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峰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乃当前司法改革一项重要内容。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于今年7月通过了《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正式在18个城市启动试点工作。

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开展并非毫无经验可借鉴。先行试点的速裁程序将成为从宽制度试点的衔接环节，从其经验来看，一些地方的基层司法机关为促使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推出了“认罪协商”机制。[1]而认罪协商制度[2]，肇始于英美法系，现已日臻成熟，其设计理念亦可为我国所借鉴。

因此，本文拟结合英美法系最具代表性国家的认罪协商制度，对当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程序构建进行探讨。

一、建立及运行：美国认罪协商制度的判例考察

英美法系立法，处处体现契约精神，其诉讼两造之建立便以当事人主义为原则，所以认罪协商制度发端于美国，便不足为奇。美国作为判例法国家，许多具体规则的产生和完善都由判例演化而来。所以，考察其国认罪协商制度，还需从判例入手。

（一）认罪协商之判例

1.BRADY v. U. S. [3]

1970年，美国最高法院审理了布雷迪诉美国（BRADY v. U. S.）一案，正式承认和接受了认罪协商制度。

该案发生在1959年，申诉人布雷迪因违反联邦绑架法案（18 U.S. C. 1201（a）.），被指控犯有绑架罪。根据该法案规定，如果被害人因绑架过程中遭受到伤害，那么在陪审团建议下，加害人可能面临最高刑是死刑的处理。所以，在该案中，布雷迪有可能被判处死刑。最初，布雷迪通过辩护律师作无罪答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