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新 伟

唐由之：为开国主席主刀手术的日子

文新 伟

在唐由之行医的一生中，毛泽东是一位最特殊的病人。当年不是党员的眼科大夫唐由之，曾因对毛泽东病情的分析而列席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因此，他见证了开国领袖泪洒书房的细节，也曾在一代领袖面前因为恪守职责而“抗旨”。唐由之为毛泽东的左眼施行4分钟的白内障手术，用了240多天的时间做准备，相约一年后施行的右眼手术因故未能兑现成为他此生最大的遗憾。

神秘的会诊与跟想象反差较大的第一面

1973年，80岁的毛泽东主席依然忙碌着国家大事，没有任何人感觉到他与以往有何不同。其实，毛泽东晚年身体疾病比较多，其中罹患老年性白内障最令他苦恼。

一生靠眼睛读书，靠眼睛洞察秋毫、高瞻远瞩的人，如今连看书都已经很困难了，只能模模糊糊地看清眼前的手指，世界陷入一片朦胧之中，这对于一个领袖，而且是一个生性敏锐、充满激情的领袖来说，该是多么的痛苦？！

这年12月，长沙马王堆出土了两千年之前的帛书的喜讯传到中南海，这个消息令毛泽东很兴奋。有关人员把整理好的文字写成拳头大的字让他看，毛泽东也很难看清楚，因为这不是老花眼——字大一些就可以解决阅读问题，原来是老年性白内障所致。

如何为毛泽东安全稳妥地治疗眼睛，成为了党中央的一件高度机密的大事。为毛泽东手术治疗白内障的专家讨论会，首先是从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之后才召开的。先确定有哪些专家参加会议，如何向大家通报毛泽东的病情。参加会议的专家有十几位，中医、中西医结合专家只有唐由之一人，他也不知道这个“老年患者”是谁，只知道患者有慢性肺心病、咳嗽得厉害、咳嗽以后常会没有吞咽反应。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病重，不得不住进中南海附近的解放军305医院。他在5月19日、23日、25日曾3次发生缺氧病状，大夫劝他必须入院动手术。不久，报刊上报道出周恩来在医院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夫人的消息后，外界才知周恩来病重，这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

此时的周恩来已把办公室从中南海的西花厅移到了305医院，一边接受治疗，一边缓解来自江青、张春桥等人对全国政局的干扰，支持邓小平撑住江山社稷的大盘。毛泽东的身体情况，是他最关心的事。唐由之回忆说：“那天，我一进305医院的会议室，就感觉情况有些异常，怎么来了这么多医生？有皮肤科、耳鼻喉科、神经科、心脏科、呼吸科的，还有眼科的，一共有10多位。按我们过去会诊的习惯，报告完病例后就应该去看病人，但这次不一样，由专人来报告病例，病人既没有姓名，也没有籍贯，更没有职业，只知道是个男性和大致的年龄。在报告病例的时候也不是专讲眼科，而是把整个身体状况系统性地讲了一遍。当时我想，这不是一般的会诊，肯定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在报告完病史后，一位领导同志就请各专业分头进行讨论，讨论的内容，比如对这个病你们还需要了解什么、初步印象是什么病、你们打算如何进行治疗，等等，都报了上去。我们眼科组的意见很明确，这是典型的老年性白内障。但是这个人白内障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不十分清楚，根据病历分析只知道他的视力看书已很困难了。”

在亲眼见到毛泽东主席之前，唐由之先被领去做了3次神秘的会诊。唐由之回忆说：“以前的特殊病人，病历上什么身份都没有，但是最后总会让我们知道一个名字，这位病人直到看到真人前，我都不知道名字。”

这年夏天，毛泽东到南方休养，下榻在武汉东湖宾馆。武汉的夏天格外热，毛泽东想到长江游泳。医护人员得知后苦苦劝阻，认为毛泽东的病情已经不适于下水游泳，在游泳过程中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然而毛泽东仍然认为自己的身体可以游泳，只是在医护人员的劝说之下，他才把去长江游泳的计划改为在室内游泳池进行。

10月中旬，毛泽东决定前往湖南长沙。这时，他原有的右侧麻痹症状更加明显了，吞咽困难，吃饭时要靠别人喂食。

1975年2月，毛泽东决定离开湖南前往杭州。鉴于自己病情的日渐加重，毛泽东终于批准医疗专家对他的身体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不久，中央便从北京几家医院派出包括眼科、神经科、内科等著名专家在内的检查小组前往杭州。

这年春节前一个星期天，唐由之在家里休假。中央警卫局的同志专门到他家里请他做好准备，将乘飞机出去执行任务。唐由之回忆说：“到我家来的是位解放军同志，年龄大概40多岁，在确认了我就是唐由之以后，说，有一些事需要你出去几天。到底出去几天他没说，只是要求我带上随身替换的衣服和洗漱用具。那时还需要粮票，我问要不要带，他说不用了，我于是简单收拾了一下就跟他走了。”

唐由之只是跟妻子陆丽珠说有事要出去几天，便下了楼。陆丽珠往楼下一看，发现楼下停了一辆苏联高级轿车，开车门的人还戴着手套，这时她才感到这次跟以往的出诊的确不同。载着唐由之的轿车很快到了南苑机场。“在机场我看见了我提名要求同去的广安门医院眼科医师高培质。她问我咱们到哪儿去？我说我也不知道。但此时我已有了感觉，可能是给毛主席看病。我们在飞机旁边看到了汪东兴（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我就更觉得是去见毛主席了。”

