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晓军

修订版《曾国藩全集·奏稿》的整理经过及其史料价值

成晓军

【内容提要】岳麓书社1994年初版《曾国藩全集》的出版发行，为学界深入研究曾国藩思想言行以及清咸丰、同治年间诸多历史问题，提供了较齐全而可信的第一手资料，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和社会影响，但也存在漏收部分曾氏著述以及校勘、标点方面的不足，2011年修订版则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就奏稿部分而言，新增奏折片及廷寄谕旨240余件，内容涉及军政、外交、官员考语、长江水师建设、抚恤灾民、重建地方秩序等诸多方面。本文分八个方面，分别就其史料价值作简要介绍。

曾国藩全集；奏稿；修订版；整理经过；史料价值

尽管曾国藩和他所处的时代已经成为了历史的陈迹，但因他的思想言行与他所处时代的诸多重大事件以及思想文化格局密切相联，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可资借鉴吸取的经验教训。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化，有关曾国藩生平思想言行和学术事功的评价问题，也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持续数十年之久的“曾国藩热”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

我们认为，要使曾国藩研究朝着客观、科学的道路深入下去，就有必要在对曾国藩思想言行中功过是非进行评判的基础上，进一步探寻其造成这种功过是非的历史的、时代的、自身的深层原因所在，以为今人提供某种历史的启示。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占有更齐全更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本文依据修订版《曾国藩全集》增收的奏折片及廷寄谕旨，围绕其史料价值这个问题做些分析考察，欢迎方家批评指正。

一、初版《曾国藩全集》整理出版动因溯源

在叙述修订版《曾国藩全集·奏稿》整理经过及其史料价值这个问题之前，很有必要对初版《曾国藩全集》整理出版的历史动因作一个简单的交代。因为修订版《曾国藩全集·奏稿》的整理出版，与初版《曾国藩全集》整理出版的历史机缘及其后续影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自曾国藩于1872年去世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70余年间，各类《曾文正公全集》（不包括专辑类和选编类）就有好几个版本，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版本是李瀚章编纂的《曾文正公全集》，于清光绪二年（1876）由长沙传忠书局刊行。该书共计 167卷，汇集了与曾国藩有关的奏折片、《十八家诗抄》、《经史百家杂抄》、经史百家简编、鸣原堂论文、诗集、书札、批牍、杂著、求阙斋读书录、求阙斋日记类钞、孟子要约等著述，基本反映了曾氏一生政治、外交、军事、洋务、家庭教育、学术思想等概貌，但该书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最明显者有三个方面：一是收得不齐全，漏收了曾国藩不少重要文字。正如李瀚章在《书札》第27卷之后写的一段跋语中指出：“吾师文正公宦京师十有四年，出为将帅任兼圻二十余年，奏牍、书函大抵躬自属稿，不假手他人……公之治军，略浮文，崇实际，其与文武将吏，公牍较少，私函为多……公死之后，哲嗣劼刚昆仲与门人故吏，择其精且粹者，编录成集，付诸手民，盖什之二也。”单就《奏稿》而言，该书除了少收、漏收相当数量的奏折片之外，还将众多朝廷（皇帝和军机处）对奏折片的批示及统筹全局的指示（上谕、廷寄、咨文等）全部弃除不收，只在原折之前简略引述有关内容。事实上，这些廷寄谕旨对于研究曾国藩思想言行的来龙去脉是很有用处的。这是因为，曾国藩作为地方大员，在有关当时政治、外交、军事等大政方针的问题上，最终不可能超越朝廷所规定的范围，有时还不得不违心地加以接受。与此相联系的是，《奏稿》还将大量有关人物保单尽数排除在外，而当时众多“中兴名臣”如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李瀚章等人的职位升迁，均与曾国藩对他们的保举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果将这些漏收的人物保单收入到《奏稿》之中，则有利于全面研究湘淮军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经历。二是收入的文字有所删改，尤其是书札、批牍和日记这种情况较为明显。譬如《书札》卷一中《致陈岱云》，仅在第一行就被删去8个字，第四行起被删去978个字，最后则被删去28个字。这可能是编纂者出于某种忌讳或隐私而加以删减的，但恰恰是这些被删去的文字，对于我们研究某一历史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三是编纂体例不太规范，这主要是把曾国藩本人著述与他人著述同等对待而收入《全集》之中。如《年谱》《十八家诗钞》《孟子要略》《古文简本》等，或是他人为曾国藩所编年谱，或是曾国藩将古人著述加以编辑的文字。对于这种缺点，当时就有人提出了异议。认为《孟子要略》是朱熹的著作，曾国藩只是一个评阅者，将其归于《读书录》之类较为合适；《古文简本》是曾国藩所编《经史百家杂钞》的精选本，将其作为相互平列收入全集，也是不妥的。至于黎庶昌所编《曾文正公年谱》，更应作为首卷的延续，附录于《曾文正公全集》才对。从而，尽管传忠书局版《曾文正公全集》是新中国成立前众多《曾文正公全集》中最好的一个版本，但在许多方面是存在不足的。

