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思敏

返璞归真

现代医学一日千里，世界各地近乎每天都会有科研论文发布，接着就是新药物及新技术的诞生，因此前线医生必须持续进修，才能紧贴如雨后春笋般的临床实证医学。就好像我现在每天处方给糖尿病患者的药物，跟我当年在医学院所学习的已经大有不同。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医学范畴都需要天天创新的，有一种现象，其珍贵在于回归自然，这就是“医学人文精神”。

前阵子应中国医师协会的邀请，前往哈尔滨出席人文医学年会作一个专题报告。这次最难能可贵的，就是有幸聆听到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秦伯益发人心省的讲学，题目为：呼唤医学人文精神的回归，其内容涉及医学社会学的历史、现状及前瞻，远超越临床诊症的微观层面知识，因此愿与诸位读者分享。

还看中西历史

回顾历史，不少社会运动也是呼唤人们，要回归到从前被视为珍贵的精神，从而达到社会持续健康的进步，好像十四至十七世纪西方的文艺复兴，提倡恢复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提出人本主义思想体系，使人性回归及个性解放；而十七至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则批判中世纪蒙昧主义，使理性回归，从而焕发创造性，促进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及社会革命的互动，除了为法国大革命奠下充分的思想准备，其影响远至中国近代的戊戌变法及辛亥革命。

至于古代的医药先贤，如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及李时珍等，他们从医的目的皆是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实现医患和睦，把医（医治）、教（教学）、研（研究）三者结合。我再翻查资料，在众位医药先贤之中，相信东汉张仲景的故事，最能够令日常身兼繁重行政工作的医生们反思：据说张仲景从小厌恶官场、轻视仕途，无奈要在世袭制度下被封为长沙太守。他为了留守前线，以医术为百姓解除病痛，择定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大开衙门，不问政事，坐在衙门大堂为百姓治病，得到百姓的爱戴，然而也令张仲景成为了当时主流社会的异类，从他的著作中仿佛就感受到其愤世嫉俗的悲叹。由于当时政局不稳，张仲景最后辞官隐居，终于写成临床医学的惊世巨著，为后世中医学作出重大贡献。至于唐代的孙思邈，同样重视医德修养，在他的著作里早已系统性地论述了医德规范，强调医生必须拥有精湛的医术及高尚的品德，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医生，见到任何层次失调，就理应去尝试治疗，这里的“失调”指人体失调，以至整个社会失调。反观当代医学，硬件建设和物质条件当然有着明显的进步，我们现在随手可得的抗生素、预防疫苗，以及如磁力共振检查及器官移植手术等高超的技术，都是古代先贤完全没有的。可是秦伯益院士认为，当代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却明显在退步，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

秦伯益院士认为当代中国医学人文精神倒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点是医学科学本身的变化。究竟医生行医的目的，仍然是如上文提及的悬壶济世，还是把治病视为谋生手段呢？我接着反思，究竟最能够令一位医生欣慰的，是每位病人步出诊症室时抒怀的笑容，或者是以自己能够登上月球人或星球人之列为荣呢？又还是在成为月球人或星球人之后, 同时一样会为病人的笑容而欣喜呢？ (注：月球人和星球人泛指一个月或一星期赚到一球即一百万的人士)

在医学的领域上，学科的分工也越来越细致，一方面专业化有助提升各种技术，这当然是好事，但另一方面，一个整体的病人却越来越被碎片化了。我作为家庭医生，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病人，一进诊症室便拿出一张写满五至六种不同身体部位不适的字条逐一求诊，包括头痛、失眠、流鼻水、胃气胀、偶尔脚痹及跟老公吵架很伤心等等。如果诊所工作量繁忙到一种程度，连医生喝水及上厕所的时间也欠奉的时候，遇见这种病人容易令医生心里一沉也是不难理解，因为尽管医生有着菩萨心肠及神仙妙手，也很难在五分钟之内为病人解决六种身体病征。然而，当客观的环境因素令医生可以拥有合理的行医环境时，例如北欧国家拥有较为健全的基层医疗体系，令当地医生的工作与生活得到平衡。作为家庭医生，当看见眼前的病人，把身、心、社、灵所有的失调全部告知自己，热切寄望能得到治愈之时，如果我们有能力把六块碎片重新整合为一个人，不枉眼前病人对我们的信任，这不正就是我们应该引以为荣的事情吗？

在这次东北之行的最后一天，我独自骑着单车，在松花江北欣赏太阳岛的风景，不禁想起一个月前在丹麦的绿色国土之上，见到当地居民多以单车代步的实况及反璞归真的民风。其实，需要呼唤回归的，又岂止于医学人文精神呢？

专 注 摄影/马小平

（本文曾刊于2016年8月11日香港《信报》）

/香港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