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黄 莉

——邓铁涛

文黄 莉

百年前，正值列强横行霸道、军阀混战、官吏贪腐成性之时，在这片伤痕累累的黄土地上，在广东省开平市的一个中医家庭中诞生了一个小男孩，父亲邓梦觉为儿子取名为铁涛。在浓郁的草药香和书墨香中，这个小男孩渐渐长大了，受毕生业医的父亲的影响，他目睹了中医药有能为人们解除疾病痛苦的作用，便有志于医学。经过几十载的学习、研究、诊断、沉淀后，在1989年他被英国剑桥世界名人中心载入世界名人录；2009年，93岁的他被评定为“国医大师”并获证书，是广东省唯一的获此殊荣者。

求学生涯

1932年9月，邓铁涛进入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开始系统地学习中医理论。在学习期间，他始终遵照父之吩咐，“早临证，跟名师”，自找实习门路，前后跟随了几位不同派别、各有专长的老前辈如陈月樵、郭耀卿、谢赓平等实习。

邓铁涛回忆说：“虽然那时所谓的实习，只是站在老师座后‘侍诊’，还比不上今天的见习，但应该说仍然是颇有收获的。见老师用过的方药，自己就敢用，做到心中有数。如亲见家父使用张仲景治产后腹痛的枳实芍药散，治愈一例需注射吗啡才能止痛几个小时，药力过后又复剧痛的产妇，才体会到这个既简单而又不属于止痛之剂的药散，却有惊人的效果。有些经验是老师们自己摸索出来的，如陈月樵先生治小儿好用‘夜游虫’（即蟑螂），其祛痰熄风之功甚妙。”通过学习、跟师、临证，邓铁涛深深体会到中医这个伟大宝库有三大构成部分：一是浩如烟海的中医典籍；二是在中医尤其是老中医脑海里的宝贵学识与丰富经验；三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的秘方验方。此外，正通过这样博采众长的学习方式使他知道了一家一派医术传承的不足。

1937年8月，邓铁涛完成学业。5年的学习，使他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打下了坚实的中医基础，并且深深感到中医药学财富丰厚，博大精深。从此他决心为继承发扬中医药学而贡献毕生精力。

寻求出路

民国时代，中国教育制度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基于近代科学体系的学校教育学制，开始塑造着新一代的中国人。然而教育部却以中医缺乏科学体系为理由，拒绝将其列入学制系统。广东中医药界为之愤怒，提出要自行筹办学校，开始自主的教育转型，历尽波折。在邓铁涛毕业时（1937年）正是中医备受压迫摧残之秋，国民党勒令其母校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改名为“中医学社”。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医出路何在？

当时有人提出“中医科学化”的口号，这让邓铁涛他们这群中医界迷茫者找到了前进的指南和方向。提出这一口号的是广东谭次仲先生、上海恽铁樵先生与陆渊雷先生等，这些前辈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时所写的著作，可以说对邓铁涛的思想有过一定的影响。然而“中医科学化”，究竟如何化法？限于30年代的历史条件，这些老前辈在学术研究上并没有新的突破，只能说是唐容川等“中西汇通”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并在中医学术界提出了新的问题，以图找寻出路。

邓铁涛从这方面的著作中，体会到中医不能停滞不前，但要发扬中医，不是少数人所能做得到的。有了正确的目标后，还要有方法，需要大众一心、同心协力才能成功。可是在旧社会，纵使想得高、想得远，但糊口的现实问题，却往往占诸首位，要实现理想诚非易事。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中，当时的前辈学者实在无法找到真正的出路，就更不用说邓铁涛等年轻的一辈了。

正值思想徬徨之际，又逢1938年日本侵略军狂炸广州，邓铁涛先避大轰炸于乡，继而避难于香港，与同学4人在文威东街南北药材行会址，合办南国新中医学院（夜校），并于九龙芝兰堂药店坐堂应诊。此时此刻，国家存亡成了思想上的重担。

在救亡运动、进步文化影响下，邓铁涛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著作，学习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及《鲁迅全集》，读了很多关于政治经济学、唯物辨证法和介绍共产主义初级知识的书籍。在此期间，虽然学得既困难又肤浅，但他深深感到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对自己学习、钻研中医有很大帮助，发现中医学中有不少符合辨证唯物主义的内涵，从而增强了为中医学而献身的信心与决心。这也将成为他日后探索中医药学宝库的一把钥匙。香港被日军侵占后，邓铁涛返回广州，辗转于穗港及武汉之间，行医谋生。