曾国藩在世之时，对自己的著述文字就已经做了妥善安排处置。据他在去世前两年赴天津处理教案之时，给儿子曾纪泽、曾纪鸿的家书中特别说到奏折的保存问题：“余历年奏折，令夏吏择要抄录，今已抄一多半，自须全行择抄。抄毕后存之家中，留予子孙观览，不可发刻送人，其间可存者绝少也。”至于诗文、日记等，只须妥善保存，也不要轻易“发刻送人。”①《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 524页。这些家藏手稿和抄本，以曾国藩生平最后20年所占比重为最多，内容较丰富，史料价值较高。尽管在曾国藩去世后，他的门生故旧相继编辑出版了好几个版本的《曾文正公全集》，但并非曾国藩全部著述的整理出版，曾氏后裔谨遵遗训，将曾国藩的全部手稿和抄本视为传家宝典，集中存放于家乡荷塘“曾八本堂”即“曾富厚堂”，世代由其直系后人典守，很少让外人查阅。新中国成立前夕，曾宝荪、曾约农姐弟惑于国民党的政治宣传，在他们应邀赴印度出席“世界和平会议”行抵香港时，得知程潜将军举行湖南和平起义消息，匆忙派人从湘乡故里将曾国藩父子兄弟的日记、书札手迹及部分轻便稿本抄件运到香港九龙，于 1951年转运到台北，而未及运走的曾国藩大批奏章、咨札原稿和录存的清廷谕旨及公文批牍抄件等，一概置之于老家“富厚堂”。1953年3月，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负责人李锐委派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陈浴新等人，前往湘乡将曾氏家藏手稿和抄本悉数运到长沙，交由湖南省中山图书馆典藏达30余年之久。

20世纪 80年代初，国务院成立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领导机构，《曾国藩全集》的整理出版被列为重点规划项目之一。1982年，湖南省古籍整理领导小组组织专人从湖南省图书馆（原中山图书馆）全数复印所存曾氏家藏手稿及抄本。主要交由湘潭大学历史系和中文系有关专家学者进行整理研究，岳麓书社负责出版发行。

岳麓书社《曾国藩全集》初版自1985年开始分册出书，至1994年全部出齐，共计30册，约1300万字。这其中，以《奏稿》所占内容最多，计有12册。相较于传忠书局版《曾文正公全集·奏稿》而言，增收奏折片1032件，廷寄谕旨和咨文等1156件，人物保单93件，总计达2281件。通观这些新增文字，不仅数量繁多，而且内容丰富，史料和学术研究价值较高，为改革开放30余年来曾国藩研究的不断深入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是因为，无论是整理编辑水平，还是史料和学术价值，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版本的《曾文正公全集》。值得指出的是，初版《曾国藩全集》的整理出版，还具有明显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譬如，美国纽约《北美日报》在 1986年7月 1日，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评中国重新出版“曾国藩全集”》为标题，发表社论指出：“出版一套‘曾文公正全集’看似小事，实际上它是中国文化界人士的思想突破了一大禁区的标志，也表明中国的文艺政策确实比过去大为开放了，因为这在过去根本是不可想之事，其重要性完全可以和中国发射一枚新的导弹或卫星相比拟。”①见《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1月增刊，《曾国藩研究论文集》第321页。毋庸讳言，近30年来“曾国藩热”之所以持续不断，与初版《曾国藩全集》的出版发行产生的重大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是分不开的。

二、修订版《曾国藩全集·奏稿》的整理经过

虽然初版《曾国藩全集》的整理出版，产生了重大学术的、政治的、社会的影响，但由于种种原因，又存在不足之处：一是漏收了部分曾氏著述；二是存在校勘、标点等方面的问题。为了给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提供更完整更齐全更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总责任编辑唐浩明先生在2008年组织部分专家学者对初版《曾国藩全集》进行修订，于2011年正式出版了修订版《曾国藩全集》。

