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炜+艾慧

摘 要：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绿色发展”、“美丽中国”之“绿色”和“美丽”，其根本是人类聚居模式应顺应“天”意——尊敬和回归自然和谐的原生态环境与生命体系统机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其实质为突出“人”本——新型聚居模式（新型城镇化）目的是让人生活更美好；究其其初心和愿景，就是营建“天人合一”持续发展的聚居环境；因此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从源头分析人类聚居理念的初衷，反思传统城乡一体化理论的认知局限，对塑造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聚居新环境，对构建人类聚居的全新模式——城乡一元生命体，具有理论的纠偏作用和实践的引领意义。

关键词：聚居模式；城乡一体化； 城乡一元生命体；可持续发展

Abstract：Because of Cognitive limitations on the traditional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city building and rural living space is becoming much more serious. The theory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which is promoting in China today. Analysing urban design concept and rethinking the traditional urban-rural integration can have rectifying effect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uilding the sustainable urban-rural human settlement. This effect is reflected in five recognizations.

Key words：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 urban-rural integration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12-30（7）

人类聚居学长期聚焦什么样的环境才是适合人类生产、生活的最佳环境等问题，这在城乡环境问题不断出现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逐渐成为人类共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针对这些问题所做的研究最终目标是以地球村为整体视域，以天人合一为最高根本，将人居环境塑造成绿色、有机、人本的可持续发展的聚居生命体系统。

国内学界，1993年中国科学院在技术科学部会议上提出建立“人居环境科学”，并建议提出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聚居环境的深入研究命题。政府层面，从本世纪初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提出人居环境理念：“以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为中心，加强城镇建设和污染综合治理”，到“十三五”规划的“绿色发展”、“美丽中国”、“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时至今日，改善城乡人居环境仍然是政府关注的民生焦点。一方面反映了政府对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人居环境方面旧问题未解决、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我们对人居环境的现状及挑战做全面分析，反思传统理论认知的欠缺和不足，寻找促进人类聚居环境可持续发展之路。

1 欧美城市聚居理论与系统设计研究脉络及影响

欧洲传统社会以庭院经济和手工劳动为主体，17-18世纪的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聚居这一城乡形态发展模式，城乡结构日趋复杂，研究重点也随之转变为城乡形态变更和改造方面。1853-1870年间奥斯曼（George Hanssmann）的巴黎改造计划推动了城市近代化价值性探索。在此期间产生了极具创造性的城市模式，如欧文（Robert Owen）的“新协和村”，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的“田园城市”，马塔（Arturo Soria Y Mata）的“带形城市”、戛涅（Toni Gamier）的“工业城市”等等。19世纪末，田园城市理论、城市艺术空间设计和市政工程设计理论成为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核心。20世纪对城市规划提供了新的理论贡献主要理论有赖特（Frank Lloyd Wright，1935）的《广亩城市：一个新的社区规划》和柯布西埃（ Le Corbusier，1922）的《光明城市》，但在系统性、深刻性上存在局限，对于人类聚居的城市形态系统性认知缺失。直到20世纪60年代，凯文·林奇（Kevin Lynch）完成代表作《城市形态》和《城市意象》，斯皮若·卡斯托弗（Spiro Kostof）完成《城市塑形》和《集合城市》，两者针对城市形态的问题和城市形态的建筑元素成因机制，以更新的角度——类型学角度和社会经济技术的角度进行探讨和论述。20世纪60-80年代，学术界普遍出现单一区域规划的倾向，然而现实是城市功能具有多元化和复杂性的特征，针对这一理论研究缺陷，雅各布（Jane Jacobs）提出了城市交织功能论；杜克赛迪斯（C.A.Doxiadis）注重城市交通枢纽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动态城市；麦克哈格（ IL. Mcharg）将自然与城市规划相结合，提出自然生态城市观；科林·罗（Colin Rowe）和弗瑞德·科特（Fred Koetter）从历史传承角度，提出城市结构与形态的继承性拼贴城市（collage city）著名理论。