在飞机上，唐由之根据太阳的方向和云层下由黄转绿的景色，断定飞机在往南飞。飞机即将降落时，他看到雷峰塔的旧址。唐由之回忆说：“飞机大约飞了两三个多钟头，降落在了杭州。下了飞机，我问去哪儿，随行的人说今晚住在雷峰塔那边。晚上有人告诉我们，明天你们要见到毛主席了，主席请你们为他检查一下眼睛。我们知道要见毛主席后，都是又高兴又紧张。”

第二天，唐由之等跟着汪东兴到西湖畔的一幢别墅里。毛泽东当时由长沙游泳后到杭州，身患感冒，咳嗽痰多，但是年老体衰，他自己很难把痰吐出来，需要弯下身子让人辅助。这样的身体状况，的确让唐由之感到吃惊。

唐由之不禁想起1974年的几次专家组织的会诊，那时得到的只是病历，根本不知道病人是谁。唐由之当时断定，这个病人一定是个很不一般的人物。果然，他的判断没有错，这个病人就是毛泽东。

据在医疗专家中按年龄排第4个进门的唐由之回忆：“我们进去的时候，看到一位老人穿了一件毛巾睡衣，是补过的，旧的，穿了一双拖鞋，就在沙发里这么靠着。旁边有位女同志，后来才知道她就是机要秘书张玉凤。她告诉主席：‘主席呀，医生们来看你了。’主席一听，扳着扶手要站起来。但是他不容易站起来，张玉凤去搀他。我们看到了就跑过去，说：‘主席呀，您别起来了，我们是晚辈，您请坐，我们今天来给你检查眼睛的。’随即我们一一通报姓名。”

那一瞬间，唐由之心里百感交集，既兴奋，又难过，还感到无比意外。他感慨：“因为报纸上经常讲毛主席红光满面、神采奕奕，都是这么描写的。我当时一看他灰白的头发，满脸慢性病容，反差太大，很难受的。”

毛泽东同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张晓楼握手时，诙谐地说：“看来你的楼盖不大了，永远是小楼嘛！”大家都笑了，紧张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了。

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体检，在杭州前后共进行了4天。除进一步确诊毛泽东患白内障外，在这次体检中还检查他患有肺心病、冠心病和血中含氧量过低等病。但是，究竟对毛泽东的上述疾病如何进行医治，医疗专家仍需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后，才能制订医疗方案。

经过这次面对面的观察，唐由之隐约预感到，手术的任务很可能落在自己身上，因为医疗组手术专家里仅他一人是中西医结合专家。他擅长的白内障针拨术在睫状体平坦部切口，不足2毫米的切口并不需要缝针而且伤口也非常容易愈合。根据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很可能更加适合这一经过中西医结合改进了的中医传统手术方法。唐由之变得非常紧张，40多岁的人猝然血压升高。他回忆：“后来汪东兴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叫我去上海、苏州，准备医疗器械。”

唐由之等医生从杭州返回北京，准备随时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毛泽东的病情以及这次对毛泽东全面检查的情况，以期中央尽早对医治毛泽东的眼病形成一个完整的医疗方案。

2月19日，周恩来带病从解放军305医院来到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医疗专家的汇报。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全部到会。当时还不是党员的唐由之参加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唐由之等医疗专家分别就毛泽东的心脏病和肺心病的治疗、双眼白内障手术以及心电图、X光肺片检查所得到的进一步情况全面系统地向政治局委员们进行了汇报。

此前，毛泽东病情的危重程度，只有周恩来、叶剑英和江青3人比较清楚，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基本上不了解。所以在医疗专家汇报的过程中，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大都感到有些吃惊。

期间，大家反反复复地讨论眼科手术方案，专家们各自陈述自己见解，分析病情，然后决定治疗方案。

在会议上，唐由之看到了江青。据他回忆：“总理问西医有多大把握？张晓楼说他有85%的把握；又问我有多大把握，我说我们也有85%。实际上不止，是留有余地的。”此时，坐在邓小平、叶剑英、周恩来后面的江青正拿着一个盘子在吃夜宵，“只有她一个人在吃，我觉得她不认真。我回答85%的时候，她鼻子里边哼边冷笑：说‘你们也有85%？！’”

一听江青这种质问，唐由之坐不下去了，便站在那里。周恩来立即解围，并摆手让他坐下说：“唐大夫的情况我知道，他在福建、广西做了这类手术不少，反映还不错的。”

各种治疗方案汇总起来，其中唐由之提交的是白内障针拨术，手术只需几分钟，切口小，不需要缝合，技术成熟，更适合年老体弱的患者。他认为当时西医摘除白内障手术切口大，咳嗽可能会造成手术意外，会导致切口破裂、角膜裂开、房水、虹膜、玻璃体外溢等，非常危险。

会诊后，大家提出，对毛泽东最好以较为安全的白内障针拨术的手术方式清除眼中的白内障。这主要考虑到这种手术方法是我国当时中医眼科的较成熟技术，既能在手术过程中照顾到像毛泽东这样年迈多病的患者，同时又因手术的时间短，可以减少病人的痛苦，而且术后视力恢复好。不过另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医的针拨手术虽可减少病人术中的痛苦，但病人眼中残留的混浊水晶体仍有复发的可能，建议实行白内障摘除手术。考虑到两种手术方案各有千秋，中央决定在毛泽东尚未从杭州回京之前，尽快在北京着手进行两种手术的实地比较，在分别对病例进行成功手术并形成经验作出治疗效果总结以后，再报周恩来，由总理选定其中一种适合主席的手术方案。

