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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抑商与社会稳定发展研究

2016-11-15郭石雄

中国市场 2016年38期
关键词:拜金媒体商人

郭石雄

[摘 要]当今社会拜金、享乐主义盛行,这将导致我国社会道德的缺失以及社会风气的恶俗化,进而破坏国家的和平稳定。让民风回归淳朴,才能保证社会稳定发展,而如何让民风变得淳朴,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治世经验,古代盛世能保持和谐稳定,重农抑商这一政策功不可没。文章将当今社会状况同西汉等时期作类比,说明商人对社会风气的破坏,亦说明商业过度发展对社会的危害,进而说明当今社会“重农抑商”的必要性。

[关键词]拜金;享乐;道德缺失;商人;媒体;重农抑商

[DOI]10.13939/j.cnki.zgsc.2016.38.13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有了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改革开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促使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发展壮大,继而使得当今社会道德的普遍缺失以及各层面的社会风气趋于恶俗化。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幸福指数却降低了,人与人之间变得越来越冷漠,人们对社会越来越没责任心,长此以往必将导致社会动荡,影响国家的和平稳定。改变社会风气,让民风变得淳朴,让人们变得团结,才能让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如何让社会风气变得更好,中国几千年来有一项重要的政策,我们不妨学学。

1 拜金、享乐的社会现状

当今社会,人们重利轻义,为了金钱不择手段,为了钱可以付出一切。贪污受贿,拉关系走后门,制假卖假等,什么道德法律,统统抛在一边。人和人之间少了真心实意,多了虚情假意。在社会上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现象:电信网络诈骗让人应接不暇;路人跌倒,无人敢扶,担心讹诈;开车上路,害怕碰瓷;上街购物,除了担心买到假冒伪劣产品之外,或许还得提防碰上小偷窃贼或飞车劫匪;购买食物,害怕买回劣质有毒食品,吃了一下死不了却活不舒畅;上医院治病,害怕碰上无良庸医让你做一大串高价检查;单位领导总结,数据造假,信口开河,满嘴胡言,还无人敢说;媒体广告词中胡说八道,鬼话连篇,设了陷阱让大家跳;报纸上总是阿谀奉承,自吹自擂,明知扯淡却还说不得[1]……

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有些人就大肆渲染“黄金宴”“女体盛宴”等炫耀性消费方式,这类低俗、炫富的报道在社会上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一些媒体为了取悦于富裕阶层,将“名车”“小三”“豪宅”视为成功男人的标志,对“富二代”豪掷百万元的消费行为津津乐道。尤其是在一些电视交友类节目里,某些“拜金女”将男嘉宾的经济收入、家庭背景视为“配对”的优先条件[2]。能够出淤泥而不染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都已经丢失了正确的价值观。

2 重农抑商——古代整治物欲化等不良社会风气的政策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在古代也是多次出现的,《史记·殷本纪》称:“(纣)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新书·卷三·孽产子》有这样的记载:“主帝之身,自衣皂绨,而靡贾侈贵,墙得被绣;帝以衣其贱,后以缘其领,孽妾以缘其履。”杜甫也曾写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古代不良风气的出现自然与君王的骄奢淫逸有关,但当时的思想家、政治家们却指出,商业是使社会风气荒淫奢侈的一种破坏性力量。商鞅云:“农少商多贵人贫。”荀子云:“工商众则国贫。”贾谊云:“背本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史记.货值列传》记载“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有不如倚门市”。

在封建社会,几乎每个朝代的政治家都认为商业、商人会导致社会风气变坏,汉代贾谊就是典型,其所著《新书校注》就有很多商人败坏社会风气的描述。“今世贵空爵而贱良,俗靡而尊奸;富民不为奸而贫为里侮也,廉吏释官而归为邑笑;居官敢行奸而富为贤吏”“矫诬而家美,盗贼而财多”“未获耳,富人不贷,贫民且饥,天时不收,请卖爵鬻子”……

在贾谊那个时代,社会中很多富人非但没有与民同乐,反而热衷于自身奢侈享受与日趋腐。这些富人从下层人民身上赚取大量财富后,又试图寻求更多途径以方便自己的剥削。靠商业致富的这些富人,对社会的尊卑贵贱等级秩序,对“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俭朴均平风尚,都是一种破坏因素,而对形成骄奢淫逸、见利忘义的不良社会风气,则起到助长促进作用。这种贵富贱贫情况已成为一严重的社会问题,贾谊认为商业使人奸诈,农业使人厚朴,故提出“重农抑商”的主张,重农抑商即抑奸诈之俗,长厚朴之风[3]。

