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毛夫国

——评尤凤伟短篇小说《金山寺》

文毛夫国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兴起并逐渐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影视剧的热播带动了官场小说的阅读与创作，一时蔚为兴盛。这类小说在当下权力运作尚不透明的“官本位”社会，为读者撩开了权力的神秘面纱。小说多描写官场中相互倾轧的权力斗争，揭密官员腐败生活，展现了一定程度的真实。近年来出于对消费市场某种需求的迎合，官场小说甚至冠以“从政经验”的“官经”之名，以“官场红宝书”的噱头而风行一时。模式化的创作套路，庸俗的厚黑实用主义，使官场小说创作了无新意，文学性也越来越差。尤凤伟早期作品多关注人的生活状态，题材则在现实和历史之间穿梭，涉及抗战、土改、反右、农民工进城等等。他创作的短篇小说《金山寺》，则又将笔触伸到官场。正如作者评价自己“不合时宜”，只管写自己感兴趣的：“我的写作和别人不大一样，关注的题材不一样”，作为官场小说的《金山寺》，探索的内容和思考的角度比较“另类”，不同于一般的官场小说。

一

小说的情节设计具有鲜明的当下性，紧扣当前社会热点，以纪委反腐作为背景，讲述了在得到丹普市市委书记尚增人可能因严重违纪被双规的消息后，市文教局书记兼局长的李为将此消息透露给身为市政府秘书长的同学宋宝琦，认为宋和尚增人关联密切，很可能会受到牵连。小说以宋宝琦检视自己与尚增人的交往作为情节主线，采用悬疑手法，几经起伏却发现原来虚惊一场。

与以往官场小说不同的是，小说关注的重点并不是官场的权力争斗，而是信仰问题。小说在内容上提及了“雅贿”，并且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雅贿”，而是属于精神层面的信仰问题，这是以往官场小说中从未触及的。

小说开篇写宋宝琦深夜接到李为“增人要出事”的短信后，原本宁静的生活被打破了。故事的序幕拉开，宋宝琦开始担心李为作为尚增人的密友，会受到此事牵连。然而在和李为小聚后，李为认为需要注意的却应是宋宝琦。因为一年前宋宝琦在丹普市挂职时，丹普市市委书记的位置出现空缺，最有希望的人选便是宋宝琦和尚增人。宋宝琦还有机会调回大市提拔为正局，此时李为跑来做说客，宋宝琦放弃了极有可能到手的市委书记位置，尚增人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丹普市市委书记，这样的大恩尚增人肯定会予以报答，因而宋宝琦受关联的可能性更高。

于是，小说的主线便绕此展开。宋宝琦回忆起春节时尚增人请他去寺院烧香，返回时送了几盒当地特产：海参、海米、鲍鱼等。普通的特产不会有什么危险，但宋宝琦怕其中夹杂贵重物品。此处作者虽然提到了寺院，但指向的却是礼品。回到家后，宋宝琦立刻把之前的特产拿来，拆开后发现并没藏有贵重物品，于是便放心了。然而事情又起波澜，宋宝琦从司机嘴里得知尚增人邀请他大年初一来丹普寺院上香时，事后曾送了一个笔筒，只不过当时他转手送给办公室会计张梅了。于是，读者的心又被提上来了。宋宝琦想办法从张梅那儿要回笔筒，急忙拆开后发现也是正常礼品，并未有出格之处。宋宝琦不禁暗中欢喜，“如同卸下一副千斤重担”。

小说行文至此，虽有波折，却也符合一般官场小说套路，无新奇之处，孰料接下来的情节突变。尚增人很快被双规，纪委人员找到宋宝琦进行了两次谈话，第二次谈话时说出了在丹普寺院上香时，尚增人在宋宝琦不知道的情况下命令一私企老板以宋宝琦的名义捐了10万香火钱。“尚增人授意老板买单，属索贿性质；那老板肯于付钱，属于行贿性质；而落到秘书长身上，则属于贿赂对象了。”宋宝琦尽管对此一无所知，却是精神受益者，属于受贿对象，又被牵涉其中！

