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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背景、文化资本与学业成绩:基于上海PISA2009的实证研究

2016-11-08张雯闻黄绮妮

当代教育科学 2016年18期
关键词:学业成绩高雅子代

● 张雯闻 黄绮妮 万 杏

家庭背景、文化资本与学业成绩:基于上海PISA2009的实证研究

●张雯闻黄绮妮万杏

利用上海PISA2009的数据,实证研究表明不同家庭背景因素对不同类型文化资本的影响不同,说明以物质资本为代表的经济秩序和以身份群体为代表的社会秩序通过文化资本再制社会分层结构的作用不同;同时,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本对学业成绩的影响也不同,高雅文化资本有助于提升学业成绩反之则不然。本文强调考虑家庭背景、文化资本和学业成绩的关系不能脱离学校的制度场景,正是通过后者与家庭互动才形成不同家庭的养育策略,影响文化资本的学业成绩回报。

家庭背景;文化资本;教育不均等

一、导言

社会再制一直是社会学的核心议题,近年来文化资本在社会再制过程中的作用尤为引人关注[1]。这些研究关注家庭背景、文化资本与学业成绩间的关系,多用文化再生产(cultural reproduction)和文化迁移(culturalmobility)两模型解释三者间的复杂关系[2][3][4][5]。其中,文化再制模型强调文化资本对学业成绩的影响因家庭背景而异,其逐步累积的过程会增加不同阶层子代的教育成就差异;文化流动模型则强调文化资本的回报对最不利群体有利,即习得文化资本对最不利者有利。

这些研究不同程度的解释了文化资本在社会再生产或者社会流动过程中的作用,但仍然有所缺陷,主要有二:首先这些研究忽视了阶层发挥作用的制度场景。阶层并不是在真空中发挥作用,通过文化资本的社会再制离不开其发挥作用的制度场景,学校就是这中间的重要环节[6],讨论文化资本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就不能抛开对学校制度场景的描述;其次,这些研究并未揭示不同类型家庭背景因素对不同类型文化资本以及后者对学业成绩产生影响的具体过程。有诸多因素共同决定着家庭的阶层身份,以物质资本为代表的经济秩序和以身份群体为代表的社会秩序影响家庭生产文化资本的策略选择,通过行为、习惯、倾向和姿态维持的身份群体更容易培养子代的高雅文化资本并通过后者取得教育中的绩效优势,但物质资本则难以有同样的作用。

基于此,本文将家庭背景、文化资本与学业成就间的关系放置在学校教育背景下讨论,关注不同社经背景因素对不同类型文化资本的影响,进而研究不同类型文化资本对学业成绩的影响。这里的文化资本是不同阶层在特定场域中的一种姿态和倾向(即惯习),通过其在学校场域中具有的价值和回报差异分为高雅和低俗两类。本文认为不同社经背景因素在生产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本过程中作用不同,父母的职业地位、受教育水平等身份群体因素更有利于子代形成高雅文化资本,并通过高雅文化资本获得学业成绩优势,而与之相对的低俗文化资本则难以有此作用。

二、理论视角及研究假设

文化资本是法国社会学家Bourdieu提出的重要概念,他在《区隔》、《教育、社会与文化中的再制》等不同著作中论述文化资本概念,并在《资本的形式》文中给出详细定义,Bourdieu认为文化资本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并可与其相转化的资本[7],在不同的场域中优势阶层利用文化资本再制不平等的社会结构。[8][9]

文化资本的再生产离不开个人所处的家庭环境,但家庭环境中的不同因素在文化资本代际传递过程中的作用也有差异。Weber认为以物质资本为代表的经济秩序和身份群体为代表的社会秩序在生产文化资本过程中作用不同。前者多与生产领域相关,代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后者则是一种生活方式 (life of style),代表着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的状态。身份群体更多的利用生活方式差异保持群体内部的凝聚力、保持群体边界。[10]