近30年来，信息网络的发展使得信息网络与城市结构形态相结合的模式成为国际研究的热点。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强调连接、流、网络和节点等是未来世界空间结构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在其著作《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1996）三部曲中有翔实论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在其《市民之城》一书中对城市体系以城市结构网络为标准进行了纵向划分。同时，信息化技术推动了城市形态的发展，在此背景下探讨全球化城市体系成为热点，除了汤森得（Anthony Townsend）提出网络城市理念，莎琦雅（Sassen Saskia）的《全球城市》《世界经济中的城市》、珊卓拉克（Sandercock）的《朝向寰宇都会》等最具代表性。许多新的城市概念如连线城市、知识城市、智能城市、虚拟城市、信息化城市等逐次产生。

在以上聚居理论与思想影响下，西方欧美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的聚居模式渐次转向城市模式，但城市自身的内涵与外延在几百年间也被西方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在不断催化和演变，基本脉络可归纳为：从乡到城再到生（生态），从农到工再到经（经济），从横到纵（芝加哥建筑学派为代表）再到空（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从聚到堵再到通（流通），从子到集再到群（城市群），从实到虚再到互（互联网）。

2 国内城市聚居理论与系统设计研究脉络及影响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低水平的生产力使得人类对外部环境产生敬畏心态，聚居形态的设计充分考虑了与外部环境的和谐关系，其布局因贯彻天人合一的理念而呈现合理状态。当时，城镇作为特定功能的综合系统，其形态深受中轴、对称、方正、高低与大小等级皇权思想的影响。近代以来，东南沿海沿河的城镇形态仍然以传统的规划及建设范式为主导，但同时附加了一些殖民地特征。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城乡获得长足发展，但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城乡现代化进程较慢，有关城市形态的研究成果零星出现。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相关研究才随着城乡的快速发展而逐渐兴盛起来，主要集中在城市形态和乡村聚落形态方面。

宁越敏（2008，2015）主要从中国城市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和环境的问题来探讨中国城市发展进程中种种显性及隐性问题。刘士林（2013）针对我国城市群发展做出的报告，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全面回顾了三大中国城市群发展的总体概况和阶段特征，并从多因子要素对未来中国城市群发展态势进行了分析与梳理。孙施文（2007）针对现代城市规划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性问题和理论问题进行分析讨论。长期从事区域与城市研究的胡序威（2008）从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科学对于区域和城市发展问题进行系统综合研究。叶南客（2011）基于当代中国推进城市化进程30年来取得的成果，以南京为标本系统探索中国城市转型发展战略与创新路径。何一民（2012）阐述了中国城市的缘起及数千年的发展演变，梳理出一条较为清晰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脉络。针对城市化大潮裹挟下的乡村聚居相关问题，张建云（2012）针对当前城乡问题，为如何提高农村基民公共生活质量和妥善的乡村结构提供了指导性意见。

国内外对城市形态问题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大规模的研究聚焦在城市蔓延、城市更新问题，反思传统的社会形态模式，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开展理想城市、生态城市、智慧城市等形态研究。如上所述，随着城市聚居跨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其所涉及的领域不再仅局限于空间设计，而是更多地将全球的政治经济、城市经营、低碳低熵的前沿领域融会贯通于其中。然而后工业化时期人类聚居问题的重心转移为发展中国家的城乡融合及一体化过程的城乡形态，这样的系统研究近30年才有较快的发展。尽管如此，城市聚居与设计理论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新型城乡形态及其发展趋势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3 国内外城乡结合或融合的研究思考

城、乡研究的人为割裂有违人类聚居的系统本质和辩证规律，不利于现实聚居应用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国内外有关城乡结合或融合方面的研究日益收到重视，为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一体化等人类聚居研究与实践提供了丰富的参考与理论支持。

