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郭曼

摘    要： 悼亡诗是爱情诗的一个独特类型，涉及的是诀别生死恋，寄托着生者对死者的怀念。本文选取中外两首悼亡诗：我国北宋词人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和英国诗人哈代的《旅行之后》，通过解读和比较看出中西方悼亡诗的相似和不同并试分析其原因。

关键词： 中西悼亡诗    《江城子》    《旅行之后》    解读    比较

悼亡诗，广义的理解是所有对死者悼念的诗歌都可以称作悼亡诗。狭义的理解是指丈夫对亡妻悼念的诗歌，或妻子对亡夫悼念的诗歌。文学史上有三个最重要的主题：爱情、死亡和战争，而悼亡诗结合了爱情和死亡这两大主题，诗人通过死亡回顾自己过去或喜或悲的爱情婚姻，这种超越了生死的爱恋往往比一般爱情诗中歌咏的爱情带给我们更多的感动和思考。

杨周翰先生认为：“在西方表现哀怨的抒情诗的品种很多，但专为怀念亡妻的悼亡诗则极为罕见，而在我国则几乎可以说有一个传统。”中国悼亡题材的诗歌最早在《诗经》中就出现了，从西晋潘岳创作的悼念亡妻杨氏的诗问世之后，悼亡诗就成了悼念亡妻诗作的专称。此后，唐代的元稹、孟郊，宋代的苏轼、陆游、梅尧臣，一直到清代的王夫之、纳兰容若等都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悼亡诗。在西方，悼亡诗在数量上虽远不及我国，但不乏优秀的悼亡诗，比如英国诗人弥尔顿的《悼亡妻》和哈代的“爱玛组诗”。

苏轼是古今少有的全才：能诗能文，能书擅画，开创了北宋豪放词派与后世文人画派。他首创用词写悼亡，他的名篇《江城子》以词记梦，悼念的是前妻王弗。王弗比苏轼小三岁，十六岁嫁给苏轼，她知书达理，温良贤淑，婚后两人相敬如宾，感情甚笃，可惜早早病逝，年仅二十七岁，从此与苏轼阴阳两隔，只给苏轼留下一个年少的孩子。当时父亲苏洵对他说：“妇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丧偶之痛在他内心烙下深深的印记，接下来的十几年间他奔波于仕途，但人到中年事务繁多，仕途坎坷又遭贬谪，终于，一直被压抑在潜意识中对妻子的思念喷涌而出，便通过梦境和妻子在故居重逢：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词分为上、下两片。上片纪实，他倾吐了对亡妻的深深思念。不知不觉中，妻子已经离开自己十年有余，这期间自己在官场沉浮打拼，疲于奔波，很少有时间沉溺于对妻子的哀思中去，“不思量”实为真实写照，却又“自难忘”，道出他对王弗始终难以忘怀，因为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再难觅知音，纵有千般愁绪，更向何人说？妻子不仅在时间上远离自己，而且两人也被千里的空间阻隔不能相见。即使真的能再见到妻子，她一定也不认得此时的自己，这些年的宦海沉浮已经改变了他充满锐气、踌躇满志的容颜，皱纹悄悄爬上眼角额头，青丝变白发，曾经那个意气风发、气宇轩昂的青年终在岁月的打磨下老态龙钟、踽踽独行。苏轼用“茫茫、凄凉、尘满面、鬓如霜”描述了他当时的状况，让人顿觉心酸和伤感。下片记梦，描绘了夫妻二人梦中终相遇的情景和梦醒后的冥想。作者在梦中回到故乡，见到依然年轻貌美的妻子，旧时闺中生活的点点滴滴似乎在眼前展开：妻子正坐在卧室的窗前对镜梳妆，时隔这么久，这样一幅日常生活中看似平淡实则温馨的场景在他脑海中记忆犹新。一别十年，两人终于在梦中重逢，此时本应该有千言万语相互诉说却“唯有泪千行”，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最终美梦醒来，妻子从眼前消失，现实世界依旧一片荒凉，令人无限感伤。纵观整首词，梦境的美好温馨和现实的冷漠荒凉形成了鲜明对比。

哈代被外国学者誉为“现代诗之父”，他非常善于以自身的经历和感受为材料构建自己的诗歌王国，具有浓郁的自传性色彩。哈代和爱玛1870年相知相爱，四年后步入婚姻的殿堂。在接下来与爱玛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中，描写她的诗在他前几部诗集里寥寥无几，这显然和他们在甜蜜的初恋后长期的婚姻不合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在1912年爱玛去世后不久，他连续创作了许多悼念爱玛的诗歌，并忏悔似的回到两人以前去过的地方回味早年幸福的初恋时光，抒写内心的思念。

