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鸣

日本文化的生成及中国文化对其之影响——评内藤湖南《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

李一鸣

思考日本文化的来源，不能局限于以日本为中心，而应当放到东亚文化当中来考察。日本文化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其他国家文化的力量，逐渐凝集起来，最终形成了日本文化。而在历史上，中国文化对于日本文化、制度、文学艺术等的生成与发展都曾产生过较为深远和持续的影响。

内藤湖南；日本历史；日本文化；中国文化

自古以来，中国与东邻日本一衣带水，隔海相望，长期保持着较为密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往来。诸如日本的“遣唐使”、中国的鉴真和尚等都曾是两国经济文化交往的重要使者。特别是两国之间比较深入的文化交流，时至今日仍然能从保存在两国的传统文化、文化遗迹、生活习俗等中可以窥见一斑。暂且撇开中日在近代历史上的纠葛，单单从文化渊源与文化相互影响的视角来看，其中毋容置疑的一点是，在历史上中国文化对于日本文化的生成与发展，曾产生过较为持久和深远的影响。不管是中国学者，还是日本学者，都能正确地认识到这一点。其中就包括日本学者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1866—1934），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出生于日本秋田县鹿角郡的一个武士家庭。内藤湖南毕业于秋田师范专科学校，早年曾担任小学教员，后前往东京、大阪等城市，先后担任《朝日新闻》《万朝日报》等报刊的记者、编辑和评论员。后受聘为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教职人员，主持“东洋史学”第一讲座达20年之久，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其绝大部分著述收入日本筑摩书房出版的十四卷本《内藤湖南全集》。20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刘克申翻译的《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其中收录了内藤湖南谈论日本历史与文化的论文计30篇，内容丰富，许多观点发人深省，“读者尽可以在历史的重温中感受文化，在文化的阅读中感知历史，从不同层面上获取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的知识”［1］iii-xx。

一、何谓日本文化

首先在内藤湖南看来，所谓“文化”，“是以国民整体的知识、道德、兴趣为基础建立起来的”［1］1，但是作为文化基础的知识、道德和兴趣等并不一定就必然应该带有民众性。因为民众所带有一定偏向的认识和常识，往往会因为具有以自我为中心的认同而偏离实际，或者是使得他们对于伪造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难以辨别。比如在明治时代初期，在大分县曾经有人宣称是发现了以神代文字（即早于日本神武天皇即位的神话时代的文字）记载的书，将其名之为《上记》，并翻译出版。其中把神话时代拉长了几十代，并以编年体一一杜撰了记载。令内藤颇觉遗憾的是仍然有人“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竟然如此盲目”［1］2。而目前学术界绝大部分学者也都一致认为，所谓神代文字只不过是后人伪造的。

内藤认识到，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其国民都有所谓的国家自豪感，在这种国家自豪感的支撑下，往往会以为本国自发性文化占有相当的比重，但这只是一种完全没有道理的谬想。而具体到日本文化的起源问题上，也存在着与此相同的谬想，即：“很多日本人有一种倾向，至今还动辄就肯定日本文化其本身的最初存在，以图解释其对外国文化进行了不断选择、同化，才实现了今日的发展。”［1］3时至如今，还有一种非常盛行的观点是：“日本以本国文化为基础，最初就具有对外国文化加以选择的能力。”［1］3就是说在接受外来的他国文化之前，就已经有日本文化存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只不过是用本国的文化来选择、融合、同化他国的文化，借以丰富日本文化。

在内藤看来，思考和看待日本文化的生成，很多人都会以自我、以日本为中心来考虑；但是如果摆脱以日本为中心，从东亚整体来考虑，甚至是从整个亚洲、世界整体来考虑的话，就不难理解日本文化的起源在哪里，日本文化又是经历了怎样的过程而形成的了。因此，他明确提出：“东亚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以中国为中心。”［1］10而日本文化的形成过程，大概可以运用这样两个比喻来形容：一个是如同植物的生长，从一颗种子，得到养分之后慢慢发芽，逐渐成长；另外一个是如同制作豆腐一样，最初只有形成豆腐的成分，却没有豆腐的形状，在加入了盐卤之后，慢慢凝集而成为豆腐。日本文化的形成过程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形式，这一问题显得非常复杂。但内藤更加倾向于认同后一种形成过程，他认为：“在日本，并没有文化的种子，而只有可以形成文化的成分，借助其他国家文化的力量，逐渐凝集起来，最终形成了所谓日本文化的这个形状。”［1］10

二、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之影响

日本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从哪里受益最多呢？内藤湖南并不讳言中国文化在日本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为“日本采纳中国文化，并依赖它获得进步发展，在这一点上，一般没有异议”［1］3。日本依赖中国文化来形成自己的文化，经历了较为漫长的过程，其政治社会的进步是一点一点逐步完成的。

