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青， 穆雷

(1.华南农业大学 珠江学院外国语系，广东 广州 510900； 2.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 广州 510420)



论口译职业化过程中的口译资格认证考试

陈瑞青， 穆雷

(1.华南农业大学 珠江学院外国语系，广东 广州 510900； 2.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 广州 510420)

本文从职业社会学的理论出发，探讨口译职业化的过程及最终理想状态，在此基础上检视并对比中澳两国资格认证考试在口译职业化过程中的作用，针对我国的CATTI口译考试和口译职业化发展提出具体问题及建议。研究认为，职业协会、资格认证考试及高等教育机构是整个口译职业化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三大要素，也是我国口译职业在未来发展中应重点着力的三个方向，尤其应从强化共识、严守准入、规范竞争等方面予以改进。

口译职业化；职业社会学；资格认证考试；CATTI

自中国翻译协会2010年首次提出“语言服务业”这一概念以来，该行业发展取得了“政府、高等教育机构、媒体和业界的广泛关注”，呈现出新的特点，同时面临机遇和挑战。(郭晓勇，2014：9)作为语言服务业的重要内容之一，口译活动与服务的发展亦应受到重视。本文以近年来日益凸显的“口译职业化”话题为背景，从其中的重要环节口译资格认证考试出发，对整个职业化过程进行分析，希望能为口译乃至整个语言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观点。

1.0 职业社会学研究

西方社会学家对“职业”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初，便有学者就其特点进行了探讨。(Flexner，1910)Millerson(1964)通过总结前人观点，首次提出了职业的13大特点。其后，Flexner(1915)、Vollmer & Mills(1966)、Schein(1972)等人也就这一问题发表看法，对职业特征进行了不同的分析或补充。Matassarin-Jacobs(1985：20-21)对职业的特征做出了如下总结：

1) 具有终身性；

2) 以通过高等教育获得的专门理论或实践知识为基础；

3) 在理论基础上，提出明确的实践能力要求；

4) 提供服务，从而满足他人的具体需求；

5) 有一套职业道德规范，规定从业人员的责任与义务；

6) 职业协会发展完善，主要负责：①制定和实施职业道德规范；②建立包括准入原则、资格考试、证书颁发等在内的一系列认证程序，并对其进行管理；③明确从业范围和标准；④建立并实行同业互查制度，以确保职业道德和行为标准的执行、保护大众利益；

7) 拥有自主性，根据专业人士的判断进行自我规范和控制，除法律法规外，不受外部影响；

8) 公众对该职业群体提供某专门服务的正当地位及其服务价值的认可。

Carter等学者(1990：106)认为，所谓的“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便是某一专业技能实现这些特征、获得职业地位的过程，并强调职业的特征并非固定不变，社会学的职业与职业化研究应重点关注从业个人或群体的作为与互动、争取职业地位与自主权的过程。不仅要考虑职业自身从幼稚到成熟的纵向发展过程，还应探讨其与社会体系内其他对手(从业人员或成熟与不成熟职业)的横向竞争过程。(Abbot，1988)在社会这座竞技场中，不同行业团体在其中采取行动、相互竞争，形成向上的集体流动性(upward collective social mobility)(Larson，1977：xvi)，争取上游控制地位。经过进一步的文献分析可以发现，所谓的“职业控制”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控制专业技能与知识、许可与准入以及从业人员；对外则通过与客户建立联系，进而控制市场。(Tseng，1992：21)

然而，除客户外，职业建立联系的外部对象还包括竞争对手、大众舆论、政府机构、相应的法律部门等。借用Wilensky(1964：146)的概念①，可以将对外控制解读为一种“垄断”，即通过比竞争者占有更优势的资源、向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以及获取大众(包括政府机构和相关法律部门，因大众意见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机构决策的基础)的支持与认可，来垄断市场，保障职业地位。此时，加上对职业内部的规范与控制，便可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机制，一面确保客户和大众对职业产品的需求和认可，一面保证本职业从业人员的水平和产品质量，职业的稳定地位便得以确立，最终获得对自身的自主性。下图为笔者在上述文献基础上整理出的职业自主性状态，即职业化发展的最终理想状态(图1)。