学术钻研

邓父在学术上，对“伤寒”、“温病”两派无所偏执，晚年仍经常以背诵《内经》为一种乐趣，对吴鞠通、王孟英及唐容川的著作相当重视，同代人中比较敬崇张锡纯先生。因此邓铁涛受父亲的影响对这些著作也较为重视。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广州，翌年邓铁涛到国家早期兴办的4所中医院校之一——广东中医专科学校工作。对于邓铁涛来说，从事中医教育工作才是他学术钻研的真正开始。

他从不推托、选择教学任务，先后任教好几科科目。在长时间的教学中，邓铁涛始终秉持着教和学相长的原则，迫使自己不断学习，不断吸取营养，在理论上日渐有些收获，从而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同时，在辨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邓铁涛开始了更重要的另一半学习研究——实践。1960年，他和几位教师与1959届高研班几十位学员一起到解放军一五七医院协作搞“脾胃学说研究”，在那里有机会参与了危重症的抢救工作。

解放后的医院数量增加很快，但病床99%是由西医主管的，中医只有会诊的机会，主管权不在自己手上，然而在一五七医院参加救治危重病人的决定权相比之下能超过半数。因为当时用中医药解决了一些西医难以解决的问题，取得了医院的信任与支持。如一个急腹痛的病人，用了阿托品等药物治疗无效，由于诊断未明未敢用吗啡类止痛药，一位教师却为之一针而愈。又如一个肠套叠已三天的患儿，经用中药及针灸也治愈了。在这样的条件下，邓铁涛和同行的学员们受到考验与锻炼。这段值得怀念的日子令邓铁涛记忆深刻，他曾说过：“我深深地体会到，中医学的发展必须在理论研究整理的同时，不断提高中医中药的治疗水平，如果只有理论，而不能用中医药的办法去解除病人的痛苦，中医学便有日渐消亡的危险。”

在学医后，邓铁涛感到自己文化基础薄弱，遂如饥似渴地看书，文、史、哲及其他自然科学知识等都看，这使他养成了自学的信心与习惯。读书杂而不乱，除了医学领域之外，还涉及到人生其他思想活动的领域。知识的广度使他视野开阔，帮助他克服保守思想，能推动医学知识的深化与发展。

《内经》这一经典十分重要，它说明了我国医学源远流长，如果没有医学史的知识，不可能了解几千年来的成就与发展。而医学史又和中国通史息息相关。《内经》充满哲理，其理论的产生和古代哲学有血缘关系。金元时代，我国医学的争鸣亦与当时哲学上的争论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明简要而又深刻：“儒之分始于宋，医之分始于金元。”这说明儒与医前后并论是有根据的。因此，邓铁涛督促自己去读一些中国通史、哲学思想史的书籍，尤其是哲学类的书籍，这类阅读对他的学术研究影响重大。当然，对古典、经典的学习绝不是一朝一夕的，它需要阅读者以心观之，反复揣摩，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积累，不断地体会感悟，发现从前的不足、分析当前所得，并且“学而时习之”，将所得之物常常用于实践中。再从反复的实践中，比较“学”和“习”的差异，反思“学”的不足，从而更深入地“学”。可以说，邓铁涛身体力行地证实了这一点，并且将之运用自如。

