牌，每晚上都去附近的人家打牌，一打就打到半夜一两点，我就是乘他去别人家打牌的时候把事情办了。”

停了停，秋贵说：“你每次都做得这么大，人家没找上来过？”

长军撇一下嘴说：“找个屁，世界这么大，他找我不跟大海捞针一样？哪能找见。”

秋贵说：“那，你最后是咋失手的？”

长军说：“哎，那个就不说了，过去说书的讲《三国》，也只讲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不讲走麦城，对吧？”

秋贵就不再问了。

过了段时间，长军自己主动给秋贵说，他进来不是因为盗窃，是抢劫伤了人。他判得重，除七年有期徒刑外，还被判民事赔偿二十多万元。

长军说：“我进来两年了，还有五年呢，你出去我都出不去。”

秋贵叹口气说：“我现在算是明白了，人不管啥时候，国家的法律不能触犯。”

长军说：“就是，熬吧，等熬出去了，老老实实干个啥，再不胡整了。”

三年后，秋贵刑满出狱。

秋贵临走前，长军说：“兄弟，拜托你个事，代我去看看我父母，说我好着呢，叫他们放心。”然后把父母的住址和姓名告诉了秋贵。

三年的监狱生活确实让秋贵有了些改变，他再也不想当小偷了，他想找份工作。他从一大堆招聘广告中选了一家自认为合适的单位去应聘，人家知道他是坐过牢的，不要他，他另选了一家，人家也不要。他先后去了好几个单位应聘，人家都不要他。就在他感到迷茫的时候，又碰上了童九。

童九的手摇轮椅停在儿童广场旁边的树荫下，轮椅上放着一些瓜子、口香糖之类的零食，时不时有行人过来买。

童九说：“学个手艺吧，有了手艺，可以自己干。”

秋贵说：“学个手艺当然好，只怕没人收我啊。”

童九沉吟片刻，说：“你到农贸市场去找开锁师傅李十一，就说是我让你去的。”

秋贵当天下午就去找了李十一。李十一说，他跟童九是师兄弟，童九的腿就是因为年轻时候扒窃被人家打断的。李十一让秋贵看他的手。见李十一的一只手上没有食指和中指。李十一说他曾在公共汽车上掏兜，两次被抓，他用菜刀剁下自己的两根手指，他的师傅才答应收他为徒。

秋贵听了，就使劲看自己的手指。

李十一说：“手指头我就不让你剁了，你是进过一次号子的人，以后轻重自己掂量吧。”

李十一收下了他。

秋贵手艺学成后，在县城西大街找了个摊位，摆上各样工具，专给人配钥匙、修锁、开锁，自此便成了锁匠。

一个深秋的夜晚，忙了一天的锁匠刚躺在床上，有人打来电话：“开锁师傅吗？”

“嗯，啥事？”

“钥匙忘屋里了，麻烦给开一下门。”

“你家在哪儿呢？”

“丝路皇家花园。”

“好，你等会儿，我马上过去。”锁匠挂了电话，立即起床。出门的时候看了看时间，凌晨一点多了。二十四小时全天服务，是锁匠的承诺。

丝路皇家花园是高档小区，大部分住宅都是别墅。当锁匠的摩托在一栋别墅前停下来的时候，看见门口有人向他招手。那人隐藏在黑黝黝的树影里，锁匠看不清他的面目，能够确定的就是那人身材高大魁梧。锁匠停好摩托，背着工具包向那个高大的黑影走去。

“这么晚了还打扰你，不好意思。”那人说。

“没事。”锁匠说，“我看一下你的身份证。”

“身份证？没问题。”那人说，“但身份证在屋里呢，你开了门我给你看。”

锁匠说：“那不行，各行有各行的规矩。”

那人说：“就是就是。可是身份证在屋里，门打不开，我咋让你看呢？”

锁匠说：“要不你把保安叫来，如果他能证明你是这里的业主也可以。”

那人说：“师傅，身份证就在屋里，你把门打开，保证让你看到身份证。”

锁匠打量了那人一眼，但因他的脸背着光，看不清楚。锁匠迟疑了一下，从包里掏出工具。不到五分钟，门开了。

那人说：“进来喝杯水吧，你不是要看身份证吗？”

锁匠两脚刚迈进去，就听咔嗒一声，身后的门被带上了。锁匠心里一紧，赶忙将手伸向门内侧的墙壁，摸索着想打开灯。那人说：“别动，找死啊？”锁匠觉得有把刀子顶在了腰窝里。同时，一只有力的手臂夹住了他的脖子，他只能身不由己地随着那人在房间里移动。一道手电筒的光束在房间里照来照去，最后停在一个保险柜上。

