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文娇 陈欣鸿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00)

残酷战争与炽烈爱情的统一
——阿垅情诗创作风格探析

常文娇 陈欣鸿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00)

阿垅不仅是一位出色的诗人，也是一名战士。战士的品格滋养了他，不仅是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他的诗论著述中都充满了他个人浓烈的战士的战斗力量。这种战斗的力量也深深影响了阿垅的情诗创作，分析阿垅的情诗创作风格，能够更深入的认识阿垅的精神痛苦和悲剧命运。

阿垅;情诗;风格;战争;爱情

长久以来，阿垅作为七月派诗人，诗作中流传度较高的是诸如《纤夫》、《难民》、《再生的日子》等政治诗，1942年阿垅的抗战诗集《无弦琴》由希望社组织在桂林出版。阿垅的情诗创作为数不多，除去未发表和散佚的部分，大都集中在《无题》集子中，这些情诗创作中绝大部分是献给妻子张瑞的。了解阿垅的情诗创作，可以更全面的解读阿垅诗歌创作的风格特点。

1 是战士，也是诗人

阿垅出生于杭州的一个平民家庭，他上学很晚，书读的也不长，高小没有毕业就被父母送去绸布点当学徒。但他很好学，人也很有灵性，利用夜晚的空闲自学并且坚持进行诗歌创作，阿垅的新旧体诗都写的很好，诗作经常发表在上海和杭州的一些地方刊物上。作为家中长子，阿垅还有两个弟弟，在沉重的生活重担之下，父母希望他能学习经商以改变家中的经济情况。但是阿垅显然并不想要这样的生活，1931年阿垅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经济系，只身来到上海。后来投笔从戎，1933年又考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任国民党第88师少尉排长。在淞沪会战中，阿垅在闸北和战友战斗了73天，后因面部及牙齿负伤才被转移至后方医治，在这期间阿垅创作了一系列的报告文学，后来被结集为一个小册子《闸北七十三天》。1938年，阿垅在武汉与胡风初识，两人一见如故。后由胡风介绍，通过周恩来秘书吴奚如同志的关系，阿垅前往延安，进入延安抗大学习。后因牙疾复发不得不前往西安医治。病情痊愈后，因交通封锁未能返回延安，重新返回国统区，后又考入国民党陆军大学学习，结业后在国民党参谋学校任上校教官，在国民党军事系统的心脏部门任职。

诗人绿原曾经回忆过，1944年他还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时，由于“有思想问题”被国民党当局征调到“中美合作处”当美军译员，但机警的绿原出于安全考虑最终没去报到，接着绿原便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密令通缉。绿原于是跑到重庆四处躲藏，阿垅那时就在国民党陆军大学学习，阿垅的居所自然成为了绿原在重庆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藏身之处。有一次，阿垅十分严肃的托绿原带一包材料到胡风那里，更强调这是比性命还重要的东西。绿原深知这其中的严重性，一步三回头的到了赖家桥胡风的居所。胡风打开一看，原来是十几本国民党军事编制、部署图表之类的小册子。后来同在复旦大学学习的冀汸也曾在悼念阿垅的文章中提到过这件事情，可见使人印象深刻。这当然不是阿垅唯一一次冒着生命危险向我们党提供情报，从他长期的工作来说，确信他为一个真正的坚定的战士。

胡风所谓“战士和诗人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用在阿垅身上也是同样的恰切，阿垅是“持枪的诗人，流血的诗人，求真的诗人”。①阿垅参加过“八一三”战争，为民族负过伤、流过血，所以他是一名真正的经历过血雨腥风的革命战士，而他身上的这种“战士”的品格也深深地影响着他的情诗创作，他的情诗中并没有传统情诗创作中的哀婉忧愁，也不那么甜蜜轻柔，用阿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爱情使人乐于生活，从而，如果有了真正乐于生活的爱情，也就有了为了解放生活的战斗。”所以他的情诗在柔情中又有着一种“战斗”的力。可以说，阿垅的情诗创作从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爱情诗的表现内容，从狭小的个人空间上升到了广阔的社会层面，这和阿垅所提倡的“诗人应该跳出抒写一己之悲欢的狭小圈子，从而反映时代与社会②”完美契合。

