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正惠

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理论

吕正惠

我们要了解西方文学理论，但是不要过于相信西方的文学理论。

以前我在台湾读本科，台湾非常迷信美国，因此也非常迷信西方的文学理论。我在中文系，中文系的人通常保守，英文也不是很好，很少读西方的东西。隔壁的外文系非常相信西方，他们讥笑我们什么都不懂，西方的东西都不知道，觉得我们的研究很落后。于是他们就开始用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当时我们中文系分成了两种人，一种是保守派，完全不理他们，外文系做他们的研究，我们还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研究。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像我一样追求比较“新”的人，我们觉得外文系讲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所以我也开始读了一点西方理论。刚开始读是读不懂的，我以为是外文系翻译的不够好，于是我开始学习阅读英文，很辛苦。

大家都知道，西方文学理论最早最著名的一本书是亚里士多德写的《诗学》，我们就以这本书来讲。这本书我读了很久，读了很多遍，同时也很困惑。为什么书名叫作《诗学》，可是内容却写的都是悲剧（它本来还讲史诗，但这一部分遗失了）。所以现在来看，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都是讲悲剧的。我们的观念里，诗是《诗经》《楚辞》，是李白杜甫，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诗学》里讨论的都是悲剧，包括悲剧的情节、人物性格等。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如果你们读过莎士比亚的英文版，你会发现莎士比亚是用诗来写这些悲剧的。诗是有格律的，但在翻译成中文以后是看不出来的。莎士比亚的悲剧诗是无韵体，即不押韵但有格律，是用这种无韵体写的悲剧。但丁的《神曲》也是用诗的形式写的，加起来有二十万行，外国的诗无论喜剧悲剧都是用叙述式来写的，所以字数普遍较多，我们的诗最长的，也比他们的字数少很多，并且多抒情很少叙事。于是我想通了，西方人在 19世纪浪漫主义出现之前，最主要的文学是叙事形式的戏剧与史诗。我们比较熟悉的俄罗斯诗人普希金，他有一本很有名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是“诗体小说”，也是用诗的形式写的。但是我们中国的诗一般只有几句、十几句，很少超过50句。这也是为什么我对外文系教授写的中国文学研究觉得不满，中、西的写作理念很不一样，把西洋理论套在中国文学里，就是乱用。我觉得他们写的都是不对的，写的并不是中国文学。也明白了以前即使学英文去阅读西方文学理论也读不懂的原因，因为双方的东西本来就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定义很重要，悲剧是对人的行动的摹仿。我们的抒情诗不是这样的，是表达自己感情的，我们说的是“诗言志”，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感情。由此可以看出，西方是摹仿人的行为，我们的是表达自己的心情，出发点根本不一样。

后来我开始学浪漫主义的文学理论，因为浪漫主义是表现论，好像跟我们的“诗言志”近似。但后来我发现也用不上，因为浪漫主义是透过诗人的心灵去表现一个超越的世界，用柏拉图的话来讲是一个形上的世界，但我们并没有那样的世界。波特莱尔有一首诗叫作《感应》，讲的是透过他的诗可以“感应”到我们肉眼之外的世界，即对理想世界的追求。诗人等于上帝，这是个很抽象的理论，我也是后来才懂得。所以说浪漫主义讲的是一个理想的、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的，是上帝论的世界，但我们没有这种形而上学。所以我的第一个经验就是，当你西洋理论读得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会越来越体会到，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是两回事。如果硬搬西方文学理论解释中国文学，是行不通的。理论是什么呢？理论就是对于作品的思考，先有作品才有理论。而西方文学理论全是针对西方文学作品产生的思考，他们的文学作品跟我们不一样，当然文学理论也是不一样的。

