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唐依澜

——方和谦

文唐依澜

相比西方医学来说，中国有着其自成一套系统的医学——中医。中医以中国传统五行学说理论为基础，讲究“望、闻、切、诊”。被誉为“首都国医名师”的方和谦以其杰出的医学才华和谦和温润的性格赢得了病患和同事们的赞许。

方和谦，生于1923年，2009年病逝于北京。他是一位跨世纪的老人，经历过军阀混战的民国、八年艰苦的抗日战争、新中国的成立、改革开放等重大事件。这样一位老人，见证了一个国家的衰落、新生、崛起，他更加能明白生命的意义之珍贵，也促使他花费一生的时间去研究中医，挽救更多的生命。

方和谦19岁就考取了医师资格证，曾在北京市卫生局任科员，随后被调入北京市中医医院任内科医师、教研组组长，兼任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伤寒教研室组长。从1968年开始，他一直在北京朝阳医院任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兼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并从1991年到2008年担任第一、二、三、四批全国老中医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1998年起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仲景学说分会副主委、北京市中医药学会理事长、北京市科协常委、北京市红十字会理事等职务。他的专长是擅治多种临床疑难杂症，对呼吸系统、心脑血管及肝胆系统疑难杂症的治疗有独到之处。通过辨证施治、灵活机动用药来医治急慢性气管炎、哮喘、肺心病患者；应用中西医结合方法医治急慢性肝病、肝硬化、胆石症，使多数患者得以治愈；对中医医治老年病，如心脑血管疾患、中风半身不遂的中医调治也取得较好的疗效。此外，还涉及了外、妇、儿、五官等各家之学。

中医世家，不骄不躁

1923年，方和谦出生于山东烟台一个中医世家。父亲方伯屏是京城十大名医之一，兄长方鸣谦也在中医界小有名气。因此小小年纪方和谦就“近水楼台先得月”，接触了大量的关于中医的书籍名录。他在私塾学了两年《三字经》《论语》《春秋》《左传》《古文观之》等书，并进行了较好的书法训练，随后读小学5年，初中3年接受新学教育，初中毕业后，考入中央日本语学院日语系学习日语。在中医世家的熏陶下，方和谦在初中之后，便跟随父亲一道行医，替父亲做开诊准备，为前来就诊的病人换药，抄方佐诊，边干边学。同时，年仅12岁的他还参加了父亲在家开办的三期中医讲习班，学习了《医学三字经》《内经》《伤寒论》等医学专著。方和谦在其之后将近70多年的临床就诊中，医治了无数的病患，但一本《伤寒论》始终未曾离身，对《伤寒论》中397篇113方，到晚年都仍然能倒背如流。

所有的人都认为方和谦走上中医这条路是理所应当，其实不然。年少的方和谦并没有打算继承父亲的衣钵。他自幼喜欢汽车，又接受了新学教育，踌躇满志。然而，他的学业还没有完成，抗日战争就爆发了。祖国的沦陷、亡国奴的屈辱坚定了方和谦立志兴国的信念。面对动荡的世事，父亲方伯屏立下家训：“从医不从政，治病救人当先。”在世事变迁的冲击和父亲的教诲下，方和谦立志以治病救人为己任，加之多年中医精华的浸润与熏陶，他开始钻研中医学，想凭借自己的力量来为苍生天下做出一份努力。

在方和谦15岁那年，家住北京六里屯的一位60多岁的老人找到了方家诊所。这位老人因生“项痈”久溃不愈，脖子上的疮口如拳头般大小，脓血淋漓。老人在这之前看了很多大夫，但伤口一直没有愈合，很是痛苦。方伯屏仔细查看了伤口，并切脉问诊，最后采用了很少人使用过的《备急灸方》中的“骑竹马灸法”，即患者架空骑在一根包裹着棉被的竹杠上，由两人从两边架住患者，用点燃的艾灸熏治疮口，年少的方和谦对这种稀奇的诊疗手法感到十分不可思议。令人惊喜的是，从第二天起，老人疮口的坏死组织就开始脱落，伤情一天比一天好转。方伯屏又辅以托里补中生肌加清热解毒汤剂（大剂量银花、连翘、生黄芪之类）对症治疗，不久患者疮口结痂痊愈了。当时，父亲那种由衷的喜悦，那种成就感深深印在方和谦的脑海中。

