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徐 榛 王 乐

女性主题与英雄主义的重新阐释——严歌苓新作《床畔》论析

［韩］徐 榛 王 乐

【内容提要】世界华文作家严歌苓坚持以女性主义视角，观察和书写女性的悲情命运，而且也将更多的视野投向女性的执拗所带来和显示的社会效应，在体现女性参与社会思辨的同时，也传达了她对女性社会定位的观察与思索。在严歌苓的小说中，男性几乎都是处于“失语”的状态之下，女性都具有比较明显的话语权，对“失语”的男性进行救赎，极具英雄主义的精神内涵。在《床畔》中，她也是毫不吝啬地将英雄主义的特质赋予护士万红，让她去完成对男性英雄的救赎，这种双向度的英雄书写可以说是非常新颖的。不仅如此，严歌苓没有仅仅对英雄主义本身进行弘扬，而通过女性从英雄主义跨向了人性关怀的高度。

严歌苓；《床畔》；英雄主义；女性主题；人性跨度

一

严歌苓作为旅美的华裔女作家，可以称得上是北美华文文学中最具实力、最具影响力的新移民作家之一。进行文学创作三十年，她的文学创作在数量和品质上，都可谓是硕果累累。严歌苓1958年出生，在部队当过文艺兵，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过文艺的熏陶，其年少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随后又当过战地记者，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而立之年才赴美留学，攻读过写作的最高学位硕士学位，在对英美文学进行系统学习的同时，她也扩大了文学创作的对象，不仅是对国内的形势和社会变革进行书写，也将国外的个人经历和人性认识等内容纳入创作范畴。有学者提出：“对严歌苓小说创作的划分以出国前后为分水岭，即出国前的小说多以军旅题材为主；而出国以后，由于国外环境相对宽松，因此严歌苓的小说多以“文革”和移民为背景进行文学创作。”①谢嘉沂：《严歌苓同性恋小说的创作研究》，重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页。这是一个比较宏观上的分类，也是相对比较容易标识的区分法。但是海外华文小说家在中国文学中所占的比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因此从国内对严歌苓小说的认知和接受度来看，相对于其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接受度还不是很高；反而，通过其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从多媒体开始关注严歌苓成为了一般读者了解和热爱严歌苓的途径。从而，严歌苓也才逐渐从小众的华文文学作家跨进了大众作家的行列。早期有《少女小渔》、《天浴》，近些年来广为人知的要数《金陵十三钗》和《陆犯焉识》这两部小说，都被拍成影视作品上映，引起强烈的反响。

“新移民文学在文化意义上说是一个漫长而潜化的意志过程，是一个有着千丝万缕的原乡文化情结进入新的文化土壤中的过程。”①谢嘉沂：《严歌苓同性恋小说的创作研究》，第357、358页。也就是说，新移民文学是在两种文化土壤的交替体验下完成的。参与到两种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文化实验主体自然会被套上两种文化身份，并在其中体验“本族”与“异族”之间不同的文化认知与文化价值的拷问，进而追问自己的主体性、民族性和文化身份。严歌苓出国之初的创作和一般的新移民文学一样，比较多关注的是书写在异乡下的文化体验和身份认知，但近年来她的创作开始转向，直接指向有关中国的故事——抗战题材、“文革”书写和土改体验等等。严歌苓曾说：“刚到美国，对西方事物处处感到新鲜，觉得都是写作的好题材，可是在美国住了十五年，再回头看大陆，却又觉得大陆生活很新鲜。”②田新彬：《人性的探勘者：严歌苓》，载澳大利亚新州华文作协《会讯》，2006年第11期。随着创作范围的扩大，其书写的内容和主题也越来越具有时代感和力量感，进而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争先解读和研究。对严歌苓的研究最为活跃的应该还是要数中国大陆地区，共同的历史时代背景，共同的语言体系，让大陆学者更具有研究的先决条件，因此，中国大陆对严歌苓的研究可以说是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规模和研究体系。

