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对农村社区治理的影响研究文献综述

2016-12-06史璇

小品文选刊 2016年17期

关键词：流入地流动农民工

史璇

(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云南昆明 650500)

农民工对农村社区治理的影响研究文献综述

史璇

(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云南昆明 650500)

近年来农民工和农村社区治理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在流动背景下，农村治理表现出一定的困境。学术界在对这一困境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挖掘其中的原因，并提出相关建议对策。但是近年来的研究系形成的理论性成果不足，研究的针对性不够，具体路径探索以及对流出地治理的研究的成果较少，因此以上几个方面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农民工;农村治理;综述

导论

农民工问题和农村社区治理问题是近年来农村社会学界比较关注的话题。外出务工农民的产生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上，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后，农民流动的浪潮逐渐扩大，农民工在工具合理性的指导下“离土离乡”，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农村社区治理要求处理好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农民之间的关系，同时在三种主体的联合作用下推动农村社会保障、农村环境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各方面的建设。农民工作为农民的重要组成部分，给农村社区治理带来重要的影响。

农民工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他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农村社区治理从宏观层面上看就是从政治的角度对农村的各种资源进行分配应用，因此农民工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可以用政治参与这一维度进行表达，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对农村的发展至关重要。早在世纪初，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就主张把农民工纳入有序政治参与中来。[1]他认为农民工在有了改善自己生活水平的意识以后就会在在行动中表达，一旦没有正确有序的路径，农民工就会选择沉默，而沉默带来的后果如果从隐性变为显性，则会造成不必要的甚至巨大的社会损失。改革开放以后，村民自治成为农村治理的基本方式，新时期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农村社区治理逐渐出现在学者的视野中；从微观上看，不同的农村在自治模式的选择上由于不同的背景选择的不同。本文将从农民工流动现象对农村社区治理造成的影响为视角，对这一研究主题进行文献综述。从宏观上把握研究的现状，从而指导研究的进行。

1 农民工给农村社区治理带来的影响

农民工的流入和流出给农村社区治理带来了积极影响，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在利用积极影响进行治理的过程中，也要解决流动带来的困境，以便形成发展。

1.1 农民工给农村社区治理带来的积极影响

农民工带着对经济价值的追求，流入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在提供充足劳动力，促进城镇化进程的同时，自己也获得了较大的经济收益，并且扩充了视野反过来带动流入地的发展。徐勇指出，农民流动不仅带来了人地矛盾的缓解，而且加速了资本积累，提升了人口素质，带动了经济发展，同时带动了流入农村的现代化进程。[2]此外袁书华、贾玉洁、付妍从城市和农村两个角度论述了新生代农民工带来的积极意义。对于城市来说，农民工壮大并更新了产业大军，加快了城镇化进程，拉动经济发展，同时促进相关政策的改进和支撑城市的运行；对于农村来说，农民流动的发生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返乡农民工成为农村脱贫致富的主力军，同时为农村的发展注入新活力。[3]最后，杨文芬在她的硕士毕业论文中讲到农村中人口流动带来的新气象除了增加收入，促进思想解放外，还能够带动新型能人的产生，社会治安环境、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及缓和干群关系的作用。[4]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流动可以消除社会颓废。对于农村村民来说，横向的流动增加了获得经济利益的机会，就从某种程度上减轻或者消除了原来存在于农村的寻衅滋事、小偷小摸行为，维护了农村社会治安的稳定。

1.2 农民工给农村社区治理带来的消极影响

1.2.1 对流出地的村治带来的困境。

民主选举是按照法律的规定，由村民自己直接选举或者罢免村委会干部。它是进行村民自治的基础条件。民主选举针对的是全村具有选举资格的村民，但是农民工群体的外流，造成的后果是村民自治无人治。[5]此外，王水现在他的硕士论文中写道对于流出地的民主选举来说，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农民工的流动降低了民主选举的质量，同时由于选民的流失，候选人的范围相对缩小，降低了选举结果的质量。同时由于剩余的部分村民多数是妇女和老人，因此民主决策也相对来说不科学。[6]

对于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来说，民主管理的目的在于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民主监督的目的在于村务公开，把村干部的评议权和知情权交给村民。但是现阶段对于民主管理来说，管理主体的弱化或者丧失以及民主管理的客体更加复杂。民主监督的困境在于监督动机的弱化以及降低约束力。[7]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做的不够会影响资源和物品的配置效率，影响留守人群的社会福利，降低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配置效率。[8]

1.2.2 对流入地的村治带来的困境

从民主选举的角度来看，对于流入地来说，外来人员又很难参与到村民自治中来。乡村社会的内在束缚和外部排斥，使得具有选民资格的农民工参与不到本地的民主选举。[9]除此之外，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宪法以及村委会组织法规定，农民工可以参加户口所在地的民主选举，对于流入地来说，农民工没有相应的权利依据。几年来国家适应发展的需要对此进行了初步调整，各地区也在不断创新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模式。关于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相关的研究还是比较多的，对于流入地来说参与流入地的选举是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第一步，做好这一步民主决策、管理、监督才有了基础。但是农民工参与流入地的民主选举存在着原始性的障碍性因素：认知观念、利益制约、社会支持、法理操作以及户籍等层面。[10]