其实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是不一样的，西方的作品全是从西方的文化和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到了近代我们打不过他们，所以我们不得不去学习他们。可是我们的社会和文化跟他们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说我们是用马克思主义来实行社会改革，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因为马克思理论讲的是工人革命的理论，这种理论是要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联合在一起去打倒资本主义改变整个世界，他们的革命主力是工人，但由于我们的国情，我们的主力是农民。毛主席就说，我们是工、农联合的革命。我们大多数是农民，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所以要以农民为主力来革命，革命才能成功。马克思对于革命的理论并没有全盘照搬到中国来。毛泽东的革命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我这样说的目的就是在于告诉大家，中国本来就不是西洋社会，所以不能直接把西洋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拿来应用到中国。举个简单的例子，谁能让中国人遵守尚不习惯的“法”？比如过马路一定要遵守红绿灯。在中国，目前这是不可能的，你连罚款都不能罚，因为每次一闯红灯都是好几人甚至几十人，怎么才能全部抓得到呢？我们来想一想，闯红绿灯到底对不对。难道说我们中国人不守法？不对，因为人真的是太多了，很多人还不习惯西洋式的都会生活。有时间你可以去北京上海坐地铁，真的没办法守规矩，守规矩就不用上班了，一定要硬挤，不是我自己上去的，简直是被别人推上去的。但是在日本，日本人连黄灯都不会闯。我觉得如果讲法治，就要从最基本的红绿灯开始。中国这个社会人真是多，大部分人还是农村性格，恐怕很难用西方方法快速改变过来。我想说的是，中国的现代化一定会很缓慢地找到自己的路子，不能强求和西方一致。同样的我们的政治形势用西方理论也是解释不通的。改革开放后，西方很多人老是预测中国会崩溃，因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不合乎西方理论。结果怎么样，我们越来越好，他们越来越差。到底是他们的理论对，还是我们的实践对。

在西洋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对比之下，我对中国文学的了解也更为透彻，我想把西洋文学理论中讲不出来的东西讲出来，这成了我一直在研究的问题。举一个例子，我喜欢苏东坡，把苏东坡许多作品读过了。苏东坡66岁去世，生前曾被贬谪到惠州，自己最心爱的人朝云也埋在了惠州，所以在我66岁生日时特意去了惠州。大家可能会说为什么我对他有这么深的感情，因为我日日夜夜读苏东坡的诗，读到把他当成了我的好朋友，我每次有困难时都想起苏东坡，问自己如果苏东坡在这个情况下，他会怎么办。其实喜欢苏东坡的人不少，清朝有一位学者，一辈子去过惠州三次，每次都住一个月以上，为的就是理解苏东坡在惠州所写的作品。我们以前就是这样读一位作家的，包括在苏东坡被贬谪时还拿着陶渊明的诗集，把陶渊明的每一首诗都“和”了一遍，包括用同样的韵脚。他就是这样度过自己人生中最艰难的时间。于是我忽然想通，中国人是读了一个人的所有作品才去喜欢一个人，而不是只读一首诗。以前的文学爱好者，就是这样喜欢上一个文人的。而在现在的外国人眼里“作者已死”，他们只读诗，并不去了解和喜欢一位诗人，所以我们不能用这个理论来读中国文学。

昨天晚上吃饭时有个同学说，老师我听说你很爱国。1987年，蒋经国批准我们到大陆探亲，那时候台湾发现大陆经济不发达，很多人因此没有归属感。我和我的大学同学们都是中文系、历史系，都熟悉中国历史、文化，他们很多人居然也不愿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当然生气，于是我就问他们，你不愿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那孔子怎么办？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回答，只是含糊回答我。这对我的刺激很大。有个北京大学的教授跟我说他很痛苦，有一个美籍华裔跟他辩论，为什么中国经济不好，我们还不可以独立？那个教授不知如何辩驳，来找我诉苦。我跟他说，如果是我，我就跟他说：“中国文化这么差，谁让你来这儿上学了？不读就回美国去！”如果你觉得你非要用人家的理论来衡量我们的东西，用人家的想法去改变咱们的想法，那咱们才真的很差。那我们如何成为强国？如果你对自己的文化都没有自信，那你怎么成为世界强国？普京都不会说俄罗斯不好，只有中国的学者说中国不好，这真的是太奇怪了。日本人会说他们的文化不好吗？我们连日本都不如。全世界像中国一个级别的国家，也只有中国人会说中国不好。有人问我，你明明是台湾人为什么说你是中国人？我会回应他说：我本来就是中国人啊。别人看我气势汹汹，就知道不应该再说下去了。

