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隽

此前读《民族立场与现代追求——20世纪20—40年代的全盘西化思潮》一书，就深为赵立彬的“纸背情怀”所感动，将西学背景和民族立场交融一体，实为难得；待此次再读《西学驱动与本土需求—民国时期“文化学”学科建构研究》，则似更上层楼，聚焦于一个不入建制的“文化学”学科，以学科史梳理和学术史眼光视之，则又“风光不与四时同”。“文化”一词，本乃极为模糊之概念，虽极常用且重要，但也歧义纷陈、难以确定；而“文化学”这一概念，梳理文化一词的来龙去脉，并将其做理论化与体系化的努力，甚至贯通中西、勾连内外，遥想前贤来时风尘路，不由得不感慨万千。一门学科，从提出到确立，又有多少是半途躺倒在坎坷风尘之中的，又曾付出了多少优秀学者的辛劳与心血？寄托了多少学人呕心沥血和系之念之的愿念与梦想？

就“文化学”而言，且不说世界史范围内多少，譬如李凯尔特畅言“文化科学”，斯宾格勒以中学教师之身构建“文化形态学”，汤因比著皇皇《历史研究》而确立文明类型……仅就现代中国来看，则钱穆、黄文山，再有陈序经、朱谦之诸君等的努力，居然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真是让人徒生欷歔。作者引黄文山语：“（文化学）是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科学的，不过这种科学所采用的科学方法，并非自然科学的实验法所能包括。如果更进一步，我们更可断定文化学的现象有自己的层次，有自己的法则，因此文化现象—不论在结构上的体系，或动态上的变迁历程—似应有自己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