2 面对困境的对策

农村的发展，离不开治理的引导，面对农民的流动产生的困境，不同的学者深入农村实地调查，以获得关于农村治理的第一手资料，并且根据自己的学术积累，经验积累，对存在的困境提出自己的看法。根据农村的现实，赵树凯指出乡村问题的解决遵循两个原则：乡村问题内部化和乡村问题社会化。[11]

面对困境，陆益龙认为，劳动力流动的困境主要是由流动者的不确定预期影响机制、社会阻隔机制和惯性作用机制等造成的，解决这些问题，要着力把农村劳动力制度转移与农村“留住机制”的建构结合起来。[12]另外，刘於清和陈朋分别从流出地和流入地为基本角度提出具体建议解决困境。前者针对流出地的基本状况，提出四点去解决流动背景下新农村社区治理的出路：培养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挖掘新农村建设新型管理者；关注农村社区“留流”人群，彰显人文关怀。[13]陈朋则主要从：构建协商沟通机制；完善社区治理机制；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创新选民登记机制等四个方面的措施来解决流动中流入地社区选举带来的困境。

3 农民工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具体路径

农民工与农村社区治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农村社区是农民工的栖身地。不管是流入地还是流出地，农民工作为产业大军的主题力量，都在影响着社区，因此社区治理离不开农民工的参与。

首先，农民工参与农村社区治理需要有良好的社会环境。王道勇主张研究农民工要强调农民工的主体地位，农民工的发展以及农村社区的发展需要在一种“共融性社会”中展开，它指的是不同的社会群体互相沟通，消除歧视，彼此尊重的和谐社会，其目标是共融基础上的共赢共生。[14]其次，参与的主体地位。刘小年从主体的视角出发来解决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尊重农民工的意愿，按照农民工社会分层形成的条件，渐进发展走城乡统筹的道路。按照农民工的意愿有条件的将一部分完全纳入城市治理；一部分参与乡村治理；一部分参与特定内容的城市治理；大部分根据其利益在城乡程度不等的政治参与。[15]最后，农民工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具体路径分析。针对流入地的特殊情况，陈亚辉结合广州中山市农村的具体经验提出了农民工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出发，考察村特别委员制度。外来农民工作为村特别委员参与村(居)治理的原因在于这一群体与本地村民之间存在利益相关性，同时他提出政府、基层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以及非传统治理主体的协商意愿、信任关系及制度平台构建是社区利益相关者合作治理的关键。[16]

4 总结

农民工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在农村社区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现阶段的研究成果虽然比较丰富，但是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理论成果不足，针对性不强。现阶段对农民工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研究催生了一定理论成果的诞生，例如以徐勇教授为代表的政治学理论，以贺雪峰教授为代表的农民行动单位理论，以及由村民自治到社区自治理论等等，都为农村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持。这些理论的诞生是研究者深入基层，深入农村调查的成果，深刻体现了现阶段我国学者的人文关怀精神。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阶段的理论成果并不丰富，不能够完全反映不同的地区状况，因此还需要学者们孜孜不倦的努力争取获得更大的收获，为农民工参与农村社区治理提供理论指导。

其次，农民工参与农村社区治理路径选择有限。现阶段关于农民工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研究较多，但是多数是从流动的背景出发，探讨流动带给农村社会治理的影响，而对于农民工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方式路径选择研究较少。学者们提出的对策并不能够给农民工或者村庄治理者带来具体的、可操作性的具体路径，因此笔者建议应结合研究成果，实现参与路径研究的繁荣。

最后，对农民工与流出地农村治理研究的关注度不够。现阶段学者关注流入地农村的发展已经成为常态，对流入地农村治理的关注度明显高于流出地。对文献资料进行了解发现，21世纪的前十年，相关的研究还是有一些的，但是最近几年的研究就相对较少了。由于村庄呈现松散化状态，农民工在参与流出地农村治理中的作用基本上很难发挥，只能靠返乡的农民工中精英的能力发挥有限作用。因此村庄内农民工这个群体作用的发挥对于村治来说意义重大。虽然有学者提出根据农民工的意愿，一部分农民工有条件的参与流出地农村治理，并提出作用平台建设。关于流出地治理的路径研究基本上没有形成系统，因此需要将相关的研究继续铺开。相对于流入地，流出地农村普遍较为贫困，因此对农民工在流出地农村社区治理中的作用研究刻不容缓，关系到贫困人口的减少和农村的现代化进程。

[1] 徐勇把农民工纳入有序政治参与中农村工作通讯 2010.2。

[2] 徐勇徐增阳流动中的乡村治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3] 袁书华、贾玉洁、付妍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M]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

[4] 杨文芬农村人口流动对乡村治理的影响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 2012.

[5] 李增元村民自治到社区自治[M]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4。

[6] 王水现农民工流动背景下村民自治的困境和出路[D]苏州大学硕士论文 2010。

[7] 王水现农民工流动背景下村民自治的困境和出路[D]苏州大学硕士论文 2010。

[8] 陆益龙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其社会影响[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5.1。

[9] 李增元集体产权与封闭乡村社会结构：社会流动背景下的农村社区治理[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4.3。

[10] 陈朋流动中的社区选举：现实困境及释困机制[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2.11。

[11] 赵树凯农民的新命[M]商务印书馆 2012.

[12] 陆益龙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其社会影响[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