重农抑商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一直被当成一项基本国策,当然不止是败坏民风,更重要的是商人对产品、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的大肆抢夺,触及了国家的利益。

当国家给商人提供便利时,一个小农改业,可以很快致富,于是大批小农脱离农业生产而从商。商人为了利益对土地大肆兼并,使得大批农民在商业资本的扫荡之中,被迫地交出了他们的土地而逃入城市,这些失去生活来源的农民为谋生、致富,也走向了经营商业的道路。

当社会上商人越来越多而务农人员急剧减少时,就会引起整个社会农业生产总规模的萎缩,这在古代社会就意味着财富的减少、社会的贫困、国力的削弱和阶级矛盾的激化。这时尽管工商业可能一时繁荣,但这是一种病态的畸形的繁荣,它不可能长久,更不可能对生产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这种工商业的繁荣是在社会产业结构被破坏、生产力遭摧残的条件下产生的。这种状况如不加遏制,任其发展,必然会导致农业劳动力流失、土地荒芜的现象,这将动摇整个社会的根基,甚至导致社会的大崩溃[4]。

重农抑商,每个朝代的制度都有所区别,比如商鞅提出“劫以刑”“驱以赏”;荀况“工商重,则国贫”,主张“省工贾,众农夫”;韩非把商工之民列为“五蠹”之一;贾谊提倡“仁、义、礼、智、信、孝、德”等美德,反对奢侈,厉行节俭,评价官吏政绩如何应以民众的“富乐”程度为标准,“夫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但是各朝制度大同小异,都是宣扬“商业害国论”,强调农业为本商业为末;抑制土地兼并,防止农民破产;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限制商业活动。抑商方式主要有:官营禁榷、重征商税、不断改变币制、锢商贾不得宦为吏、从服饰方面进行侮辱。

从我国封建社会中前期的历史来看,凡“治世”到来都与弃农经商势头受阻遏相联,而“乱世”的出现也总是伴随着舍本逐末倾向的抬头[5]。重农抑商虽然抑制了商业的发展,阻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进步,但是确实打击了骄奢淫逸等不良风气,对国家的团结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 当今社会亦可借鉴重农抑商政策

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何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就曾说过:“可以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在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国际地位持续提高,也确实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是改革开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却忽视了道德文明建设,使得大多数人一味地追求物质生活,而把道德法律,统统抛在一边,道德无用、讲道德吃亏的现象不断明显,以至于道德功能不断弱化,进而使人们缺乏责任感、荣誉感和协作精神。

当然,我们也不能认为是邓小平同志以及改革开放导致了当今社会风气恶劣。1985年,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在这暂且不讨论我们社会是否已经两极分化,不过2014年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469说明我国贫富差距确实挺大。改革开放是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了,不过有很大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执行邓小平同志“先富带后富”的方针,反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更多的是对新兴群体实行打压,对社会的其他群体更多的是压榨他们的劳动成本来提高自身的收益。

当然真正有才能的人总能在这个社会中发现商机,不过他们在富起来前往往会受到各种挫折、受到旁人的冷嘲热讽,于是在他们富起来后也会缺乏同情心与责任心,重利而轻义。这些从万千人中脱颖而出的富人,才智、胆识确实要比一般人强一些,现在的人们也往往将富人和成功人士画上等号,是以富人的所作所为常被人们模仿、学习,以至于富人常常引领时代潮流,让社会风气也因他们而变化。

人往高处走,这是人之常情,不过人类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如果不能好好引导以及加以限制,贪、嗔、痴等恶念会使人们变得冷血无情、贪图享乐。如今很多富人能建豪宅、买豪车,却不能多给底层人民一分钱;能够对搔首弄姿的女孩一掷千金,却不支持进步青年一枚铜板;随便吃餐饭成千上万元,却对忍饥挨饿的人群视若无睹……

当然了,学雷锋活动富人们也是很积极的,比如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发生时,很多富人常常会在公共场合、在直播镜头前捐款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在捐款时他们会特别强调某某公司捐款多少,在捐款后他们会记录着某时某日为某某事捐款多少,并大肆宣传公司的慈善、老板的爱心。不可否认,当今社会是有很多公司、很多老板捐款,而且捐的还不少,但是有不少富人以爱心的名义做宣传、打广告,捐少量资金而想要获得大回报的做法,却让爱心捐款变了味,让不少人对捐助者缺乏感激之情。