“打开！”那人说。

开始的时候，那人故意压低了声音，锁匠没听出来，但现在他听出来了，这声音有些耳熟，好像是长军。

锁匠摇了摇被夹疼的脖子，在保险柜前蹲下，那把刀子像条蛇，从他腰窝游动到了脖子上。那条蛇凉凉的，蛇信子在锁匠脖子上舔来舔去，让锁匠不敢回头。如果回头，借着手电筒的光亮，锁匠就能看清楚这个人到底是不是长军。

“磨蹭啥呢？赶紧开！”那人说。

听这声音，再联系他的体形，可以确定这个人就是长军。

“哥，你不认识我了？我是秋贵。”锁匠突然说。

“秋贵？”手电筒的光束朝锁匠脸上晃过来，“哈哈，真是秋贵，干起这个来了兄弟？那正好，帮帮哥，就这一次，哥干完这一次就洗手。”

长军当年被判的那二十多万，只给了人家十万，还欠十多万。为了这十多万，长军的父母一直在外打工。因为还不上债，他们也不敢回家。长军被放出来后，看着满院子的荒草痛哭流涕。为了尽快把债还上让父母回来，长军决定再干最后一票。经过多次踩点，他选中了这户人家。这家男的是房地产老板，现在带着家人出国旅游去了。

锁匠说：“哥你放我一马，我现在是个守法公民。”

长军说：“我知道，就算你帮哥一回。”

锁匠说：“自从学了这门手艺，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踏实，吃啥都觉得很可口，很香，晚上往床上一躺就能睡着，这种感觉太好了，我不想再回到过去……”

“少啰唆，赶紧打开！”长军不耐烦了，说，“我认识你刀子可不认识你。”

锁匠觉得脖子那里又是一凉，便不由自主地把脖子缩了一下，然后说：“就是不为我想，你也该替自己想想，监狱里的那种日子是人过的吗？难道你还没过够？”

长军说：“我说了，这是最后一次。”

锁匠说：“现在我们从这里出去，就当啥事都没发生，我们还是自由的，这柜子要是一打开，就由不得我们了。现在到处都是摄像头……”

停了停，长军说：“我这也是不得已，想赶快把欠人家的钱还上。”

锁匠说：“出来后我去看望过你父母，但没见着，听说他们因为你有家不能回。现在你出来了，该让他们回来过几天安稳日子了，欠别人的钱，我们一起想办法。”

停了会儿，长军终于收起刀子，在锁匠肩上捏了一把，说：“兄弟……”

锁匠站起来说：“咱们撤吧。”

长军说：“嗯，撤。”

豆腐匠

豆腐匠五十多岁，中等个儿，四方脸，花白的头发有一根没一根地贴在脑壳上，仿佛秋天被羊啃剩下的茅草，眼睛老眯着，像在打瞌睡，又像在琢磨事情。只要进北门农贸市场买过菜的人，没有不知道豆腐匠的。

豆腐匠给人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抠，铁公鸡，一毛不拔，你不要想在他跟前占到一丁点儿便宜。

市场上别的摊贩如果卖掉十块八块钱的东西，几毛钱的零头就不收了。唯独豆腐匠例外，多少就是多少，分文不让。比如你称了他两块豆腐，电子秤上显示出的是六块一毛钱，你给了六块，说没零钱了，一毛算了吧。豆腐匠肯定说不行，同时把手伸过来，等着你把一毛钱补上。你拿出百元大钞，他照样破开，找给你九十九块九，让你一张换他一大堆。时间一长，豆腐匠就出了名，大家知道了他的毛病，在他那儿买了豆腐，就再不跟他讨价还价白费口舌了，该多少就一分不少地付给他多少，省得自讨没趣。

豆腐匠出生于豆腐世家，子承父业，做豆腐三十多年了。以前豆腐匠的父亲一直在乡下做豆腐，豆腐匠接班后就搬到了城里。虽然城里做豆腐的人多，但豆腐匠凭着地道的做豆腐手艺，很快就打出自己的一方天地来。

城里的豆腐坊做豆腐大都现代化了，用蒸汽或用电煮浆，连点豆腐都不用卤水，只需要把黄豆倒进机器就万事大吉了。这样省事，成本也低，但做出来的豆腐根本不是以前的那个味儿。

