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维东

民国文学到底研究什么？——关于“民国文学”研究的三个误解

文/周维东

要说明“民国文学”研究的内容，有三组关系亟须清理：（一）“民国文学”与当前其他民国文化现象的关系；（二）“民国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三）“民国文学”与“重写文学史”的关系。透过这三组关系，“民国文学”研究的目的、意义和史学逻辑可以自然呈现，而关于“民国文学”不必要的误解也可以得到澄清。

当前文化中的三个“民国”

在“民国文学”受到关注的时候，大众文化中也出现了“民国热”，形成学术研究与大众文化交相呼应的假象；而在“民国文学”提出之前，学术圈内“民国史”研究已初具规模，也让人感觉似乎“民国文学”是“民国史”研究的一个分支。“民国文学”与此二者之间绝非全无瓜葛，但总体来说三者彼此独立。就当前“民国文化”现象之“民国”的内涵而言，实际上包含了三个不同的“民国”。

第一个“民国”，是“想象的民国”，即大众文化中存在的“民国”。将大众文化中的“民国”称为“想象的民国”，是因为这个“民国”无须史实准确，只需撷取民国文化中的一些碎片就可以创造出某种“民国景观”。想象民国的基础不是怀念历史上的民国，而是满足当下的某种文化需求，它的本质是一种文化创造。譬如陈丹青提出的“民国范”，呼应了当代中国人的“无根”焦虑，当下社会知识、信息更新频繁，却难有一种能内化到人的生命当中。也因为此，民国人物残留的士人传统，混合刚刚萌发的现代气质，具有格外的吸引力。

第二个“民国”，是“政治实体的民国”，主要出现在“民国史”研究当中。“民国史”的出现，针对了传统意义上的“中国近现代史”——其本质是“党史”研究。作为一种历史视角，“党史”无可厚非，但由于其过于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致使历史上的“民国”缺少完整形象。固然，中国共产党在近现代史上功勋卓著，但“民国”作为1912-1949年间中国的合法称谓，也是不争事实，研究“民国”的历史，在有为前朝修史传统的中国，不仅有据可依也有其不可或缺的价值。有别于“党史”研究，“民国史”研究的中心对象是中国大陆曾经存在的“中华民国”，该历史时空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方面面都是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三个“民国”，是“民国文学”研究所关注的“民国”，它可以概括为“文化共同体的民国”。其所针对的是多年来经由“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而建构起来的历史秩序，如“新文学/旧文学”“现代/传统”“严肃/通俗”等知识序列，以及其下形成的审美定势和历史偏好。因此，“民国文学”研究的目标不是为某种文学“翻案”，而是“重估一切价值”，在民国框架下重新审视各种文化、文学间的联系与争执，重建历史理性。民国文化的迷人之处在于其“混乱”和“嘈杂”，在并不漫长的历史时空中，不同声音汇聚在一起形成众声喧哗的效果。然而喧哗并不浮躁，现代中国的所有创见都能在这种喧哗中找到依据；关于中国未来的种种探究也可以在其中受到启示。民国文化生态是中国近代文化“大爆炸”的一个标本，它如何形成、有怎样的内在规律以及创造了怎样的文化价值是“民国文学”着重研究的内容。过去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过于强调历史的变革性，人为地在历史中建构一系列对立和冲突，民国文化生态的价值反而没有被充分挖掘，其不足反映在当代文化之中便是知识界在面对历史基本问题时的割裂和对立，如当代文化中的“左/右”之争，根本是由于历史认知的肤浅和偏狭。如果学界在认知近代历史时，避免“进步/落后”“新/旧”等类似观念预设，“左”与“右”完全可以在历史中得到和解。

理清当前文化中的“三个民国”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误解。譬如，认为当前大众文化中的“民国热”是为曾经的国民党政权招魂，实际就混淆了“想象的民国”与“政治实体的民国”，大众文化完全按照大众的情绪流动，“民国热”仅仅反映了当下的某种怀旧情绪，与国民党、蒋政府并无多大关联。而认为“民国文学”就是研究“国民党文学”，实际是忽略了民国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意义，以“共和国文学”的经验取代了民国的史实。至于认为“民国文学”研究的目的是美化民国，这就将学术研究与大众文化混为一谈，如此认识缺乏学术研究的基本常识。凡此种种，形成的原因有时是大众文化混淆视听，明明是穿凿附会却做出一副有根据的样子以冒充学术研究；有时则是学术研究者自身受到大众文化的影响而制造噱头。但究其本源，三个“民国”泾渭分明，不难辨别。

回到历史的方法:“民国文学”与“现代性”问题

“民国文学”这一说法给人最直观的感觉，似乎是在有意针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代”。这也很容易引起的担忧，便是“现代”是否可以轻易被抛弃——这其中已隐含有批评的意味。