很多富人捐款,并不是责任感爆棚、同情心泛滥,更多的是攀比,以及想提升自己和公司知名度。为了让富人多奉献一点“爱心”,媒体也是对富人捐款大肆报道,可惜当这种“捐款”次数多了之后,人们就会把真正有爱心的人和“作秀”的人弄混淆,使得友爱互助的美德发生质变。某某明星捐款几百万元众人谈论,而邵逸夫捐款超百亿港元、朱镕基总理捐款两千多万元却鲜有人知,这是商人推动的结果,是媒体为了利益而忽视了真正的善人。

当今社会道德急速滑坡,商人、媒体、广告是重要推手。商人为了利益,鄙视节俭,倡导消费,鼓励奢靡生活;媒体为了利益,大肆帮商人做宣传、打广告,不管广告比实际产品夸大了多少,也不管广告是否虚假,只要商人提供广告费就帮忙宣传。当说假话、打假广告并不需要承担多大的后果时,广告就变得越来越浮夸了,说谎也成了家常便饭。当今社会,老板忽悠员工,员工忽悠老板,内行忽悠外行,外行装作内行……可惜很多人忽悠能力不行,被人一眼就瞧出来了,于是就成了两个人甚至一堆人互相忽悠。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极低,这是大家互相忽悠的结果,是人们为了利益而抛弃诚信的结果。人们诚信缺失是社会的一大隐患,很多人都知道这一隐患,可惜他们并没有资格也不敢指责别人不讲诚信,因为他们也经常忽悠人,而且不少人都知道他们在忽悠人。不过诚信缺失问题也是必须要解决的,这就要求身处高位的人做出表率。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上面的人言行不一,说着高尚的话做着龌龊的事,下面的人有样学样甚至变本加厉,整个社会风气自然就不会好了;而如果上面的人行得正坐得直,就能无所畏惧地整治诚信缺失等不良社会风气,当诚信获利、失信被罚时,社会风气自然好转。

杂草总是比农作物生长得好,癌细胞永远比正常细胞生命力强。如果不加以引导与约束,欺诈等恶习必将凌驾于诚信等美德之上。改革开放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商人大开方便之门,追求物质生活而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商人为了利益不择手段,枉顾道德与法律,在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大批不良商人成了富人,这些不良商人富有之后不但不思回报社会,反而过上了奢靡的生活,并宣传“读书无用、只有拉下脸面、践踏道德才能富有”的不良思想。当人们看到那些不良商人成功时,觉得不良商人所言有理时,自然就会对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美德产生怀疑,并向不良商人学习,于是整个社会风气也就变坏了。

可持续发展比先发展后治理好,可是你不发展就会受到外界的欺凌,是以大多数时候我们见到的都是只求发展而不管治理,不过不治理也有个限度,如果超过了警戒线灾难必然降临。我们发展经济也是一样,不能一味地追求物质生活而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当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缺失、道德滑坡时,人们的幸福指数并不会随着物质水平的增加而增加,人类具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特点,当人们精神上不能得到满足时,越好的物质生活反而越容易导致社会动荡。温饱思淫欲,当人们不愁吃穿时,精神文明建设就很有必要了,甚至精神文明建设比物质生活发展更重要,因为当社会风气良好时能节约很多不必要的社会开支,当幸福指数越高时,越能提升人们工作的积极性。

商人会促进拜金、享乐等资本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蔓延,进而导致道德滑坡、社会风气败坏。商人的不良影响古代贾谊等先贤明白,近代毛泽东同志同样明白,毛泽东同志提出“糖衣炮弹”、打击投机倒把,重视思想道德建设,使得当时社会具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风气。毛泽东同志生活那个年代,国家虽然贫穷,但实现了从无到有,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当时经济增长速度确实没改革开放后快,但是两个时期面对的困难是一样的吗?一个人白手起家尚且困难重重,何况是一个群敌环绕的大国。当一个人拥有了第一桶金后能滚雪球般快速致富,房子在打好地基后能快速建成,国家在拥有一定基础后同样能快速发展。毛泽东那个时代,大搞建设,物质与精神文明齐头并进,经济发展虽然慢了点,但是为国家的继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社会邻里和睦,大家都乐于助人,见义勇为、拾金不昧等良好社会现象层出不穷,全国人民团结一心,使得国家虽然贫穷,军事武器虽然落后,但是仍旧无人敢犯我中华。和那个时代相比,如今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确实快了不少,不过很大一部分增长点是靠房地产撑起来的,政府低价强征农民土地,再高价卖出商品房,使得农民等底层人民努力工作一辈子仍旧不能留下一点积蓄。毛泽东那个时代,虽然贫穷,但是农民在离世时还能为后辈留下不少资产,如今虽说国家富有了很多倍,但是农民等社会底层民众在离世时却再也不能为后辈留下什么了。国家越来越富有,但是很多人却觉得生活越来越艰难,为什么?是商人窃取了底层群众的财富,是官商勾结使得底层群众受到太多不公平待遇,是官商枉顾道德的行为让民风败坏进而加大了民众的生存压力。