读至小说四分之三处时，读者方才明白小说题目与内容之间的关系。之前小说中只是提到“寺院烧香”，读者关心的也是物质层面的受贿，不料最后却指向了精神受贿层面——官员的信仰问题。为使行文不致突兀，作者有这么一段描写：宋宝琦陪市长从开发区回来的路上，市长提起宋宝琦春节去丹普拜佛烧香的事，宋趁机问市长对法海的看法，市长对法海形象作了翻案的讲述。身为一市之长的官员的信仰已有变化，为下文做了充分的铺垫。

接下来宋宝琦可谓度日如年，“一把刀始终悬在头顶，又不知啥时落下”，然而很久却无任何消息。一次，他偶遇纪委谈话的小丁，才了解到事情已经过去：程序走到上面，上面集体无语！因为有人提出：“这事佛是一方事主，哪个愿多事，惹佛不高兴啊？”宋宝琦平安无事，故事就此结束。

小说名曰“金山寺”，乍看怎么都与官场小说无关，读罢方明其意之所在。“10万香火钱”揭示了很少被人关注的隐秘的精神世界——信仰问题，而事情处理的结果让人大跌眼镜，有了佛的庇护，竟然相安无事。小说结尾宋宝琦欣然答应再赴金山寺上香便已说明一切，作者将信仰问题摆出之后，嘎然而止，其中的深意让读者自己体会，正如作者在“创作谈”中所言：“听作者把什么都‘嘞嘞’出来，阅读便会变得索然无味，何况有些小说是只能看不能说的，一说就会露底。”

二

小说人物不多，故事也不复杂。通过事件将人物串联起来，反映了身处官场各色人物心态的起伏，其中宋宝琦的形象较为丰满。宋第一次检查尚增人所送礼品不含贵重东西时，心情释然。第二天陪市长去开发区视察时，将此事告知李为，李为却说尚增人肯定会报恩的，不会如此简单。宋因心中有事酒多喝了些，这样的官场生态描写符合当事人心境，恰如其分。

小说的细节描写也很到位，宋宝琦第二次检视自己时有这么一段描写：

门在小邹身后刚刚关闭，他便弹簧样从沙发椅上弹起，三步两步奔到茶几旁，哆嗦着手从塑料袋里把笔筒掏出来，入眼的是考究庄重的厚纸壳外包装，上面印着一只圆柱形青花瓷笔筒，笔筒上印着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雪》手书。他不深究，只一眼带过，便着手查验是否有被拆启过的迹象，反复端详了一阵，未发现有异常，便着手打开顶盖，把笔筒从里面拿出来，在这一过程中答案已经彰显：笔筒是空的，一无他物。开始，他怔了怔，待完全认定眼前的事实，他僵硬的身体一下子放松了，如同卸下一副千斤重担。

着墨不多，却形神兼备。

三

《金山寺》涉及的题材较为敏感，面对精神领域的腐败，尤其结尾面对巨额香火钱的集体失语，反映了当下官场部分官员的精神信仰缺失。但有意思的是，作者在“创作谈”《心怀敬畏》中，却否认了题材的敏感性：“顾名思义《金山寺》当是写佛家的事，其实一读便知不是，充其量是擦了个边儿，尽管如此，心中仍然诚惶诚恐。不是怕小说‘敏感’了会怎样怎样，而是清楚以本人对博大精深的佛教的浅薄无知，边儿也是擦不得的。”表现的恰恰是作者对“敏感”的否认，这与小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互文关系。同时在“创作谈”中，尤凤伟将创作主旨引向另一个方向：“人们不仅对此心怀敬畏而对人类几千年的文明结晶甚至包括你对自己的事业、职守，都应心怀敬畏之心。没有这种敬畏之心，也就没有了底线，致使人的精神溃败，行为失范，什么可怕的事情都能做得出来且堂而皇之。”这是非常值得玩味的。

尤凤伟善于从敏感的题材中关注人物的精神生活。他曾说：“要介入社会介入生活，不做生活的旁观者，有常人的喜怒哀乐。整个社会生活就摆在你面前，只看你怎样选择题材，就是人们常说的写什么。我相信我写的和任何一个作家都不雷同。”其作品一直坚持这一原则，《金山寺》显然并不仅局限于此，于是，便有了让我们产生独特阅读体验的官场小说《金山寺》。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