就《奏稿》部分的整理修订而言，仍以湖南省图书馆保存的湘乡曾氏八本堂家藏曾氏奏章原始底稿为工作底本。底本缺佚之件，则从曾氏家藏手抄本《会奏折稿》《奏章补钞》《后衔会奏稿》补入；个别件取自同治十二年（1873）薛福成所编《曾文正公奏议》及其续编、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影印本《湘乡曾氏文献》中的奏疏部分、台湾“故宫博物院”1993年出版的《先正曾国藩文献汇编》。《奏稿》所附录的有关谕旨、咨、札及其他附件，一律依据曾氏家藏诸抄本进行整理，个别出自他处者，则以脚注形式注明出处。曾国藩奏折片及廷寄谕旨等，参校湘乡曾氏旧藏手抄本《谕旨奏章汇钞》及清光绪二年（1876）传忠书局刻本《曾文正公奏议》，并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对有关档案。所收奏折片一律按照时间顺序编次，谕旨及录有谕旨之咨文、札文，则按其内容分别归附于各有关折片之后，如果遇到无原折片可供为附的谕旨、咨、札，则编于相关段落之中，一概从事而不从时。奏章、咨、札以发出之日期为准，录存谕旨以兵部火票递到之日期为准。原件无准确收到或发出日期可查者从缺，在页下脚注中加以说明。从台湾“故宫博物院”《先正曾国藩文献汇编》中补入之奏折片，则以该书排序之日期为准，考虑到日期有具奏、朱批、奉旨、归档等方面的区别，故所补各件，均以脚注形式详细加以注明。谕旨按其内容、性质，分别标明“廷寄”“明谕”“密谕”“传谕”等类型，因系曾国藩录存备查，故称“附录”。由于咨札系曾国藩本人发给平行同僚或下属的公文，故称“附咨文”“附札文”。原件末尾的“朱批”或军机、内阁简短附咨等文字，仍按原件形式录于该件之末。如果是曾国藩本人的批注，也照录于后。①参见唐浩明所作《修订再版编校说明》，见岳麓书社2011年修订版《曾国藩全集：奏稿》（一）。

2011年修订出版的《曾国藩全集》相较于初版，以增收佚文为主要内容。就《奏稿》部分而言，新增240余件，其中绝大部分来源于台湾“故宫博物院”1993年版《先正曾国藩文献汇编》。这新增的240余件奏折片及廷寄谕旨等，就内容来说涉及到军事部署、人事安排、驭外机宜、漕粮转运、军需筹措、吏治整饬、官员考语、抚恤灾民、裁撤湘军、长江水师建设和遣派幼童出洋留学等诸多方面，可以弥补初版在第一手资料方面的缺憾。就时间而言，分别体现如次：清咸丰元年（1851）和清咸丰二年（1852），共计新增26件，其中清咸丰元年10件，清咸丰二年16件。清咸丰四年（1854）至清咸丰九年（1859）这六年间无新增之件。清咸丰十年（1860）新增 22件，清咸丰十一年（1861）新增12件；清同治元年（1862）新增3件；清同治二年（1863）新增24件；清同治三年（1864）新增25件；清同治四年（1865）新增6件；清同治五年（1866）新增8件；清同治六年（1867）新增11件；清同治七年（1868）新增 17件；清同治八年（1869）新增2件；清同治九年（1870）新增9件；清同治十年（1871）新增 56件；清同治十一年（1872）新增7件。共计新增228件。此外，还有按常例知会地方各督抚大员的廷寄谕旨10余件，尽管不是专递给曾国藩的，但它们所反映出的内容，对于曾国藩了解全局情况有所帮助，所以也收入其中。

笔者作为一位多年研究曾国藩的学者，作为《曾国藩全集》初版和修订版整理团队的一个成员，可以负责任地说，曾国藩生平著述尤其是奏折片等第一手研究资料，已经全面而系统地收入到了修订版《曾国藩全集》之中，是现今其他有关曾国藩全集或专集所无法比拟的。

三、修订版《曾国藩全集·奏稿》的史料价值

修订版《曾国藩全集》以增收佚文为主要内容，其中《奏稿》部分新增 240余件，批牍部分新增2件，《诗文》部分新增80余件，《家书》部分新增20余件，《书信》部分新增40余件。此外，日记部分增收清道光二十一年元旦日记及清咸丰元年、二年间的《绵绵穆穆之室日记》与清同治八年、九年、十年间的《无慢室日记》。无论从新增数量，还是从史料价值而言，《奏稿》部分增收的佚文，都是明显的，也是值得重视的。因为这些新增的奏折片及廷寄谕旨，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曾国藩本人思想言行和学术事功的了解评判，而且也从一个侧面为我们了解探寻清咸丰、同治年间有关内政外交和思想文化状况的问题提供了帮助。在这新增的240余件奏折片及其廷寄谕旨中，奏折片所占比重最大，达到220多件。这些新增奏折片，一方面反映了曾国藩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根据军事、政治、外交等特定形势的需要而奏调或任免官员等内容；另一方面，体现了曾国藩根据实情就有关军事和政事的部署及其结局，向清中央朝廷请求汇报等内容。还有一部分新增折片件反映出曾国藩对朝廷的谢恩或对所属官员年终考语等内容。如果将这些新增奏折片与初版已刊奏折片结合到一起加以考察，就可以更全面了解曾国藩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军事、政治、用人、外交、洋务自强新政等活动的基本内涵，对其思想言行功过是非的评价也就有可能做到更全面、更客观、更科学。具体说来，修订版《曾国藩全集·奏稿》的史料价值，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考察。