2 残酷战争与炽烈爱情的统一

阿垅的情诗总是散发出一种对于压迫的反抗和命运的抗争。无论是“你是提着你底刀走来的呢/还是提着你底头颅走来的？”(《宝贵》)，还是“我叹赏于敌人底剑底光彩底力量/那剑像一头挺角的牡鹿/正盛怒地/向我满胸撞来！”(《求诉》)都让人联想到战争的残酷和血腥，而很难想象出现在情诗中。

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都深深扎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以及人类的代表和喉舌。③阿垅的情诗绝不是简单的政治传声筒，在体现力量和意志的同时，他的情诗又兼有炽烈情感的表达，我想用“铁骨柔情”来形容阿垅及其情诗创作再合适不过了。阿垅的爱情来得很晚，1944年三十六岁的阿垅在成都实习时遇到了妻子张瑞。可以相信两人之间的感情是强烈的，初识之后订婚到结婚不过数月时间。张瑞是个善良多思的女性，优渥的生活环境造就了她自尊又敏感的性格。婚后的张瑞才刚满二十一岁，对于诸种家庭琐事的料理都不能得心应手，加之天生患有足疾，在山城中出入的各种不便加重了她的身心负担，让张瑞很辛苦。阿垅居所的左邻右舍也都是一些国民党的军官，那些军官太太们整日闲来无事只聚在一起打麻将，张瑞这样喜好巴尔扎克的文学青年自然无法融入，这也让张瑞深感孤独。怀孕之后的张瑞妊娠反应比较剧烈，再次加重了她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负担。于是阿垅把张瑞送回成都娘家待产，孩子出生之后的第二年，身在重庆的阿垅便接到张瑞暴毙的消息。

罗洛在《阿垅片论》中说：“爱情，对于阿垅来说，是苦味的蜜，流血的幸福，断弦的琴。”张瑞 “由于迷惘于当时现实的丑恶和人生幸福的严重矛盾”，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留下了一个刚过周岁的孩子。④这对阿垅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此后阿垅为亡妻写了许多悼亡诗，张瑞于1946年3月8日自杀离世，同年四月，阿垅完成了长诗《悼亡》。《悼亡》全诗共有两千余行，情感真挚浓烈又不乏柔情。“一切在，一切没有改，一切多好……/但是你啊……/你啊，你啊/你却不在！/你不在一切就不好！/因为你却不在/即使爱情在——/一切在，花在，我在，那么又能够有什么？”诗人强烈的诉说自己的孤独以及对妻子的想念，往昔美好的时光在眼前浮现：“我还是穿着新郎时的这件条纹衬衣/这里，就是这里，我点白鱼烛，为你读第一夜的《雅歌》——”，想起曾经的誓约“你曾经梦想，描写你我底老年/你，和我倚肩而坐/在一个秋日的明丽而丰饶的乡村/金黄的田畴/蓝远的天空/黑白的牛羊群/树叶在絮语，溪流要入梦/沉静，和谐，恬适”，诗人不禁黯然伤怀，真挚的呼喊“假如能有/来生，/永远爱你，即使最不幸/也爱你”。同时，作者发出呐喊：“流血就是我们底历史，直到最后/流血就是我们底一生，直到最后”也饱含激愤地说：“但是我，可以投身血海，可以而且应该/和险恶的血的波涛搏击，为了使深沉的地狱不再听到哭泣”。这里作者仍将爱情和战斗同列：“爱情本来使人斗争得好/像一个兵士，有了宝贵的水瓶”，作者虽然对妻子的离世感到悲痛欲绝，然而在诗歌中却并没有任由伤感情绪泛滥决堤，在回忆往日的幸福生活的同时，作者更多的是对于以舌杀人者的控诉，对两人爱情中的那些妨害加以批判，并力图以力量战胜这种使人愤懑的压迫。

在《我不能够》中，诗人真挚的坦诚：我不能够献花给你，我不能够献珠给你。因为我不能够使花和枝、珠和蚌为我或者为你而有分离之苦。“我不能够以我底眼睛凝视你底眼睛，/以手握你底手/因为这眼睛注视过一切的色和相，这手接触过一切的物”但你是唯一又特别的，故而与众不同，不能同样对待。我有这么多的事情不能对你做，那我能够为你做什么呢？“我要献给你的，只是这我自己”在阿垅的情诗中更多了一份对于爱情的智性思考和节制的情感表达。

