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君英

摘    要： 明清时期，小说的发展进入一个关键时期，明清小说评论家逐步认识到小说的社会功用，即通过小说帮助读者认识社会的兴衰和政治的得失，并感化、激励读者惩恶扬善。文章以四大名著为例，具体分析古典小说所体现的社会功用。

关键词： 中国古典小说    社会功用    文以载道    责任

文学应当承担什么样的社会功用？历来是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兴观群怨”的文艺批评观，意在强调文学对人的教育、感化作用及对社会的认知、讽喻功能，这一理论对我国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魏晋时期，曹丕尝言“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唐韩愈提出“文以载道”的思想;宋代苏轼在《凫绎先生诗集序》中声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诸说与孔子的“兴观群怨”之说遥相辉映，旨在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但明清之前所谓的“文”，一般围绕传统的诗文，鲜少涉及小说。

明清时期，社会思潮发生了重大转变。理学、心学式微，社会结构内部出现了一股汹涌澎湃的经世实学思潮和社会批判思潮[1]。小说的发展也进入“异军突起”阶段，社会思潮的变化影响到小说的创作，“文以载道”本为中国传统诗文的功用，此时蔓延及小说，小说开始逐步承担起“载道”的功能。

小说在产生之初一直被视为“末流”，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在承认小说具有一定认识价值的同时，视之为“君子弗为”的“小道”，这一评价制约了小说地位的发展，为传统文人所轻视。

随着社会思潮的变化与小说的发展，明清小说评论家开始认识到小说的存在价值。敢于打破陈规的是金圣叹，他将《水浒传》、《西厢记》与《庄子》、《离骚》、《史记》、“杜诗”置于同等地位，并通过《水浒传》的评点，指出小说的现实功用，这对传统文学观是一个质的突破。除此，笑花主人在《今古奇观序》中也指出小说：“其善者知劝，而不善者亦有惭恧悚惕，以共成风化之美。”[2]这些认识和意见，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小说的地位。

一般来讲，小说有三大功用：一曰认识;二曰审美;三曰娱乐。本文所指的社会功用倾向于小说的认识作用，即通过小说帮助读者认识社会的兴衰和政治的得失，并感化、激励读者扬善惩恶。下文以四大名著为例进行分析。

一、《西游记》：寓真于诞

《西游记》作为一部神魔小说，以诙谐滑稽的笔法，记神述奇，蕴含着某种深意。鲁迅先生称，“作者虽儒生，此书则实出于游戏……假欲勉求大旨，盖亦求放心之喻”[3]，指出《西游记》是一部寓有人生哲理的“游戏之作”。

孙悟空是个“亦真亦幻，幻中寓真”的人物，他虽为“石猴”，但身上更多的是人性。作为一个凡众，却敢于造反，蔑视皇权。大闹天宫时，他高呼，“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表现出桀骜不驯的个性;被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仍“不思悔改”;取经路上，无论是天界权威、佛界神灵还是妖魔鬼怪，一概不放在眼里。为了骗取小妖的宝贝，威胁玉帝：“若道半声不肯，即上灵霄殿动起刀兵！”第七十七回，求救佛祖，却笑称佛祖为“妖精的外甥”，如此不同凡俗。这一形象，代表了封建时代平民对于不合理制度强烈抗争，以及对自由的积极进取精神。

整部小说以超现实的笔法讲述了唐僧师徒前往西天求经的故事，尽管作者用幻笔记神叙怪，充满了浪漫主义情怀，但我们仍能从中看到现实的投影与折光。第二十九回国王想派群臣去解救百花公主，“连问数声，更无一人敢答”，这批“木雕成的武将，泥塑就的文官”，真如李贽对庸臣的批评“只解打恭作揖”，“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4];第四十四回写车迟国国王迫害和尚，各府州县都张挂着和尚的“影身图”，凡拿到一个和尚就有奖赏。此时忽然插进一句：“莫说是和尚，就是剪鬃、秃子，都不放过。四下里快手又多，缉事的又广，凭你怎么也是难脱。”这句话看似风趣，实则对当时厂卫密布、特务横行的黑暗社会的血泪控诉。末尾如来说道：“你那东土乃南瞻部洲。只因天高地厚，物广人酬，多贪多杀，多淫多诳……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造下无边之孽，致有地狱之灾。”借如来之口，道出了荒诞背后的真实。