长期以来，外感发热病的论治，有“伤寒”与“温病”之分，在历史上发生过数百年的争论。邓铁涛自幼受父亲的影响，对“伤寒”与“温病”无所偏执。他在20世纪50年代便开始对此进行研究探讨，对温病学说的产生与发展作了较全面的剖析，认为伤寒学派以东汉张仲景为宗师，以《伤寒论》为典范。但宋元以后，由于都市人口密集，水陆交通频繁，并且远洋业也日渐发达，为传染病的流行酿成条件，传染病的种类持续有增加，这就使医家感到运用伤寒经方治病时有技穷之感，于是便有了温病学派的萌芽。到了明清时期，经吴又可、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等医家的探索研究，温病学说日臻成熟，从而形成了温病学派。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温病学派是在伤寒学派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可以看成是伤寒派的发展。但如果认为既然是发展了，便可取代伤寒派，取消伤寒派的宝贵经验——法与方，那是错误的。同样，认为温病派微不足道，杀人多于救人，而一笔抹煞温病派数百年来的学术经验，也是不对的。他主张：伤寒与温病的学说和方法同样是我国医学宝贵的遗产，应该以科学的方法通过临床实践进行研究与实验。1955年8月，他在《中医杂志》发表《温病学说的发生与成长》一文，阐明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在中医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此文后来被日本神户中医学研究会翻译，刊于《中医临床》1980年第3期，对日本中医学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但是“寒”、“温”到底如何合流，邓铁涛从毛泽东的“两论”中得到启迪：“寒”、“温”之争，主要矛盾在辨证。在教材中，外感发热病的辨证，有“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六淫辨证”，这对学术流派学习是必要的，但在临床上，则往往使初学者见证茫然，所以他认为“寒”、“温”合流的关键在辨证上，从而提出了“外感发热病辨证之统一”的学术观点。认为伤寒派与温病派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其所研究的对象又同是外感发热性疾病，所以辨证的统一是可能的，亦是完全必要的。20世纪70年代初，邓铁涛先后发表了《外感发热病辨证刍议》《外感发热病的辨证论治》等文，从历史发展、病因、病机、辨证、实践等方面阐述了外感发热病辨证可以统一，而且能够统一的观点，提出了一套较完整的辨证提纲和论治方法。《外感发热病的辨证论治》的内容，于1971年编入《中医学新编》。20世纪80年代，邓铁涛在所主编的《实用中医诊断学》中将“外感发热病辨证之统一”的学术观点，更统一化、理论化地融会到“辨证方法在临床上的综合应用”的章节中。

1968年6月，邓铁涛带学生到广东顺德县陈村公社巡回医疗。适逢当地防洪，农民兄弟于堤上露天而宿，三天之后感冒咳嗽者很多。症状大抵相同：微恶风寒，微发热，头身重痛，疲倦乏力，胸闷，咳嗽，痰白或黄而稠，咽喉不利，舌苔白厚而腻，脉浮滑。于是，邓铁涛上七味药煎水一大锅，50多名患者，每人一碗，一次服完，服后疗效很好，其中40多人症状完全消失。

一张药方就能医好几十个人？这在我们这些“门外汉”看来觉得不可思议，觉得违背了中医“对症下药”这一基本原则，中医专业的后生们也不解地向老师请教：“您不一一具体临证，用同一剂药治疗50多位患者，岂非违背了医学所倡导的辨证论治？”可是邓铁涛是这样解释的：因为事物的矛盾有共性，也有个性，只要我们能够通过调查研究，把握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拿出相应的解决办法，问题就能引刃而解。患者都生活在同一的地理气候环境之中，都因抗洪露宿而得病，虽具体诊察的病人不多，但他们都是体质结实的青壮年，且同一发病前提，同一发病地点和气候环境，同一临床表观。他们的主要病因是同一的。虽没有逐一诊视，但根据其共性的特点，已将主要矛盾掌握在手，于是立同一治法，处同一方药，实践的结果证明这一看法是对的。这便是看似不是辨证论治，其实是辨证后的同病同治，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

20世纪60年代初，有学者在哲学领域上对古代的五行学说持否定态度，认为是简单的循环论和机械论。而邓铁涛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辨证法为准绳，涉猎《周易》《尚书·洪范》以及先秦诸子有关学说，结合历代医家理论及自己的体会，认为中医五行学说来源于古代哲学，但又不是古代哲学，因为它与中医临床相结合，经过历代医家的发挥，已成为中医理论体系不可缺少的核心之一。1962年11月16日，邓铁涛在《光明日报》“哲学”版上发表了题为《中医五行学说的辨证法因素》一文。1975年，又发表了《再论中医五行学说的辨证法因素》，旨在说明五行学说随着医学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其辨证法因素。