图1 职业化发展的最终理想状态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各种职业的工作性质、对象、特点的不同，以及各国、各地区意识形态、社会文化背景、经济发展状况等的差异，不同职业甚至同一职业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必然经历不同的职业化过程，在各阶段呈现不同的特点与状态。

2.0 口译职业化在中国

我国内地的口译研究相较于国外起步较晚，且早期研究多为口译经验总结和技巧传授，近十几年来有学者(成梅，1997)探讨有关口译职业化的问题；并指出，内地口译职业化的趋势对口译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刘和平，2003)。口译职业化这一研究课题的兴起，可以2004年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的“国际口译大会暨第五届全国口译实践、教学与研究会议”为主要标志，该次会议的主题即为“口译专业化②：国际经验和中国的发展”。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对口译行业和口译行业的职业化问题进行了论述，王恩冕根据一份数据翔实的社会调查，提出“口译(在中国)已经开始成为一个专门的职业类别”(王恩冕，2005：57)，口译的职业化已是“口译事业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慕媛媛、潘珺，2005：39)。

此后亦有学者撰文发表对口译职业化的见解，并就相关问题进行研究。鲍川运(2007：50)指出，“职业化就是一种工作状态的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并且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训练、资格认定、专业组织和继续教育等各个方面”。柴明颎(2007：14)在回顾历史和描述现状的基础上总结出职业口译的特点，并提出“口译的职业化特点促生了口译的专业化教学”，“口译员特定的职业特征是通过专业教学机构，以一种专业教学进行培训而完成的”。潘珺等(2009)人则花费两年多的时间，对上海及江苏地区的口译现状进行了问卷调查，描述了该地区的口译职业化发展状况，为了解内地口译职业化现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数据资料。

然而，却较少有人对“口译职业化”做出明确的定义，多数学者对职业化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成为一种职业”或职业发展现状的静止层面。而早在1992年，台湾学者Tseng(1992)已借鉴前文提到的西方社会学中对职业以及职业化的论述，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提出口译的职业化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并在前述职业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口译职业化的过程模型。之后，汝明丽(2009)通过对比培训机构和政府主导的口译能力考试以及总结台湾地区十几年间的口译产业发展状况，对该模型作了修订(见图2)。

图2 修订后的口译职业化过程模型(汝明丽，2009：120)(笔者译)

在该模型中，Tseng(1992：43)按时间顺序将口译职业化过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每阶段都有不同的因素出现，与其他因素相互作用，推动整个职业向前发展。

第一阶段中，市场混乱，从业者/译员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价格是客户选择译员的唯一参考条件。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赚取利润，市场上开始出现许多培训机构，但这些机构及其培训出的译员质量却参差不齐、难以保证。这时，口译行业内的人员流动性最高。但也有部分从业者了解服务质量的重要性，希望改善这种混乱的市场状况。他们对于职业化的共同渴望，构成了“整合集中源(sources of cohesion)”。

第二阶段，在重视质量的教学培训机构的努力下，市面上出现了一批经受良好培训、可提供优质口译服务的译员。逐渐熟悉口译活动、了解服务质量差别之后，客户也认同口译职业化的意义。由此，教学培训机构、客户和译员之间就职业化的重要性达成共识。

到了第三阶段，教学培训机构进一步发展为培养高级口译人才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职业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职业协会也随之成立，“集各方之力”迈向职业化之路。此时，口译从业者得以“合力界定该职业的具体职责，影响同行的行为标准，控制准入，并获得客户及公众对该职业的认可”。(Tseng，1992：47-48)在此阶段，职业协会的地位非同小可，对内联结教育培训机构和口译从业者(包括中介机构和翻译公司)、树立和维护统一的职业道德、并控制准入，对外还需与客户及公众沟通，做好宣传与用户教育。

根据Tseng(1992：52)的描述，进入第四阶段后，客户和公众将对口译职业有更全面透彻的了解，形成明晰的职业形象，并最终构成政治劝说力量(political persuasion)，说服政府部门通过立法明确树立该职业的地位，授权颁发许可并依法进行保护。根据汝明丽(2009：120)的研究，在1992至2008年间，台湾的口译职业化进程逐步进入这一阶段，此时出现了另一项极为重要的元素，在政治劝说向立法授权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良好的引导和过渡作用，即以考试为手段的资格认证(certification)。