锟铻·昆吾·由之

唐由之原名为锟铻。原来，唐由之出生时，算八字的先生认为他五行缺金，于是长辈就给他取了个带金旁的名字。锟铻，古书上记载的是山名，这里所出铁可造剑，因此宝剑也称“锟铻”，亦作“昆吾”。唐由之回忆说：“上了小学后，认为‘锟铻’两个字难写，自己后来就将名字改为‘昆吾’了。”

1926年7月，唐由之出生在秀丽的浙江杭州。在家排行第五的唐由之自小便开始跟大哥唐云学习画画，同时也学习一部分古典文学。其父经营参行，因抗日战争期间民不聊生，商业萧条，家私日渐消耗而倒闭。14岁那年，唐由之在杭州中山中学读书期间母亲谢世，家境日下，不得已而中途辍学，由兄长唐云接到上海生活。

逃难之路，留在唐由之的记忆里是一段曲折艰难的路途。他说，当年跟着家人挤在破旧的篷船里，先到富阳，路过余姚，滞留宁波，再挤上渡海的轮船，沿着东海岸，摇摇晃晃地驶向上海。后来，他续读于无锡国学专修馆上海分校，专攻古典文学。

1942年，唐由之经家兄唐云的友人石瓢僧人引见，拜见上海中医眼科名医陆南山。这次拜见，唐由之亲眼看到眼病患者之多、病人之凄苦难以名状。陆南山医德高尚，疗效确切，使很多身患眼疾的人重见天日，大有拨云见日之功，盛誉传遍江浙城乡村邑，给唐由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此，唐由之毅然下定决心，立志做一名眼科医生，把光明与爱洒向人间，济人于盲瞽。跟师陆南山学徒的唐由之，从此步入中医之门，刻苦攻读岐黄书，钻研眼科医学。

起初，唐由之每天静静地站在老师的后边，仔细观看老师的问诊与操作和倾听他的讲解，默记汤头处方。晚上认真学习中医经典、眼科古籍专著，不久，他已经可以帮着一边听一边写那些汤药处方。渐渐地，不少病症的属性、常用中药的药性以及汤头歌诀等中医的基本知识逐一印在他的心中。陆南山尽管当时已经是上海名医，但是他善于学习新技术，最先使用眼底镜、裂隙灯显微镜等现代科学仪器进行检查，以便更准确地把握病情。他思想开放，善于洋为中用，善于吸收消化先进技术的学术理念，给了唐由之深刻的启发。

在陆南山门下学习的日日夜夜，使唐由之深感要弘扬中医事业，不仅需要有坚实的中医理论基础，还必须掌握现代医学知识，因此唐由之奋发读书。由于他聪慧机敏，谦虚好学，深得陆南山器重。1946年，唐由之受陆南山委托，到苏州陆南山开设的眼科分诊所，代理陆南山应诊。1947回沪，年底，唐由之回杭州市上珠宝巷老家开设了“唐昆吾眼科诊所”，正式悬壶医林。

1951年，唐由之响应国家的号召，首批加入联合诊所工作。在此期间，唐由之深感要弘扬中医事业，必须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既要业专，又要学博。因此，他白天忙于诊务，晚间在杭州青年会文化夜校继续补习初高中的英语和数理化学等课程，为进一步深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学医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深入了解、明白，中医这套理论是我能够解释，但是我当时感觉到不能解释得太彻底、太客观，因此就想到了学习现代医学。当时我的老师本人并不排斥西医，他已经可以把西方医学的一些检查工具，拿来作为中医诊断的补充。因为中医有一些诊断完全靠五官，再细微的东西看不见。”

少年唐由之

1952年，国家选拔在职年轻中医，进一步学习现代医学知识，唐由之抓住这个进入高等学府提高的良机，一举考入北京医学院医疗系，终于实现了自己希望攀登医学高峰的宿愿。“考大学时，我怕考不上不太好，就改名‘由之’，意思是‘考不考得上无所谓’，没想到真的还考上了。”就这样，“由之”这个名字他一直延用。

将近毕业时，唐由之与同学组成眼科研究小组，经常借鉴西医知识，研究中医眼科事业之兴衰，探讨金针拨障术之奥秘。

1957年，经过5年寒窗攻读，31岁的唐由之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就在这一年，他与师父陆南山的女儿陆丽珠在上海完婚。大学毕业后，唐由之被分配到建院不久的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附属医院（今西苑医院）眼科，从事眼科的临床、研究和教学工作，后来曾兼任北京中医学院眼科教学。他当时的学生有的后来已成为现代中医或中西医结合眼科的学科带头人。

1957年，唐由之与陆丽珠在上海结婚

金针拨障疗法由来已久，最早见于唐代王焘的著作《外台秘要》，书中对白内障各期症状都有简单扼要的描述。白内障患者眼睛失明之后，虽然看不清物体，但仍可以“知明暗三光，知昼知夜”，有光感存在。尤其是对于白内障后期的治疗方法，书中说：“此宜用金篦决，一针之后，豁然开去而见白日。针讫，宜服大黄丸，不宜大泄。”这就是著名的金针拨内障方法。

唐由之经过系统的现代医学知识学习之后，来到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眼科工作，条件相对比较优越，他决心把这个技术进行改进和提高，以便造福于更多的白内障患者。他于1958年开始用兔子做金针拨障术的动物实验，致力于白内障针拨术的研究。