那如何向科技界展示中医五行学说之精华——相互联系的辨证法思想。邓铁涛迫切地感到应对五行学说加以发展，赋于它现代系统论的内容。1988年，他在《广州中医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了《略论五脏相关取代五行学说》，指明五行学说的发展方向。借此邓铁涛想告诉中医学界的学者们，中医学之发展，必须与时代各种最先进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他提倡“用现代的新科技包括西医的新技术作为工具，去发扬中医”，而且“最欢迎其他的边缘学科参加到我们这个学科来进行研究”。邓铁涛很强调把包括西医技术在内的各种科学手段为“我”所用：“借用西医的诊断仪器和方法，其目的在于发展中医的技术与理论，使中医的经验总结更易于为人们所接受。”不单如此，他更进一步认为：“与现代最新的科技相结合，从理论上争取有突破性的发展，从而引发世界主流医学的革命，这才是中医现代化之目的”，“中医要现代化，世界医学的现代化也需要中医学”。在更高一层次上，他还预见性地认为：“研究中医不仅为了发展中医，而且也有可能发展世界的科学。”

可以说，在唯物史观和唯物辨证法的正确指导下，邓铁涛对于学术的研究始终保持着一种辨证的、联系的、发展的眼光。对前人学说，历史地、辨证地给予正确的评价，同时与时俱进，使中华传统医学现代化。

振兴中医事业

清朝末年，中国受西方列强侵略，国运衰弱。同时现代医学（西医）大量涌入，严重冲击了中医的发展。中国出现许多主张医学现代化的人，中医学受到巨大的挑战。人们开始使用西方医学体系的思维模式加以检视，中医学陷入存与废的争论之中。

20世纪80年代，一些中国人不重视中医，而重视进口药，国内出现了崇洋媚外的思潮，甚至中成药也要用日本产的。

谈到目前中医界存在的问题，邓铁涛说，从新中国成立后中医的数量变化可以看出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从事中医的有157万人，最近卫生部统计中医的人数是27万，这意味着尽管人口在膨胀，但中医在迅速萎缩。中医历尽挫折，生存艰难。

而邓铁涛一直在跟中医萎缩的趋势做着抗争。眼见中医事业日渐衰落，邓铁涛感到很痛心，内心十分着急，常常思虑过多、夜不能眠。邓铁涛暗下决心，要在自己有生之年，尽己所能跟中医不断萎缩的趋势作斗争，让中医发扬光大。

1985年，徐向前元帅来广东过冬。有一天他吃了西瓜，到夜晚便拉肚子，然后感冒、发热。凭经验，徐帅每次发热都要20来天才能退烧，随行人员早已习惯，没打算找邓铁涛。看着徐帅难受的样子，徐帅的夫人提出找邓铁涛试试看。邓铁涛为徐帅认真诊脉后说，徐帅吃了西瓜是肠胃受寒，所以要给他驱风寒治疗腹泻，还给点温散药来解表。服药后第2天，热稍退，再改用清热法，结果1天烧就退了。徐帅舒服、轻松了许多，他和夫人都十分感谢邓铁涛，徐帅随行的医生（学西医的）也觉得邓铁涛很了不起。

这时，邓铁涛诚恳地向徐帅表达了让中医发扬光大的心愿。徐帅被打动了，马上承诺要向中央反映情况。邓铁涛十分激动，回家后立即奋笔疾书，向徐帅写了一封情真意切、感人肺腑的要振兴中医的信。这是邓铁涛第一次以普通共产党员的名义，写信给中央领导。

信中说道：“中医在鸦片战争以后，受尽歧视与摧残，但仍巍然独立，与现代医学并存。解放以后，受改造中医思想的影响，中医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得到重视，出现后继乏人、乏术的局面。如果再不花力气去抢救中医学，等现在的老中医都老去，再去发掘就迟了。发展传统医药已明文写入宪法，但我们失去的时间太多了，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使之早日复兴。”这封信，首先徐帅批示，然后胡耀邦、乔石也作了批示，到了卫生部部长崔月犁批示，才用了7天。

1990年，国家进行机构改革，邓铁涛听说中医药管理局要被精简，他立即牵头我国各地著名老中医再次上书中央，这就是在中医药界著名的“八老上书”。这八位老中医便是邓铁涛、方药中、何任、路志正、焦树德、张琪、步玉如、任继学。他们提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不能撤销，其职权范围和经费不能减少，另外还建议每个省都设立中医药管理局。一个月后信访局回信，同意“八老”的意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得以保留。