我既然说我是中国人，我就要证明中国很好，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觉得很自豪，所以从那时我就开始改变。如果你要当中国人，你要觉得中国很了不起，如果你觉得瞧不起中国，那不但别人瞧不起你，你也瞧不起自己。有个美籍华裔学者说，宋朝时中国就有一亿人口，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当时有人觉得他太狂妄了。现在的研究成果证明他是对的，宋朝的经济是特别发达的，全世界都比不上。以当时世界的生产来讲，宋朝的生产占了世界的一半。宋朝真的很了不起。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分成了两派，一派是自由主义派，一派是社会主义派。这两派都是批评中国文化的，一直批评了一百年，现在大多数人还在批评中国文化。现在没有人敢说中国文化好，因为一旦说中国文化好就会被骂，会被说爱国爱到没脑子的糊涂蛋。但我不怕，因为如果你不能承认自己民族的文化你就无法在世界上立足。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思考，所以我才讲西洋文学理论不能用来评论中国文学，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西方人的统治方式我们中国人千万不要学。美洲原来是谁住的？是印第安人，但是现在印第安人都是零星的。北美洲都变成了白人的天下，他们无情地杀害了印第安人。我们会做出来这样的事吗？这就是西洋文化。澳洲原来有很多少数民族也都不见了，还有檀香山原有五十万的土著人统统不见了。台湾的少数民族是高山族，现在高山族还在，至少还有五十万人以上。同样，广东、云南、贵州，那边原来的许多少数民族现在都还在。像这种和谐的民族关系，全世界是没有的，所以全世界也觉得中国很奇怪，为什么中国这么大？因为中国所有民族都能和谐共处，这样才能把很多地方都连在了一起。

有一次我和江苏的一位教授聊天，那个教授问我说，江苏文化这么好，经济这么好，如果我们独立你觉得怎么样？我说你想想看，江苏独立会有什么后果？山东一定会打江苏，武汉也一定会独立，四川于是也独立，重庆也独立，长江流域“各国”一定打个不停，这样谁也不能存活，因为已经习惯了在一起生活。西藏以前很强，后来为什么不打了呢？因为大家互通贸易很方便，蒙古以前也是少数民族，为什么不打了？因为要做生意，如果大家分开就很不好生活。中国会让大家在和平中生存，慢慢地混融在一起，而并非像西洋的打仗争夺。从历史上回想，我们从来没有出兵去抢过别人的土地。基本上，中国的每一部分都不是只靠战争抢过来的，全世界也只有西洋才会用抢夺的方式去获得想要的东西，所以我不觉得西洋文化是好的。有个北京人最近跟我讲一个名言，关于日本和大陆的对比。说日本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回到中国以后是“好脏好乱好快乐”。在美国，最有钱的人住在一个地区，中产阶级一个地区，一般老百姓住在一个地方，黑人管不了的住在黑人区。你如果说美国很好，你就去芝加哥黑人区看一看，美国只是把他们圈起来给他们最基本的生活费。你们觉得他们的社会好，是因为你们看到的只是中产阶级和有钱人干净的住宅区。而我们中国就不是这样的。在美国，你喝咖啡在一个地方，喝酒在一个地方，住宅又在一个地方。中国就不是，出门可能就有个小食杂店等等，所以才会乱，因为中国是最不讲究阶级的。有时间你出国去全面地看一看，回来以后你就会觉得中国社会好在什么地方。

我想总结的就是，西方的理论不管是文学还是社会政治经济理论你都可以读，但你读完以后就会发现什么都是跟我们不一样。有很多知识分子有这个毛病，读完以后就会相信这些理论。对于西方的理论你是可以读但是不可以用的，你可以把他们放在心里问问自己是否可以做得到，如果连你自己都做不到，你怎么会相信中国老百姓能做到呢？老百姓是绝对不会按着西洋的方法去做事的，所以在你想问题时，一定要从中国社会出发。这一点不仅仅是在文学方面，其他方面也是通用的。

（录音整理：陈佳利）

吕正惠，男，1948年生，台湾清华大学、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台湾中国统一联盟原主席、台湾人间出版社发行人。本文根据吕正惠先生2014年 11月 21日在吉林大学的学术演讲整理而成（台北108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