在继承我国古代金针拨障术的基础上，唐由之首先提出睫状体平坦部角膜缘外4mm处为手术切口部位，并从解剖、组织、生理、病理等方面阐明了该切口的优点，避免了以往在角巩膜缘切口做内眼手术时可能发生的并发症，从而改变了过去认为上述切口部位是“危险区”的看法。通过他的不断努力改进，克服了这一手术方式可能引起的几种并发症，使古老的金针拨障术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唐由之的研究于1961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一届中西医结合会议上发表论文。在大量临床研究的基础上，于1966年4月，由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主持“白内障针拨术科研成果鉴定会”科研鉴定，得到来自全国的眼科专家们的一致好评，并且制定了推广培训方案。

1963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鲁之俊支持下，唐由之响应党的号召，深入基层，为农民治病。1968年至1969年他随同医疗队到广西农村，为农民服务，同时为当地培养了许多眼科专业人员。1970年至1971年又到福建省龙溪、漳州等地，从事白内障针拨术和针拨套出术的研究和推广工作，举办了多期学习班。

唐由之不停地跟随一支支医疗队到农村，每趟一走就是大半年，让他一展拿手的白内障针拨术和针拨套出术的“拳脚”，不分昼夜地奔忙在乡间村落，随叫随到地为眼疾患者带去复明的希望。在广西，当地老百姓争相传扬北京来的医生手到病除的喜讯，就连当地驻军都得到消息，主动欢迎唐由之等去开展医疗服务。在福建，驻军司令派出军车，专程迎接唐由之到军营为军区司令出诊。在广西，军区司令韦国清亲自点名，请唐由之为他会诊并做眼科手术。这时，唐由之深深感受到做医生的责任、做人的尊严和传授医术的需求。不久，他萌生了留在边疆的愿望，向韦国清谈自己的想法，这正中韦国清的下怀。可是管辖唐由之所在医院的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没有同意他的请求。

1978年国家正式恢复高考制度后，唐由之首批招收硕士研究生，直至国家恢复招收博士研究生后，他又首批成为博士生导师。学术研究方向包括青光眼、白内障、角膜炎、视网膜色素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老年性黄斑变性、中心性渗出性视网膜脉络膜病变等众多眼科疑难疾病，这些课题研究的水平处在全国乃至世界前沿。

唐由之在科研和带教过程中以身作则、尊重科学、实事求是。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别人少走弯路，汲取教训，避免失误。他提倡学思结合，用心感悟，要虚心学习前人已有成果，但尽信书不如无书，不可因循守旧，而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通过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做学问与做人一样，要做到内方外圆。所谓内方，即指严守原则，坐端行正；所谓外圆即指遇事又要讲策略，不钻牛角尖。在做好缜密周详准备的基础上敢作敢为，积极进取。

国产医疗器械的准备和艰难的手术说服工作

1975年初，医疗组专家开始毛泽东主席白内障手术的准备工作。他们把中央直属招待所——华北招待所的两间小会议室辟成临时病室，同时为40名高龄白内障患者分别进行白内障摘除术和中医白内障针拨手术。这40名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一组由西医做白内障摘除术，另一组由中医唐由之进行白内障针拨术。两组医生既注意患者的手术过程，同时也要求总结患者术后的恢复情况。40名白内障患者的手术成功后，记录西医白内障摘除术与中西医结合的白内障针拨术病例的总结报告都呈送到周恩来总理面前，他批准以中西医结合的白内障针拨术来治疗困扰毛泽东主席多年的白内障。

其实，截至1974年，在给毛泽东手术前，唐由之已成功地做过数千例白内障针拨术。其中，难度最大的是柬埔寨前首相宾努亲王的手术。宾努亲王在留居我国期间双眼患老年性白内障，一眼已失明，需要进行手术治疗，但因年高体弱，头部不能固定，时时不停地摆动，精神紧张时高达每分钟120多次，曾前往国外求医手术，但未能如愿而返。我国聘请了有关眼科专家，共同讨论了几种白内障手术方法的可行性方案，以及所采取的手术方法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分析了多种利弊，采用当时常规的白内障冷冻摘出术的方法，有着一定的困难，经过反复研究以后，决定选择具有我国医学特色的白内障针拨术，因为这一手术方法，具有手术时间短，切口小，不需要缝合切口，愈合快，视力恢复好等优点，对宾努亲王这样的全身情况相对来说最为合适。1973年秋季，由唐由之手术而恢复了光明。宾努亲王手术的成功，标志着唐由之的手术水平当时就已达到相当高的境界。

经过半年多的准备，1975年，中央正式决定：由唐由之主刀为毛泽东做白内障手术。唐由之回忆说：“果然任务落在我头上了。一想起这次任务的重大，我一个星期都睡不踏实。”

唐由之发现毛泽东的房间里除了彩电，其他物品全是国货，连腕上的手表都是一块老“上海牌”。难怪周恩来特意委派唐由之去设计整套的手术室设备和器械，包括轮椅、担架时强调，主席不要进口的，全部要国产的。

准备好医疗器械时，毛泽东已经回北京了。医疗小组成立的决定是由周恩来和邓小平做出的。为了此事，中央政治局还开过许多次会议。那时周恩来已经患了膀胱癌，住在北京305医院，定下来后，他把唐由之叫到医院，详细地询问情况。“我切身感到周总理对毛主席的赤胆忠心，忘我的爱。周总理还要我从上海专门带回一副最好的人体骨架，他要亲自研究毛主席的病情。”唐由之深情地回忆着。