第一，以应命出山担任湖南团练大臣前在京城的活动为例看其史料价值。曾国藩自清道光十八年考取进士至清咸丰二年因母丧请假南归回到家乡湘乡这14年时间里，主要过着京宦生活，先后担任过礼部侍郎、工部侍郎、兵部侍郎、刑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尽管此类相当于现今中央各部副部级的官员，有的还是兼任，其实权有限，但他有机会专管一方事务并参与朝政，其政治理念和办事才能是有所体现的。然而，限于种种原因，初版《曾国藩全集·奏稿》所收清道光二十三年、道光三十年和清咸丰元年、咸丰二年曾国藩的奏折片只有16件，其中二件还是他奉命出山担任湖南团练大臣时的奏折片。而修订版《曾国藩全集·奏稿》则新增入26件，集中反映在清咸丰元年和二年这两年间。内容涉及对外关系、朝廷礼制、人事任免、犯案拟结、乡试日期及题目、亡故官员请谥请恤等几个方面。以往，人们一般认为曾国藩在京城十数年，过的是清闲自在的京宦生活，充其量是一个有建言、敢于建言的朝廷命官而已。如他在清咸丰元年间，曾先后进呈《应诏陈言疏》《议汰兵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等奏件，被学者所认知。修订版《曾国藩全集·奏稿》所增收的这十数年的曾氏奏折片，则为我们更全面认知他在这期间的思想言行提供了帮助。譬如，针对湖广总督奏结骁骑校三音阿失踪一案，曾国藩在《遵旨议奏骁骑校三音阿失踪一案折》中指出：“查审理案件，必须研究实情，确有证佐，不得率据案犯法游移之供遽行定谳。”①《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36页。通过仔细分析案情，上奏表示“案情既未确凿，引断即难允协。”建议朝廷谕“令该督另行提犯研鞠，按律妥拟具报，到日再议。”随后得到朱批肯定“议驳甚是，仍令该督等研讯具奏。”②《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37页。此奏虽系曾国藩后衔与刑部尚书恒春会奏，但他作为刑部侍郎，其具体核案事务应为其经手。这一对刑事案件注重确切证据，不匆忙结案的办事态度，说明曾国藩对工作是认真负责的，务实精神值得肯定。又如，针对刑部侍郎书元罔顾定例任用私人，尚书恒春不敢坚持原则的行为，曾国藩坚持原则，不稍假让，与多罗定郡王载铨联衔会奏《遵旨查明核议刑部拟补题缺主事折》，明确指出：“查定例，各衙门应题缺出，先尽京察一等人员题升。如一等无人，再由二等人员内拣选。”当事人德恒和桂丰虽都符合例准题选兼补条件，但德恒期满在先，桂丰到部在后，理应由德恒尽先补题，但刑部侍郎书元“固执己见，必欲以资浅之桂丰越次搀补，殊属非是”。而刑部尚书恒春不负责任，“未能执中果断，乃以意见不同遽行陈奏，亦属不合。”①《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58—59页。此折递上以后，书元和恒春受到“交部分别议处”的朱批谕旨惩处。一个星期后，曾国藩与吏部尚书贾桢奉旨查办此案，递呈《刑部拟补题缺主事意见不同遵旨分别议处折》，如实把结果奏报朝廷，建议将刑部侍郎书元按例“罚俸九个月”，刑部尚书恒春按例“罚俸六个月”。此折一上，很快获得朱批允准，廷臣不得不对曾国藩秉公处事、不事阿奉的行为刮目相看。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进一步认识，曾国藩在做京官期间，能够传承古大臣伉直之风，如他曾上数折直陈朝政得失，尤其锋芒直指咸丰皇帝，是与此次公开奏陈议处刑部尚书恒春、侍郎书元的处事作风相一致的。

第二，以重要军事部署和整体方略的提出等内容为例看其史料价值。修订版《曾国藩全集·奏稿》新增自清咸丰十年及以后十数年的奏折片达到180余件，其中尤以清咸丰十年至清同治三年最多，达到80余件。原因在于，自清咸丰十年开始，湘淮军以合围安庆、肃清皖境为目标至清同治三年最终攻占太平天国首都金陵，是曾国藩统辖下的湘淮军军事行动最为频繁也最为艰难的时期，从而新增奏折片也就较多。1860年4月30日，太平天国后期，优秀将领之一的陈玉成统率五万将士从首都天京启程进击湘淮军大后江西、湖北，用以缓解皖、苏等地的压力。曾国藩通过调兵遣将，全力进击赣、鄂两省太平军主力，大后方军情有所缓解之时，加紧了对安庆重镇的合围，但六万大军的饷糈供给成了极为棘手的问题，而且各路兵马能否统一行动，相互配合，也让曾国藩感到是一件很头痛的事情。鉴于此，曾国藩除了及时向朝廷请调兵马汇报战况、请示行止机宜之外，重点要求朝廷统拨军饷以供前线急需。这些都在新增奏折片中有所反映。如他在1860年2月呈递《调兵赴曾国藩军营片》《调兵将赴胡林翼军营片》，均获朝廷允准。又如，他在是月下旬所呈《请饬催陕西等省按月协饷片》中急切指出：“楚军入皖，马、步、水师六万人，分布各路，力遏凶锋，尚苦兵力之不厚。饷项积欠已近百万两，加以山路转运，劳费十倍。”②《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 410页。从而，恳请朝廷加紧饬催陕西、山西、四川、江西、浙江等省按例应输月饷到位。事后，朝廷谕催有关各省及时将月饷输送到位，从后勤供给这个方面满足了湘军的急需，为1861年8月底从太平军手中夺占安徽省城安庆提供了条件。