豆腐匠一直坚持用传统的老方法做豆腐，架大锅烧浆，用纯盐卤点化。每天凌晨五点多钟，很多人还处于甜美的酣睡之中，他就起来开始忙碌了，将化好的卤汁慢慢注入出锅的豆浆中，用勺子舀着上下翻滚几下，盖上盖子，再转过身给木池子中的半成品豆腐压水……这样一直忙到八点多。

豆腐匠的豆腐点化得老嫩刚好，压得又紧，拎回家的豆腐几乎没什么水，不像有的豆腐，拎回家半袋子水。豆腐匠的豆腐油煎煮汤都行，很入味，口感细腻嫩滑，让人挑不出毛病。

豆腐匠一般都是早上九点多出门，十点左右到北门农贸市场。他每天用三轮车将豆腐运到市场时，都会看到有几个顾客在他店门口等着。他打开店门，将三轮车上的豆腐一盘一盘地搬进店里，整整齐齐摆放在柜台上，然后才正式开卖。

豆腐匠虽然抠，一分钱也不让，但人们还是愿意买他的豆腐，连喜欢占便宜的人也不例外。有时去晚了没买到，才去别的地方买。

豆腐匠的生意红红火火，自然有人羡慕。有个名叫胡珊珊的女青年，大学毕业好几年了都没找到合适的工作，见豆腐匠的生意那么好，就想在这个行当里闯一闯。她在大学里学的就是食品专业，全称是“食品工艺与检测”，专业课程有食品工艺学、食品包装学、食品营养学、食品微生物、食品化学等十多门，却没有“豆腐制作学”，所以她不会做豆腐。她加盟了一家名气很响的豆制品公司，正好豆腐匠的豆腐店斜对面一家卖卤肉的搬走了，她就拿下了那个店面，想跟豆腐匠离得近些，沾点豆腐匠的光。那家公司将店面装修得非常漂亮，跟豆腐匠灰头土脸的店面相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胡珊珊的豆腐店开业的时候，公司在北门农贸市场大门外边拉了横幅，挂了彩球，放了音响。公司还来了七八个小青年用喇叭做了现场宣传，搞了试吃和买一块赠送一块的活动。

豆腐匠从来没见过这样卖豆腐的，闹闹哄哄的跟过大年似的。他搬张椅子坐在自己店门口，边抽烟边观看。

豆腐匠抽的是莫合烟。别人抽莫合烟都是用一小块白纸或报纸卷上，夹在手上抽，豆腐匠不，他是用烟锅子抽。他将莫合烟装在一个灰布荷包里，抽的时候，从里面捏一撮出来，朝烟锅子里一摁，衔在嘴上点着，一吸，烟先是从鼻子里冒出来，然后仰起头，对着虚空长长吐一口，很享受的样子。

眼望着自己的一部分生意被人家抢去了，豆腐匠似乎毫不在意。

大菊着急了，站在豆腐匠身边嘟嘟囔囔地说：“这可咋办啊，以后这生意咋做呢？你就这样干望着？”

豆腐匠没吭声。

大菊是豆腐匠的老婆，长得又白又胖又矮，跟块豆腐似的。见豆腐匠不搭腔，她赌气地扭身进了店，没两分钟又出来了，火烧火燎地说：“人家煽风点火地整那么大动静，我们也得想点办法呀！”

豆腐匠眯着眼睛问：“想啥办法呢？”

大菊说：“要不我们压压价，一公斤少卖几毛钱？”

“不压！”豆腐匠说，“该咋卖还咋卖。”

“那就想点儿别的啥招拉拉顾客，也像人家那样搞一下促销。”

豆腐匠说：“我们不弄那些虚的，跟年轻人较啥劲呢？”

大菊望着豆腐匠，恨铁不成钢地叹了口气。

豆腐匠狠吸两口烟说：“做豆腐这个行当，靠的是质量，是豆腐的口感，不是靠促销就能把生意做好的。”

“没看见我们的好多老顾客都跑那边去了？还说这些没用的！”大菊气哼哼地跺了下脚。

“这是暂时的。”豆腐匠很自信地说，“人都贪便宜，见那边便宜，就去那边买，等吃上一回两回跟我的豆腐一比较，以后还得到我这来。”

“你就吹吧！”大菊撇了下嘴。

“再说了，一个豆制品新店能不能生存下去，要过一个夏天才能见分晓 。”豆腐匠说着，跷起一只脚，把烟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