“光明使者”唐由之正在做眼科手术

决定由唐由之主刀做白内障针拨术后，唐由之主动请求，除了已定的名单外，希望能再增加一位手术助手，并希望从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医生中增选。其实，按常规，这种手术有一名助手足矣。在唐由之内心，有一个期待：中医眼科人员肩负着这项意义重大的任务，如果能有西医眼科人员一起加入，从中体现中西医团结合作的精神多好！他的请求得到认可，中共中央办公厅保健局最后确定的毛泽东主席眼科手术人员名单上，增补了北京同仁医院医生张淑芳作为第二手术助手。

随后，毛泽东主席眼科医疗小组“真枪实弹”的准备工作在唐由之的带领下全面开展起来。唐由之像一个战场上的总指挥，除手术本身外，给其他人都做了一些分工，如手术后勤物资准备等。

麻醉针打得好不好，是手术的关键一环。当时，眼科手术还需要做球后麻醉，这个注射由眼科医生亲自操作。正常情况下，眼球的转动，依靠眼球后面的几条肌肉协调控制。球后麻醉打得好，那些肌肉松弛了，眼球就不能转动了，瞳孔会稍许散大，眼压也轻度下降，甚至睑裂的皮肤也会轻度松弛，这种效果有利于眼科手术的精确操作。这种操作，对唐由之来说，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为主席做手术，麻醉必须一针到位、百分之百见效，绝不能第一针打不好，再打第二针。为保险起见，张晓楼主动要求唐由之给他试打，想亲身体验一下唐由之麻醉针能否打好，麻醉反应的结果十分理想，真是一针见效。

了解自己病人的情况，是医生必须做的事情。接下来，唐由之提出要了解毛泽东的生活习惯、作息时间。一次毛泽东用餐，唐由之悄悄进去察看。毛泽东听力特别好，马上问谁来了，机要秘书张玉凤告诉他是唐大夫来了。毛泽东笑着打招呼：“吃饭也要看？”他的饭菜很简单：一段武昌鱼尾、一盘蔬菜、三片白切肉、一碟湖南人爱吃的辣椒酱。唐由之另一次去看毛泽东吃饭，毛泽东说：“唐大夫又来了？吃饭有啥好看的。”后来他又说：“你吃辣椒吗？”唐由之回答：“我不太爱吃。” 毛泽东又说：“不吃辣椒不革命，我国每年要出口辣椒到印尼。张玉凤，你给他吃一筷。”张玉凤说：“主席让你吃，你就吃吧！”唐由之不得不张口吃下去了，他说：“当时真把我辣得够呛！”

唐由之没想到的是，虽然因为白内障已经有一年多时间看不到东西了，但是真正说服毛泽东接受手术并不简单。

“他不太愿意，有人告诉过我，主席对医生的讲话，十句话只相信三句。我想主席这个人很健魄、很自强，他宁愿动员自己身体里的抵抗力来克服病痛；此外，主席清楚，医生对他肯定无微不至地照顾，就是三分病也要说它个五六分、七八分病，怕他不重视，猜到了我们的心态。”唐由之回忆说：“最重要的是，他不想因为治病影响工作，他眼睛看不见，照常工作。他已经看不见一年多了，周总理曾经把自己的老花镜送给他。后来别人拿来放大镜，后来放大镜越来越大，很大的放大镜主席也看不见。”

几次接触过后，毛泽东渐渐对这位“唐大夫”熟了起来。于是，唐由之讲解起老年性白内障形成的原因，以及它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治疗方法。循序渐进的讲解，他已经能够向毛泽东介绍中医、西医两套白内障手术方法是怎么回事了。

毛泽东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东西了，唐由之想，最直接的方法也许最奏效。他干脆起身，走到毛泽东身边蹲了下来，轻轻托着主席的大手，将它握成拳头，说：“这只握着的拳头好比是一个眼球”，他一边在拳头上比划着，一边打着比喻，“这里好比是眼球前面中央最外面的黑色眼珠，叫做角膜，已经混浊的晶体就在它后面的这个位置。”停了一会儿，他又用一个指头按住拳头的另一个位置，说：“做针拨术时，这里就是进针的地方。”毛泽东耐心听着，感受唐大夫在自己手上比喻的眼球结构，似乎对眼睛这个陌生的领域有了一个形象的了解。

毛泽东的书桌上堆着不少古籍，唐由之对古诗有所了解。为了从更多的方面让毛泽东了解眼科的相关常识，唐由之便另辟蹊径，找到唐代诗人白居易写的一首与治疗眼病相关的诗，念给他听，以此说明这种手术在古代的历史。白居易在诗中写道：“案上漫铺龙树论，盒中虚贮决明丸。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篦试刮看。”

毛泽东听了，自然懂得诗中之意。原来自己所患的白内障发展到一定程度，便无药可医。古人用金针一拨，如日当空，豁然明朗。唐由之接着介绍，唐代已流传的针拨内障古法手术，经过千年光阴的流转，加上现代医学方法和技术、器械的改进，已成为一种中西合璧的手术。与正在使用的西医手术相比，中医针拨内障术具有手术时间短、切口小、对人体创伤小、操作简便、术后恢复得快等优点。只要病人在术前、术中、术后能与医生配合，就能取得好的疗效。毛泽东耐心地听完唐由之为医治他的眼病所做的讲解，没有说别的话。这时，唐由之认为，毛泽东没有拒绝手术治疗的意思。

歪歪斜斜的四行文字成为杏林佳话

住进中南海的几个月来，唐由之亲眼看到毛泽东昼夜不分，醒了就工作，饿了才吃饭，困了才休息，没有固定的作息规律。在毛泽东的床上，半边堆满了书籍，睡觉的地方也只剩下一半。