需注意，图中虽以纵轴表示职业化发展的时间推进，但各个阶段的要素和特点并非截然分开，发展至下一阶段的职业仍可能保有上一阶段、上上阶段的要素和特点。

结合图1可见，在职业化发展进程中，行业协会/职业团体、高等教育/培训机构和资格认证是至关重要的三个基本要素(至于立法授权等因素，因其贯穿于职业化的全过程，也是其他要素实现的支柱，需专门讨论)，对于前两个要素，我们有另文专门讨论(穆雷、韩莹，2014)，本文重点讨论资格认证这一要素及其在口译职业化过程中的表现。笔者将依据上文提出的口译职业化过程及最终阶段(职业自主性)图表，从资格认证考试这一重要考察对象出发，探讨中国③的口译职业化及资格认证考试问题与现状。

3.0 口译资格认证考试

在职业自主性的构成要素“对内控制”中，对行业准入的控制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因为它不仅检验了从业人员对资源占有的程度，还保证了本职业对客户提供的服务质量。作为准入的重要手段，资格认证考试在口译职业化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简称“CATTI”)④于2003年开始，在原国家人事部、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简称“人社部”)的委托下，由中国外文局负责管理实施。作为一项国家级职业资格考试，其目的在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加强我国外语翻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科学、客观、公正地评价翻译专业人才水平和能力，更好地为我国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与合作服务”。(中国外文局翻译专业资格考评中心，2007：75)虽然不是准入许可证，但CATTI考试已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较大程度的认可，截至2014年底，考试已成功举办23次，报名人数突破37万人次，累计合格近5万人次。⑤同时，它还与国家职称评定制度挂钩，得到人社部等国家主管部门的支持，具备成为准入资格证的潜力。

要想让CATTI口译考试在我国口译职业化过程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结合我国国情和行业实际情况，参照国外成熟考试制度的成功经验，在适当的方面进行调整。笔者认为，澳大利亚翻译资格认可局(National Accreditation Authority for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简称“NAATI”)举办了20余年的口译考试，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借鉴。任文(2005)、牛宁(2011)等人曾将中澳口译资格认证考试基本情况进行对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笔者将在口译职业化背景的观照下，继续这一探索。由于本文探讨的是口译职业化问题，因此未对两项考试的笔译部分做具体分析，但作为同根同源的翻译活动，对口译职业化过程的研究亦会对整个翻译行业、乃至语言服务业有所启示。

下文将从五个方面对比CATTI和NAATI口译考试：

3.1 证书及主办机构性质

两项证书的主办机构均属权威。CATTI受人社部委托，由中国外文局负责管理实施，“已纳入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统一规划和管理” (任文，2005：63)，直接与国家职称评价体系挂钩。而NAATI考试主办机构澳大利亚翻译资格认可局成立于1983年7月，由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各地方政府共同所有，在其委托下为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所有口笔译工作承担者进行认证。结合职业化过程可以看出，两国的口译资格认证考试均已经过了“政治劝说”这一过程，得到了政府当局的许可，正在向“立法授权”过渡。

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翻译资格认可局除了组织NAATI考试并颁发证书，还负责制定口笔译的职业标准与道德准则的责任，并将之贯穿和推广于考试之中。

但两项证书本身的性质却有所差别。NAATI方面，澳大利亚政府要求，所有政府部门及大部分私人组织聘用的口笔译工作人员应至少具有NAATI三级翻译证书(即Paraprofessional Translator/Interpreter，助理翻译)，意味着该证书已基本成为了该国口译职业的“准入”手段与标准。但在中国内地，并不要求从业者具有相应级别的口笔译证书，尽管CATTI已与职称评价体系挂钩，但并非口译人员进入职业市场的硬性要求。

3.2 考试宗旨与目的

两项考试设立的宗旨较为相似：建立公平、统一的口译评估与资格认证体系，以满足市场对于口译服务的需求，同时保障服务质量、提升服务水平。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NAATI在其信息手册⑦中明确指出，NAATI认证可为口笔译客户提供质量保证。从口译职业化过程模型中可以看出，构成“政治劝说”的力量绝不仅仅来自口译职业内部，客户及公众的认可是职业化进程的有力推动因素。口译资格证书若能确保持有者所提供的口译服务质量，无疑将成为客户选择译员的重要参考依据，亦能实现口译服务提供者和需求者的良好对接。