《西游记》的作者正是通过“寓真于诞”的表现方式，将严肃的社会主题贯穿到看似荒诞的嬉笑怒骂之中，“含泪的讽刺”应该比直接的痛斥更能直击人心。

二、《水浒传》：发愤之作

《水浒传》所揭露的是围绕在宋徽宗周围的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所倡导的则是“忠义”。《水浒传》中交织着明暗两条线索，明的线索是以宋江为核心的英雄集团极力想要招安，为国家效命。

而暗的线索则是以宋徽宗赵佶为首的一群贪官污吏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的恶行。金圣叹在总批中说道：“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这段话讲出了当权者“深惧”的箴言——乱自上作，而《水浒传》中所描写的场景，触目惊心地再现了这一历史教训。高俅本为破落户子弟，因行为不端被父亲告到官府，被东京城里人民不容，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乡亲不容，却被抬举做了高官。宋徽宗未继位时，浮浪子弟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更无般不爱”。只因高俅踢得一脚好毬，便要抬举他，乱自上作，所言不虚。皇帝昏庸，官吏必然贪暴。第十四回，吴用拉三阮劫取生辰纲，说到官兵为何不来捉拿梁山伯一伙人，阮小五讲道：“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第十八回写晁盖等劫取了生辰纲，逃到梁山泊，济州府缉捕何涛带千余官兵和做公的前来追剿，先把百姓的船只“尽数夺了”，透过这写细节，把官军搅扰百姓、愚蠢无能表现得淋漓极致。

小说不仅描绘社会生活的场景，帮助读者提高认识现实的能力，使之扬善惩恶，而且通过塑造具有优秀品格的人物作为标杆，使读者感动、振奋，从而产生学习的欲望。

宋江这一形象颇具代表性，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一个典型形象。他是“忠义”的化身，江湖人称“孝义黑三郎”，深受儒家“忠孝义节”思想的影响。宋江之“孝”，人尽皆知。作为县衙押司，为了避免给父亲带来麻烦，便让父亲告了自己“忤逆”，出了原籍，与父亲断绝了父子关系，看似不孝，实为大孝。第三十五回，闻知父亲因病身故，捶着胸脯自骂：“不孝逆子，做下非为，老父身亡，不能尽人子之道，畜生何异！”又自把头去壁上磕撞，大哭起来。最后哭得昏迷，半晌方才苏醒。这段描写，可谓经典，孝子形象立显。宋江之“义”，义薄云天。身为官府公差，在晁盖等“劫生辰纲”事发后，置国家法度于不顾，担着血海也似干系帮助晁盖等人逃脱，事后晁盖派刘唐答谢，不肯收受金银，反告诫之：“保重，再不可来。”第十八回对他的评价：“平生只好结识江湖好汉，但有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可谓是讲求道义的典型。宋江之忠，堪称大忠，他用行动来显示自己忠于皇帝。屡遭迫害，被逼上梁山，率众起义时，仍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号，并且“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集团稳定之后，更是念念不忘招安，即使奸臣当道，仍旧通过各种渠道接受招安。尤其在临死之前，怕李逵等再次造反反鸩死李逵，更是将“忠”发挥到极致。

三、《三国演义》：拥刘反曹

蒋大器在托名庸愚子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说：“若读到古人忠处，便思自己忠与不忠，孝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至于善恶可否，皆当如此，方是有益。”[5]所谓的“见贤思齐，不贤则避之”小说的教育作用正是如此实现。

在《三国演义》中，“拥刘反曹”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拥刘反曹不仅仅是因为刘备是汉代后裔，而是刘备身上拥有千百年来民众认可的特质。“士为知己者死”，同为政治领袖，曹操、刘备在做人与用人方面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作者正是通过比较告诉我们善恶是非。

曹操用人“以权术相驭”，刘备用人“以性情相契”。曹操作为政治家、军事家，非常懂得人才的重要性，颇有将帅之才。曹操一向看中关羽，奈何无有时机，第二十四回，刘备败走投袁绍，曹操抓住时机想让关羽为自己所用，出于无奈，关羽在屯土山与曹操约定三事，谈及刘备说：“但知玄德消息，虽远必往。”操摇首曰：“然则吾养云长何用？此事却难从。”后听从张辽劝说，勉强同意三事。随后，关羽得知刘备在河北袁绍处，不管曹操同意与否，坚决前往，曹操不得已同意，并前去送行，送行过程中对张辽说：“想他去此不远，我一发结识他，做个人情。”曹操对关羽确实爱惜，但只是出于政治目的，为了成就霸业，而不是为了性情相契，这也是关羽坚决去曹就备的原因。随着他芟夷群雄，地位稳固，他真正的一面开始显露。荀彧素为曹操忠心谋划，“发言授策，无施不效”，亦因曹操多忌而被胁自鸠。曹操生性多疑，果于杀戮，位高弥甚，不是简单的性格问题。作为一名政治家，实反映他以前的度外用人，“特出于矫伪，以济一时之用，所谓以权术相驭”[6]。

