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豪

市场嵌入、秩序重构与社会治理——从“结构性抗拒”到“主体性认同”

门豪

当代中国场域置于全球化和现代性二重架构中，市场机制发生了由外发式“介入”向内生型“嵌入”的推演。他国经验与我国实践均表明社会主体及其心态，由“结构抗拒”到“主体认同”的一般流变；在中西两种话语与历时性比较中，我国地域社会文化复合性、治理情境复杂性之表征逐渐明晰。笔者从四个方面探析了市场机制中公共领域的现代性回应，展望了中国模式的“社会性再造”、社会治理与制度创新等实质问题。

市场嵌入；秩序重构；社会创新治理

自二战以降，国际局势总体呈现出由政治面向到经济发展面向的转变，各国、各地区间贸易往来密切，“地球村”的人们处在普遍联系的变动之中。在这种图像与背景中，中国铺陈开了恢弘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各个场域和层面蓬勃向上的生态发展景观。

一、当代中国场域复杂性的多维度和面向

（一）华夏文明之“惯习”

在国家对话、官方话语等“大叙事”和历史洪流中，当代中国不同于以往，文化呈现多元、复合性等特征，社会治理逻辑的复杂性凸显，民间公共空间运作机制得以发生，来自社会各阶层、各个亚文化圈甚至于边缘群体都享受了充分发声的权利，社会整合的总体结构性压力激增。

而以上当代中国社会展现出的整体面貌，在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未曾出现如此这般复杂的映像。将时光拉近到大一统时期的华夏帝国，封建时期长时段的官方话语体系，几近笼罩了整个文明形态，此时文化层次单一，主流和主旋律很容易辨析。在“大一统”的华夏文明形态流变中，始终未曾改变的是人多地广的客观条件，且各地地域社会特色鲜明，文化边界分明。

在这种治理情境中，中央集权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回应社会治理的繁复性。为此，在“国家—人民”二元架构中，国家必须始终拥有话语领导权。离开了制度性保障，国家和中央权威自然分离，“大一统”很快就会失去正当性，并且伴随着权力分散而解体。

为了防止权力湮没于人民的声音之中，同时，出于对自身合法性根基的彻底维护，必须发展出一种统筹民族国家中囊括所有层面社会成员的“大叙事”。在此种考量和语境中，儒家文化传统得以扎根，并且影响至今。

由此可见，在历史上的民族国家中，主导性话语就是官方营造的一套“殖民”体系。人们主动或被动呼应着“大一统”国家治理的需要，经由主体性的“身体实践”，时代变迁中的“社会底蕴”从未改变［1］。封建时期的社会刚性较强，在社会张力和官民角力中，民族国家基本处于有序运行的状态。

受馈于华夏文明大地之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固然各地区显示出独特的地域性、社会性，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忠孝节义”等以儒家品牌为主流的文化“拼盘”，巧妙地将地域社会纳入官方治理实践，使得中华五千年文明主体之维系纽带大致无法脱离此一显著性秩序。

（二）市场逻辑之推演

及至现代国家显现，世界上出现了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化进程之迈进。得益于机械化大生产的发明，西方抢占先天优势，其工业文明最早发育，并因此催生出了一套国际市场机制。

为了打开全球市场，攫取更多利润，贸易输入瞄准了尚处于传统小农经济形态的中国市场。市场无形之手得以彰显。多少人在鸦片战争前后因为无法抵抗市场的力量，逃离出儒家伦理的场域，投进了贸易往来、互通有无的轨迹中。不管国家是否采取强制手段，变法革新去拼命维持传统社会之惯性，谨防原有的、看似坚不可摧的秩序土崩瓦解，现代性规则已经无形渗入了治理逻辑和民族国家的各个角落。

在工业文明和农耕文明充分较量后，华夏帝国久经磨难，人们对于新的秩序产生了一定的认知。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诞生，并且领导人民回应了现代逻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初期，计划经济存在其特定历史使命与先天优势，能够维持稳定、高效、规模化大生产，党领导人民对生产资料统一调配，计划生产和分拨。我们从基本生活资料几近一无所有、辛苦经营、筚路蓝缕，逐步走向了基本满足温饱的状况。

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历史的新天地，在顺应市场和全球化经营的趋势中，我们依循“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论，认清了市场洪流毕竟不同于“糖衣炮弹”，我们的开放市场是建立在完全主体性的基础之上的，而非采取被动、受支配的客体参与者心态。