另一个病例也给方和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中国成立前夕，一位女患者因家事纠纷，吞下金戒指企图自杀。西医的方案是手术开腹取戒。这家人怀着一线希望找到方伯屏，希望不用手术也能治好。方伯屏采用中医独特疗法，将羊胫骨炒成黑色性状，存其炭性，将其炭灰加在发面馒头内服用，让胃中的容物膨隆变轻，以便异物的排出。服药用罢，第二天该女子就排出了金戒指，转危为安。家人为表感谢，特以一枚金戒指相赠留念，还为方家免费安装了一部电话，在当时传为佳话。

方和谦就是从那时起，渐渐开始对中医着迷。中医治病之神奇进一步坚定了方和谦继承家学的行医志向。除了将大量医学经典背得烂熟于心外，父亲所撰的《医家秘奥》及3本医学笔记也是他宝贵的学习资料。他每天随父临诊6小时后，坚持读书3小时。从打扫父亲诊所的卫生，替父亲做开诊准备，为前来就诊的患者倒水、换药，到抄方佐诊，随父行医，一直到后来的独立行医……在父亲的引领和影响下，最终他选择了将中医作为挚爱一生的事业。

1942年，19岁的方和谦参加了北京市卫生局中医考试。面试答辩时，主考官口试提问：“中药为何能治病？”这道题听来颇有难度，学生所作答案也是五花八门，难倒过不少人。方和谦略加思索，从容不迫地对答：“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久而增气，物化而常也”。他将《内经》的相关经文脱口背出，对此简洁而精辟的回答，老师给了满分。考试后，方和谦获得了执业资格，“方和谦诊所”随之挂牌，开始了独立行医的生涯。

出世于中医世家，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先天的优势而沾沾自喜，并没有因为父亲与兄长的光环而退缩，凭着自己的一份坚韧、一颗从医救人坚定善良的心，发愤图强，脚踏实地，不骄不躁地为投身于中医事业努力。他潜心研究父亲做的就诊笔记，熟读经典医学古籍，仔细观察父亲治疗病人时的种种疑难杂症，为之后多年的从医奠定了坚实厚重的基础。

中西贯通，不改初衷

取得医师职业资格后，方和谦凭着自己的知识，摸索前进，医治了无数病患，帮助他们脱离痛苦。渐渐地，初出茅庐的方和谦也有了自己固定的患者群。在方和谦自己的叙述中，他将自己的行医历程概括为四个字：“风风雨雨”。

军阀混战的局面最终难以抵抗外来的侵略，时局动荡，人心惶惶。在那个随时都有可能失去生命的年代，方和谦没有退缩。他秉承着父亲立下的家训，坚守着幼时熟记的唐朝孙思邈《大医精诚》中的语句：“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勿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这不仅是父亲让他熟背的经典古训，更成为方和谦从医生涯的写照。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方和谦虽然没有去往前线奋勇杀敌，但在后方为无数病痛中的病人治病，用自己的行动遵守着家训，坚持以天下苍生为重，竭尽全力，医治伤患。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方和谦也迎来了中医生涯的崭新时期。他曾深有感触地说：“我能有今天的进步，家学占1/3，解放后的学习实践要占2/3。”

中医的命运与新中国成长的命运紧紧相连。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医的发展也走过了艰难而曲折的历程。在“废医存药、消灭中医”错误路线的影响下，方和谦又一次面临人生的抉择。

在这期间，方和谦放下了中医，在私营的通瑞油庄做店员，还在双桥砖厂做过工人。幸运的是，当时的厂长对他十分关爱，说：“你干烧砖不在行。你喜欢医生这个职业，还是去做医生吧。”随后，厂长送方和谦去位于西四附近的进修班学习。这是一个市里举办的中医学习西医的进修班，方和谦是第九班学员。当今国内中医名家干祖望、焦树德、路志正、柴松岩等均与他同期或先后在此班学习。