相对于中国大陆的严歌苓研究，韩国对严歌苓的研究可谓是凤毛麟角。在韩国，对严歌苓作品的翻译也还没有达成一定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就限制了对严歌苓作品的阅读；在韩国最先得以介绍的严歌苓作品几乎都是通过电影的形式被推广开来的，已经在韩国上映的关于严歌苓作品的电影有两部，即与小说同名电影《金陵十三钗》和由长篇小说《陆犯焉识》改编的《归来》（韩国译名《五日的迎接》）。考察韩国的严歌苓小说研究状况，只发现了为数不多的几篇，一篇是韩国海洋大学国际地域文化系张致烨的硕士论文《在美华人、韩人的离散文学翻译和特征比较：以查建英、严歌苓、朱寿佳作品为中心》③张致烨：《在美华人、韩人的离散文学翻译和特征比较：以查建英、严歌苓、朱寿佳作品为中心》，硕士论文，釜山：韩国海洋大学图书馆，2012年。，主要是将研究重点放在在美华人和韩人离散主题创作的比较上；另外还有一篇是韩国外国语大学的朴南用教授和研究生李天珠共同发表的《严歌苓小说〈金陵十三钗〉中出现的历史记忆和下位主体研究》④朴南用、李天珠：《严歌苓小说〈金陵十三钗〉中出现的历史记忆和下位主题研究》，韩国中国言语文化研究会：韩中言语文化研究，2014年。，主要是对《金陵十三钗》文本的历史记忆书写和女性下位主体进行讨论；还有徐榛和奇英共同发表的《再论严歌苓〈白蛇〉——以“文革”下的女性性别书写为中心》⑤徐榛、奇英：《再论严歌苓〈白蛇〉——以“文革”下的女性性别书写为中心》，《汉中言语文化研究》，2015年第38辑。，主要是对《白蛇》中女性性别进行讨论，提出女性性别错位书写的概念。除此之外，几乎没有有关严歌苓小说的研究，其实不仅是严歌苓，即使是华文文学研究这样的学科在韩国也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所以仍有许多领域有待拓展，近年来以韩国外国语大学朴宰雨教授为代表的学术团队正在努力掀起华文文学研究热潮，相信这个领域的研究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作为在韩国的华文文学研究者，本文尝试解读严歌苓的小说《床畔》（原名《护士万红》），对其创作主题及写作意识进行探讨。

二

长篇小说《床畔》是严歌苓“休克”了 20年，颠覆了三次原稿后终于写就的一部关于爱与信仰的，具有象征主义意味的启蒙小说。故事的发生地是位于中国南方的一座小城，并且跨越了三个大的历史时期，即“‘文革’后期—— 改革开放——新世纪”，通过对“植物人”连长张谷雨的认知观，呈现出爱与信仰从诞生到消亡的过程。

严歌苓从1994年起开始创作这部小说。她谈到《床畔》这部小说的创作灵感来源时，称正是其当兵的经历造就了这部作品：“十三年的戎马生涯使我了解士兵，因而无意中积累了许多他们的故事。《护士万红》并不是我采集来的一个故事，而是我在脱下军装二十多年后一直想表达的一种军人精神。”①靳雯：《严歌苓的“床畔”与自由》，《齐鲁周刊》第17期。因此，这是一部融入军人精神与情感的小说。小说主要讲述了19岁的护士万红来到川贵深山间的一个野战医院，因其成绩优异，被选拔为英雄的专职护士，使命是负责护理为救战士而负伤并成为“植物人”的铁道部连长张谷雨。部队的领导、医院的医护们都把照料英雄张谷雨看成一件具有使命感的、光荣的任务，并且认为这也是野战医院能够继续维持下去的手段和方式。张谷雨被印上“植物人”的烙印之后，也就像被宣判“死刑”一般，是“活着的”英雄。但是，护士万红却发现了张谷雨秘密存在的生命迹象，她坚信张谷雨是真正活着的，他并没有死去，秉着这样的信念万红一直在寻找证明张谷雨活着的证据。不仅如此，随着时代的转变和推移，人们对张谷雨的态度发生转变，对英雄观的认识也在变迁，张谷雨成为一些领导捞政治资本的工具，慢慢被大家抛向遗忘的角落。尽管如此，万红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始终没有颠覆自己对“英雄”的认识观，在所有价值观和认知观不断流变的时代，只有护士万红自始至终坚守着自己那份永恒的信念。所以，严歌苓也有谈道：“我小说中的军队护士万红倾其半生坚守的，就是一个舍己救人的传统和经典意义的军人英雄……年轻女护士坚信英雄活着。象征她坚信英雄价值观的不死。”②严歌苓：《床畔》后记，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267页。在女护士的认知观里，英雄张谷雨是“植物人”，并不是“死人”，这两者的区别便是有没有“生命意识”，即是否有“活着”的意识。自然，“死人”便是没有任何生命迹象的，但是“植物人”虽然只有躯壳，而在万红看来这是一个装有“活着”信号的躯壳，是包含万千情感的、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的躯壳。万红执拗地坚守英雄，正展现了其所认知的英雄价值观的不灭。