任何文字都无法勾勒出市场畅通之力量。中国正是在开放市场的浪潮中，激流勇进，取得了长足发展和社会持续繁荣。从最初“姓资姓社”的讨论看出：一方面，政府作为治理主体对于开放市场这一抉择审慎对待，站在对历史、国家和人民充分负责任的立场，展现出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的态度。另一方面，人民对于政府的不明朗态度手足无措，以凤阳县“小岗村”试点为例，当时便出现了极为强烈的反对力量。我们害怕市场这种坚不可摧的力量将既有的文明付之一炬，只有通过长时段地仔细检视，确保其安全性后我们方能作出决策。

二、现代规则：抗拒到认同的一般流态

（一）他国脉络细考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细考他国经验与国际历史进程，能够让我们对现代性的选择多一些认知和把握。

从对待市场这种“新生”的态度，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判断：历史地看，充分融入市场是明智的以及必然的选择。回溯到改革开放政策实施的初期，对于那时当下行动者来说，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亦或具体到每个社会成员身上，他们均会陷入一种二分对立的态度——新鲜但属异类，既爱又恨，怀疑且确信，抗拒却选择接纳。

我们不妨把中国在面对全新的全球化这一过程中发出的动作暂且悬置，将目光投射到世界其他国家及地区。纵观以西方为先导的全球化浪潮，这一进程可谓是传统与现代的“揉搓”。

基督新教起先排斥娱乐（fun）精神，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大致将其原因归结为崇尚勤劳（industrious）、宗教制欲主义（religious asceticism）等［2］。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美国作为现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确迎合了市场、不断制造出大量的创新产品，并作为市场流动的火车头、发动机，但其嘉年华（carnival）作为表征的娱乐文化（popular cul－ture）之精神也席卷了全球［3］。这似乎与资本主义之先天精神相向而行。

不仅如此，随着女权主义者的倡导和男女平等思想在全球范围内的延伸和实践，妇女不断从家庭中得到解放。及至进入工作岗位后，同男人一样，妇女的劳动作为商品同样被纳入计价交换的范畴。这一趋势一发而不可收，市场冲破国界和疆域，将越来越多的妇女收编进来，蚕食了原有的家庭。

而这一进程，通常是伊斯兰世界完全无法接受的。世界格局在变幻，而一些阿拉伯国家却能够固守原有的秩序，这种“主体化”的方式，作为一种极为特殊历史选择和文明形态，其缘由有待细考。

但如若抛却此种偶发性事件，劳动商品化等市场逻辑已经迈进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在新兴文化或异质性文化的冲击下，例如，市场介入国家主体的时刻，文化抗拒（counter-culture）固然时有发生，但无论哪个国家，由初期时有抗拒到逐渐被同化、进而产生主体认同（self-identity）的脉络几近相同。

（二）本土“新轨”意涵

在全球化背景下，各个地域社会中这一普遍（universal）的发生过程大致可以概括为，从一开始的市场发端、介入到稳定性的市场嵌入、有机共生的演进，社会肌理明晰可见。由此，社会之背景逻辑沿袭了由单一内生型到多元外发型的转化。“介入”之主体是市场，客体是民族国家和人们的生活世界；而“嵌入”这一“社会事实”，往往并非市场一元主导，而是经由人们选择、加工和改造后衍生的本土化产物，同样也是多样具有流动性的集成，客体与主体实时反馈、不断互构。此一“主体化”建构和养成之过程，在中国场域内的产物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由此可以看出，在市场由“介入”到“嵌入”的演变中，以“政治依附性”作为显著特色的儒家文化场域，与传统逻辑对抗、脱钩、决裂，出现了自反现代性的特点。同时采纳、整合现代市场规则，形成了带有鲜明特质的中国当代“市场—社会”二元统一的经济面向与秩序。

在市场经济浪潮中，人们拼命寻求效率至上的价值，个体（individual）主体性色彩浓厚，社会呈现原子化状态；以往的集体主义被搁置于社会角落，主流文化通常也都披上了市场的外衣，包括伦理问题在内的社会价值观多少沾染了商品化的色彩；传统地缘关系中的“乡土社会”与“差序格局”［4］也被赋予了极度理性的现代性意涵。