古稀之年的邓铁涛教授习练八段锦

第三次上书时，刚好“八老”在广州授徒。邓铁涛发现中央总的政策要“抓大放小”，而且有很多中医院准备合并到综合医院，中医学院合并到西医学院。“八老”又着急了，于是又联名上书朱镕基总理，提出对中医、西医不能抓大放小，西医是壮年，中医是少年，抓大放小，中医就活不了。朱镕基总理批复了，原来有6个中医学院想合并，结果只有两个合并入了西医院校。

2003年非典流行期间，邓铁涛第四次上书。随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当年5月8日召开的中医座谈会上，强调中医对非典有防治的办法，然后中医才介入到防治非典中。也因为这次上书，邓铁涛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授予“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优秀科技工作者”的荣誉称号。

邓老的四次上书，殷殷之情无以言表。中医每每遇上风吹草动的事情，他总是第一个挺身而出，并且用疗效说话，用事实证明中医的重要性。在中医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中医的振兴、崛起说话。

2003年春，邓铁涛就心主神明还是脑主神明展开了一次学术论争。心主神明是中医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早在1983年，邓铁涛引述国外的现代研究，论证心主神明的科学内涵，并指出中医从宏观得来的论证，不能用微观理论随便加以否定。倘若以现代科学常识“脑主神明”变革中医的“心主神明”的学说，不仅会遮蔽它丰富的科学内容，更为严重的是它将会由此摧毁中医学的整个大厦。邓铁涛怀着深深的忧虑说：“这样做实在太过危险了！大厦将倾，中医危矣！”他强调：“我赞成中医理论要不断创新发展，但反对以创新为口号，丢掉中医学之精华。”一个抛弃了自己文化传统的民族，很难对外来文化即使是先进的文化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实事求是的诠释，结果只会导致本民族文化的没落、消亡乃至整个民族的衰亡。中医药的经典理论和伟大的中医学术思想蕴含着多重阐释代码，如果仅以现代常识对其作普及式的浅显的阐释，那简直形同游戏。中医药的经典文本需要以现代科技的手段结合丰富的临床实践作深度的阐释，这将会促进中医学的发展，而这种与新科技相结合的发展，正如邓铁涛所说的“是医学自身发展规律中的飞跃发展”。

邓老认为，振兴中医的首要任务是培养真正中医。如何成为“真正中医”呢？邓老认为“中医要成才，必须树立对中医学的信心，有信心还不够，必须热爱它”，而“发挥中医药的优点、长处，就是增强信心的最好方法”。

“第二道门槛是专心学好四大经典著作”，“通读、熟读中医重要典籍，勤奋读书，不断地临证实践”。关于读什么书，邓老还专门撰文为中医学子作了补充介绍：“一、泛览杂志及一般读物；二、选读精读现代中医的总结性的著作；三、由近及远选读名家著作；四、经典著作择要背诵。”对于“背功”，邓老强调“学中医要根据中医的方法，中医有些很强调背诵，背熟了你一生都受用”。

再次是实践的重要性。邓老强调中医教育要使学生“掌握好辨证论治的理论与技术”，“学中医要多临证，早接触临床，也就是：读书-临证-读书-临证”。这是因为“不经过临床实践，往往容易怀疑中医理论之正确性”，而“认识，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才能不断发现中医之奥秘”，而且，“临床也要以中医的方法为主，迫不得已才用上西医西药方法”。

另外，作为现代中医，邓铁涛也提倡学习西医，学习外语，但是又强调“中医课、西医课都要学好，但是重点一定要把中医学好”，“不要让西医知识冲击了你的中医思维”。同时，要“注意新科技、新成就，直接用中医与新学科进行交叉，更能促进中医的发展”。

当然，值得强调的是，作为医生，拥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才是最重要的。邓铁涛说：“德排第一位，是人才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作为一名医者，邓铁涛有着一颗仁爱为怀的心。多年来，他不仅用自己高明的医术尽心尽力为患者解除身体上的痛苦，而且还尽己所能从精神上、经济上帮助他们早日康复。他说：“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我们不能轻言放弃。”