更值得注意的是，湘军之所以能在 1861年底开始形成合围金陵之势，且在一年半后的1863年 7月间正式攻占金陵，与曾国藩在1861年所定军事方略具有极大关系。修订版《曾国藩全集·奏稿》新收入的《遵旨筹议五省合力会剿先陈大概情形折》，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此折由曾国藩与时任湖广总督官文、安徽巡抚李续宜经过深思熟虑，且征得曾国荃、彭玉麟等湘军重要将领的意见后联衔会奏的。在此折中，他明确指出：自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以后，由于原有之额兵八旗、绿营疲弱不堪，难以担当“剿贼”重任，所以各省自募兵勇之举应时而生。然而，“日久勇多于兵，额兵几置不用，而饷数如故也。”“一省有贼，数省用兵，剿者自剿，防者自防。故数省之兵终不能剿一省之贼，所谓耗散于无形之地，糜费于不可究诘之中也。”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从“东南大局岌岌可忧，必当及早图维扫除毛贼，若因循日久，各省筹防筹剿财力日益艰难”这个思考出发，建议朝廷采取合长江上游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五省之财力，“养有用之兵，节糜费之饷，通力合作，互相济助”①《曾国藩全集：奏稿》（三），第439页。的方略，并急切强调“必合五省之战守兼筹，务使兵与饷皆宽有余地，然后进剿应援防守，庶可计出万全”。从而，他恳请“敕下江苏巡抚臣与上游五省一并合力，务成大举，为一劳永逸之计。”②《曾国藩全集：奏稿》（三），第 440页。此折所拟方略经议政王军机大臣议奏，很快得到朝廷批准实施。事实上，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湘淮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步步紧逼太平天国首都天京，最终将坚持了14年之久，影响遍及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镇压下去，尽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曾国藩等人所定的这个合长江上游五省兵力财力、与长江下游江苏、浙江等省联成一体的战略决策，诚为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从而，这个新增折件所反映出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深入探讨太平军之所以失败，为什么湘淮军能最终攻占金陵这个重要原因。