以业缘关系为代表，以往“熟人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边界模糊不清，而现代市场促成了人们工作场所“离土不离乡”向“离土又离乡”的实质性转变［5］，且人与职位的分离，很容易使处在分工极度精细化中的劳动群体与社会断裂，以往社会的整合方式发生了裂变。

“旧轨已破，新轨未立”在社会各个层面时有发生，在社会剧烈转型期，人们容易陷入行为失范。

（三）国际力量共生、互构交错

从日本的随身听（Walkman）、角色扮演（cosplay），韩国的电视剧“大长今”、歌曲“江南style”，台湾的台中奶茶等文化产品火遍全球可以发现，商品已然不单纯具有其消费的价值，更多地是其中的文化要素背后的创造力和内涵。

紧随美国好莱坞（Hollywood）电影的潮流，印度成功创造出了其自身的宝莱坞（Bollywood）的电影文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通过卫星向有线电视网和卫星电视用户提供全天候新闻节目的机媒体构，意图将美国观点打造成为世界新闻（global news）；法国等欧洲国家对美式文化“拥抱”前后，对其爱恨交织，也都纷纷打造自主性的文化品牌；不仅如此，除欧洲以外，东亚等各国各地区也作出了回应。［6］

冷战结束后，多方制衡成为转旋律，美式承平时代不复存在，因此任何一方的文化霸权为引导的状态都难以再现，均质化、同质化的文化形态也已经过时。但不得不引起我们警惕的是，在美国大地上，从1870年美国式房屋（American House）引发的时尚潮流，到1920年汽车的发明，1940年工业化程度很高的现代生活，再到1990年以后美国发展虽有所放缓，但其美国文化中赞成、鼓励“异类”“怪咖”等出现的精神一以贯之［7］。

在美国崭露头角的伟大人物，如被誉为“现代建筑的最后大师”的美籍华人贝聿铭，“苹果教父”乔布斯，对电、磁发展产生巨大推动作用发明家的特斯拉等人，都在美国这种尊重个性和天赋（talent）的土地上，得以对人类知识体系和发展作出贡献。

（四）当代中国的自适应与新秩序

市场的力量在流动，地方性的文化为象征的生产力形塑着世界性的现代化，这是一种多维度的权力集合。当今世界，中国、印度、东南亚、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实力、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同以往发达国家走过的路一样，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式现代化国家在迈入现代化轨道的路途上风光无限却伴随着重重困难，悲喜交加。

以出境旅行为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利用现代空中客车在全球各地旅行的多是欧美白人，而近年来，我国作为出境游客的第一大贡献国，在2015年全年出境游人次已达1.2亿［8］。

在出境旅行的过程中，不文明行为时有发生甚至时常被笑话，媒体也做一些正面性的引导，以期减少“传统”与“现代”对话过程中的冲撞。与此同时，遍布全球的麦当劳的开张，就意味着传统产业结构的“倒逼式”转型；黄宗智教授所指出的经济“内卷化”［9］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大规模的机械化智能化生产，以及与之配套的上下游产业链和产业集群。

这些剧烈社会变迁背后隐喻的社会运行逻辑同样在翻转。市场转型过程中，生产力大幅提高，人力的边际效益持续递减，这就意味着人被机器取代，淹没在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的洪流中。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及时回应现代化进程，就必须忍痛割腕，切割部分利益群体，国企改制、部分工人下岗只是现代化市场规则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三、治理话语创新与身体实践再造

（一）单位、集体到市场、个人

在流动的市场和稳定的中国这二者共生发展的结构中，我们必须始终清晰地认识到：市场作为整合现代发展发式的“场域”，有着其先天的先进性。同时，我国地域社会特色鲜明，自古至今，五千年华夏文明形态流变充斥着国人智慧的结晶。唯有把好市场之脉搏，方能乘势而上，做好传统与现代的无缝交接。

仍以国企改制中的下岗工人为例，作为独立行动者个体，如若仍旧停留在国家保障的运行思路中，以满足温饱、小康生活为目的，此乃个人之主观选择，于个人而言并无可议之处。但若将这种结构性制度放在社会主义国家长久发展的高度进行考量，机构人员繁冗、责任分工颇具行政化色彩，这是不利于国家整体向现代化迈进的。

对于市场中的劳动者来说，这种正向的“逼迫”反倒是可以促进个人专业化技能的提升。与传统的人力切割，利用先进技术提高个人在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通过改进劳动的思路，与时俱进，不仅可以满足基本的生产生活，同样也在无形中为国家创新式发展赢得了一片空间。

