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祺

新加坡政治秩序的运行特点及成效

陈祺

新加坡的政治结构曾一度被国际社会认为是威权政治的体现。在经济快速发展，文化愈加多元的新加坡，如何在威权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区间内选择一个均衡的位置，是对其政府与政党的一个考验。在李光耀逝世一年后的今天，人民行动党仍是新加坡唯一执政党，在国内的政党竞争中仍占据着绝对性的优势，但与此同时，其余23个政党也在不断发展，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开始思考推行全面两党制的优点。新加坡的政治格局还会笼罩在李氏威权下多久？这样的格局是否还会带领新加坡不断开拓更好地发展方向？相信这不仅是值得新加坡政府深思熟虑的问题，更是许多借鉴着新加坡模式的国家正在思考的问题。

威权主义；人民行动党；民主转型

一、 不能忘却的李氏家族

新加坡的建国历史不过短短五十年，因此这注定了所有生活在这个弹丸小国的人民至少在几代之内都无法忘记“国父”李光耀及其为新加坡留下的丰厚的“隐形”资产。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独立于1965年8月9日。最初刚刚独立的新加坡不过是一个蕞尔渔村，既没有富饶的自然资源也没有广阔的国土面积。然而，在李光耀所带领的政府领导下，其成长之迅速让全世界瞩目。今天，新加坡已然成为了一个多元化、全球化的移民国家，是世界第四大金融中心，被人称作“亚洲的瑞士”“东方的波士顿”。

没有人能否认李光耀及其领导下的政府为新加坡这个国家所做出的贡献，即使我们把话语权交给世界，政治家们对他的正面评价仍是不胜枚举，如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评价：“在过去的半个世纪，我有幸同许多世界级的领导人会面，他们当中没有哪一位比李光耀教会我更多。”“对于这个人究竟能对历史产生多大影响这个古老话题来说，无疑可以从李光耀那里找到答案，他拥有无可匹敌的智慧和洞察力。”与一般地历史情况不同，大多数的领导人在带领自己的国家独立后往往带着喜悦与自豪，然而李光耀却是带着泪水宣布新加坡的独立。可以说，独立并非其所愿，他的初衷是新加坡能与马来亚合并为“马来西亚”，从而为新加坡发展提供保障。正如他在自传《李光耀观天下》中所说：“我们这一代人一直都相信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一体的。英国人在战后将我们分开，成为个别殖民地，我们则争取合并。”“回首过去，我感到十分遗憾。假如东姑态度坚定，摆平了马来激进分子，建立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将比如今更加繁荣和公平。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大部分也都能在马来西亚各地复制，两国的情况也将更好。”［1］1965年的东南亚政治形势风雨飘渺，英国将撤销在远东的基地，美国深陷越战，印尼苏加诺政府禁止对新加坡的贸易，新加坡这个小小的岛国“不知何去何从”。身为开国总理的李光耀认为人民的信任与勤俭好学是“最宝贵的遗产”，并下定决心要带领当时的政府开拓新加坡的现代化之路。回顾李光耀给新加坡带来的改变，不难举出三点最为突出的政策：

第一，将英语定为第一官方用语。这使得新加坡社会在对外贸易与国际事务上快速发挥自己的作用，同时吸引大量外来人才，逐渐发展为一个汇集着多元文化的亚洲国家。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李光耀曾说：“即使中国在未来成为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强国，也不会改变一个基本事实：华语是一门非常难学的语言。”“除非一个人从小就学习，否则讲华语是十分困难的……要是不通晓华语，沟通就成了问题，进而形成一个巨大的障碍。”［1］59简言之，使用英语是使美国能够在吸引外来人才及长时间在国际社会上保持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为了融入一个在未来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内都不太可能有所改变的语言环境，李光耀政府早在60年代就规定了官方用语，并且限制学校对于华语、马来语的教学程度。

第二，引进国际资本与人才。新加坡腹地小，自然资源极其有限，必须开放市场，吸引外来投资。新加坡政府制订国际化的经济政策，放眼欧洲、美国、日本经济市场，这使新加坡成为重要的出口加工制造地，同时鼓励外来移民，以弥补国内人才、人力的不足。正如李光耀在采访中说：“我们的繁荣是因为与世界接轨。”

在这一点上，中国曾是新加坡经验的学习者与受益者。1978年，邓小平在访问了曼谷和吉隆坡后来到新加坡，这次访问使邓小平开阔了眼界。这三个国家都是小国，无论是国土面积还是自然资源都不能与中国相提并论，然而这三个首都的发展水平都远远超过了当时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李光耀对邓小平说，中国可以做的比新加坡更好，因为中国有学者，有科学家和专家，而创立新加坡的这一代人只是“中国南方没有土地的农民的后代”。1992年，邓小平在著名的“南巡”讲话中，敦促领导层继续坚定的实施改革开放。他说：“向世界学习，特别向新加坡学习，要做得比他们更好。”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兴旺发展，中国再也没有走回头路。