较之经济资本,身份群体类的社会秩序对文化资本生产有着更重要的影响。Bourdieu在《区隔》书中将其定义为品味(taste),他认为法国的优势阶层生活方式与其他阶层不同,他尤其强调优势阶层家装、衣着、食物以及音乐等文化领域的品味,以此成为身份象征与其他阶层相区别[11]。DiMaggio认为这是优势阶层的“高雅”(highbrow)文化资本,能够用参加高雅艺术活动的次数、对高雅艺术的态度、对高雅艺术的兴趣以及高雅艺术的相关信息测量[12][13][14],他代表着优势阶层嵌入身体发肤、一种理所当然式的倾向和姿态,而代表身份群体的因素如职业地位和受教育水平等对高雅文化资本有着更重要的影响。[15]

这种倾向和姿态并非理所当然。它实际上是阶层和社会结构互动的必然结果,学校则在上述过程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Lareau认为,现代学校鼓吹家长参与子女的成长,强调家长和子女以及学校间的互动,这一标准以优势阶层的生活习惯为准则,因此优势阶层家庭能够更多的让子女了解优势阶层的文化、形成相应的符码语言、同时他们也能更好的与学校讨价还价,促进子女形成高雅文化资本,摈弃那些不为社会认可没有价值的文化资本。结合身份群体生产文化资本的相关论述,笔者提出假设1:

假设1a:家庭财富有助于提升所有类型的文化资本

假设1b: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职业地位与高雅文化资本(Highbrow)正相关;

假设1c:父母受教育水平、职业地位与低俗文化资本负相关

文化资本最终要通过学校发挥作用,高雅文化资本在学校中被赋予价值,获得更多回报,反之则不然[16]。文化资本制造学业成绩不均等结果需要借助标准化和绩效评价两个过程实现。一方面现代学校中的标准化的霸权课程不断加强高雅文化资本的合法性。这些课程多依据优势阶层的文化设立[17][18],远离工人阶层子弟的日常生活和他们对知识的认知,甚至许多工人阶层的学生没有明确的知识概念,不知知识为何物[19];与霸权课程相适应的教学以优势阶层的文化为准则,减弱了工人阶层为主学校中教师的教学效能——这些教师多将教授给学生的知识理解为事实和技能,不能促进学生思考[20],同时他们的教学方式更利于传授经验型的知识,不能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考和参与政治活动的技能[21]。另一方面学业成绩的评价又以优势阶层的文化为准,教师给那些更了解高雅文化[22][23][24][25]、能够熟练掌握优势阶层的语言风格、行为、习惯以及更熟练的应对教育制度的学生以更高的学业成绩作为回报[26]。据此,笔者提出假设2:

假设2a:高雅文化资本与子女的学业成就正相关

假设2b:低俗文化资本与子女的学业成就负相关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和样本

本研究使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上海评估组2009年的数据。该项目是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发起的一项国际比较研究,目标对象是15岁的学生,到目前为止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其目的是通过调查研究学生的学习情况,反思现有教育的缺陷,并为相应的教育改革提供决策依据。2009年的上海市PISA以上海15岁在读学生为调查总体,运用概率与抽样元素的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抽样法进行等概率抽样,包括上海152所学校的5226名学生,具有人口代表意义。[27]

(二)变量

本研究关注家庭背景、文化资本和学业成绩间的关系,这三类变量间的关系是本研究关注的焦点;此外,为了减少混淆变量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研究同时加入了个人的人口背景、日常生活语言以及是否参加影子教育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家庭背景。在社会学研究中,阶层可用经济资本、职业地位和受教育水平等多个不同的制表测量。本文以多元分层理论为依据重点分析身份群体对子代文化资本的影响,重点考察以下三类变量对子代形成不同类型文化资本的影响:分别是(1)家庭财富;(2)父母的最高受教育水平;(3)父母的最高ISEI指数①;2009年上海PISA的数据直接提供了标准化的家庭财富和家庭教育资源变量,同时也提供了父母的最高ISEI指数变量;在该数据库中,父母的最高受教育水平根据国际教育标准分类(ISCED)进行划分,有7个等级,根据研究的需要,将该变量转换成为父母的最高受教育年限使用。②