重症肌无力治疗至今仍然是世界性的难题，这是一个高风险的病种，重症肌无力危象可多次发生，一次抢救成功则易，而第二次、第三次抢救成功则难。

2003年4月，湖南安乡12岁男孩林林罹患重症肌无力，在某大医院上了呼吸机后被告知救治无效。林林的父母打听到邓铁涛擅治这种病后，将房产变卖，带着所筹得的1万元钱辗转来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找到邓铁涛。经过5天的治疗，病情虽有好转，但1万元已告罄。拿什么来救自己的孩子？4月17日，绝望的父母冲入ICU，拔下了林林身上的呼吸机套管和氧气管，握着孩子瘦削冰凉的小手，看着他艰难地睁开双眼后，痛苦地离去。听到消息后，当时已经87岁的邓铁涛第一时间往12楼的ICU病房赶，进入监护室时，林林已奄奄一息，张着口艰难地呼吸，气息将停。邓铁涛翻开被褥，发现孩子骨瘦如柴，不禁又急又心痛：“小孩瘦成这样，单靠药物哪能起作用？”说完，老人家马上拿出带在身上的5000元，叮嘱ICU护士长：“快到营养室买鼻饲食物，要保证每天所需能量，有胃气才有生机。”他又对ICU主任说：“重上呼吸机，费用我先垫。”邓铁涛为林林免费提供中药“强肌健力口服液”鼻饲，还再三嘱咐医护人员要加强护理，给林林吸痰除痰，翻身拍背，清洁口腔，适当增加饮食量等。4月28日，林林脱离呼吸机。林林的父母回来了，一见邓铁涛就双双下跪，邓铁涛搀扶起他们给予安慰。5月6日，气管切口封上；5月12日，转入普通病房；5月19日，林林可以自行吞咽饮食；5月23日拔除胃管，终于解除了鼻饲食物的痛苦，林林吃饱饮足，此时体重已增加至21千克，可以步行活动。在抢救林林的同时，邓铁涛还请香港的方女士帮忙支付了2万元。有热心人知道消息后，又送来1万元，还清了所欠费用。2003 年6月9日，林林出院随父母回到湖南老家。就这样，广州名医治好林林的消息一时之间轰动当地。

上海一位姓戴的先生，气管切开后只能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邓医生听到这则消息后，连续八个月寄去药方，在这份飞过千山万水的爱心中，戴先生最终获救了……

2009年1月15日，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到甘肃省科技厅一位干部的感谢信：“多年来我一直疾病缠身，自2004年底情况越来越糟，2006年初自觉不行了……两年多了，经过邓铁涛教授不断调治，病魔像抽丝般剥去，至今我已经从躺着都呼吸困难的人，变得可以去户外走动，生活自理，对于一个几近死而复生的我来说，再造之德、救命之恩、感念之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虽然只是简单的白纸黑字，但是从字里行间可以体会到这位患者对邓铁涛千万分的感激之情。死亡不可怕，可怕的是等待死亡到来时的痛苦，而邓铁涛恰恰能够拥有魔术般的神奇与力量为患者们消除痛苦。虽然不是瞬间的，但正是在这样一点一滴量的变化中达到了质的飞跃。

如此大大小小的病例，不胜枚举。邓铁涛以他那颗悲天悯人、悬壶济世的心，凭借着妙手回春的中医医术，救万千百姓于病苦之中。可以说，他无愧于“广州华佗”这个称号。他让更多的患者摆脱了病痛的折磨，消除了对死亡的恐惧，复燃了生命之火，更用事实说话，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医的力量，增强了对中医的信心，提升了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豪感。

邓铁涛从一名普通的中医，一步一个脚印，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中医学临床家、理论家、教育家。他曾写有一篇题为《万里云天万里路》的自传体文章，文中尽是由衷之言，给人鼓舞和启发。在文末，他提到：“中医学的前途有如万里云天，远大光明，彷徨了几十年的中医可说已走在大路上。我们的责任，任重而道远，就看现代中医、西学中和有志于研究中医的其他科学家们的努力了。”显然，这是邓铁涛对中华传统医学的期望。

作为一名中华民族苦难历史的见证者，邓铁涛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不仅救治了无数的生命，还在为中华传统医学苦苦寻找出路；在民族崛起的时刻不仅潜心研究疑难杂症，而且为中华传统医学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上下求索。如今，年逾古稀，他还日夜思虑中医药问题，为振兴中医、弘扬祖国医学大声疾呼，情深意切。他是一位中华民族传统医学实至名归的伟大复兴者。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