1975年7月13日起，唐由之带着医疗小组对即将接受眼科手术的毛泽东开展10天的术前准备。此时，医疗小组把中南海毛泽东的一间书房腾出来辟为临时手术室。唐由之亲自从苏州和上海订制的全套手术器械、医疗设备，已经在这间临时手术室安置妥当。大家等待着，万事俱备，只等毛泽东的“一声号令”了。毛泽东虽然每天都接受唐由之的术前准备——冲洗泪囊，每三天一次结膜囊培养、滴眼药水等，但丝毫没有发话表示做手术。

一晃到了7月23日这一天，这是10天术前准备的最后一天。整个白天，医疗小组全体人员严阵以待，却没有接到任何指令。指针渐渐已近夜晚10点。屋里还是静静的，不知是谁在提议：“唐大夫，主席跟你比较熟，要不你进去问问主席吧。”“对，对。”大家不约而同地附和起来。

唐由之清楚地知道，一迈进主席的房间，无论得到的是“做”还是“不做”的回话，接下来都将面临巨大的压力：做——自己将真的在一位世界性的伟人眼睛上开刀；不做——将辜负重病中的总理和人民的重托。但是，凡事总得有人去担当。唐由之镇定了一下，站起身来，轻轻走进毛泽东的房间。

没有昼夜作息规律的毛泽东侧卧在床上，人却醒着。听见唐由之走近的脚步，他侧过头来。唐由之开门见山地问：“主席，今天是术前准备的第10天了，您看，做不做眼睛的手术啊？”

毛泽东反问了他一句：“你都准备好了？”当得知唐由之准备好了，毛泽东又问了一句：“没有问题？”唐由之说：“有，昨天我给您冲洗泪道的时候，您头在沙发上动了一下，我知道有一些疼，因为麻醉没有弄好。”毛泽东爽朗地哈哈一笑，一挥手说：“做！”

这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巨手，在那个时刻的动作是那么坚定，也极富感染力和震撼力，给唐由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年回忆起来仍恍若昨日。

突然间，“咣！”的一声，把大家吓得全都定了格。定神一看，是冲洗眼睛的小水壶掉在地上碎了。只见吴旭东连忙蹲下身，正在手忙脚乱地收拾着。吴旭东是心血管病专家，在这次手术中负责主席术中的心脏监护工作，因为他没有经历过眼科手术，听到主席说要做时，他一时紧张得手直哆嗦，连冲洗壶都拿不住给碰掉了。唐由之环顾四下，面带笑意地向大家示意说：“不要慌，各就各位，对手术要用的所有东西再检查一遍。”这时，每个人都递给他确定的目光。唐由之接受采访时坦陈，那个时候大家都紧张，不是吴旭东一人，他自己的心跳也加快到一分钟120跳，他自己想“我首先不能紧张”，自己慢慢就平静下来了。

时钟已过22点，唐由之和机要秘书张玉凤共同搀扶着毛泽东从卧室向临时手术室走去。被通知赶到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在窗外看着这一切。

毛泽东走到半路时问唐由之：“音乐准备好了吗？”唐由之回答：“哎呀！这个我没有想到。”毛泽东随即叫张玉凤去拿岳飞的《满江红》的弹词。毛泽东平时最喜欢岳飞的这首作品，它语调激昂，充满了爱国英雄的悲壮情怀和大丈夫视死如归的气概。

音乐声在手术室回荡着，唐由之一边手术一边对毛泽东说：“我给您用点生理盐水，可能盐水流到嘴里，有一点咸的，都是消过毒的，没有问题。”毛泽东这时很配合，一声不吭也不动。

其实，这时，唐由之不仅球后麻醉已做完，而且已经拿起手术刀，开始做左眼手术了。很快，手术按预想的那样顺利完成！唐由之将纱布放在毛泽东的眼睛上说：“主席，手术已经好了。”毛泽东有些意外：“已经好了？我还当没有开始做呢。”

手术只有四分钟，进行得异常顺利，因为全神贯注，唐由之一句音乐都没听进去，但是心电监护仪显示：手术中毛泽东的心跳一点也没改变。唐由之感喟：主席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胜似闲庭信步。

手术很顺利地完成了。唐由之看见周恩来、邓小平都在等候，就去向总理汇报。周恩来说：“我都已经看见了，你不要汇报了，我看你很沉着，挺好。”手术完成得很顺利，大家都非常高兴。周恩来向唐由之问道：“今天晚上谁值班？”唐由之说：“我值班。”周总理说：“很好，你睡在哪里？”唐由之答：“我睡在门口走廊，有个长沙发。”周恩来叮咛说：“那好，要注意防止感染和出血。”

1975年7月24日凌晨3时55分，刚做完手术仍蒙着眼睛的毛泽东“盲写”下鲁迅悼念杨杏佛的诗，签名后送给唐由之

那天晚上唐由之就睡在毛泽东的外间走廊。毛泽东睡了一小觉就醒了，唐由之随即进去。毛泽东问：“谁来了？”张玉凤说是唐大夫，毛泽东吟诗相迎：“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这是鲁迅悼念杨杏佛的诗，由于毛泽东的湘音很重，唐由之没有听懂。于是，毛泽东叫张玉凤拿笔和纸来。毛泽东双眼隔着厚厚的纱布，摸索着，用铅笔在白纸上写开了。如同他以往的习惯，每个字都写得很大，但是，这次“盲写”的每个字都没有按行“排队”，而是斜向一方，没写几个字，就得换一张纸。一会儿工夫，就默写完了这首诗。