无论如何，行动者在社会上谋取基本生活资料是个人所需，但若能够自觉站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角度，抛却个人之“惯习”，不断学习与进步，牺牲传统、迈向现代市场，这对于现代民族国家之崛起都是“星星之火”。在这种现代结构与机制中，国家与个人具有不可分离的张力。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需要每一个生产者独具对市场的敏锐嗅觉和主动出击，一味依赖国家而忽略市场规律，只能适得其反，坐以待毙。

（二）现代性后果与结构继替

田毅鹏教授曾指出，在面向市场挑战的过程中，社会运行体制从“整合控制”切换到“协同参与”，昔日由单位组织承载的社会公共性将不可避免走向萎缩，进而使单位社会走向终结。但这也将会导致中国社会原子化动向和转型时期社会联结之中断错乱［10］。

在新兴市场和乡土中国固有生态循环之交错对话中，“国家—个人”脉络得以明晰；在现代与传统撕裂与碰撞中，秩序仍然处于流动之状态，“市场—个人”成为了另一条隐线。只有将国家、市场与个人放置于同一场域中来考量，方能理解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与中国场域独特的整合模式、治理方式。

在这种与现代化对话的机制中，人的反抗在所难免，但同样也是无比脆弱的。当人们在这种社会纹理摸索时，唯一的答案就是顺势而上，否则将要承受与社会断裂的风险。而这种风险不仅仅停留在物质世界层面，在精神层次上人们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大的。

从本质上讲，不仅市场中的适龄劳动者个体被拢合进入全球体系，甚至于连古时“皇权不下郡县”的农村老年人这类边缘性群体也被市场吸引力所整合。

（三）共同体危机与自我认同重生

笔者在浙江四地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农村地地村落过疏化现象严重，在只有“老人、孩子和狗”的村落社区，市场活力与“社会性”缺位。面对此种情境，不少老年人自发形成“劳动小组”，主动承接、迎合城市中剩余的劳动力市场，在村落中形成了“套笔组装”“酿酒酵母生产”等城市下游产业［11］。

固然劳动可以满足基本自给自足的经济需求，但农村老年人在这一参与群体劳作的实践中，敞开心扉，“有说有笑”，精神性满足远大于物质层面。正是在主动自发式、“市场型”模式的整合中，社会团结得以再生，重回“社会性”多了一种现实可能。

基于此，景天魁教授提出，以时间交叠、空间压缩、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以及多元社会思潮的冲击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情境”映射出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而建立在实践层面的社会治理对策与基本逻辑，则是对中国当代社会复杂性的回应［12］。

社会规范（socialnorms）的多重维度特点决定了社会整合与良性运行之繁复性。在笔者看来，社会治理作为一种结构性工程和制度化体系，与一系列的社会设置始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形塑的动态作用关系，概其不能脱离法律（law）、民德（mores）、民俗（folkway）等话语而空谈。

市场的流动性，正如画家作画所追求的“时尚”，画中人的帽子高之再高，到当下偏要降低；画中人的袖子宽之又宽，一旦到我作画的时候，偏偏却会取之偏窄。正如历史常态中的潮流一样，我们永远无法抓住时尚本身。西方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将此种“时尚”定义为“流动的现代性”，是不稳定可靠的和易受影响的敏感的世界［13］。

四、市场逻辑、中国模式与社会治理的展望和应用

（一）关于社会整合：中国地域社会团结的隐喻及新样态

时下微信朋友圈充斥着大量的自拍以及团体自拍，这不仅说明了在“原子化”情境中，人们追求刻意的个性化表达，其背后却更加深刻地流露出当前国人内心深处的不安与孤单。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指出，共同体是结合的本质意志的主体，社会是结合的选择意志的主体［14］。

在笔者看来，中国“共同体”只有融入“社会”方能展示其独特的魅力。那么，既然社会是经由个体意志选择而产生的结构，其出现就必须伴随着个体利益的折衷。社会作为集体契约达成的后果，也一定存在着内生的张力。

因此，在中国社会，话语逻辑是十分繁杂的，并非因为单纯市场的“嵌入”而呈现极其明细的纹理。这一复合性的规则同样带有结构性、制度性规范的集合体。社会团结的维护并非一日之功所能及，在不同地域社会文化碰撞、交流与融合中，新的文化特质逐渐凸显，即文化的多元复合性［15］。

