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艾丽斯·布里顿译/由 元



当代外国文学

想象力的回归

〔加拿大〕艾丽斯·布里顿译/由 元

过去十年左右，想象力这三个字又从被放逐中请了回来，堂堂正正地走入学者们的语汇。如同其久已蒙羞的姊妹，同情、移情、美、人道主义、世界主义和普世主义，想象力被豁免了一个个莫须有的罪名，同时又承接了一个个社会的和政治的功能。早在一九九四年，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就曾强烈呼吁进行世界主义教育，在孩子身上培养他们“识别并回应人性的能力，不要顾及民族、宗教，乃至家庭的说教”，共同建设一个社会，这个社会“鼓励我们借助想象力跳入他人的生活”。*Martha Nussbaum，“Reply，”For Love of Country：Debating the Limits of Patriotism，ed.Joshua Cohen，Boston：Beacon，1996，pp.131-32.努斯鲍姆在《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一文中概括性地提出了她的世界主义教育理念(见For Love of Country，第2-17页)。十几位著名学者撰文评论努斯鲍姆开创性的文章《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Patriotism and Cosmopolitanism)，其中多数不同意她的主张，依据是她过高地估计了人类希望走入陌生人生活的意愿，更不用说为素不相识的他们承担责任。*学者们的文章已收入《为了爱国》(For Love of Country)。不过，等到新世纪走过三五年之后，世界主义变成了后殖民研究的关键词，想象力亦复如此。吉尔罗伊(Paul Gikroy)的《帝国之后：忧郁症或轻松的文化？》(After Empire：Melancholia or Convivial Culture?)(二〇〇四)、萨义德(Edward Said)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的批评》(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二〇〇四)、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的《身份伦理学》(The Ethics of Identity)(二〇〇五)和《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的伦理学》(Cosmopolitanism：Ethics in a World of Strangers)(二〇〇六)，无不希望找回知性的尊严和真实世界的政治能量，使人们能够想象他人的生活与思维，比如，每次我们与陌生人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