毛泽东用铅笔把诗默写在纸上后，对唐由之说：“这首诗是当年鲁迅悼念杨杏佛写的。里边有你‘由之’的名字呢。”唐由之十分激动地说：“主席，请您送给我吧！”毛泽东说：“好，我给你签个字。”并欣然签下自己的名字，送给了唐由之。从而，成就了医学界的一段佳话。

这首诗既委婉地表达了毛泽东对唐由之的感谢之意，也道出了此时此刻的某种心情。因为蒙着眼睛书写，字体显得有点歪扭，却依然能看出毛泽东字体的独有风韵。这几页纸的原件后来由军事博物馆做工作而被征集去，唐由之保存了复制件。

更让唐由之惊叹的是，写完这些字后，毛泽东让张玉凤到他“左边书架上面第二层，拿《鲁迅全集》中那一卷，翻给唐大夫看一看”。她拿出来一翻果真有这首诗……

倔强的患者和执拗的医生争执背后

唐由之没想到，更大的考验在术后。他回忆说：“我当时跟主席说要3天后才能拿掉纱布，结果他是这样算的——头天晚上11时做的手术，过了12时就是第二天了，再过一天就可以拆掉了。实际上只是过了不到两天，给他换药，他发现左眼能看东西了，就再也不肯包上了，这样很容易引起感染。”

手术后第二天，即7月25日凌晨，唐由之要给毛泽东换药。通过这一段时间对毛泽东生活和工作习惯的观察和了解，唐由之想，毛泽东一旦发现自己能看清东西了，就肯定不会再让包上纱布。于是，他事先叮嘱其他医护人员，千万不要给毛泽东拿+11度的镜片试看。尽管事先有所准备，但是还没预料到毛泽东的反应是那样激烈。唐由之回忆说：“我给他打开纱布换药，点好药后问他：‘主席，您看见了吗？’大概是隔1米左右，我伸出手指试着让他看并问是几个，他说都看见了。我转过身拿纱布，这时有人还是拿出+11度的镜片给他试看了，毛泽东看得太清楚了，因此当我准备给他把眼睛再包起来时，他不同意了，说：‘我已经好了。’我说：‘没有好，主席，您的切口还没有长好呢，还要包起来。’他说：‘我都好了，看得清清楚楚，眼睛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我接着又说：‘不行啊，等切口愈合后才可以和外界的空气接触，否则眼睛容易感染啊。’主席仍不同意包，我一定要包，最后主席做了一个他特有的动作，把两手放在胸前打圈，然后向外一甩。这个主席特有的习惯动作，意思是请你们走开。”

看见毛泽东抬起手向外一挥这一动作，大家都愣住了，面面相觑，不敢出声。停顿了数秒钟后，他们一个跟着一个静悄悄地退出。可是，却有一个人站在原地没动，他就是唐由之。张玉凤看到毛泽东的神情，知道此时主席已经不太耐烦，也不愿再听任何人的劝说了，就急切地望着唐由之，用眼神明确地请求他：你还是暂时按照主席的意思行事，赶快离开吧！唐由之领会了张玉凤的眼神，可是却没有接受她善意的提示。见“不知趣”的唐由之还直立原地一动也不动，张玉凤为他捏一把汗。

走出去的同事忐忑不安，大家都知道，刚做完手术的眼睛伤口未愈，敞露着是危险的，可是大家也牢记着进中南海时听到的行动规则，可是唐大夫在与主席“抗命”。

毛泽东抬起头，用轻微充血的眼睛看着眼前看似温和而执拗的唐由之，大为不解：“你怎么还不走？”唐由之如实说着心里想到的话：“主席，我不能走，您的眼睛还没包上。”

听到这位倔强的医生这么说，毛泽东更不耐烦。刚才打开纱布后，多年失明带来的困苦瞬间消逝，他高兴还来不及，怎么肯马上让纱布把光明遮住？“你非要包上我的眼睛才走（不可）吗？”毛泽东说话的语气已经近乎质问了。

唐由之直言不讳：“主席，平时您是领袖，我们都应该听您的。可是，今天我是医生，您是病人，您得听我的。”

两人争执了好长时间，最后采取折中的办法，唐由之让毛泽东戴上了一副特制的眼镜。这是唐由之请人用塑料做的一个周边有网眼状小孔的眼镜，而且能扣在眼周边脸上，“中间有一块+11度的镜片，罩在他的左眼上，这样左眼既能看得见，手又碰不着，东西还不会掉进去”。

可是毛泽东的眼睛一能看见东西，就马上投入工作。唐由之担心出现意外，坐在房门口足足等了4个多小时。“张玉凤出来了，说主席的左眼很不舒服。我跑进去一检查，幸好塑料眼罩还在，没那么快感染。我用眼药水给冲洗了一下以后，赶紧再用消毒纱布给他包上。主席沉默了很久后说：‘你胜利了！’我说：‘主席您也胜利了！’主席说：‘我怎么胜利了？’我说：‘因为我这个手术是按照您提出的中西医结合方针才研究出来的呀！’‘哦！’他很高兴，这回他老人家同意了，听我的话愿意包足3天。”说到这里，唐由之眼前似乎又看到那位最不听话的病人。

白内障术后不久，很快毛泽东能够自己看文件看书了。有一天，唐由之在毛泽东的书房里陪他看书，忽然听到他大哭起来。唐由之回头一看，只见毛泽东捧着书老泪纵横，已是泣不成声。唐由之赶紧上前劝止：“主席，您不能哭，千万不能哭。手术眼睛要哭坏的！”