3.3 考试级别与标准

CATTI与NAATI考试均将口笔译能力划分为不同的水平和标准，以分级的形式对应试者能力进行测定。CATTI口译考试共分四级，从低到高分别为三级、二级、一级口译和资深翻译。NAATI共有五个级别的口译证书，由低到高分别为：语言助手(Language Aid)、助理口译(Paraprofessional Interpreter)、职业口译(职业初级)(Professional Interpreter [First Professional Level])、会议口译(职业高级)(Conference Interpreter (Advanced Professional Level))和资深会议口译(Conference Interpreter [Senior])。(牛宁，2011：76-77)CATTI考试的三级口译证书约对应于NAATI的职业口译(职业初级)证书，二级对应于NAATI的会议口译(职业高级)，一级则与资深会议口译相对。

为便于比较，此处在前人研究(任文，2005)的基础上，将两项考试以上三个级别的标准要求制成表格，供研究者参考：

表1 CATTI与NAATI口译考试部分级别要求对比

从表1中可以看出，CATTI口译考试的分级能力要求与NAATI基本对应，均符合口译活动的特点和市场对口译服务的要求。CATTI更强调对译员语言水平的界定，而NAATI则体现了不同口译场合和任务对译员水平的要求。较为特别的是，NAATI认为，资深会议口译员的职责已不限于仅仅提供口译服务，还可参与国际会议的组织、提供咨询服务，与我国近年强调的“语言服务业”的内涵不谋而合。

3.4 考试形式与内容

CATTI二、三级口译考试于每年5月、11月举行，分为口译综合和口译实务两科，每科满分100分，两科得分均在60分以上者可通过考试获取证书。综合科目时长60分钟，以填空、判断、选择、综述等题型考察应试者的综合听辨能力。三级口译实务时长30分钟，包括150 - 200词的英汉对话口译，一篇约300词的英中交传和一篇约200字的中英交传；二级口译实务⑧考试时间60分钟，为英中、中英交传各2篇，两篇总字数在1000词/字左右，口译段落长度、词汇量、语言难度均比三级有所增加。

NAATI二、三级口译考试内容及形式如下：

表2 NAATI二、三级口译考试形式与内容

两项考试的重点都在于对应试者口译技能和能力的考察，均以录音的形式进行(NAATI考试的问答部分除外)。真实语境的缺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应试者的表现，也无法反映出译员在外部环境压力下的心理承受和应变能力。这也许正是部分持证者难以胜任真实口译任务的原因——口译员必备的语境分析能力、心理承受能力、现场应变能力及重要的译前准备能力并未得到检验，口译任务的真实性(authenticity)有所欠缺。

相对而言，NAATI通过其他手段对上述问题进行了一定的补救。一方面，参加会议口译(职业高级)考试的应试者将提前两周获知交替传译的讲话主题，可考验其译前准备的水平，提高任务的真实性。另一方面，针对录音考试形式的限制，另设了社会文化意识和职业道德问答环节，通过与应试者的面对面交流，考官可以更直接地考察其整体素质和综合水平。⑨显然，好的译员应当具备多方面的素质，口译技能仅仅是其中一环。以资格认证考试的方式强调译员作为跨文化交际桥梁的社会文化意识和职业道德，无疑有着极大的正面意义。

3.5 证书获取方式

除二、三级证书按上述内容考试颁发外，CATTI一级口译证书以考试加评审的方式取得，已于2012年正式开始，资深翻译则不区分口笔译也不设考试，由专家评审授证。

除考试外，NAATI还提供两种证书获取方式：在澳大利亚高等院校或培训机构完成NAATI认可的口笔译课程；或在海外机构获得口笔译证书后，向NAATI申请评估认证。对于前者，澳大利亚翻译资格认可局将“向提供或计划提供相应级别课程的教育培训机构提供有关课程内容的建议与指导”。(Bell, 1997：97)学生不仅读完该课程，获得毕业证书，还需在终期口译实践中得到相应的分数，再向NAATI提出认证申请。同样，拥有海外口译资格证书的译员可向NAATI资格与评估委员会申请会议口译(职业高级)和资深会议口译级别的资格认定。由于海外机构发放的二、三级口译资格证书数量庞大、内容繁杂、难于评估，也出于社区口译工作者必须了解当地具体情况的要求，NAATI目前并不提供助理口译和职业口译(职业初级)的海外证书认定。(任文，2005：65)