第三，新加坡政府奉行精英主义。精英主义的范围很宽泛，我们这里暂且提及政治层面，即精英统治。有人将“新加坡模式”归结为“好政府”“好公民”“好政策”。其中，“好政府”就是“精英统治”的代表。李光耀曾说：“只要有五位真正肯做事的领导者，十年岁月里，就可能建造出新的国家。”“假如新加坡被平庸者或者投机主义者所控制，就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如果新加坡人为反对而反对地投票给反对党，平庸和投机者就可能意外地接管政府，只要五年，新加坡就会垮台。”［3］因此，他实行高薪养廉，不仅是为了养廉，更为了留住人才。同时，他也反对两党统治，认为这样的结果很可能让真正有才干、有抱负的人受困于卑鄙与恶毒的政治斗争，而无法得到充分的机会去施展自己的能力。

时至今日，这些政策与思想仍在新加坡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几乎所有新加坡人都能从这些政策中受益。而李光耀为了推行及保持这些政策，也受到了一些国际上的抨击和质疑。其中最受关注的，便是新加坡的“一党独大制”。1976年，在英国工党和荷兰工党的动议下，社会党国际以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偏离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多党政治、言论自由原则为理由，将人民行动党开除。2004年，李光耀长子李显龙出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兼总理，这一政治现象又被国际上称为“隔代世袭”，而其妻子何晶则是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李氏家族的威权在新加坡社会具有无可置疑的影响力——至少是在新加坡建国后的五十一年内。而在未来的发展中，李家人是否还能坚守在新加坡政坛商界的命脉岗位，继续传承着李光耀的思想，答案却不是唯一的。

二、如何看待威权政治

“威权政治”一词，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学者沃格林将其作为一个负面意义的、与“民主政治”相对立的，而与“集权”“专制”相近的概念提出。威权政治在政治领域内实行高度集权，控制并维持公民的政治参与秩序。但是同时在经济领域，威权政治又高度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保护私有财产，尽力利用政治功能促进经济发展。

威权政治在新加坡社会能够建立并得到巩固，有其自身社会历史经济原因。从这些原因中，我们也不难窥见威权政治在新加坡社会各领域的影响与作用。对于这些原因的总结和分析，在一些东南亚研究课题中皆有提及。如南京大学赖静萍的《新加坡的威权政治及其历史走向——基于政治生态系统的分析》、贵州师范大学曹振华的《新加坡一党独大威权权政治的民主转型》中都有对威权政治在新加坡产生原因的分析。在此，笔者仅提出三点个人认为最主要的原因：

（一）多元的种族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繁荣的港口为它带来了成千上万来自中国、印度、马来半岛等地的移民。多元的文化、种族、宗教共生在这样一个弹丸之地，很难维持长久的和平。如若不加强种族之间的融合和控制，极易产生冲突和骚乱。李光耀率领的人民行动党利用威权统治的强硬手段维持住了早期易于分裂的多元社会，并通过有力、高效的经济措施来使发展成果惠及绝大多数新加坡人。只有经济基础得到保证，不同种族的人民生活质量得到提高，他们对新加坡的国家意识才会增强。

（二）滞后的经济

提到经济因素，就不得不说起阿玛蒂亚·森提出的“李光耀命题”。这一命题认为：自由和权利阻碍经济增长和发展。“李光耀命题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民主（即自由和权利）阻碍经济的发展；二是独裁可以促进经济快速发展。”［4］这一命题的提出虽然新奇，但也得到了不少政治学研究者的支持，同时新加坡在经济发展领域的成绩斐然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命题的正确性。六十年代的新加坡地小人稠，经济发展水平程度严重落后。而彼时的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早已走向了现代化之路。李光耀政府背负着化解种族矛盾、发展经济、设立社会福利、加强对外开放等多重任务，而新加坡也急需依靠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去推行经济政策，尽快实现现代化，威权政治的优势在当下得以体现。李光耀认为新加坡之所以有了今天的成功是因为“新加坡奉行以下哲学：我们所提供的货品和服务要比任何人都便宜，质量也更好，否则就是死路一条。”与中国、美国等大国不同，新加坡“有的只是勤劳的人民、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决心做到诚实称职的政府。”［5］

（三）政党的斗争

独立之初的新加坡虽然是由人民行动党领导，但反对党仍具有相当大的势力，甚至利用社会重构和经济变革的复杂形势企图乘机而起。带领国民过上“有饭吃，有屋住”的生活固然是重中之重，但新生的政府也迫切的需要树立权威，加强统治，否则将会导致“后院起火”的情况。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民行动党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反对党的政治活动。如，限制反对党的发言自由，控制媒体话语权；将大量社团组织“国家化”“政治化”，使其沦为政府的附庸。同时，不断加强人民行动党在国内的威望，除了禁止有损人民行动党政府及领导人的言行外，新加坡政府一直以廉洁高效著称，并通过广纳贤才、自我更新等方式保持活力。可以说，威权政治为新加坡提供了一个平和稳定的政治环境，在这一政治环境下，人民行动党的高层精英们能够带领着政府不断推行稳健可行的各项政策，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威权政治的产生及发展在新加坡的历史足迹中能够得到充分的解释。威权政治适应着新加坡的国情，也被上一代的新加坡人所认可。同时，威权政治与绝对的专制与集权不同，实行市场经济要求这种政治秩序必须给民主留下发展的余地，随着不同年龄层面人口的增长，社会群体对政府的诉求也愈加多样化。