他从此接触了西医生理、病理基础课及传染病、内科、妇科、儿科等临床课程，系统学习了西医的知识。用方和谦的话说，学习西医是“歪打正着”，在进修班他不仅学到了西医知识，填补了学科空白，还取得了西医职业资格，为今后的中西医结合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方和谦（左二）在给学生讲课

1954年，国家加强对中医工作的重视，方和谦调入北京市卫生局中医科工作，他的人生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方和谦始终倡导中西医结合，优势互补。中医学术、西医学术都需要古为今用、精益求精、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二者可以相互补充，但绝不能相互凑合。作为一名现代中医，可以利用现代医学诊查手段，配合四诊合参，有利于中医诊断；但不能唯检查论，丢弃辨证论治。医治病患不能全凭医学仪器的诊断和医生的主观判断，而是应两者结合，结合病患的各种症状特征，对症下药。中医和西医对疾病的认识、归类、诊断等各有自己的观点，不顾客观实际、生搬硬套的“对号入座”是对中西医学的亵渎，不但治不好病，还会贻误病情。

1956年夏季，一场突如其来的流行性乙脑肆虐北京，作为北京市卫生局中医科的一员，方和谦全力投入到乙脑的抢救治疗中。北京市卫生局采用1955年石家庄用“白虎汤”治乙脑的经验，效果甚微，最后请来中国中医研究院的蒲辅周先生和岳中美先生指导会诊。蒲老认为，1955年为燥火当令，阳明内热，故用“白虎汤”有效；而1956年雨水多，湿气重，应用芳香化浊、透表散邪治疗。蒲辅周采用藿香正气散组方，使该病疗效达到90%以上，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乙脑病的诊治，给方和谦上了终生受益的一课。他进一步体会到在学术上只有实事求是，不能脱离辨证论治，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对风寒暑湿燥火六淫治病的分证掌握上，要灵活运用，不可固执己见。为总结乙脑治疗经验，1957年，方和谦主编《北京市流行性乙脑炎治疗纪实》手册，书中收集了200多个病案，由北京市卫生局印制200册，发至各医疗单位。当时，北京各医院的中医医生人手一册，之后他又主编《燕山夜话》等书，在中医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热议。

方和谦经历动荡的战争年代，真切感受到新中国成立的喜悦，虽然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停医做工，但他仍然不改从事中医这一初衷，任凭岁月蹉跎，世事变迁，他始终秉着“治病救人”这一原则，不管经受再多的磨难与痛苦，也难以将他与中医分隔。

医术精湛，杏林圣手

1958年，方和谦从北京市卫生局调到北京中医医院工作，并兼任北京中医学校伤寒教研组组长。他边在中医医院出诊，边讲授《伤寒论》。1968年，方和谦调到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任科主任，此后一直在临床、教学、科研一线奋斗。1980年晋升为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教授。

在患者的口口相传中，方和谦渐渐赢得患者心中“京城大医”的称号。他被尊称为方老，其医术和人品为无数患者称道。北京许多综合医院在危重患者治疗无效时，还常请他会诊。方和谦运用独到的医术使许多疑难病患者起死回生，转危为安。

患者常说，方和谦总是面带微笑，还不时说着风趣的话，让我们精神上很轻松和快乐。走进他的诊室，精神压力解除了，好像病痛也退了一些。在方和谦的行医生涯中，处处都体现着这种为患者着想的理念。

方和谦常常早晨不到7点就到医院出门诊，为的是让患者早点拿药回家休息。遇到外地或病重的患者请求加号，他都尽量满足。他的专家门诊号常常是由20个加到40个。因为物价调整，医院提出把挂号费由50元提高到200元，他坚决不同意。他说，很多老百姓就是冲着中药便宜才来看中医，挂号费太高他们会被吓跑的！很多患者患慢性病需要调理。他经常开足一个月的药量，并嘱咐患者如果病情平稳，服完一个疗程后，再挂普通号继续服用原方。方和谦临床用药的原则是“简”、“便”、“廉”、“轻”，大都使用草药，很少用虫类药，所以药费非常便宜，一个疗程下来常常比挂号费还便宜。很多患者往往带着疑惑的神情离去，再满心欢喜地前来复诊，对他的信服无以言表。