第三，以处理对外关系基本原则为例看其史料价值。曾国藩在处理对外关系过程中的基本原则，总体而言是“理势并审，体用兼备”，以已订中外条约为底线，不主张盲目对外开战，也不赞成一味妥协退让。这在初版《曾国藩全集》奏折片及日记、书信中有着较完整的体现。但修订版新增的《遵旨妥议驭外防守机宜折》中所反映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对他在这方面思想言行的了解。此折为曾氏直隶总督任上与醇郡王奕等联衔会奏之件。奕曾上《敬陈管见折》，得旨着曾国藩等大学士妥议复奏。由于曾氏多年处于与洋人打交道的前沿，对洋情更有切合实情的感受，许多正确意见也就融合于此折之中。他们首先回顾了中国自古“驭夷之道”为必能战能守，而后其和局可久，其流弊较少。对外是战还是和，在古代中国主动权一般掌握自己手里。但是，今昔情形不可同日而语，现今中国面临“重洋七万里外，大国四五，小国数十”的“千古非常之创局”，只有洞悉外国实情，对比中外实力，采取妥善办法，才能应付局面。“臣等再三审度，窃谓讲和与设备，二者不可偏废。”据此，他们提出六条具体驭外建议。并反复强调：“今日抚驭外夷，实宜兼此二者。讲和，则以礼制之；设备，则以兵制之。”但上策是：“能制之而又不先开衅端，乃为万全之策。”③《曾国藩全集：奏稿》（十），第309—311页。这一观点，可与初版所收《海疆要缺择员署理折》所说的一段话相互印证：“中外交涉以来二十余年，好言势者，专以消弭为事，于立国之根基，民生之疾苦，置之不问。虽不至遽形决裂，而上下偷安，久将疲苶而不可复振。好言理者，持攘夷之正论，蓄雪耻之忠谋，又多未能审量彼己，统筹全局，弋一己之虚名，而使国家受无穷之实累。自非理势并审，体用兼全，鲜克有济，所为盘根错节之区，尤贵有适时应变之具也。”④《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第43页。他在这里所说的“理势并审，体用兼全”二语，既包含了明显的“制夷”意识，又包含了明显的“和戎”意识。“制夷”与 “和戎”的并存，一方面反映了曾国藩对西方列强加以抵抗而予以伸张其“理”的愿望，另一方面又体现出他在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化过程中为“势”所压抑的切肤之痛。如果我们将修订版新增之《遵旨妥议驭外防守机宜折》所反映的基本内容，与初版《海疆要缺择员署理折》具体驭外方略相结合加以考察，则对曾氏整体对外方针的认识也就会更加清晰。值得指出的是，由于修订版《遵旨妥议驭外防守机宜折》是由曾国藩与奕、倭仁等朝廷重臣联衔会奏的，所以其影响程度也就更大更深远。这是修订版新增有关曾国藩处理对外关系折件中体现出的史料价值，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四，以长江水师组建和长远规划建设为例看其史料价值。长江水师作为近代中国海军的前身，是曾国藩、彭玉麟、李鸿章等人秉持防范“内乱”和抵御“外侮”这个双重目标下组建起来的。在湘军于1864年7月中下旬攻占太平天国首都天京（金陵）一个月之后，曾国藩就与彭玉麟反复商议，着手组建长江水师。一年半时间后的 1866年 2月中旬，由他领衔与彭玉麟、李瀚章、吴棠、刘郇膏、乔松年、刘坤一、郑敦谨等联名以《会议长江水师营制事宜折》为题，会奏满清中央朝廷，很快由朝廷颁发谕旨交军机大臣与兵部反复讨论半年时间后，作为定例付诸实践。这个会奏之折，初版《曾国藩全集·奏稿》已经收入。1868年4月上旬所上《拟补长江水师各缺并续陈未尽事实折》，也已收入初版《曾国藩全集·奏稿》。考虑到组建长江水师事关中国江防、海防安危，曾国藩在此后二三年之内反复思考将这件事情如何做得更妥帖更扎实，先后于清同治七年底和清同治九年夏递上《拣员拟补长江水师各缺折》《奏陈续议长江水师变通各条情由折》。这两个折件为修订版《曾国藩全集·奏稿》增收之件，内容十分重要，反映出曾国藩注重江防、海防以“靖内乱”“御外侮”的真实心志所在。

《拣员拟补长江水师各缺折》上奏于清同治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距收入初版之《拟补长江水师各缺并续陈未尽事宜折》仅隔八个月时间。在这个新增的《拣员拟补长江水师各缺折》中，曾国藩、彭玉麟 等人专就长江水师员弁因事开缺实情，强调另行拟补各员共计数十人需尽数补缺到位，反映出曾国藩等认真务实的精神。因为他们考虑到尽管“长江水师百事创始，头绪繁多”，但此为江防、海防头等大事，一刻也不敢懈怠。各员弁必须尽数到位，不虚设，更不能有吃空缺、吃空饷的现象发生。新增之《奏陈续议长江水师变通各条情由折》系曾国藩、李瀚章、郭柏荫通过对长江水师组建以来三四年间实情了解以后，形成的变通意见，于清同治十年夏与张之万等联衔会奏满清中央朝廷。在此折中，他们首先就原定《长江水师章程》提出了“操演章程”“调汛章程”“分防内河章程”权宜变通的具体方案，总体原则和目标即“酌量变通，因时制宜，并拟将分防内河抽出之船，以补江岸炮船不敷之处，由该管营官酌量分布。”①《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第343—344页。紧接着，他们针对原奏《章程》未经议及，但实系长江水师所急需增添者，提出了“提镇以下衙署宜酌添率兵，以资守卫”“守备以下哨官宜添设飞划以资急捕的新增条款。”②《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第344—345页。如果我们将此新增之折与原有几个有关长江水师奏折片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就会清晰感觉到，对于这一关系到中国江防、海防安危的长江水师建制和长远建设规划的制订和修改，体现了曾国藩等人明显的务实精神和民族自强意识。换言之，曾国藩在“自强御侮”观念的指导下为长江水师的创立和建设倾注了诸多心血，从修订版增收的这两个折件内容则可说明这个问题。后来，李鸿章等人经过艰苦努力组建近代化中国海军，就是按照曾国藩、彭玉麟等人形成的长江水师建制和长远规划这个基本蓝图而加以完善起来的。