严歌苓曾谈到小说创作的过程，其中提到，起初她的父亲建议她从两个人的角度来写：（1）女护士的视角；（2）植物人的张连长的视角。但是这两个视角都是第一人称，所以当她完成大部分草稿之后，发现整个故事更像是童话，缺乏力度。后来她与张艺谋谈起这个故事，张艺谋不建议将植物人作为叙事视角之一，整个事件的关键并不在说张谷雨是不是像正常人一样活着，而是说女护士怎样以自己执拗的信念去佐证他并没有死去。③刘小兵：《爱和善良是世间最温暖的阳光》，《中国职工教育》，2015年第 6期。严歌苓也表示对这一建议的认可。此后她跟随丈夫移居台北时开始重启这个写作计划，但可惜的是这个故事仍旧很酸涩，只能作罢。直到2009年，严歌苓搬到德国以后，她一直想重新写作这部作品，到2014年才再次翻出这部小说的所有手稿，严歌苓自己称：“我拖着这部小说的手稿从美国到非洲、从非洲到亚洲、又从亚洲到欧洲……我再次翻出来这部小说的所有手稿……我推翻了之前所有的构思，重新写作了目前的这部《床畔》。”①严歌苓：《床畔》后记，第269页。正如小说的标题，“床”成为了连接两个世界的载体，就像小说中所表达的那样：“床畔的一切都在流动，护工万红是艄公，摆渡在床上的英雄与流动的人间。”②严歌苓：《床畔》，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底封面。

三

如前所述，这部小说连接着两个世界，而连接这两个世界的正是护士万红，所以万红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小说中，万红不仅是以医生的角色而存在，更是以“女性”的身份而存在，这是不能忽视的一个关键点。其关键就在于，我们有关英雄概念的传统认知几乎都是以男性为主角的，即“英雄救美”的认知模式。对于“英雄”这一概念的解释，古有云：“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刘邵《人物志》语）。在现代汉语大辞典中对英雄的解释更加具体化：“（1）指才能勇武过人的人；（2）指具有英雄品质的人；（3）无私忘我，不辞艰险，为人民利益而英勇奋斗，令人敬佩的人。”所有对“英雄”概念的指向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男性，因为男性更具备这样的特征。反观严歌苓的《床畔》，自然不可否定的是，植物人连长张谷雨是英雄，他具有英雄所包含的所有精神特质和条件。但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在这部小说中张谷雨这样的英雄形象是被处于静止、静态的形态中。即，把传统认知中的高大的英雄形象冰封起来了，而把笔锋转向了“美人”的角色，英雄此时已无活动的用武之地，丧失了话语权，而传统观念中柔弱的女子形象却一下子跳脱出来，守护着冰封的英雄。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这部小说其实是一个美人救英雄的故事。