有一次，方和谦带徒弟去为一位93岁左胫骨骨折卧床半年的老太太会诊。患者家住在五层，没有电梯。方和谦当时已是83岁高龄了。但他二话没说，抬脚就往楼上走。在他的妙手回春下，老太太半年后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

一位81岁的老人长期患有糖尿病，出现了严重并发症——糖尿病足，四肢浮肿，左脚趾亚急性坏死，脚趾呈黑紫色已一月有余，行动十分困难。西医认为只有截肢，否则一旦感染就很难愈合，随时可能危及生命。方和谦仔细询问后，确认此病皆因元气不足、气阴两虚引起，遂投以自创的“滋补汤”以达培补元气、扶正祛邪的目的。几个月后，老人面色红润，活动自如。

方和谦的医术不仅在国内具有很高的声望，而且吸引了很多海外华人慕名而来。姜先生9年前持续腹泻、腹疼、便血，在美国被诊断为“克隆氏病”，用抗生素、激素等治疗两年均不见效。方和谦详细问诊后，确诊其为泄泻，其证候为脾阳亏虚，辨证其为虚证。随后，对证下药，采用参苓白术散组方补气培中，很快收到疗效。随后，方和谦又嘱咐他减少用药次数，减轻肠胃负担。姜先生带了六七十服中药回美国后，坚持服用两年便病情痊愈。美国的医生非常惊奇，钦佩不已。

在70余载的行医生涯中，方和谦不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形成了独到的学术理论，不断创新。他认为中医学为哲理医学，要重视人和自然的统一，“燮调阴阳，以平为期”。他遵循治病求本的思想，强调正气为本，扶正以祛邪的治疗观。他熟读精研《伤寒论》，深刻理解仲景学说，不仅掌握其基本要领，而且学以致用，有所发挥，正确指导临床实践。他善用“和法”，提出“和为扶正，解为散邪”的精辟见解，并独创“滋补汤”、“和肝汤”经验方，在临床中为很多危重患者解除了病痛。

2003年3月非典爆发，方和谦认为中医药应有所发挥，4月份就向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及院党委请命。上级顾及其80高龄，未批准其去非典一线的请求。即使留在医院，在非典高峰期，方和谦仍坚持出门诊、查病房。他拟好预防处方发放到医院医务人员手中，说“没有什么好怕的”，让身边的医务人员深受教育和鼓舞。作为国家级老中医专家，方和谦积极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建方献策，并认为非典不同阶段有夹寒夹湿的区别，仍需辨证论治，为战胜非典立下了一份汗马功劳。

堪称大师的一位老人，以其精湛的医术和满心的仁德，赢得了无数病者与同事的敬佩。他从仁德与医术出发，坚持“简”、“便”、“廉”、“轻”的原则，切身照顾到病患与家属的一些困难与实际情况，不做抬价的事情。他以心度心，微笑着对待每一位患者，鞠躬尽瘁地医治每一位病患，其拳拳之心可见一斑。

老骥伏枥，桃李芬芳

1954年方和谦结束了个体行医生涯，调入北京市卫生局中医科工作，两年后调入北京中医医院，兼任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伤寒教研组组长。从1968年到北京朝阳医院任中医科主任起，方和谦同时承担了首都医科大学的教学工作。在教育岗位上，方和谦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了在教学中更好地考据求源、引经据典，他对经典古籍《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一字一句地仔细分析，整日泡在图书馆，凡有关《伤寒论》的百家注解，如柯韵伯、尤在泾等人的著书均借阅过。《伤寒论》397篇，每篇都有自己撰写的讲稿。讲内科医案学时，他翻阅了《王旭高医案》《薛立斋医案》《名医医案》等大量医案，授课时将之与《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理论有机结合起来，并结合临床实际，深入浅出，纵横贯通，令学生茅塞顿开。

除此之外，为启发西医学生对中医的兴趣，他格外注重讲课的艺术性和趣味性，把与中医学有关的诗词、歌赋引用到教学中，频频引来学生钦佩的目光。学生评价他的课“文化底蕴丰富”，极其受到学生的欢迎。