与西方的“Modern”或“Modernity”相比，“现代”一词在中国与政治有更复杂的联系。1949年后所编纂的“新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从被要求“运用新观点，新方法”，以便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相匹配。在此背景下出现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被后来学者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1961年国家开始筹编新的新文学史，几经周折后才于1979年、1980年陆续出版，这便是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唐编文学史在立项之初使用何名现无史料可究，但仅就其出版后的定名而言，也可认为从“新文学史”改为“现代文学史”是国家认可的结果，其后用“现代文学”来指称历史上的“新文学”便成为学界惯例。相较于“新文学”，“现代文学”这一称谓更加中性、且与西方学术话语接轨，但当“现代文学”仅仅指称“新文学”一脉，则历史的丰富性被简化，与此同时政治的意味开始进入到历史叙事当中。简言之，“现代”是中国政治修辞的一个部分。

20世纪80年代，随着“重写文学史”运动的出现，文学史整体视野、文学评价的标准都潜移默化发生了改变，这种行为是重新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然而，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视野、新方法层出不穷，但鲜有成果对“现代文学”特指“新文学”的格局提出质疑，学者们只是为“现代”赋予新的内涵。这也为90年代出现的“现代性”讨论的混乱埋下了伏笔。当“现代文学”特指“新文学”的格局没有发生改变，无论将“现代”视为“革命”——或是“启蒙”，都无法改变其被人为建构的事实，换言之，如果失去政治外力的推动，两种“现代”内涵都缺乏合法性（legitimacy）基础。

结合“现代”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接受史，其权威地位的获得依赖于“超凡魅力”的基础，因为是中国当代政治话语体系中的一部分，“现代”具有了超越其他术语的权威性。但“改革开放”打破了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连续性，虽然“现代”的地位并没有发生改变，其内涵却出现了巨大变动，这无疑大大损坏了“超凡魅力”的基础。90年代“现代性”讨论的根本，是知识界对“现代”内涵的公开讨论，其本质是“现代”被剥夺了“政治寓言”的功能。当然剥夺它的不是知识分子的理论自觉，而是当局的有意之举。这种举措表面是因为“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但其内核则是“摸着石头过河”进入实践环节后的必然现象，意味着中国80年代之前的有着确定发展模式的道路告一段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有着政治寓言作用的“现代”曾经所起到的凝聚人心的功能逐渐丧失，而传统文化的感召力和抚慰效果则更有意义。

“现代”失去政治功能之后，“现代性”大讨论本可以形成知识分子对“现代”的重新认同，但由于缺少理论自觉和积累，这次关于“现代性”的大讨论并没有达成共识。在“现代性”讨论中，知识分子的心态和立场极其复杂，讨论也失去理性的基础：有人抱着自我检讨的心态对其进行政治反思；有人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表示深深怀疑；有的则直接以西方理论对现代史进行重新建构……凡此种种，都说明“现代”在中国的“无根”状态，要重新获得整合学科和知识分子的功能，“现代”需要一个被重新认同的过程。

对“现代”重新认同的唯一办法是走进历史，重建历史理性。今天，对“现代”依然抱有深厚感情的人，多数是80年代启蒙思潮的倡导者或者拥趸，他们希望借助“现代”的旗帜继续践行启蒙的历程。但在80年代语境中生长出的启蒙思潮并不具有完整的启蒙精神，特别是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具有明显非理性的特质。譬如，持80年代启蒙思想的学者多数拒绝旧体诗词、非新文学作品进入现代文学史，目的是体现“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这种建立在文学史霸权之上的立场，不是一种开放的心态，自然难以获得知识分子的普遍认同。与旧体诗词相类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诸如“国民党文学”、抗日战争期间的“正面战场文学”、日本侵华期间的“汉奸文学”等，因为政治原因没有为学界充分了解；而文言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等则因为“现代”观念的狭隘，也没有为学界充分研究。由此造成中国现代文学总体视野并不开阔，很难完成令人信服的“现代”认同。

以“民国文学”替代“现代文学”，不是要抛弃“现代”，而是为了消除“现代”分裂后形成的各种偏见和争执，重建历史理性。关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从西方来到东方已经发生了本质的转变：在西方，“现代性”研究从来就是历史研究，无论其探讨的问题多么理论化，但基本依据必然是历史；而在中国，“现代性”成为一种观念，相关讨论常常变成观念之争，这其实是中国学术在这一领域尚未发展成熟的表现。“现代性”讨论的根本应该是对“‘现代’是什么”的追问，其本质是历史反思，而不是理念推广，世界上并没有亘古不变的现代性标准。

文学史研究的“升维”:“民国文学”与“重写文学史”

