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箫

(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 临安 311300)

“叫魂”事件体现教派与民族的冲突
——读《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有感

李 箫

(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 临安 311300)

孔飞力先生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中，讲述了发生在乾隆年间的叫魂事件之始末，并在故事的结尾篇章中，对叫魂事件之产生、发展、消退的原因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皇帝弘历在获知叫魂事件后，便毅然决定剿除妖党，发动全国性的清剿，事件至终虽然宣告无疾而终，但由此牵涉的政治、文化、权力、宗教、君民关系之间的冲突，却能深刻地揭示当时的社会背景与社会心理。本文仅从教派与民族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得出教派冲突是潜在冲突，而满汉两族文化是政治冲突。

叫魂；儒教与佛教；满族与汉族；文化；冲突

前言

1768年以剪辫为其主要形式的妖术，搅得社会不宁、人心不稳。妖术引发的动乱使上至君主下到百姓的全社会为之颤动。美国哈佛大学孔飞力先生把这一事件研究得精深剔透，1990年他把这一研究成果以《叫魂》一书公诸于世。看了《叫魂》，眼界瞬息开阔、思路豁然畅达。兴奋之余，着力写下这篇读书笔记。

1 儒教和佛教的潜在冲突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两大重要教派，儒教和佛教皆对国人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一个是形成于本土，自汉朝始即受帝王推崇的儒教；一个是传自外境，教化心灵道德浩浩荡荡数千年的佛教。因两教教义之不同，故自有相互冲突之处，于是对于教派排异之现象，儒佛两教也不例外，它们之间明争暗斗数千年，有时还有幸借得政治家的力量。其中，儒教的优势甚为明显。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中国各朝各代素来尊崇儒家文化，几乎未止，并且忠信不二。而身为外族的大清统治者在统治整个中国时，同样对儒家文化推崇备至。我们可从1768年的叫魂事件中略窥探些线索。

1768年叫魂事件爆发初期，和尚和乞丐便成了官府锁定的重点捉拿对象。当事件进展到乾隆皇帝下令剿除妖党时，和尚和乞丐已几乎成了所有盗发偷衣案件的主犯。虽然部分案情显得蹊跷而尚不可断论，但这两类人逃不过官府眼球已是事实。其直接原因，或许是因为自身的无知，而对这类通常游离、居无定所之人，怀有莫名的神秘感与恐惧感。至于根本原因，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因为他们皆有成见，认为和尚是最危险的外来者，由于为死人做法事而受到了污染，并常常同鬼魂世界发生交往；[1]对于君主来说，在于奸狡僧徒和失意文人此类阴谋家皆为外人，他们都是儒教秩序的放逐者，他们没有确定的文化归宿，要么不受儒教家庭制度的限制(如那些违背父母，拒绝结婚生子、传宗接代的僧徒)，要么不理会正统科举官僚制度的约束(如那些科举考试失败转而反对科举官僚制的文人)。[2]因此，由于儒佛两教本身属性的差异，使得民众主观用事，而君主则倾向于能够使得统治利益最大化的一方。这样的事实，正从侧面映证了儒佛两教潜在的冲突。

2 满族与汉族的文化政治冲突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非汉民族统治的朝代。虽然清朝君主懂得向汉民族学习，明朝的制度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满人征服中国后重建帝国政治的基础，但身为外族的事实又注定清朝君主必须把握自身原则与立场，并对汉民族严加提防，这不仅体现在政治上，还体现在文化上。

其一，整个叫魂事件是由许许多多类似于“剪辫案”的小案件构成的。而“辫梢”作为案件中的一种线索，又推动着整个事件的发展。因此，鞭梢，即人发，正揭示着叫魂事件的某种起因，也揭示着满汉文化的冲突，更揭示着清代君主所日夜畏惧的某种力量。对于清代君主来说，鞭梢是一种极为敏感的信物。清初摄政王多尔衮对儒家还是抱以敬重态度，他说自己本先承认儒家“发肤受之父母，不敢予以损伤”之论，也对是否要在宫中推行削发政策发生过动摇，故本听群臣自便，不愿剃头者不强。[3]而后当群臣征引明朝礼乐制度上谏，经此风波，削发令便成为了清代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虽不能鉴别多尔衮一番话的真伪，但能够清楚地知道，清代的最高统治者在发辫问题上还是表现得极为慎心的。这体现出清代最高统治者对自身政权的慎心。后来当叫魂事件爆发时，弘历首先感受到的即是由发辩所引发的政体威胁，阵阵敌意使得弘历的心思难定，也推动着叫魂事件中整个剿除阶段的发展。因此，正是这样的文化冲突，乃至形变成政治冲突，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叫魂事件的产生，并推动着叫魂事件的发展。

另外，在叫魂事件中，弘历对极大一部分官员的不作为，以及敷衍了事之态度而感到失望至极。弘历认为，汉族官僚不仅自身腐败顽固、朋党比奸、懦弱虚伪，还同化了原先拥有高贵品质的旗人，使得他们丧失了斗志，同样具有了这些不良品质。

而在他看来，南方便是汉族官僚文化的罪恶渊薮。[4]所以弘历对从南方兴起的叫魂事件一直耿耿于怀，认为南方官员处治不善，而使得可憎的叫魂事件逐渐传播到了中部地区，甚至北京。弘历认为，这正是南方官场中腐败习气和社会上妖术阴影向外蔓延的缩影。[5]

因此，弘历大力提拔朝廷中的满族官员，而相应减少的则是高级官员中汉族官员的比例。书中提及，在清剿妖术案中，满人极不相称地在其中占有相当大(百分之三十八)的比例，而在总督、巡抚这个层次，其比例更高达百分之五十八。其中，和乾隆初年相比，总督的种族结构无甚变化，但满人在巡抚中的比例急剧上升。[6]

在叫魂事件中，弘历的种种表现都体现着隐藏在他心中的那种对文化、对政体的隐忧之思。而当他下令开始全面剿除妖党时，曾对官员的不作为、敷衍的态度表示极度的怨憎，这种怨憎正体现在朱批奏折之中。这样的事实，正是他内心极度隐忧的外化表现。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弘历对本朝制度、本朝文化等不自信，我们却更有理由相信，这是他因汉族民众心怀固有成见而产生的一种隐忧。因此，弘历延续了明太祖朱元璋的做法，掀起整个清代腥风血雨的文字狱，有人称它是登峰造极的文字狱时代。

对待和尚，而这却同样与民众对死亡的恐惧有关。对待和尚，普通民众们有自己的成见，他们坚定地认为，和尚是最危险的外来者，由于为死人做法事而受到了污染，并常常同鬼魂世界发生交往。

[1] 赵世瑜，杜正贞，张宏艳．政治史、整体史、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叫魂》三人谈[J]．民俗研究．2002.2

[2] 王明前．叫魂的社会基础——《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解读[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2

[3] 李鹏．历史的隐喻——读孔飞力教授《叫魂》[J]．文艺评论．2010.10

[4] 朱文旭，白居舟．哈尼族叫魂习俗[J]．民俗研究．2002.3

[5] 牛静．妖术谣言的演变与盛世之下的信任危机——对《叫魂》的解读[J]．国际新闻界．2013.7

[6] 王悦．《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后反思[J]．智富时代．2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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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5832(2016)05-006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