3.1 城乡共生理念

最早应用于生物学中的“共生”一词及其理论，1950年代以后逐渐被其他研究领域所借鉴，主要扩展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等。日本建筑大师黑川纪章（Kisho Kurokawa）在《新共生思想》中明确指出，“共生概念涉及人与自然的共生、地域性与全球性的共生……城市与乡村的共生……等不同层次内容的共生。”在中国，袁纯清（1998）系统化研究了共生理论，将共生理论应用于小型区域经济的研究中，并对共生理论的本质、发生的条件以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解析，并提出共生关系在行为方式上，存在寄生、偏利共生、非对称互惠共生以及对称互惠共生四种关系[1]。如今，在区域发展与城市群竞合关系的研究中共生理论得到广泛运用，并成果丰富。

3.2 城乡结合部

传统上，人类社会学的研究一般以城和乡作为分类，但对于城乡之间结合部研究较少。顾名思义，城乡结合部主要指城市与农村的交接地带。关于结合部范围的大小，并没有严格的界定。美国社会学家伯德格和罗吉斯综合研究认为城郊交界处城市与农村两个区域不再界限分明，而是呈现重合状态。从功能上看，这部分土地同时承担着城市和农村用地的功能，从形态上看，这部分土地上农田和建筑共生共存。因此城乡结合部同时具有城市和乡村的特征。关于城乡结合部的研究，土地利用和生态问题是研究的焦点。科里（Cory. D. C，1985）认为在城乡结合部，稀有的自然生境和重要的农业用地均处在城市建成区不断扩张的压力之下[2]。罗宾逊（Robinson.L，2005）认为城市扩张不仅导致该区域自然和农业用地面积不断减少，而且还造成原有自然生境的破碎化、孤岛化和退化[3]。扎萨达（Zasada. I，2011）、因伍德（Inwood S M，2012）认为，城市化对城乡结合部也存在正面影响，主要在于城市化对多功能农业的发展激励。[4]

3.3 城乡一体化

城乡融合概念及城乡融合理论可以追述到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恩格斯指出要使得社会全体成员共享社会生产带来的福利，社会全面公平的发展，那么就需要打破旧的分工制度，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城乡关系类型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城乡差距越大，会加重社会不协调程度，从而进一步阻碍社会的发展，因此将来需要弥合城乡发展的差距，而不是任由两者严重分离。

法国思想家圣西门19世纪提出，构成社会的主要力量包括从事农业劳动和受雇于工厂和国家的居民，他们应平等享有社会组织体系中的种种福利[5]。欧文提出组织社会化程度较高的工农业结合社会化大生产，并以 “新协和村”来解决生产私有化与消费社会性的矛盾。另一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则提出“法朗吉” [6]的理想社会单元。

加拿大学者麦基（T.G.Maggie，1989）提出“城乡融合区”概念，即在同一地域内同时发生的城市性和农村性的双重行为之产物。[7]美国著名城市地理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989）指出：“城与乡，同等重要，不能截然分开；应当有机的结合，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重要”[8]。从价值取向上来说，明显是倾向自然环境。英国城市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898） 在其代表作《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一书中提出以农村为主体的乡城一体化理论，提出用乡城一体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对立的旧社会形态的“田园城市”概念。1970年代后，美国经济学家利普顿（Michael Lipton））认为城乡发展过程中容易形成城市偏向的城乡关系是极端错误的。