第五，以务实善后，俯念民生艰难，恢复农业生产的活动为例看其史料价值。修订版《曾国藩全集·奏稿》增收有关蠲缓应征钱粮、豁免钱漕等折片，达到十余件之多，而且列举蠲缓、豁免的理由包括兵祸、旱灾、水灾等，目的则是为了使江南等地农业生产和社会秩序尽快得到恢复或重建。有关这方面的奏折片，在初版《曾国藩全集·奏稿》中已有较多体现，但新收的十余件奏折片有关内容，则可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曾国藩的从政理念和实效业绩。如在清咸丰十年底与薛焕合奏之《奏请徐扬各属续经被兵地方应征钱粮分别蠲缓折》中指出：江苏徐州、扬州府属各州县，饱受战乱之祸，“小民困苦仳离，殊堪悯恻。”从而，恳请允准该二府“被兵地方”应征各项钱粮，“按分蠲缓”。①《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627页。考虑到江苏江宁府属为湘淮军与太平军殊死搏斗之区，人民饱受战乱之苦，在湘淮军攻占金陵三个月之后，曾国藩与李鸿章以《请豁免江宁府属三年钱漕折》为题，上奏清中央朝廷允准免去该府各属三年间各项钱漕税收，以便安定民心，尽快恢复和重建地方秩序。他们在此件中急切指出：“今幸克复金陵，普天同庆。而该处被害至惨且久，田畴荒废，人民稀少，非休养生息三数年，别无权宜补救之方。”从而，希望朝廷援照常州、武阳等例，准将江宁府属七县钱漕“自同治四年起一律豁免三年，至同治七年再行启征，以苏民困而广皇仁”。他们明确表示，一旦豁免之请获得朝廷允准，坚决按照规章秉公行使，“断不容官吏从中弊混。”②《曾国藩全集：奏稿》（八），第75页。此折获谕准实施二三年间，江宁府属各地民力和社会秩序逐渐复苏，成为曾国藩首任两江总督期间治政绩效的一个亮点。

第六，以对文武官员年终密陈考语为例看其史料价值。修订版《曾国藩全集·奏稿》增收有关文武官员年终考语的奏折和清单共计四件，是以往任何一个《曾文正公全集·奏稿》所没有的，即使是岳麓书社初版《曾国藩全集·奏稿》也未见其收入。究其原因，可能是曾宝荪、曾约农姐弟考虑到这些考语涉及到不少重要官员的人生经历，担心引起这些官员后裔们的误解或不高兴，从而在离开大陆时特意将其携带到香港九龙，后来又连同其他曾氏文献带去台湾，直至20世纪70年代开始先后在《湘乡曾氏文献》和《先正曾国藩文献汇编》中刊行（前者刊行三件“密考清单”，后者刊行“密陈年终考语折”）。这四件新增考语清单和专折，系《曾国藩全集》总责任编辑唐浩明先生设法搜集补入，其内容很有研究价值，为我们了解清同治年间有关官员的情况，尤其是为我们了解曾国藩从政做官基本理念以及特有的人才观提供了帮助，值得我们引起重视。

曾国藩在清同治三年正月二十六日所递《安徽省同治二年文职司道知府密考清单》中，针对地方司道11人在清同治二年间的表现，分别做出了评价。这11人包括当时担任安徽布政使的马新贻，署安徽布政使、江宁布政使万启琛，安徽按察使英翰，署安徽按察使、庐凤颖道何璟，署安徽宁池太广道张凤翥，署安徽庐凤颖道孙衣言，安庆知府陈濬等。他们后来大都成为主政一方的督抚大员。如马新贻于1864年升任浙江巡抚，1868年任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英翰于1866年升任安徽巡抚，1874年任两广总督；何璟于1870年升任福建巡抚，1876年任闽浙总督。他们职位的升迁，虽有多种原因，但其中与曾国藩的栽培扶持，特别是与曾氏对他们的考察评价形成的结论是有密切关系的。如曾国藩对马新贻的评语是：“该员久任安徽守令，情形极熟，综理繁剧，游刃有余。”这是其优点。但其缺点是“过于圆适，率属乏严正之气。”①《曾国藩全集：奏稿》（七），第11页。曾国藩对马新贻能力的肯定，为马氏两年后开任浙江巡抚应有一定关系；而曾国藩对马新贻缺点的评价，涉及到操守人品的问题，后来马氏在两江总督任上被张汶祥刺杀身亡，就与他强占下属妻子有关。又如，曾国藩对万启琛的评语是：“该员廉明谨慎，敏而不浮，办理厘务各局，条理井然。”这是其优点。其不足是“体气较弱，学术尤浅，不胜封疆之任。”②《曾国藩全集：奏稿》（七），第11—12页。万启琛最终官职只是一江宁布政使，并在后来辞官归隐山林。这一结局，证实了曾国藩的知人之明比他人的确高出一筹。在《江西省同治二年文职司道知府密考清单》中，曾国藩针对19人在清同治二年间的表现，分别做出了评语。在评语中，他坚持做到实事求是，抓住要点特点。在《安徽江西两省同治二年武职总兵密考清单》中，曾国藩针对皖、赣二省总兵官五人在清同治二年间的表现做出评语：安徽寿春镇总兵易开俊，“骁勇罕俦，谋略少逊”。署安徽皖南镇总兵唐义训，“精细稳慎，防守休歙等城，徽民爱戴。唯野战尚少剽锐无前之概。”护江西九江总兵万泰，“忠实勇敢，治事耐劳，微嫌气质粗率，已属江西绿营中出色之员。”江西赣南镇总兵程学启，“性颇好利，屡获大捷，亦不免于骄矜。”护江西南赣镇总兵普承忠，“性情偏执，前在其兄普承荛之军中声名平常，近日约束兵丁尚属勤慎。”③《曾国藩全集：奏稿》（七），第15一 16页。这些评语表明曾国藩最看重一个人的人品操守，而且评语大都能做到切合实际。如程学启本系太平军降清将领，因其“性颇好利”，且著“骄矜”之气，后来在运用权术招降太平军苏州守将郜永宽之后，纵兵焚掠，秉性暴露，最终死于苏州。