果然，过了段时间，豆腐匠的那些老顾客又都回来了。

胡珊珊的豆制品都是厂家头天生产出来，第二天配送到店里来的。天凉的时候还可以，到了夏天，气温一高，就有问题了。虽然胡珊珊小心谨慎，但还是难免有一些发黏发臭的产品销售出去。有的顾客就拎着豆腐来店里嚷，要求退钱；那些老实省事的顾客虽不来店里找麻烦，但之后再也不来买她的豆腐了。她的顾客一个一个地流失，到最后几乎没人进她的店了，跟开业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胡珊珊的情绪一落千丈。做生意没有不想赚钱的，可胡珊珊的生意这时连房租都挣不出来，确实很难维持下去了。她不愿放弃自己的创业梦想，她想，既然选择了这个行当，认准了，就要努力打拼。思来想去，她觉得要想把这个行当做下去，就应该像豆腐匠那样自己做，做出最好的豆腐，自产自销。

胡珊珊想跟眼前的高人豆腐匠学，趁豆腐匠歇息的机会，她把自己的想法跟豆腐匠说了，可是豆腐匠眯着眼睛一声没吭，根本不搭理她。

胡珊珊不甘心，傍晚下班后，买了些礼品，专程去了豆腐匠家。

豆腐匠见是胡珊珊，门也不开，对着门外说：“你回去吧，想跟我学做豆腐，门都没有！”

胡珊珊碰了一鼻子灰。这是她意料中的事，没有谁会教自己的竞争对手来抢自己生意的，再说豆腐匠又是那么抠那么不好通融的一个人，就更不可能了。

胡珊珊有些泄气，心里说，算了吧，实在不行就转行干别的。可是，别的干什么呢，她想了几天也没想出个合适的项目，只好把那个半死不活的豆腐店继续维持着。

这天下午，胡珊珊到农贸市场大门旁边的一家超市去买水果，在挑水果的时候，正好碰到大菊也来买水果。那么热的天，胡珊珊见大菊还戴着手套，她一问，才知道大菊的手有严重的皮肤病，老是裂口子，不能沾水。可是做豆腐这个活儿，时时都得跟水打交道。大菊说花了很多钱这个毛病也没能看好，到冬天就更严重了。

当天晚上，胡珊珊在网上查了几个医治手脚皴裂的偏方，第二天拿去向当地一个老中医咨询。老中医根据自己多年的行医经验和药理知识，帮她选了其中一个方子。她趁豆腐匠不在店里的时候，把这个方子给了大菊，让大菊试试。

大菊很痛快地接受了胡珊珊的好意，也许是病痛久了，想快点把病治好，也就没想别的什么。

这偏方还真管用，大菊的手竟被治好了。大菊很感激胡珊珊，想帮帮她，教她做豆腐，于是就主动说服豆腐匠，让豆腐匠收胡珊珊为徒。

做豆腐的人一般都是把手艺传给自己的下一辈，带外姓徒弟的很少。即使带也要收费的，免费的基本没有。徒弟要学会做豆腐，得一次次地实践练习，掌握火候，熟能生巧。徒弟操作不当，很可能会把你一桶浆点坏。做豆腐，点老了压出来像石头一样硬，吃起来很粗糙，不细腻；点嫩了会粘布，压不好，一烧还容易碎掉。那些点得不好的浆就不能再做豆腐了，只好改做豆腐干。就算做豆腐干，产量也没有点卤点到做豆腐干刚刚好时的产量高。

胡珊珊拿了五千块钱，另外还买了两瓶当地有名的白酒“古城淡雅”，来到豆腐匠家拜师。

豆腐匠没收钱，只把酒收下了。做豆腐每天起得早，工作环境又比较潮湿，所以平时喜欢喝点酒驱寒除湿。胡珊珊给豆腐匠行了跪拜礼，双手给豆腐匠敬了酒，自己尝了卤水，就算正式拜师了。