从城市规划角度来看，最初对城乡一体化的探讨，有两种观点：一是以城市带动乡村的发展。汤正刚（1995）认为以中心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带动市域城乡一体化的城镇建设[9]。二是城乡改革和发展齐头并进。甄峰（1998）认为城乡一体化是政治、经济、人口、文化、生态的一体化，而城市规划是城乡一体化的保证，但在如何进行城市规划上并没有具体阐述[10]。十七大提出城乡一体化之后，我国学界进行了大量研究。罗湖平（2011）基于共生理论视角透析城乡一体化进程，赋予城乡系统以鲜活生命体，各中心城市、中小城镇以及农村成为其能量互换、信息交流的共生单元，探索城乡共生体与环境间的动态双向激励举措和共生界面优化的共生机制。[11]陆铭（2015）对我国的城市化历程及存在[12]促进市场统一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为手段，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实现区域经济在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发展是根本出路。显然，关于城乡一体化，并非消灭农村，也不是单纯地以城市带动乡村发展，而是通过一系列制度的统一和创新，完成经济和区域规划上的一致和互补。

3.4 “山水城市”思想

中国“山水城市”之理念源泉可追溯数千年前的中国风水学说与理论。英国托马斯（St. Thomas More）的“乌托邦”设计以及帕克（R.E.Park）的城市生态学说和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的“田园城市”等理论是代表著作。山水城市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未来城市发展模式理论。

城市与乡村、人造空间与自然生态空间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近百年来，西方先哲们致力于统筹、协调，为解决上述矛盾进行了长期探索研究。让城市回到自然中去的理想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观的风水思想本质上是一致的，体现了东西方在这一领域研究的殊途同归之处。美国马尔什（G.P，March）、奥姆斯特德（F.L.Olmsted）在19世纪中叶提出了“城市公园运动”；英国社会学家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在1898年提出的“田园城市”理想模式，其主旨是希望人们能生活在既具有充分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又具有美好自然环境的新型城市之中；恩温（Raymond Unwin ）的“卫星城镇”理论；美国建筑师佩利的“邻里单位”理论在1920年代先后提出；1930年代，法国建筑大师柯布西埃 “绿色城市”的概念和美国建筑师赖特（F.L.Wright）“广亩城市”思想等影响日盛。

4 中国传统“城乡一体化“的认知局限

对于城乡融合式发展，在政策层面我国经历了较长的研究过程。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5个统筹并将统筹城乡发展列为首位；十七大提出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十八大首次指出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阐述城乡发展一体化问题，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强调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中外文献反映出较为多样的城乡融合理念，就当时当地的微观层面分析，有其积极意义与价值。时代在发展，笔者认为其中不少尤其是对传统城乡一体化理念的认知及其实践，因其显现出其政治经济上的片面诠释、设计理念上的狭隘理解以及在经济关系、空间定位、生态环境、制度体制等方面的局限制约，还没有把城乡背后的聚居本质特性与规律真正揭示出来，对聚居生态背景下的生命特质缺乏深层认知，因此很难解决现阶段中国所面临旧有城市疾患和新型城镇化推进中的诸多现实问题。结合人类聚居环境理论的发展路径，对传统城乡一体化认知问题反思，有助于避免在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实践过程中做出无效甚至负面的规划。

中国的城乡一体化推进至今，基本是城镇作为主要出发点和归宿，乡村地区只是作为辅助与点缀，将城镇规模无限制地扩大，乡村却被不断挤压乃至迅速消亡，进而导致了城镇与乡村各种问题的出现与恶化。中国传统“城乡一体化”思想归根结底是政策理念型和经济结构型的狭义模式，并带有严重的重城轻乡偏见，先天缺少“绿色的、有机的”生命属性与“生态、生命、生长”的广义内涵。

正是由于长期对城乡一体化在理论和实践过程中理解有偏颇，因此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城市膨胀、乡村空心，乡村的消失和功能退化不仅已经引发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还威胁到国家社会稳定、粮食保障、文化多元甚至政治安全等核心利益。必须正确理解与科学统筹城乡关系及其发展中的地位和定位成为当务之急，本文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

4.1 认清城乡发展根本动因

农村发展进程整体落后于城市发展并导致不均衡发展引发新社会问题是目前国情或隐患。因此，研究城乡统筹必须明确乡村落后于城市的突出表现、根本诱因与后果问题到底是什么、如何有效破解，特别是对城乡发展现状进行“SWOT”意义上的客观全面正确评析，探明城乡统筹的理论驱动力所在，才能根本明晰城乡统筹研究的科学发展问题。