多样化的证书获取渠道不但丰富了人才评估和认定的机制，也从其他侧面扩大该资格证书的公信度和影响力，进一步强化口译职业的公众形象，推动其职业化的脚步。当然，CATTI若想借鉴这一方式，不仅要等整个考试体系发展成熟，还需综合考虑口译职业和市场的方方面面。

4.0 CATTI的未来与中国口译职业化

4.1 口译资格认证考试在口译职业化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根据上述对比，CATTI和NAATI口译考试各有所长，亦同时存在一些问题。总体而言，至今已历20余载的NAATI考试在目的作用、考试设置、授证方式等方面发展得相对完善，有更多可供借鉴的地方。最强有力的证据在于，澳大利亚政府将NAATI作为一项职业准入和许可测试，对通过认证的职业译员提供保护。参照Tseng的口译职业化过程模型，有理由认为澳大利亚的口译职业已基本实现职业自主。

基于职业社会学理论以及NAATI考试的重要贡献，现将资格认证考试在口译职业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总结如下：

1) 成熟的口译资格认证考试可以承担职业协会的部分职责，并强化其在职业化过程中的作用。从模型可以看出，职业协会承担了行业准入、职业道德、公众宣传的多重职能，是口译职业化过程中的核心要素。而NAATI考试除了在澳洲作为行业准入的标杆，还承担制定职业标准的职责，通过考试内容强化译员的职业道德意识和要求。此外，获得NAATI认证的译员所提供的优质服务，还将增加客户和公众对口译职业的认可，起到对外宣传的作用。通过资格认证考试来承担和辅助职业协会的这部分职能，能够进一步推动职业化往前发展。

2) 有效的考试机制能够协调资格认证考试、口译教学培训机构和口译市场之间的关系，促进各方就口译质量、译员能力等核心问题统一标准，达成共识。一方面，通过考试的口译专业学生可以得到有效的职业认证，顺利过渡到市场当中，凭借NAATI考试的标准和声望得到工作机会以及客户的认可。另一方面，明确的能力分级和考试标准也可为口译教学培训机构(即相关高等院校)提供清晰的参照，使后者能够制定更为清楚系统的教学目标，根据市场要求培养口译人才，实现校企之间的良好对接。通过就读高校口译课程获取NAATI证书的方式，是一个较好的衔接手段。

3) 在司法机关承认口译职业地位、以法律形式予以保障之前，由政府部门支持的资格认证考试可以起到较好的过渡作用，维护市场秩序，设立职业标杆。只要保障进入口译市场的译员质量，引导客户遵照固定标准、通过正确渠道寻找译员，就能避免过渡依赖广告和降价等手段的无序竞争，使质量成为衡量口译服务水平与价格的核心准绳。这样一来，口译从业者的经济收入得到保障，客户更能获取优质的口译服务。只有市场稳定和标准化，公众对于口译职业有了普遍一致的认可，才能实现以立法保障职业地位的目的。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无论是对职业内部的行业准入、职业道德、专业技能的推动与促进，还是对外部竞争对手、客户和大众的控制和引导，一项成熟完善的资格认证考试必将为职业化最终状态的达成起到重要作用。

4.2 CATTI的现状与发展方向

在此基础上反观我国的CATTI口译考试及口译职业的整体发展，确有不少值得借鉴和改进之处。

1) CATTI的根本性质并非行业准入测试，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证书的影响力和作用范围。对内不仅难以分担职业协会的职责，其对口译服务质量和口译活动标准的要求也并非强制性的，对从业者及其职业道德的控制不足。同时，难以形成口译职业对外的形象窗口和译员评量标准，不足以形成或巩固客户及大众心目中的口译职业地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口译市场上，不少客户并不以是否持有CATTI证书作为选择译员的主要标准，甚至认为它与口译质量的好坏并无必然联系。