与共同体精神共存，市场逻辑的切入带来的是人们互动方式的转变。默顿指出，任何一项技术贡献都交织在累积形式的后果之中，其中有些后果谁也不曾希望它发生，但对它的发生又都有责任。［16］从中可以看出，技术主义确实能够带来一些正向或负向的作用，只不过它的实际效用不在于当下明显的贡献和进步，而是对社会成员或社会团结的影响。

由此可以想象，在中国当下主流与边缘群体共同构成的社会有机体内，每个人都明确知悉相互间的“责任”与作用。市场并不会带来共同体的消解，而是会催生出新形式的社会团结。笔者认为，集体无意识的发生与社会运行并不是二律背反，同样在理性、自由与差异化选择的面向中，我们可以很好地穿梭于“公”“私”之间。

（二）关于社会治理：“个性”“共性”双驱和创新发展回应

社会创新（socialinnovation）的发生机制是复杂而又具体的，通过上文对美国社会创新的梳理不难发现，自由、开放、包容的市场氛围应当都是常新发展的必要元素。

除此之外，不可否认的是，单一维度中的、内生的闭门造车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步，而长足的发展通常要仰赖于外向的、互通有无的交流机制。不仅要迎合国际市场的需要，在国内公共领域的引导和培育层面，也要做好更为基础的工作。

哈贝马斯曾经论述过公共领域政治功能的转型，其援引报刊业从私人通信系统的发展逐渐迈向市场，说明了作为公共性功能的宣传广告，能够令其自身从私人的新闻写作演变为大众传媒的公共服务［17］。

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了在中国发展进程中，开放与宽松的市场环境能够促进民间话语沟通，而畅通的公共空间势必也会加速市场发育的进程。因此，健康的公共空间离不开市场的开放，同时有秩序的市场运作机制也作为创新发展的外部环境。

但是，值得注意的关键问题是，秩序井然的市场机制如何才能得到健康发展和保障？公共空间的开放与自由带来的后果之一，往往是个人化、个人主义的盛行。例如，“扶与不扶”这个问题就在现代市场和传统伦理间陷入了二难境地。但培育公共话语这一面向本身，与民间“高手”对话对决、领路创新并行不悖，只不过政府如何作出复合现代方式和操作化路径的引导与回应，还需高较高敏感度的拿捏与掌控。

结语

通过对历史脉络、国际经验和中国实践的展开梳理，我们不难发现，目前我们所因循的文化传统、市场轨迹以及面临的全球化背景都是极其复杂的，难以用简单的语汇描摹全貌。

在公与私、共性与个性的对话中，笔者从社会文化层面切入，欲求寻找出市场规则视阈下，中国场域中多维度秩序重构的作用方式、铺陈脉络，以及“市场—社会”二元架构中的互构与反馈机制。

［1］杨善华，孙飞宇.“社会底蕴”:田野经验与思考［J］.社会，2015（1）:74-91.

［2］Weber M.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M］.Roxbury Pub.，1998，155-183.

［3］Wagnleitner R.The Empire of the Fun，or Talkin’Soviet Union Blues:The Sound of Freedom and US Cultural Hegemony in Europe ［J］.Diplomatic History，1999（3）:499-524.

［4］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25-34.

［5］王春光.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及问题的社会学分析［J］.青年探索，2010（3）:5-15.

［6］Ellwood D.The shock of America: Europe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century ［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443-519.

［7］Gordon R J.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The US Standard of Living since the Civil War［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6:533-640.

［8］2015年中国出境游人次和消费居世界之首［EB/OL］.（2016-01-29）.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6/01-29/7738845.shtml.

［9］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57-183.

［10］田毅鹏，吕方.单位社会的终结及其社会风险［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6）:17-23.

［11］门豪.“类高效城市”运作的现实可能性观察［J］.重庆社会科学，2016（1）：56-61.

［12］景天魁，高和荣.探索复杂社会的治理之道：中国社会治理的情境、逻辑与策略［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01:75-82.

［13］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203-259.

［14］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55.

［15］邴正.跨文化传播中的多元复合性［J］.社会科学战线，2015（7）:16-20.

［16］默顿心.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723-735.

［17］马尔库塞.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218-266.

（作者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

C916

A

1004-700X（2016）04-005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