4.2 认清城乡统筹根本任务

城乡统筹根本任务是消除城乡二元桎捁，实现城市和乡村的差异化和谐发展，不是简单的经济一体化。解决二元结构带来的问题，但绝非磨灭乡愁和割断文脉地消灭农村。傅崇兰在2012年《城乡一体化蓝皮书》首发式上指出，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必然对城市管理造成巨大压力，但目前的问题在于大规模造城运动超出实际有效需求造成闲置浪费的同时，乡村的生存空间被迅速挤压萎缩，形成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更多应该考虑的是农村经济的特色挖掘和公共设施的发展，让人们在农村过得更富裕和舒适，而不是通过城市的扩张来吞噬农村从而达到城乡一体化的目的。

4.3 认清国家安全之严峻

粮食、生态、社会、文化等安全是一个多米诺连锁效应问题，核心是粮食安全。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中国必须自给立足国内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主要农产品供给。如若粮食安全收到威胁，恐怕连生存能力都不可能有了。耕地流失导致生态破坏和粮食危机，进而导致社会不稳、文化消亡，其后果难以想象。

4.4 认清城乡统筹立足模式

中国城乡一体化终极立足点在哪，此乃一个发展路径和发展目标问题，体现出城乡统筹发展水平问题。198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城乡统筹发展研究进入了城乡统一发展的田园化阶段。据国际的发展趋势，寻找我们的合适的落脚点或立足模式，是个重要的问题。

4.5 认清城乡统筹目标所在

在目标设定上要清醒认识到未来城乡统筹发展的本质目标必须在于经济协调发展基础上的城乡人口社会保障平等化。无论农工同属国民，当生存、社会、政治等待遇平等后，精神文化待遇也必驱平等，这是体现以人为本发展的终极目的，也是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中国城乡一体化亟待理论创新，前提是必须打破目前的各种认知局限如经济关系局限、空间定位局限、生态环境局限。如何能统筹发展，构建起健康科学系统的运行机理，多学科交叉则代表着一种未来发展方向。

旧有的城乡一体化理论体系显然已经不能适应现时代尤其未来中国社会新城镇建设和城市化推进的客观要求，必须突破僵化陈旧思维，大胆破局创新，探索符合当代国情和未来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规律的新型聚居理论和应用模式。

5 走向“城乡一元生命体”

城乡一元生命体，是具有生命有机属性和独特生命范畴或活性生命模式的聚居体系，可归纳为具备从客观背景系统支持到自身原生机制，再到未来衍生体系三大类别的生命类型子系统，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意义上的聚居生命系统。所谓客观背景系统类：生态学意义上生命一元体主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生命模式系统，既非简单的机器产品系统，又非僵化的物质建筑空间的复合叠加，更不是传统意义上简单消除非农户口的城乡一体化。所谓自身原生类：生物意义上的包括客体聚居在此的人类和相关动植物所形成的一个生命系统，他们不是彼此水火难容相互割裂排斥分居（旧有的城乡一体化多数是如此的简单凑合），而是和合友好相处的共同聚居，共同形成一个有机生物圈生命体系统。所谓未来衍生类：基于信息化智能构建的智慧生命体，基于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未来人工智能生命系统，是一个巨大的人类聚居智能机器人系统。城乡一元生命体在时间上遵循从诞生、发展到衰退（自始至终）的一个生命规律；在空间上，与生理意义上的生命体之系统、组织、器官、细胞所分别对应，包括生命结构内在体征系统、外在保障系统，以及城乡一元生命体形成机理等内容，并通过模仿（仿生）设计、系统设计、交互设计手段等来实现其功能和作用。其基本内涵应包括生态系统的有机构成（自然环境、一元体、人、系统）、城乡合一的辩证统一、生命体征的具体体现（大脑、中枢神经、生命的体征与机理）。基本机理如下：