有一个成语叫做“揠苗助长”,喻指不管事物的发展规律,强求速成,反而会把事情弄糟。如果国家一味追求经济发展,给商人提供太多便利,同样会出现揠苗助长的情况。一个人要想快速致富,绝对不是靠一个人生产创造财富,而是靠转移财富,即让别人把自己的劳动成果割让一部分出来。商人能让其他生产者的劳动时间变得更多,但是他自己并没有从事生产,当社会上有少量商人时,即有部分生产者不再从事生产而是帮其他生产者增加劳动时间时,整个社会能创造的总财富能增加;而当大量生产者放弃生产而去经商时,整个社会能创造的总财富必然减少;当所有人都不去生产时,那大家就只能是啃老本而坐吃山空了。当今社会,生产者工作辛苦却收入低,在社会上缺乏发言权还不被人尊敬,而商人、艺人等不从事生产的人却拥有大量资金,住豪宅开名车还受到众人追捧。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当从商、做艺人能够快速走向成功时,人们自然就会放弃生产而走上投机取巧的道路。当今社会还在认真劳作的多是中老年人,年轻人大多好逸恶劳,成天想着炒股、投资,宁可做销售也不从事生产。国家大力发展经济,是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了,可惜成就了部分人却牺牲了另一部分人,甚至还毁了下一代人。当年轻人不思生产创造时,当年轻人把中国的传统美德扔在一边时,国民经济还能稳步快速发展?靠商业、靠房地产撑起来的繁荣只能是暂时的繁荣,是畸形的繁荣,是揠苗助长造成的假象繁荣,要想国家真正变得繁荣富强还得加强道德文明建设,提高生产者的福利和社会地位,让民众乐于生产创造。

俗话说“一根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难折断”,一群人如果互相拖后腿那谁也别想发展,一个人起来是以牺牲其他人为代价那也不可能长久。改革开放时,中国农村土地私有化,中央国企民营化,确实提高了人民的劳动积极性,但也破坏了民众间的团结。公有化时大家按劳分配、按工作时间分配,确实打击了不少人的积极性,阻碍了很多人聪明才智的发挥;私有化后,不少人依靠国家政策而变得富有,但是他们富有之后贪图享乐,打压后进,使得社会上不公平现象越来越多,同样打击了不少人的劳动积极性,让不少人感叹报国无门、致富无路。公有化时大家勤劳善良,私有化后多是懒散奸诈,大家从以前的抱团取暖变成了现在的“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表面上人民是富有了,国家是富有了,但是民众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凝聚力,变成了一盘散沙,当有外敌入侵时不会抱团反抗只会各自逃散,国家的实力不是变强了,而是变弱了。

黄、赌、毒危害个人及国家安危,国家大力禁止,但是危害国家安危的仅仅这些吗?商人制假售假进而危害人民健康、败坏社会风气,这难道不该大力打压?打开电视等媒体,在这个频道看到的是富人的奢靡生活,换个频道看到的是明星的低俗恶搞,再换个频道看到的则是丑化古代先贤、擅改历史文明的电视剧……这些节目将使观众曲解国家历史,淡忘古代文明与美德,变得拜金、贪图享乐,不思生产创造而思哗众取宠,这样的媒体难道不该大力整治?无规矩不成方圆,并不是人人都能成为圣人,反而是大多数人都在外界环境的引诱下快速堕落,要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如果不制定法律法规对促使恶习泛滥的因素加以约束,等社会风气恶劣到一定程度,国家危矣。

一个人讳疾忌医会导致病入膏肓的后果,一个国家不能正视自己的错误则会有亡国之祸。一个人生病了不想着自己免疫力差却怪别人传染自己,疾病就会经常纠缠他;一个国家不思自己制度与作风问题,却说是别国的不良作风传入所致,社会风气只会越来越糟。当今社会医患矛盾越来越突出、师生间的感情越来越淡薄、公务员在民众间的信誉度越来越低,为什么?是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商重利而轻德,使得金钱在民众心中一峰独秀,而当金钱一峰独秀时,能有几人不去爬这高峰?医生为了钱而开大量处方,老师为了钱而对学生区别对待,公务员为了钱而徇私枉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怎么能融洽?