毛泽东哭了一会才稍趋平静。唐由之发现毛泽东阅读的是一首《念奴娇·登多景楼》。这是南宋词人陈亮悲叹南北分离不能统一的词作。陈亮在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前往京口（今江苏镇江）登临江防要地北固山甘露寺内的多景楼观察形势，感慨系之，借古论今。他批评南宋王朝只“做出争雄势”，有人“也学英雄涕”，实际上偏安一隅，不图恢复中原，并且借六朝历史的惨痛教训，一针见血地指出根本原因只在于统治者“只成门户私计”！“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这最后一句，无疑牵出了暮年毛泽东的无限感慨。

毛泽东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到了晚年时常觉得孤独与寂寞，读书触景生情，颇易伤感，有的时候还表现得非常脆弱。毛泽东阅读宋词失声痛哭的凄凉一幕给唐由之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人家说主席哭过3次，我觉得至少是4次。我陪在他身边的日子里，一直看到他很平和的，连脾气都没怎么发过，当时他大哭把我吓坏了。”唐由之回忆，这一次毛泽东哭得非常凄凉，自己在一旁手足无措，因为他知道毛泽东刚动完手术，哭对他眼睛不好。“主席哭了大约四五分钟，稍微平静下来。”第二天，毛泽东把这首诗的复印件送给了唐由之，被唐由之保存至今。据唐由之的夫人陆丽珠讲，主席用过的手术器械已捐给中国眼科博物馆。

为避免可能引起的任何感染，唐由之一直密切照顾和观察着毛泽东的饮食起居。对于领袖的晚年日常生活，他看得比较真切。唐由之回忆说：“主席的床很特别，一张木板双人床。床头底下垫着木头，床头高、床脚低，硬的。我想这是因为他的肺有问题，稍微倾斜，痰液不容易堵在喉咙。”

“床单都是补过的，双人床上一半是搁着书，高高低低的好像是睡着一个人。床角对面的右边摆放着一台电视机，是唯一的进口电器。但是他那时已经看不到了。”唐由之笑道，毛主席吃饭并不是外面传言的每天都吃红烧肉。他看到的毛泽东晚年的伙食每天几乎都一模一样——一小碟武昌鱼，只有鱼尾，清蒸；一小碗青菜，一碟子三片白切肉：一碟酱油、放一点香油，白切肉蘸一蘸就这么吃了。还有一碟辣椒酱，天天如此。

当年，正值评《水浒传》。唐由之回忆说：“我也很喜欢读《水浒传》，于是提出能否帮我买一套——当时工作原因我不能轻易地离开主席。没想到，遭到了拒绝。事后，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解释说：如果以‘毛办’的名义去买书，怕对方会变相照顾，占了人家的‘便宜’，这是主席最忌讳的事。”唐由之说，毛泽东不搞特殊化，也坚决禁止自己身边的人打着他的旗号搞特权。“毛主席对别人要求如此，对自己的要求更为严格。听说，平时，如果有亲戚来看他，他也仅仅是在日常饮食之外，多加一份炒鸡蛋而已，从不搞正式宴请。他自己的伙食费及一切生活费用，也都是从工资里扣除，在这一点上他绝对公私分明。”

毛泽东手术后一个多月的一天，唐由之接到中央办公厅转给自己的一个信封，装着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的请柬，请柬的编号是0001号——这张特别的请柬，主人是毛泽东主席。

唐由之被告知是主席请他观看全运会。唐由之十分珍惜这次邀请，手持0001号入场券坐公交车准时来到北京工人体育场被指令的专门入口。工作人员见到唐由之一个人走过来，挡住了他的去路，要求验票。步入体育馆，唐由之看到主席台前排就座着朱德、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熟悉的身影，自己没有按号入座前排正中位置，安静地走到最后一排坐下，后来，工作人员过来，核实了他的入场卷确实是毛泽东主席所赠与时，客气地请他往前坐，他就向前移动了两排，在第4排捡了个位置坐下了。

1975年11月初，毛泽东主席眼科医疗小组顺利完成特殊使命，离开中南海。临行前，唐由之代医疗小组提出与主席合影留念的请求。张玉凤经请示后高兴地告诉唐由之现在就到主席的书房合影。

唐由之和张玉凤搀扶着穿着青灰色中山装的毛泽东走了过来，他那消瘦的脸庞露出慈祥的微笑，医疗组的人员很快都围在主席周围，唐由之赶紧搬来椅子放在中间，并请主席坐下。毛泽东笑了：“哈哈，我现在成老太爷了！”边说边坐下。

这时，大家簇拥着过来，一个挨一个地围在毛泽东身傍，每个人脸上露出甜美的微笑。唐由之悄然站在了后排。摄影师站在前面调焦距、对光圈，站在一旁的张玉凤此时径直向唐由之走过去，二话不说，拉唐由之站在毛泽东身边的位置。在张玉凤看来，最有资格站在主席身旁的是唐由之。在“咔嚓”一声中，成就了永恒的珍贵瞬间。

合影后，毛泽东高兴地对唐由之说：“明年，再请你来给我做另一只眼的手术。”唐由之激动地频频称好。

随后，唐由之被派往朝鲜为金日成主席治疗眼睛。这期间，左眼刚刚恢复视力的毛泽东开始连续接见外宾。

在朝鲜期间，唐由之曾经回到中南海为毛泽东检查眼睛，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期间，毛泽东再次跟唐由之相约，合适的时候唐由之再来给自己做右眼手术。令唐由之惋惜的是，他没有机会使毛泽东双眼都重见光明了——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永远地闭上了双眼。据唐由之回忆，他曾被安排为主席守灵20分钟。

1975年11月，毛泽东与眼科医疗小组合影（后排左三为唐由之）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