既然在这部小说中，英雄是处在“失语”的状态中，那么英雄主义体现在何处？我认为，这就是严歌苓抛给读者的第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严歌苓在小说的后记中这样说道：“女性在心目中对英雄的衡量与定义，非常能够体现时代和社会的定义。”③严歌苓：《床畔》后记，第264页。这里指出了体现英雄主义书写的渠道，即是通过女性这个性别主体表现出来的。那么，如果仅此是对于出于静止状态的男性英雄主义载体通过女性的认知来叙述出来，那么，小说的整体感觉就好像显得不太有份量。笔者认为，严歌苓在这里不仅延续了传统中男性的英雄主义书写，即张谷雨奋不顾身解救下属而变成植物人的事实，而且突破了传统性别化的英雄主义的概念范畴，书写和描绘了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蕴藏在女性精神深处的英雄主义特质。也就是说，严歌苓的英雄主义书写不是单向度的刻画，而是双向度的创作。即，就作品本身来讲，英雄既是张谷雨，也是护士万红，是小说中的施动者和受动者两个主体。严歌苓在接受采访时也这样说道：“时代变了，英雄的概念也不断在变，但英雄有一种亘古的定义，那就是超乎寻常的美德，超乎寻常的勇敢，无私，放在任何一个时代不能说这不是英雄的品质。张连长是英雄，护士万红无私地坚守张连长，不也是英雄吗？”①http：//mt.sohu.com/20150515/n413090384.shtml标题：专访严歌苓张艺谋不导《床畔》因此，在小说中，护士万红是具有英雄主义精神特质的。严歌苓的英雄双向度书写的特点还不仅仅在于此，仔细考究，同样是英雄形象的刻画，但是万红和张连长是处在不同的书写位置的。女性英雄主义的认知不仅在时代背景下被烘托出来，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女性英雄对男性英雄进行了“救赎”。其实考察严歌苓的其他作品，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她在书写国内时代背景主题的作品中的女性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女性都带有英雄主义的特点，都表达了“救”这个动作。《金陵十三钗》中的妓女对一群女学生的救赎；《第九个寡妇》中的葡萄对自家大爷的救赎；《白蛇》中的徐群珊对孙俪坤的救赎；《陆犯焉识》中的冯婉瑜对陆焉识的救赎等等。当然，可能表现的“救”的对象和方式有所不同，但是都具有一种救赎的过程。但是《床畔》中的万红，救赎的意味又发生了转变，她想说的已经不是对植物人连长张谷雨的救赎本身，而是救赎对英雄主义观念的认知与判断。英雄就是具有救赎的特质。回归到文本，万红对张连长的救赎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照顾张连长的生活起居，这也就是对他生命本身的救赎。植物人连长张谷雨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经历了“被歌颂的英雄人物”——“被利用的政治筹码”——“被遗忘的赘肉”——“悄无声息的死亡”这四个阶段，而在张谷雨被人们和这个时代所遗忘的时候，只有护士万红一人仍然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她不断地试图证明张谷雨这个生命个体“活着”的迹象，并为自己坚信的“活着”而付出了自己的一切，包括爱情和前途。另一方面是万红自始至终都深深地坚持着对英雄价值的认知观是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被改变的执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万红对张谷雨的守护出于对生命的挽救，并且更高出于对生命的挽救，而是对生命的尊重和信念。这就跳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救赎，而上升到精神层面上的救赎，而且救赎的不仅仅是被看护的张谷雨，而更是这个宏大时代背景下，渐渐失去真我的普罗大众，这更是要求人们对自己的认知观和价值观进行修正。从这个角度来讲，《床畔》的女性英雄在“救赎”的意义上，从肉体的救赎上升至精神的救赎，不仅如此，还有意抒发出“救赎认知观”的呼喊，这相对于之前的作品来讲，更加具有让人反思的意味。

在这部作品中，除了女性英雄主义的抒发和女性“救赎”意识的爆发之外，还值得我们发现和关注的是植物人连长张谷雨的死。张谷雨在万红的看护下，和正常活着的人几乎毫无差别，只是他被束缚在身体的躯壳中罢了。但是，就是这样曾被歌颂弘扬的英雄连长，却遭到了人们的遗忘，甚至是受到了自己家人的遗忘，比如自己的妻子依靠丈夫的存在而生活在野战医院，却和烧水房的工人偷情，过上了酷似一家人的“正常”生活；自己的儿子花生将自己的躯体像玩具一样拖来拖去，任凭虫蚁的咬噬；在医院由特护病房搬移至阴暗潮湿的仓库房；在发生洪灾的时候，他几乎被所有人遗忘，甚至抛弃等等，即使是在最后，被自己的弟弟和弟媳带回老家，也只是被丢弃在家中，最后孤独地死去。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英雄也是“孤独”的，张谷雨被束缚在身体的躯壳中，被众人所遗忘，最后默默地失去生命，他是孤独的；护士万红在众人质疑的嘘声中，坚持自己的信念，并且始终坚持看护张谷雨，在张谷雨死后，仍然坚持着对“植物人”患者的看护，而这一切又都不被这个时代下的人们所正视，她更是孤独的。因此，英雄就又离不开孤独的主题。那么，张谷雨的死似乎就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英雄孤独的死亡；二是对英雄主义认知的偏离，甚至是消亡。严歌苓说道：“《护士万红》并不是我采集来的一个故事，而是在我脱下军装二十年后，所要一直想表达的军人精神。军人精神的核心就是英雄主义。”①严歌苓：《床畔》后记，第264页。“我们已经淡忘了古典的经典的英雄定义：一种超乎寻常的美德，或者忠诚，勇敢，坚贞，抑或无私忘我。忠诚和勇敢，无私和忘我，也许是对于信仰的，也许是对于民族和众生的，也许是对于他人的，甚至于仅仅是对于爱人亲人的。”②严歌苓：《床畔》后记，第266页。我们可以发现，严歌苓所表达的对英雄的崇拜和信仰，已经超出了传统式的英雄主义题材的表达，正如上文中提到，不仅仅局限在对英雄本身的崇拜，更是出于对生命的尊重和信念，这就达到了对尊重人性和崇尚人性的高度。