如何让国家稳定发展,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大有可学习借鉴之处,封建社会几千年的文明有不少糟粕,但是精华同样不少。古代先贤不懂分子原子,不懂万有引力也不懂电磁理论,难道为人处世、治世治国也不懂了?重农抑商这一政策能实行几千年是有理由的,它使民众乐于生产,让民众勤劳节俭之风长存,抑奸诈之俗使得美德广传。在如今这拜金、享乐主义盛行的时代,在如今这道德缺失的时代,学习借鉴重农抑商这一政策,对国家的稳定富强是很有帮助的。

重农抑商这一政策,各朝各代都有所区别,在21世纪更是不能照搬这一政策。在如今这个年代,重农是重农业,也是重生产重创新;抑商抑的是商业,抑的是为富不仁、铺张浪费等不良社会现象。如何“重农抑商”我国已经有个别的案例,比如《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试行)》规定,上海市级领导干部的配偶不得经商办企业;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在本市经商办企业;湖南公职人员操办婚嫁、寿庆宴席的规模严格控制在20桌以内;广西干部婚丧送礼不得超过100元。当然那些案例目前还只是在个别省市公职人员这一群体试行,如果把这些方案针对的群体扩大为全体公民,我国的社会风气就会好转。

吃穿住行是百姓最基本的需求,当国家在媒体上大肆宣传节俭之风时,成功人士做出节俭的表率时,政府限制人们的奢靡消费时,人们就不会在这些基本需求上去攀比,而是把有限的精力投入生产创新上去。当邻里间少了攀比时,自然就少了妒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热情与和谐。

古代在实行重农抑商时,还大力弘扬“仁、义、礼、智、信、孝、德”等美德,降低金钱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让人民有更高的精神信仰。在如今要想改变人们道德缺失的境况,同样要大力弘扬见义勇为、拾金不昧等传统美德,帮助他人者不仅仅是获得精神上的鼓励,在物质上也要给予奖赏;制假售假等恶劣行为,不仅要在物质上重罚,还要在精神上给其重击。只有让美德的高度超越金钱的高度时,人们才不会为了金钱而枉顾道德,社会风气才能真正好转。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当科学研究无利可图时,能有多少人会把心思放在生产创造上?国家的繁荣富强离不开生产创造,是以我们必须重农,重视生产,重视创新;那些阻碍生产的因素则必须抑制,是以我们需要抑商,抑制媒体传播不良社会现象,抑制灯红酒绿等奢靡的生活。学习古人的重农抑商,重视中华的传统美德,国人才能真正具有中华风骨!

4 结 论

宇宙中万事万物包括生灵,在宇宙大爆炸开始那一刻,命运就已经注定了。中国之后的日子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变革,大多数人不知道,但是有少部分人却是能看明白的,这些明白人或者不愿说,或者不敢说。不过事物的发展具有“盛极而衰、否极泰来”的规律,在当今这道德缺失的年代,商人与富豪权贵必须多想想,自己对国家的发展到底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还是消极的作用,到底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做了多大的贡献,在重农抑商政策下的那些古代商人又是如何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

重农抑商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它让国家拥有了良好的社会风气,让国家拥有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重农抑商这一政策受到历代先贤的推崇,几千年来一直被重视,说明其对国家的稳定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人们道德缺失的今天,在不良商人多不可数的时代,在拜金、享乐主义盛行的时候,重农抑商是值得学习借鉴的。

参考文献:

[1]caiwj999.社会道德的缺失原因何在?[EB/OL].(2015-03-14)(2016-06-10).http://bbs.tianya.cn/post-free-4999745-1.shtml.

[2]李锡海.人性的物欲与犯罪[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8(3):74-80.

[3]钱彦惠.西汉前期“重农抑商”思想、政策及实践研究——以贾谊为中心的考察[D].宁波:宁波大学,2012.

[4]韩朝华.略论“重农抑商”政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作用[J].经济科学,1988(6):67-71.

[5]韩朝华.略论“重农抑商”政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作用[J].经济科学,1988(6):6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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