5.1 城乡一元生命体生命结构内在体征系统

生命是自然的造化与有机构，生命体则是指一切具有稳定的物质和能量代谢现象而具有生命活性的独立个体。而最复杂的生命体形式莫过于人体本身，人即具有有形实质，又具有思想这种无形生命体征，同时受到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等多方面的影响，是一个神奇而富有活力的个体。城市与农村也可被视为一个具有稳定物质形态和能量代谢现象的生命体，与人体相类似，它也由不同的细胞体构成，而不同的细胞形成了组织与器官，具有生命的体征与活力。

众所周知，人体内在体征由四大组织和八大系统所构成，笔者认为，城乡一元生命体内在结构也是由不同的组织和系统构成，与人体内在体征系统可以实现一一对应。

5.2 城乡一元生命体外在支持保障系统

城乡一元生命体的运转需要外在保障系统支持。笔者将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分析城乡一元生命体的外在支持系统。

5.2.1 外在微观支持保障系统

人是城乡一元生命体中的主体，也可以被视为城乡一元生命体中的微观核心部分。由于人本身就有具有主观能动性而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中起到主体作用。城乡二元结构中凸显的重重矛盾出现的原因之一便是没有协调好人本身的生存发展问题，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实质是忽视了对人本身生存发展的保障和天赋人权价值的支持。因此在构建城乡一元生命系统中，应该重视对微观支持保障系统的建设与规划。外在微观支持保障系统，可以简要的用吃、穿、住、行、学、工、休、排概括。

5.2.2 外在中观支持保障系统

外在微观支持保障系统是以保障人的生存发展为根本出发点，而中观层面的对城乡一元生命体的支持与保障则是以产业布局、制度安排等经济建设为核心的。从静态角度来看，产业布局是指不同产业各要素、各部门在空间中的分布和组合情况；从动态角度来看，产业布局是各种产业资源在空间中的流动与重组。产业布局是影响产业和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决定着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

5.2.3 外在宏观支持保障系统

借鉴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从系统论视角出发，可以将城乡一元生命体中的聚居区域、居民旅客视为不同的子系统，放入自然、社会、经济、文化所支撑的宏观系统环境中，进行哲学意义上的结构调适。东方哲学思想推崇天人合一理念，认为天时、地利、人和是万物运行之根本，笔者认为，城乡一元生命体系统的外在支持保障系统从宏观层面来看，也可视为天时、地利、人和三部分的整合作业。

5.3 城乡一元生命体机理分析

5.3.1 城乡一元生命体机理的组织结构系统

空间硬件（物体）结构集合组织。空间设施（静态）结构集合组织：公共设施类物质硬件系统；机动产品（动态）运行联动组织：交通移动型物质硬件系统。

有机体系生命运行组织。湿件（生命人体）——聚居者，治理服务者等等之间的互动、关联、网络、组织等人因系统。

精神文化系统设计组织。软件一：城市文化风格与品牌形象（如京派文化、海派文化等）；软件二：虚拟性数码信息、智慧城市科技之“智”与文化之“慧”；软件三：非物质传承文化、聚居地基因图谱、记忆性乡愁年轮胎记等；软件四：社会记忆时间保持系统——聚居地文脉保持传承之情感化设计机制与法制保障系统。

5.3.2 城乡一元生命体的机理分析（运行机制）

生命体自运行机制（自然生态基础上的生命及生命联合体的原动力内驱力）：生命化生态城乡体；科学技术引领机制（现代科技文明基础上的生产力之推动力牵引力）信息化智慧城乡体。