第七，以荐举贤员，鼎力促成幼童出国留学为例看其史料价值。近代中国首次派遣幼童出国留学之事，是由容闳动其议，李鸿章具体实施，曾国藩鼎力促成的。1871年8月初，曾国藩与李鸿章联衔会奏《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业一折》，就派遣幼童出国留学的意义、目的、章程等提出了详细方案，谕准之后由容闳负责筹备，半年后基本就绪。但是，派遣幼童留学外国之举，在当时为不少守旧派士大夫所不理解，许多人公开予以阻难，朝廷大员中也有人犹豫不决。针对此情，曾国藩在与容闳亲自交换意见后，于1872年2月下旬与李鸿章联衔上奏，就筹备情况和管理委员人选等问题提出了建议。此《奏陈选派委员携带幼童出洋肄业及应办事宜折》，为修订版《曾国藩全集·奏稿》所增收，对于最终促成近代中国首次派遣幼童赴美国留学之举起了重要作用。此折首先指出：“挑选幼童出洋肄业，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事关新型人才培养大局，必须选派得力官员作为具体管理人员，以期卓有成效。从而，他们经过认真考察，荐举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为正委员，候补同知容闳为副委员，“常川驻扎美国，经理一切事宜”。与此同时，明确强调：“至挑选幼童，应在上海先行设局”，分批挑选派遣，需有得力官员专管具体事务。经过认真考察，他们认为候补知府刘翰清“渊雅纯笃，熟悉洋务”，诚为“总理沪局事宜”的合适人选。由于曾国藩在当时的一言一行，举足轻重，关系全局，清中央朝廷看得很清楚，所以很快允准施行。④《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第567页。五个月后的1872年7月，第一批留洋幼童的出国准备工作终于就绪，再过一个月，从上海登轮正式开启了奔赴美国留学的历程。修订版增收的这个折件，对于促成派遣留学生之举最终实现，所起作用的确不能低估。因为，自曾国藩等于 1871年 8月上旬递上《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业折》之后，引发了士大夫阶层中许多人的责难和反对，尽管最终朝廷批准了曾氏等人的建议，但顽固守旧势力有可能随时死灰复燃而占上风。因此，如果没有曾国藩、李鸿章这个合奏，幼童留学美国之举也就很难迈开实质性的一步。

第八，以临终遗折内容为例看其史料价值。曾国藩在清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 年3月12日）临终之前，口授遗折由儿子曾纪泽转交江宁布政使梅启照代递朝廷。这个遗折为以往任何一个版本的《曾文正公全集》所未收，岳麓书社初版《曾国藩全集·奏稿》也未收入。修订版增收的这个遗折，据台湾“故宫博物院”《先正曾国藩文献汇编》补入。此折内容最具史料价值者在于：希望皇上及朝廷大臣们正视现实，妥善处理好内政外交，励精图治，以身作则。他明确提醒皇上，就外交而言，“目前边陲未靖，外患方长”；就内政而言，“南则黄流横溢，北则饥馑荐臻”。所以，他深感“断不敢以已治已安为粉饰承平之语。”鉴于这种严峻局势，他殷切希望“皇上敬承皇太后懿训，兢兢业业，唯日孜孜”，从三个方面明白治国理政的道理：一是“崇宽政以恤疲民，纾远谟以弭隐患”；二是“深宫益崇节俭，则军需虽广而供亿不劳”；三是“圣学日进高明，则几务虽殷而措施悉当。”①《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第579页。这段话既是曾国藩对清王朝衰败末世忧虑之情有感而发，也是曾国藩希冀皇上及当道诸公力图改变这种现状而恳切提出的途径和方法。从此折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曾国藩作为一位并不被清中央朝廷完全信任的汉族大臣，但却始终对于这个朝廷忠心耿耿，矢志不移。

此外，修订版《曾国藩全集·奏稿》中增收的众多人物保单、请奖请恤单以及附录的廷寄谕旨等，其史料价值也较重要，可以从一个侧面为我们加深对曾国藩思想言行的认识提供事实依据。限于篇幅，在此也就不做详细介绍了。

成晓军，男，1953年生，惠州学院政法系教授（惠州 516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