2) 当前，CATTI口译考试对口译教学的指导作用有限。自2003年成立以来，CATTI口译考试的通过率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根据2011年的数据(杨英姿，2011：83)，2009、2010年参加二级考试的翻译专业硕士(MTI)学生的通过率为10.11%，说明CATTI的考试要求与当前MTI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并未达到较好的吻合。另一方面，由于对内、对外控制的不足，考试要求与职业市场之间的衔接不甚完善，高等院校难以参照CATTI考试的级别标准和考试内容，相应地设计教学的目的内容与方式方法。恰恰目前高校口译教学也存在能力分级体系缺失、教学笼统化、同质化的问题。

3) 更为重要的一点，除了控制内部准入与行业标准，资格认证考试还是一个职业十分重要的对外窗口。一方面要通过持证者所提供的优质服务确立明确的口译服务质量基准，另一方面也可以持有证书与否作为评价译员水准、决定薪资水平的重要依据。因为职业化要想走进最终状态、实现自主，就必须在内部进化的同时获得外部的认可，实现对于竞争对手、客户和大众的垄断地位。但就目前而言，CATTI在这方面确实任重道远。

4.3 中国口译职业的未来

职业化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任何要素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任何问题的发现或解决都有赖职业整体的发展。在这个职业化系统中，其他任何要素的失灵或低效运转，都将对资格认证考试及至全行业的发展造成阻碍，例如：

1) 口译职业参与者(如高等院校、会议组织机构、口译研究者、译员、客户等)之间缺乏足够的共识与共同承诺。例如，部分高等院校在培养口译人才时对市场直接需求与标准的思考不足，毕业生难以进入口译市场；许多聘用口译人才的翻译公司或会议组织者并不重视口译人才的培养过程，不愿意投入时间和成本为高等院校的口译教学提供帮助；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口译研究者对于职业市场的关注也不够深入与真切，研究课题缺乏现实支持，实践性不强；口译服务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也存在认识的差距。如果各个参与者之间无法就口译的职业要求和标准达成共识，资格认证考试的权威地位便很难树立。

2) 译员、中介机构、教育培训机构之间仍然存在无序竞争。作为口译职业的参与者，我们不得不承认，目前中国内地口译市场仍然鱼龙混杂，口译服务质量和价格都相差悬殊，经常不成正比。由于有效评估和准入机制的缺位，许多不具备相应能力和资质的译员、中介机构仍混迹于市场当中，以价格作为最重要的竞争手段，导致客户所得的服务质量得不到保障、影响外界对口译职业地位的认可，优秀译员的利益更是受到侵犯。相似的是，自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于2007年设立以来，全国已有206家高等院校开设此专业，但培养方案与目标趋同较多，教育同质化现象严重。这在教育领域，也是一种无序化竞争，其结果必然是毕业生进入口译行业的比率降低，教育资源浪费，大批人才流失。

3) 作为职业化的核心要素，职业协会的功能并未发挥到位。中国翻译协会已在明确行业定位、制定职业标准、培养口译教学的师资力量、建立语言服务能力培训与评估(LSCAT)体系、对接人才与市场等方面，为口译职业及其所属的语言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诸多贡献。但从口译职业化过程的角度来看，尤其是在中国口译职业目前所处的第二、三阶段，职业协会是联结职业内部各项要素的核心，在建立从业者准入机制、强化教育培训机构的市场意识、在职业内部达成一致共识等工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我国相关职业协会目前的业务仍以翻译为主，有必要加强内部控制，在“从业资质、技能等级认证，职业监控和投诉制度，标准检测或企业认证工作”(穆雷、韩莹，2014：67)等方面借鉴他人经验，提高职业实践质量，推动职业的整体发展。

综上所述，未来的中国口译职业应当着重改善以下方面：

首先，在所有口译职业参与者之间达成共识和共同承诺是当务之急。整个职业的向前发展，必须是由职业人员之间向上的集体流动性所推动的。无序竞争和无的放矢的发展难以形成前进的合力，只有各个部分目标一致、协调合作时，才能推动整体向前发展。因此，无论是口译服务提供者、教育者培训者，还是译员雇佣者、使用者，都必须清楚口译职业化的最终目的，及各自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共同合作，加快职业化的发展脚步。