与曹操不同，刘备用人以信为本、宽仁有度、善于知人。“三请诸葛”，家喻户晓，是刘备礼贤下士的典型例证。白帝城托孤，更是感动世人。“汉主谓亮曰：‘若子嗣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7]君臣之间的感情何其深厚。另外，他与关、张二人的深厚情谊非常人能比。

刘备“思贤若渴而爱恤下人”;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张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三人“所见各异”，却始终“恩若兄弟”，显然就在于——君子和而不同。“拥刘反曹”固然有着内外各方面的因素，但与以刘备为首的蜀国核心集团待人处事有着很大的关系，作者借这一观念告诉世人究竟应该怎样为人处世。

四、《红楼梦》：警世之作

王希廉在《红楼梦批序》中说道：“《红楼梦》虽小说，而善恶报施，劝惩垂诫，通其说者，且与神圣同功。”[8]极力强调小说对世人的劝谏作用。

《红楼梦》以贾家的兴衰为主线，揭示了封建王朝必然走向灭亡的命运。关于主题，有“曹雪芹自传”一说，是否为其自传，值得商榷，但曹雪芹作为封建家族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见证者，用客观描述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及对命运的思考，帮助读者以直观的方式认识当时的社会。

《红楼梦》第一回，跛足道人的《好了歌》带有纲领性的性质：“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人生不过一场梦，发人警醒。第四回，通过贾雨村的门子提供的“护官符”，可以看出四大家族的豪富、奢侈，也向我们揭示了封建贵族及其家庭腐朽的黑暗现实。

整个贾府看似繁华，实则内忧外患，《红楼梦》描写贾府这个“钟鸣鼎食之家，诗书簪缨之族”，乍看是何等绚烂，“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却落了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荣、宁二府中的人物，看似知书达理，实际上则是“每日家偷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贾府由繁华至衰落，源于他内部的腐朽，贾府的腐朽也折射出了社会的腐朽。贾府的腐朽有诸多表现，所谓“万恶皆由内始”，贾府子弟的荒淫是腐朽的源头。贾府子弟少有不在风月场中厮混的，宁府的贾珍、荣府的贾琏，更是风月场中的班头。贾珍，作为整个家族的长孙，外表光鲜，实则行为不堪。虽有一妻二妾，却与儿媳秦可卿关系暧昧，与妻妹尤二姐纠缠不清，导致秦可卿“淫葬天香楼”，尤二姐也不得善终。贾珍这一乱伦行为，为世人不耻。贾琏与鲍二家偷情，凤姐得知后，要贾母评理，贾母却说：“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年轻，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的。”贾母的话道出了这个封建家族生活的荒淫，并不是偶尔为之，而是常态如此。窥斑见豹，贾府的灭亡源于自身内部的腐朽。封建统治阶级的灭亡岂非如此？

曹雪芹正是通过贾府这一庞大家族的兴衰起伏，来揭示现实社会的腐朽与罪恶，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和伦理道德予以全面批判，从而揭示清王朝腐朽没落的根本原因。

总而言之，四大名著承载了文学“文以载道”的功能，通过对事件或诙谐、或游戏、或真假参半的表现手法关注现实社会。作为一个文人，在“言志”的同时，比普通人身上多一份责任与担当。四大名著的作者正是通过小说干预现实的功能表现出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向民众展示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怎样的，并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应对，只是有些时候“当局者迷”，作者也有属于自己的困惑。

参考文献：

[1]王杰.反省与启蒙：经世实学思潮与社会批判思潮[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12（1）：48-53.

[2]抱瓮老人辑顾学颉校注.今古奇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4]李贽.焚书续焚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8]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篇）[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6]赵翼撰，曹光甫校点.廿二史札记[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7]张锦池.中国古典小说论稿[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