《旅行之后》是“爱玛组诗”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首。与苏轼的《江城子》记梦形式不同，《旅行之后》是作者的想象或幻想。第一诗节中，作者跟随妻子无声的鬼魂经过一片诡异而荒凉的地方“看不见的泉水的喷涌使我恐惧”，妻子生前年轻时的美丽容颜浮现在眼前“你栗色的发，灰色的眼，还有时显时隐的玫瑰色的红晕”，斯人已逝，而美好的回忆却永远定格，让人难以忘怀，正如苏轼记忆中的“小轩窗，正梳妆”。第二诗节中妻子的鬼魂带领作者一起“跨过岁月和消逝的美景”，冲破时间和空间的阻隔共同回顾他们过去经历的一切，在《江城子》中，苏轼通过梦境同样跨越时空的阻碍回到故乡妻子的身边。然而，接下来哈代接连向妻子无声的鬼魂提出疑问：“对于我们的过去你想说些什么事情？夏日给了我们甜蜜，秋天却带来了分离？还是想说我们两个人，晚年不如初期幸运？”这似乎在把两人产生隔阂日益疏远的原因推给爱玛和命运，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哈代的爱情生活与他的文学创作一样丰富多彩：露易莎、艾格尼丝、玛丽、特里芬娜，以及晚年在伦敦邂逅并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年轻的佛洛伦斯·达格黛尔都是他诗歌中动人的旋律。在他们刚结婚时，哈代在文坛还未崭露头角，是爱玛支持着哈代在文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哈代成名后却没能抵住诱惑，背叛了糟糠之妻，这无疑对爱玛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心灵创伤。第三诗节中两人来到初恋时期经常逗留的地点，可是早已物是人非，天朗气清，景色依旧迷人，可昔日的恋人此时已经阴阳两隔，妻子不再是四十年前那样“生机勃然”，而是已经成为眼前“虚幻的幽灵”。过去爱情的美好甜蜜和如今物是人非的惨淡凄凉形成鲜明对比，以喜衬悲，使悲更悲，正如《江城子》中梦中与妻子重逢带来的喜悦实际上会加深作者梦醒后内心的悲痛。的确，对过去的美好回忆就像精神鸦片，它们能给人带来暂时的慰藉和愉悦，却让人在清醒之后在痛苦的泥沼中更加难以自拔。最后一个诗节连接幻想与现实：天快亮了，妻子的鬼魂即将从作者身边消融，与苏轼梦醒伤感的结尾不同，哈代在这里透过悲伤传递出一丝希望，祈求妻子的鬼魂再次把自己带到这里并许诺会如初恋时一般待她，两人在此共忆美好时光。此外，在写作形式上，往往一整句话被切分成若干短句或短语，哈代通过这种形式上的支离破碎和不连贯感来暗指他和爱玛婚姻生活的不和谐和隔阂感。

苏轼的《江城子》和哈代的《旅行之后》都堪称中外悼亡诗中的经典之作，两者有相同的主题——对亡妻的追思。然而，由于中西方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影响，两首诗同中存异。首先，中国悼亡诗受由来已久的现实主义风格的影响，往往注重写实。苏轼通过记梦忆妻，选择了亡妻生前日常对镜梳妆的意象暗示了死亡的残酷;然而在西方悼亡诗中，尤其在“爱玛组诗”中，如此琐碎生活化的意象很少出现，哈代的《旅行之后》用幻想、想象与妻子鬼魂重逢，但它不像苏轼和其他中国悼亡诗那样局限于“身边事，儿女情”，而是涌动着一种期盼，一种面向未来的幻想，着重表达的是一种情思。其次，在描写妻子时，中国悼亡诗的思想内容侧重体现她们的“善”，通过描绘逝者生前的生活细节赞美妻子的美德：“小轩窗，正梳妆”向读者勾勒出一幅具有中国传统女性美的贤妻形象;而西方悼亡诗在歌颂妻子时侧重体现她们的“美”，如哈代想象年轻时的爱玛“栗色的发，灰色的眼，还有时显时隐的玫瑰色的红晕”。最后，中国悼亡诗传达的是一种悲情，是“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般的哀婉，梦回故居，睹物怀人，哀思欲绝;而西方悼亡诗传达的情感则是悲中有慰，痛苦中还会留有一线希望，给读者的感受是哀而不伤，情感相对中国悼亡诗来说较为温和，如《旅行之后》的结尾“相信我吧，虽说人生阴沉，我却不在意你把我引向这里，愿你再领我到这个地方！我还是跟以前一模一样，那时我们的道路铺满鲜花，生活充满乐趣”。这其实反映了中国诗人与西方诗人在生死观上截然不同的态度：中国诗人认为死亡意味着生命的终点“人死如灯灭”，死后双方将不可能再团聚，人死去就意味着永远失去，所以当面对死亡时，在诗词中总是容易沉浸在巨大的悲痛和深切的哀伤中;在西方悼亡诗人的心目中，作为一切终结者的死亡并没有可畏之处。受基督教的影响，人们信仰灵魂的存在，相信人死后灵魂能脱离肉体的束缚升入天堂，所以西方诗人在诗歌中赋予死亡以神圣和超验的意义，认为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对现世的超脱。在《旅行之后》中，哈代幻想和妻子的灵魂相见并在最后祈求再见，这说明他一直相信妻子只是暂时离开自己在另外一个世界存在，因此诗尾可谓悲中有慰。

苏轼和哈代，这两位相距百年、相隔千里的文学巨匠都曾为自己的亡妻谱写出或凄婉动人或充满愁思悔恨的悼亡诗，描写了爱情与死亡这两个不朽的主题。通过解读和比较《江城子》和《旅行之后》，我们发现中西悼亡诗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因为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差异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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