其次，应大力发挥职业化过程中重点要素的作用与功能。即职业化最终状态下，实现职业内部控制的三大要素：高等教育培训机构，负责控制专业技能和从业人员，保证服务水平与质量；资格认证考试，作为准入手段，保障从业者的技能水平和职业道德，同时衔接服务提供者与使用者，赢得客户和大众的认可；职业协会，集中把握口译职业内、外部控制的各个方面，联结职业内部的参与者，获取外部公众乃至政府和法律部门的认可与保护。因此，MTI教育、CATTI考试和中国翻译协会的发展应是整个口译职业在未来应当重点关注的对象。

最后，在实现口译职业内部控制之后，应放眼外部，获得客户和社会的一致认可，向政府和法律部门寻求立法，通过法律手段提供职业保护和对外垄断，最终实现职业自主。尽管目前的中国口译职业化发展仍存在不少问题，前景不甚明朗。但在多方共同努力下，许多工作已经开展，只是尚未发展完善。一如CATTI口译考试，上文提到的MTI和中国译协等要素都已意识到问题所在，并已着手解决。从整个口译职业的角度加以思考，无疑能为未来发展理清思路与方向，加快前进的步伐。

注释:

① Wilensky原语为“protective monopoly”，即保护性垄断。

② 本类研究起步时，部分学者混用了“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和“专业化”(specialization)的涵义及用法，此处原意应为“职业化”。根据前文探讨可知，职业化指一门普通行业在各方面努力、各因素作用下发展成为成熟、稳定的职业的过程；而专业化则指熟练掌握和应用专门用于某一职业的知识、技能的过程。

③ 中国内地与香港、台湾的口译职业发展状况存在不一致性，为叙述方便，本文中对口译职业化的探讨仅限于中国内地。

④ 文中关于CATTI考试情况的介绍，除标明出处外，均来源于其官方网站：www.catti.net.cn及中国翻译协会官方网站www.tac-online.org.cn，检索于2015年2月7日。

⑤ 资料来源：CATTI官网报道“2014年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专家工作总结会在京召开”，www.catti.net.cn/2014-12/31/content_662099.htm，检索于2015年2月7日。

⑥ 文中关于NAATI考试情况的介绍均来源于其官方网站：www.naati.com.au，由笔者翻译，检索于2015年2月7日。

⑦ 资料来源：NAATI考试认证信息手册(Accreditation by Testing — Information Book)，www.naati.com.au/testing.html，检索于2015年2月7日。

⑧ CATTI口译二级分为交替传译二级和同声传译二级，两者的实务考试题型有所不同。此处为使比较更具针对性、重点更明晰，仅取交传考试为例。

⑨ 近年由于中-英、越南语-英语考试报考人数的增加，这两个语种对助理口译级别的考试由一年2次调整为1年4次，问答环节也由原来的口试改为笔试。可以看出，口译学习者及报考者人数众多确实是限制考试形式的一个重点要素。

⑩ 资料来源：CATTI官网报道“MTI院校积极推动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与翻译资格考试证书衔接工作”，www.catti.net.cn/2014-07/28/content_631634.htm，检索于2015年2月7日。

[1] Abbot, A.TheSystemofProfessions—AnEssayontheDivisionofExpertLabor[M].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2] Bell, S. J. The challenges of setting and monitoring the standards of community interpreting[A]. In S. E. Carr et al. (eds.).TheCriticalLink2:InterpretersintheCommunity[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jamins, 1997.9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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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Interpreting Accreditation Tests in the Process of Interpreting Professionalization

CHEN Rui-qing2, MU Lei2

(1.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Zhujiang College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900, China;2.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This paper firstly explores the process and final status of interpreting profession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of Professions, which serves a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whole research; then examines and compares the two representative interpreting accreditation tests in Chinese Mainland and Australia;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s the problems of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CATTI interpreting te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interpreting profession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findings, the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accreditation tests and higher institutions are three key elements for the futur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interpreting and efforts should be especially made to strengthen the consensus, control professional access and regulate competition.

Interpreting professionalization; Sociology of Professions; interpreting accreditation tests; CATTI

2015-2-28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16BYY0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陈瑞青(1987-)，女，汉族，江西九江市人，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学。

10.16482/j.sdwy37-1026.2016-04-013

H059

A

1002-2643(2016)04-0091-10

穆雷，女，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翻译教育、语言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