但是，我对作家在作品后记中所提出的“象征你信仰什么，信则灵。”③严歌苓：《床畔》后记，第267、269页。的观点保留一定的看法。作家表示宗教的力量在于信其有，信仰能够使人达到精神上的某种超越，只要相信就会灵验。但是，这样的观点似乎打破了小说所要表达的英雄主义精神的纯粹性，而显得故意将其神秘化，似乎蒙上了神秘的宗教主义的色彩。人们对英雄的崇拜，对英雄主义的认识反映的是当时时代背景下的社会集体话语，是时代产生的集体意识形态下的认识和感知。它本身是不具备神秘性的，而是一种态度和认知，这种认知不会因为你信就存在，抑或是你不信就消亡，而只会是以一种强弱的接受形态而存在，即是被社会集体话语极为强烈表达而显性表达，抑或是被社会集体话语暂时性屏蔽而隐形表达。若是将其带上宗教神秘的色彩，有可能会将作家本来在作品中表达出来的对英雄及英雄主义认知观呼唤和修正的观点变得模糊和隐晦起来，将从女性英雄主义到人性高度的跨越带有不必要的宗教化色彩。

四

一般来说，谈到华文文学，避免不了的就要谈到身份认同、文化融合、移民经历等主题的书写，而且大量的华文文学的先锋作家们都通过自己不同的异文化圈的生活经历和多元文化融合的体验来进行华文文学的创作，民族性认同、文化认知、融合性冲突等都成为了学界争先讨论和各抒己见的话题，并且也是非常有成果的。

但是作为最杰出的旅美作家之一的严歌苓，利用自由的创作空间回望祖国特殊的历史阶段，对特殊的历史文化进行再书写，站在异域的立场上客观地对历史文化再关照，提出了非常多的研究视角。今年推出的新作《床畔》更是很具有研读的价值。《床畔》故事本身不算复杂，书写的主题也比较集中，人物关系也不错综复杂，相对来说，是比较易读的作品，但是其跨越年度之广，主题表达之深刻，却是非常值得深度研究的。严歌苓还是坚持她一度书写的女性主义的视角，但是，她不仅仅单纯地观察和书写女性的悲情命运，而且也将更多的视野投向女性的执拗所带来和显示的社会效应，在体现女性参与社会思辨的同时，也传达了她对女性社会定位的观察与思索。我们可以发现，在严歌苓的小说中，男性几乎都是处于“失语”的状态之下，女性都具有比较明显的话语权，对“失语”的男性进行救赎，极具英雄主义的精神内涵，在《床畔》中，她也是毫不吝啬地将英雄主义的特质赋予护士万红，让她去完成对男性英雄的救赎，这种双向度的英雄书写可以说是非常新颖的。不仅如此，严歌苓没有仅仅对英雄主义本身进行弘扬，而通过女性从英雄主义跨向了对人性进行关怀的高度，笔者觉得，这样一种向人性进行关怀的跨越，就体现了严歌苓没有就女性写女性，而是将视角放得更宽阔。在作品中提出的“英雄已死”的事实到“英雄不死”信仰的不灭，也是对时代变化下，人心——人性——人的认知的关照和鞭策，严歌苓对人性应具有的基本观念和信仰进行呼唤和 “救赎”。笔者认为，这也就是严歌苓通过这个“美女救英雄”的突破传统书写的故事，想传达给读者的精神向度。

徐榛，男，1986年生，韩国水原大学助教授（水原02418）；王乐，女，1979年生，韩国檀国大学助教授（龙仁02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