阿垅的情诗中还融入了对生命哲理的思考和把握。《求诉》是阿垅写给张瑞的第一首情诗：“生命是/在江岸，项羽提着自刎的头/在狱底，苏格拉底吞掉人馈的酒。”它别出心裁的用项羽乌江自刎割下头颅，以及苏格拉底在牢狱中喝下他人赠的毒酒来说明生命存在的意义，并毫不吝啬地给予勇敢悲壮的死亡和牺牲高度的赞扬和歌颂。“生命是过程/生命是运动/就让我们，你和我，以生命不断分泌/在所匍匐而来的道路之上/然后背后会有一个新的银河系——”(《愿歌》)生命是永恒的过程和运动，而我们要像战士一样用血肉的脚踏步向前。“生命本不是赌徒们底赌本和赌彩/在爱与战争，但是我们不得不残酷激烈像赌博！”(《宝贵》)爱情和战争一样，像赌博。当爱情遭遇挤压时，必须竭力抵抗和排击，所以“我不能够不认真，你不能够不苦战！”。而在《无题(又一章)》中作者情诗中的“力”与“美”完美的融合并极致的表现出来。

不要踏着露水——

因为有过人夜哭。……

哦，我底人啊，我记得极清楚，

在白鱼烛光里为你读过《雅歌》。

但是不要这样为我祷告，不要！

我无罪，我会赤裸着你这身体去见上帝。……

但是不要计算星和星间的空间吧。

不要用光年；用万有引力，用相照的光。

要开作一枝百色花——

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白色作为最纯洁的颜色，能够将一切的光反射，作者用白色花的意象表明与妻子之间纯真无暇的爱情，然后庄严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以此控诉侮辱和损害这纯洁的罪恶。诗人未用任何慷慨激昂的言辞来表达情绪，而是以一种委婉的笔调来抒写心中的哀伤，在对与妻子生存场景的回忆中这首诗具有某种婉约的柔情，但在婉约背后却暗藏着抗争与战斗的气息，也使得本诗更加彰显出激越的本色。1944年《诗垦地》第六辑以“白色花”作题，1981年出版的20人合集也以“白色花”命名，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赋予了它特定的深刻含义。

因为缅怀和纪念他的爱妻，他将二人结婚时的衣物被褥，全部锁在一个箱子里，不再启用。他把张瑞的遗像，镶在玻璃镜框上，永置案头。⑤阿垅生前挚友李离回忆过在阿垅的居所最引人注意的就是案头上亡妻的照片以及墙角处紧锁的樟木箱，由此可知阿垅用情至深，痛也至深。阿垅的笔名众多，有S·M、师穆、圣门、斯蒙等，但他还有一个“怀瑞”的笔名较少被提及，这也正是情痴的表现。其实，阿垅一生命途也正如他的婚姻一样令人扼腕。在妻子去世不久，阿垅的身份暴露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他甚至要丢下刚满周岁的孩子四处躲藏。在死生一线的日子里，阿垅对于革命事业仍然承担了自己庄严神圣的使命，也仍然伴着在战争中留下的伤痛坚持诗论创作。他过的是“在铁与砧之间以血肉换取来的生活”⑥，不论是妻亡子散还是辗转流亡的险恶环境都没有使阿垅屈服，正如他自己的陈诉：“我可以被压碎，但绝不可能被压服”，同时也是他情诗创作中体现出来的品格。

注释:

① 周燕芬《赤城的阿垅》，《阿垅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P593。

② 潘颂德《中国现代诗论四十家》，重庆出版社，P392

③ 《外国名家诗谈》，薛菲编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第一版，P12

④ 曾卓《情诗的异彩——读阿垅的无题集》，《文汇》月刊，1988年第3期

⑤ 李离《忆阿垅》P132

⑥ 罗洛《阿垅的诗论》，《人·诗·现实》，三联书店，1986

K266

A

1672-5832(2016)05-004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