2011年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堪称“惨胜”——第一次丢失了87个议会席位中的6个，反对党对于参选的热情也是空前高涨。尽管短时间内，反对党的实力仍然无法与执政党相上下，但在下一次的新加坡大选中，反对党会不会得到更多的支持，争取到更多的席位，仍留有很大的猜想余地。李显龙带领的人民行动党也遇到了许多问题和挑战：社会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在不断诞生亿万富翁的同时，许多年轻人仍在与居高不下的房价苦苦斗争；社会矛盾也不容忽视，2013年外籍劳工引起的社会骚乱，这是新加坡40年来发生的首次骚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重担已放在了李显龙领导的人民行动党的肩膀上。与自己的父亲相比，尽管李显龙也是一位十分出色、具有智慧的领导人，但是他的执政风格却柔和了许多。作为Facebook和Twitter的用户，李显龙经常利用社交软件与网民沟通，试图拉近民众与政府的距离。2011年5月，新加坡实行公务员工资下调，新加坡把年度“国家奖金”最高额度从8个月工资降到3个月，总统和总理也不得例外，年资分别有所降低。

李氏威权的影响力随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成长在渐渐消逝着，年轻人不再怀有如他们父辈一般强烈的感恩之心。依靠这样的威权建立起的稳定的新加坡社会，会不会在未来因为这种威权的消逝而分崩离析？没有人能预测未来，但可以肯定的是，人民行动党一定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而不懈努力。

三、浅析民主转型的可能性

历史已经证明，新加坡的一党长期执政是一个可行并且成功的模式，但是没有人会怀疑民主的最终方向。在威权体系的政治制度下，要实现民主转型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来自体制外的压力促进民主转型，但这意味着可能会引起社会的动荡和暴乱。二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民主转型。从新加坡的社会现实来看，反对党的力量仍然十分孱弱，不足以形成对抗甚至推翻执政党的势力，而执政党仍维持其高效廉洁的作风，在新加坡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大部分民众心中，人民行动党仍是一个优秀可靠的政党。那么，要想实现民主转型，便只能走第二条途径。而李光耀也认为实现民主转型会是执政党在不久的未来必然面临的抉择。他说：“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就有必要发展民主政治。政党若不能推进民主政治，其生存就要受到挑战。”［6］

新加坡第二代领导人吴作栋也提出建立政治制衡制度的构想，他说：“我们国会制度能运作得这么好应归功于当政者的素质及良好的品格，而不是制度本身的优点。正当正直的人仍然在位的时候，我们应慎重地为政治制度引入制衡制度，不应指望幸运之神永远眷顾我们。”［6］现任总理李显龙也在回应关于未来10到20年新加坡政治制度会有怎样变化的问题时说：“我们最终实行两党制、多党制还是一党优势制，主要取决于我们自己，当然也看国内形势的发展……相信一个创造了良好威权政权的政党和公众也能在新加坡创造一个良好的民主政体。”［7］

在此我们可以预见，新加坡迎来政治上的民主转型是可期的，反对党和社会大众或许会是推进者，但是真正的执行者还会是人民行动党自身。

四、结语

在李光耀逝世一年后的今天，新加坡仍然处在“后李光耀时代”，没有人能否定这位老人给新加坡带来的改变，以及他为维持东南亚政治秩序、推动国际政治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李氏家族的威权政治在新加坡的作用依旧深远，在李光耀卸任总理后，人民行动党分别被两位领导人带领，而这两位领导人，一位是被称为“傀儡总理”的吴作栋，另一位则是李光耀的长子李显龙。李氏威权在新加坡社会的威慑力，不言自明。

然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诉求的多样性不断增多，一党独大的政治局面似乎已经不是所有新加坡人所希望看到的现象。同时，人民行动党自身也在反思，如何才能够在维护自身影响力且不引起社会动乱的前提下，创造一个新型的民主政体，这样一个政体将适应新加坡的基本国情，且开创世界史上未曾有过的先例。任何重大的改变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相信当时机成熟，人民行动党也做好了万全的应对之策时，威权政治的改革将是水到渠成之事。

［1］李光耀.李光耀观天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134.

［2］王荣川.李光耀的精英主义［J］.东方杂志，1984（18）.

［3］王子昌.独裁政体何以会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R］.东南亚研究.

［5］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M］.外文出版社，2001（1）.

［6］李光耀四十年政论选 ［M］.现代出版社，1996.

［7］远东经济评论［J］.2002（4）.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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