理清“民国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实际也间接地说明了“民国文学”与“重写文学史”的关系。作为一个历史概念，“重写文学史”最初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一批上海学者针对极“左”思潮下文学史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为重建文学史研究新秩序而提出的一个口号。80年代之后，学界关于文学史问题的讨论并没有停歇，对此学界常用“重写文学史”来概括，不过此时“重写文学史”仅指关于文学史问题的讨论。

“民国文学”与“重写文学史”的根本差别，可从“重写”二字说开去。“重写文学史”的目标是文学史的“重写”，无论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还是体现“文学现代化”的理念，其最终目标都是建构一个具有本质特征的文学史叙事，“重写”的意义是对历史本质的不同认识，然而从今天的史学立场出发，历史很难抽象出某种本质，建构某种本质化的历史叙事，不过是植入了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由于缺乏历史理性作为基础，先入为主的文学史观念，在90年代伴随西方“后现代”理论的传播，变得无所适从。面对“多元”史观下生产的西方理论，研究者无从在历史经验中化解文学现象的内在冲突，从而造成文学史叙事的相互抵触，形成研究的死结和僵局。

“民国文学”研究的目标则非但不是文学史的“重写”，甚至主要还不是让一些过去被遮蔽的文学现象重见天日，其终极目标如前文所讲是重建历史理性。因此，“民国文学”再提出的最重要的意义，不是为建构一个更加完善的文学史，而是提供一种认知历史的视野和方法，也因此“民国文学”研究要求摆脱既有理论框架的窠臼，以更多元的方式进入历史以加深对历史的认知。譬如，在“民国文学”的视野中，“新文学”是否一定比“旧文学”现代，就不是仅靠语言或文体能够说明的问题，而需要具体的历史分析。其实，在过去的研究中已经出现了多元的声音，如王德威提出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江弱水提出的“古典诗的现代性”等，就对既有文学史格局提出了挑战；如果再往前追溯，甲寅派、学衡派、周作人等流派和学者，同样对“新文学”的“新”提出过不同看法，如何看待这些不同声音，学界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法和解释，这些遗留的问题正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对象。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在当下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多元“现代”标准与一元文学史叙述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些问题，仅仅抛弃不同的“现代”价值预设还不能实现，这就不能不说到“民国文学”的方法论意义。“民国文学”的命名方式决定了它是一种“空间”式的文学史认知视野，更关注在一个具体的文化空间内各种文化现象之间的联系，而不将事物的前后联系作为首要考察对象。譬如在“一元化”的文学史视野中，虽然也重视同一时期不同文学现象之间的联系，但为了文学史叙事的需要，普遍会将文学现象设定为“主流”和“支流”，尽管经过文学史“重写”，“主流”和“支流”的地位会发生调换，但这种文学史书写格局及相应的文学研究方法论并没有发生改变。“民国文学”研究不将文学现象的前后联系作为首要考察对象，相应也就打破了“一元化”文学史叙述，比如考察同一时期“新/旧”“严肃/通俗”“左翼/右翼”等相对文学现象之间的联系，就会打破既有文学史框架的秩序，这些曾被看作是截然对立的文化现象，在历史中并非完全剑拔弩张——至少比想象中的对立更多元。如此则一个开放性的文学史研究框架也就建立起来，它会将研究者引入历史的深处，捕捉历史的细节，进而深化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认知。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民国文学”研究的文学史观是从“一元”走向“多元”，从侧重“时间”维度转向侧重“空间”维度，进而实现重建历史理性的目标。就此而言，“民国文学”可说是文学史研究的“升维”之举。

结语

从“中国现代文学”到“民国文学”，文学史命名方式的改变，标志着学界对“现代”的认知向纵深推进。中国现代文学史既有秩序的形成，是一代代学者不断建构的结果，其主要目标是突出“新文学”在现代时期的价值和意义，进而对当代文学的走向产生影响。从最初的“中国新文学史”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的外延被压缩，因此有关其性质的讨论陷入了僵局。“民国文学”的意义，是恢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应有的广阔性，在更宏大的视野中重新审视“新”“旧”文学的价值，如此也必然带来文学史观及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变革。

“民国文学”研究所追求的多元历史认知方式，可以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讨论导入史学的正轨。目前学界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常常陷入“中/西”二元对立思维当中，要么过于强调“世界文学”的标准，要么过于强调“中国道路”的特殊性，从而将问题引入相对主义的泥淖。“民国文学”强调文学史的“空间”维度，目的是重建历史理性以使关于“现代性”问题的争论和分歧得到和解。“民国文学”的意义可以在具体的文学史研究中得到呈现，但其在文学史观和文学研究方法论上的革新意义也值得梳理，这样有利于澄清当下学界对它产生的种种误解。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摘自《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