5.3.3 文化治理辅助机制（人文基础上的生产关系之作用力和牵引力）

政府、社会、个体齐抓共治自治之文化艺术作用及功能，有类似防火墙缓冲带隔离带及按摩椅净化器等效）审美化的城乡文化体。

总之，人是生命的高级形式；人是城乡生命体系的组成部分及这种宏观生命形式的体验和体现者；人是生命体系的真正深度4 维（3D 加时间维度）和零距离沉浸式交互的有机构成主体；城乡各自优势特色的有机结合与汲取，1+1 大于2 的有机生命体系，具有生命的活性特征；因此，城乡一元体设计是一个历史的动态过程，是所有设计中时间维度最长的设计。几乎伴随整个人类的城乡生命一元聚居体系的始终。同时又是一个绿色的有机的生命构成系统，其一元生命构成系统包括以下4 个层次关系：

①城乡生态环境层（外圈，初级，背景，原生态第一自然特征体现为主）；

②建筑景观空间层（2 圈，2 级，骨架，固定形态第二自然设计为主）；

③公共生活产品层（3 圈，3 级，介质，移动媒体和工具系统为主，包括现实与虚拟）；

④人类生命运动层（核心，4 级，主体，生命生物生态特征为主）。

城乡一元生命体是一个真正城乡兼融、天人合一、充满生机的生命复合系统，城乡相互之间水乳交融、有机构成，且可续续发展。

6 结语

传统的城乡一体化存在理念滞后、认知局限以及操作上的简单生硬，造成狂飙跃进式的城市化或新型城镇化推进中，粗暴病态的造城运动、农村绿色生存空间挤压崩塌、城乡文化的排斥扭曲乃至多彩历史文脉式微割裂等等一系列严峻问题。突破“城乡一体化”之狭义理念与时代局限，构建城乡一元生命体聚居新模式，实现自然和谐的原生态（动植物）环境与人类和谐共生的综合生命体聚居机制，其初心和愿景必然是营建天人合一持续发展的新型聚居模式（新型城镇化），让地球村上的人们和人类的朋友都能和谐共生地更加美好，这些已经不是传统意义或狭义认知上的旧有城乡一体化理念所能解决的。因此，从源头分析人类聚居的初衷理念，反思传统狭义城乡一体化理论的理论陈旧和认知局限，对塑造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聚居新环境，对构建人类聚居的全新模式——城乡一元生命体，具有理论的纠偏作用和实践的引领意义。

参考文献：

[1] 袁纯清. 共生理论及其对小型经济的应用研究（上）[J].改革，1998（2）：104.

[2] Cory D C，Willis M B.Contagion externalities and the conversion of low-intensity land uses on the urban fringe[J].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1985，19（2） ： 77-92.

[3] Robinson L，Newell J P，Marzluff J M.Twenty-five years of sprawl in the Seattle region： growth management responses and implications for conservation[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05，71（1）：51-72.

[4]Zasada I.Multifunctional peri-urban agriculture-a review of societal demands and the provis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by farming[J].Land Use Policy，2011，28（4）：639-648.

Inwood S M，Sharp J S. Farm persistence and adaptation at the rural-urban interface： succession and farm adjustment[J].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12，28（1）：107-117.

[5]昂利·圣西门.圣西选集：第1卷[M].王燕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52.

[6]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M].张兆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192-198.

[7]McGee， T.G.New Regions of Emerging Rural-Urban Mix in Asia： Implications for National and Regional Policy[R].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minar on“ Emerging Urban- Regional Linkages： Challenge for Industrialization， Employment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Bangkok： August， pp.16-19.

[8]康少邦，张宁.城市社会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216.

[9]汤正刚.城乡一体化：中心城市市域城镇规划的总方针[J].经济体制改革，1995（4）：17-22.

[10]甄峰. 城乡一体化理论及其规划探讨[J].城市规划会刊，1998（6）：28-31.

[11]罗湖平.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共生机理探讨[J].安徽农业科学，2011（5）：3090-3093.

[12]陆铭.如何看待“胡焕庸线”[EB/OL].[2016-09-30].http：//mt.sohu.com/20150728/n417699893.shtml.

责任编辑：于向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