内藤以忠孝为例说明，虽然忠孝这一现象在日本古已有之，但是仍然借用中国的名称来予以解释。又如铜铎、古镜等也是由中国的铜器演变而来，因为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的青铜器物已经非常发达，日本的铜铎经过当地的土著民族加以变形的时期应当在公元纪元以前。内藤关于中国文化影响日本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理解和认识，还印证在地理路径上，即这种影响经由朝鲜半岛而最终至于日本本土。“日本民族的一部分居住在朝鲜南部，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器物不断加以改良，使其日本化，最后是在日本内地完成了更大的变化。”［1］5

不仅如此，内藤还意识到：“要了解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必须首先从制度方面考察。”［1］75在平安时代，日本实行的完全是唐朝的制度，大学制度也是模仿唐朝。如在唐朝是国子监掌管大学，在日本则是大学寮掌管。在当时，日本的教学科目主要有明经道、纪传道、明法道、算道、音道等。其中明经道研究的是“九经”，即“三经”“三传”“三礼”，“三经”为《诗经》《书经》《易经》，“三传”为《公羊传》《谷梁传》《左传》，“三礼”为《周礼》《仪礼》《礼记》；纪传道研究的是《史记》《汉书》《后汉书》，纪传道研究既是史学，也是文学；音道是字音学，这也是日本向中国派遣唐使留学生所必须的学习科目。

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之影响，还突出地体现在生活在平安时代前期的僧人弘法大师（774—835）这一文学艺术大家身上。弘法大师所编《文镜秘府论》正是“为当时写汉文作汉诗的人写的一部有关其规则的著作”［1］57，即是说是为了了解和学习写作唐诗，对唐代诗人、学者的诗论观点进行汇编成书以便学习参考。现在看来，《文镜秘府论》不仅是中国文化影响日本文化的一个鲜活的证据，而且也是现在了解唐代文学与文化的重要材料，因为“对于以往的事情，许多其他地方无法得到的材料，通过这部书可以得到，从而进行研究”［1］69。同时，基于对弘法大师书法艺术的分析，内藤注意到中国书法艺术对日本书法艺术风格的影响。他认为：“从《古写经》等的笔迹来看，早在弘法大师之前，六朝至唐初的书风就已传入日本并产生相当大的影响。”［1］73初唐书风在奈良时期就已经传入日本，这种书风传布日本，影响益盛，并最终导致了弘法大师书风的异军突起。总而言之，弘法大师的书风后来成为日本历代书风之祖，而另一方面也可以显出日本继承了唐以后的正统书风。

三、文化中心的转移

与日本文化在中国文化影响下形成和发展的观点相关的是，内藤湖南持有一种文化中心转移的观点。他以为文化的中心是不断移动的，“东亚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以中国为中心”，“文化最早在黄河沿岸一带萌芽，然后向西或向南发展，再逐渐转向东北方面，最终到达日本”，“这种影响最后波及日本，日本也就形成了今日的文化”［1］10－11。

所以，在内藤看来，日本今日之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是文化中心转移的结果。而日本文化汇集中国以及西方优秀文化而生成自身独具价值之文化，又开始逆向影响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包括中国文化，这是文化影响的交互性。正如内藤所指出的：“与传播到各地的文化逐渐向中国的中心逆向发展一样，现在日本对着中国的文化逆向发展也已经出现，这正是日本文化在东亚的真正价值。随着它的传播，日本文化的真正价值也逐渐体现出来。”［1］12

结语

总而言之，内藤湖南关于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观点以及中国文化对其之影响，总体上是客观公正而且是实事求是的。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他将中国文化影响日本文化的具体路径局限为通过朝鲜半岛而至日本，以及文化中心转移至日本而逆向开始影响中国及其他地区，这不无存有机械、生硬而且片面之嫌疑。因为随着对于海上丝绸之路认识的日益深入，中日之间经济社会文化的交流和交往是多层次和丰富的，而且文化的互相交流和影响，与文化中心的转移本来就存在着一定的必然性。退一步说，即使是非中心的文化也可以对中心文化形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而未必非等到成长为中心文化的时候。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兴起，与其说是中国文化中心的转移，或者以为是日本文化中心取代中国文化中心，不如说是多元文化的兴起，即东亚文化共同繁荣的结果。

［1］内藤湖南.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M］.刘克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作者系中共海南省委党校副研究员、海南师范大学博士生）

G1313

A

1004-700X（2016）04-0071-03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海南妈祖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关系研究”（项目编号：HNSK〔QN〕15-9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