教学上方和谦想尽办法让学生容易理解中药学，并吸引他们的兴趣与注意力。而在学术上方和谦更是对学生毫无保留、无私奉献，在生活中对学生平易谦和、关怀备至。他培养的中专生、大学生、进修生和西学中医生，遍布海内外，许多都已成为中医药事业的栋梁和骨干。1991年至2008年，方和谦先后担任了第一、二、三、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2007年11月，北京市中医管理局批准建设“方和谦名老中医工作室”，为启发后学，方和谦不顾85岁高龄，主动请缨，在“名医大讲堂”中给学生和青年医师们系统讲解《伤寒论》。方和谦说，中医经典著作百学不厌，告诫学生要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而且身体力行，活到老，学到老。

在后来的采访中，他的弟子告诉记者，在生活中，方和谦是一个极有生活情趣的人：京剧、象棋、麻将样样爱好，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他是一位美食家，在饭店遇到可口的饭菜一定要学为己用。方和谦说药食同源，做饭和处方有异曲同工之妙。好菜讲究主料和辅料，放什么、放多少、怎么搭配，才能使菜品色香味俱全。逢年过节，他是家里的“掌勺大厨”，烧得一手好鲁菜，糟溜鱼片、红烧肘子等拿手菜让尝过的弟子们竖起大拇指。

方和谦思想开明，对新鲜事物乐于接受。年轻时曾学习日语，如今闲暇时喜欢读读日语，弟子们戏称老师的发音是“大阪味的”。80多岁的他还学英语，手机短信发得“很溜”。老人骑残疾人摩托车上下班、载着老伴去菜场买菜，甚至还一度向往要拥有机动车驾驶证。

“老牛已知夕阳短，不待扬鞭自奋蹄。”暮年之后的方和谦常用这句话激励自己，仍积极为中医药事业的传承贡献心力。

方和谦（左二）与徒弟在诊治病人

1990年，方和谦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全国首批500名老中医学术继承工作的指导老师。2007年他被评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优秀指导老师”及“北京市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优秀指导老师”的称号。2009年，又被评为首届国医大师，获北京市政府“首都国医名师”的殊荣。

如今，方老虽已仙逝，但他创办的“方和谦名老中医工作室”将进一步整理其临床思辨特点和学术体系，更好地发扬中医事业。

“医者，总司苍生之命。行医之人当胆大心细，智圆行方。万不可马虎大意，草菅人命。”这是方和谦对自己，也是对他的弟子们的一个教诲。在方老外甥的回忆中，他随老先生侍诊近二十年间，方老以言传身教的方法教导着这个后辈，无时无刻都能看到老先生身体力行的榜样行动。方和谦精通中医四大经典著作，旁及各家学说，有着深厚的中医学功底。同时，对于现代医学，他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深厚的认识。他常常对弟子们说：“学中医一定要懂西医，要取长补短。西医学不好，中医也不会学好。”“要学会借助现代医学知识促进中医学的发展。”他在临证中就常常使用现代医学诊断标准进行诊断，并按现代医学标准评判患者愈后情况。在治疗时，也常使用一些疗效比中药好的西药。他常说：“医学的目的就是简、便、廉、捷地治好病人，哪个药效果好就用哪个药，心中不要固执于中西医界限的划分。”

70多年的从医生涯，方和谦没有后悔过。他始终牢记父亲“治病救人”的家训，即使再困难，也不放弃中医。幼时熟读医学经典，少年时随父亲侍诊，后又学习西医，将中西医两者融会贯通，为病患更好地就诊。这样一位老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高龄的时候还坚持出诊，拖着年老的身躯在讲台上为学生讲课授业。头发已然斑白稀疏，脸上一条条沟壑纵横，可一坐在他的办公桌前，整张脸充满了光彩。

他以病患的痛苦为己任，尽心尽力地进行其治疗。他给予病患的远远不止身体上的健康，还有他内心善良的微笑。作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光有精通医术的本领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需要一颗宅心仁厚的仁德之心。而方老，就是这样的一位谦谦君子，谦逊敬人，他一直以“医疗战线上的一名小兵”自居，以“老牛已知夕阳晚，不待扬鞭自奋蹄”的精神，孜孜不倦地在中医学上治学研究，将一生奉献给了他热爱的中医事业。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