胡珊珊关了店，凌晨四五点钟起床，去跟豆腐匠学做豆腐。豆腐匠手把手地教她，教她磨浆，一般都要磨三遍，还要掌握豆子和水的比例，浆不能太浓，也不能太淡，要比例刚好才便于点化。豆腐匠一边示范，一边告诉她要领。豆腐做得好坏，关键是点卤，一边倒卤水，一边不停地用瓢扒浆。看到满桶都是豆花就停止倒卤水，停止扒浆。不好时，用瓢再多扒两下，但要恰到好处，扒太多了豆腐就老了。如果用手感来判断，就像扒到浓粥一样就行。像豆腐匠这种老师傅，闭上眼睛也能点到位。胡珊珊把豆腐匠告诉她的要领都记在了心里，开始学点卤。她左手拿卤水瓶，右手拿瓢，手有点发抖，怕点坏了。豆腐匠鼓励她，叫她放心大胆点，点坏了就做豆腐干，一点儿也不浪费。胡珊珊点第一桶浆居然点得很好，但是后面几桶都点坏了。那些没点好的浆都做了豆腐干，豆腐匠那天的豆腐干堆得像小山一样，而豆腐却没有。来了买豆腐的顾客，豆腐匠就说，今天不卖豆腐，只卖豆腐干。豆腐匠一句都没责备胡珊珊，还告诉胡珊珊按他教的方法练习，再好好琢磨，肯定能点好。胡珊珊走在路上回到家里都在想豆腐匠告诉她的点卤方法，将每一个细节都烂熟于心了。后来她就很少出差错了，一次比一次点得好。

胡珊珊出师了。她临走之前，豆腐匠不放心似地又嘱咐了她许多，都是些经验之谈：温度的把控，是豆腐质量的命脉。温度太高跑水太快，温度太低豆腐容易变软。夏天豆子泡得时间要短，冬天则要长些。豆腐匠还说：豆腐布要用开水煮沸后再用流动水清洗干净，防止产生异味，豆腐架、豆腐缸等用前用后都要清洗，既能保持豆腐色泽明亮，又能保证味道鲜美。胡珊珊都一一记在了心里。为了不跟师父抢生意，她将原来的店面退了，到县城的另一头南门市场重新租了间店面做起了豆腐生意。有了第一次开店的经验和过硬的产品，她的店开得非常成功，生意火爆，连电视台都知道了，派记者去采访她这个创业新星。

采访中，胡珊珊自然提到了师父豆腐匠，讲他做豆腐的手艺如何精湛，如何帮助年轻人创业，还不求回报等。

电视台记者打电话要采访豆腐匠，被豆腐匠拒绝了。记者觉得这是一个好题材，便直奔豆腐匠的店里。对着镜头，豆腐匠显得很拘谨，说话也没有他做生意那么干脆利落。他说：“没啥，我真的没做个啥，我只是给珊珊引了下路，小小一点儿事情，上啥电视呢，珊珊的成功主要还是靠她自己。”

豆腐匠上了电视，大菊逗他说：“人家都说你抠，你还敢上电视！这一上电视，全县人都知道你抠了！”

豆腐匠笑笑，眯着眼睛抽了会儿烟，然后继续忙他的生意。

一天早上，豆腐匠驾着三轮车往店里送豆腐的时候，捡到一个黑包，他随手扔到了三轮车上，到店里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厚沓百元现钞，还有三张银行卡。豆腐匠想，如果把钱交给民警，转交过程可能就弄得复杂了，东西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到失主手里。如果失主着急，就会先去银行把卡挂失，那样这几张卡再补办得费好些工夫。他想，干脆去银行，通过银行卡查找失主的联系方式，这样很快就能找到失主。

于是，他顾不上卖豆腐了，将豆腐卸到店里，关了店门去银行说明了情况。很快，银行工作人员按照银行卡登记信息联系到了失主。失主是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豆腐匠把包亲自交到了他手里。小伙子说包里的现金是两万，三张银行卡里的存款总共将近二十万。小伙子见包里的东西一点儿没少，激动得不知说啥好，他深情地把豆腐匠拥抱了一下，然后从那沓现金里抽出两千块钱谢豆腐匠，豆腐匠不要，他硬朝豆腐匠衣兜里塞，豆腐匠躲着不让塞。豆腐匠说：“你拿这么多钱肯定是要办啥事情，别耽误了，快去办吧，我也要忙去了。”说完扭头就走了。

后来大家都知道了这事，有人对豆腐匠说：“你做生意的时候把一毛两毛都看得那么要紧，都抠着不让，那两万块钱咋不悄悄放下？又没人知道，其实你放下也就放下了。”

豆腐匠说：“我抠的，是我该拿的；不该拿的，我一分也不要。”

后来，豆腐匠把店关了。有消息灵通的人说，豆腐匠八十岁的老父亲出去锻炼摔坏了腿，他回家照顾老头子去了。还说豆腐匠的儿子在省城做公务员，还是个局长呢。儿子对他可孝顺了，早就叫他到省城去享清福，他没去，是因为这几年他一直靠卖豆腐资助两个贫困家庭的娃娃上大学，现在那两个娃娃已经大学毕业了……

顾客们至今还回味着豆腐匠这个人和他做的美味爽口的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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