文化资本。本研究中的文化资本指不同阶层在特定场域中的一种姿态和倾向,包括高雅文化资本和低俗文化资本两种类型。借鉴Sullivan对文化资本的测量方式[28],本研究用2009PISA学生问卷中的题25“你阅读以下材料时是因为你喜欢阅读该类材料(5分量表)”作为个人文化资本的测量,结合中国中学课程评价标准将喜欢阅读虚构类书籍(小说、叙事作品、故事等)、阅读纪实类书籍(传记、历史、访谈等)、阅读报纸等严肃阅读的测量结果求其均值合成为高雅文化资本,而将喜欢阅读杂志和阅读漫画书等非严肃阅读读物的均值合成为低俗文化资本。③

学业成就。上海PISA2009提供了5个模拟的阅读成绩,我们使用五个阅读成绩的平均数作为学业成就的变量。

控制变量。已有文献表明一些人口背景因素如性别、家庭结构、兄弟姐妹数量、年级、语言以及阅读的兴趣等因素对文化资本和学业成就有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东亚文化圈中参加课外培训(shadow education)等因素均对个人的文化资本和学业成就等因素有影响[29]。本研究模型控制了这些影响估计结果的变量:(1)家庭教育资源;(2)家庭结构(1=非核心家庭);(3)兄弟姊妹数;(4)性别(1=女性);(5)年级;(6)语言(1=非中文);(7)阅读兴趣(由上海PISA2009直接提供);(8)课外培训(1=有参加课外培训)。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分析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文化资本的影响,其具体表达式如下:

式(1)中的因变量是子代的文化资本,包括两种不同测量方式,分别是高文化资本和低俗文化资本。βwealth是家庭财富对子代文化资本的影响;βHISEI表示父母的最高ISEI指数对子代文化资本的影响;βyoedu表示父母的最高受教育年限对子代获得文化资本的影响;Σβi表示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

本研究同时也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研究文化资本对子代学业成就的影响,其具体表达式如下:

式(2)中的因变量是子代的阅读成绩,βculcpt是文化资本对子代学业成就的影响,Σβi表示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这些控制变量包括个人的人口特征、家庭社会经济背景、日常生活使用的语言、阅读兴趣以及是否参加课外培训等。

此外,根据PISA数据的使用建议,本研究用stata12.0软件分析上述数据的过程中使用了survey系列命名,用以矫正PISA数据本身存在的设计效应(Design Effect)。

表1 变量的描述统计表

表2 家庭背景对不同文化资本影响

四、研究结果

(一)家庭背景与文化资本

表2汇报了不同类型家庭背景对不同类型文化资本的影响。模型1是家庭背景对高雅内化文化资本的影响;模型2是家庭背景对低俗内化文化资本的影响,上述模型均控制了其他混淆变量。模型1和模型2的结果显示家庭财富对两种类型的文化资本均有显著影响,其中每增加一个标准差的家庭财富其高雅文化资本增加0.03;低俗文化资本增加0.08;假设1a得到基本的证实,说明代表经济秩序的家庭财富难以对有倾向和姿态的特定文化资本类型产生影响;模型1的结果表明父母的最高受教育年限对子代产生高雅文化资本有显著的正效应,但在模型2中父母的最高受教育年限则对子代的低俗文化资本有负效应,但效果不显著;与此同时,模型1的结果表明父母的最高ISEI指数对子代的高雅文化资本没有显著影响,但在模型2中,父母的最高ISEI指数对子代的低俗文化资本有显著的负效应,假设1b,1c的到基本证实,说明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职业地位等身份地位因素会促进高雅文化资本的生产抑制低俗文化资本的生产。假设1a,1b和1c表明,以物质资本为代表的经济秩序和以身份群体为代表的社会秩序在文化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不同,后者更有可能通过一系列策略有选择性的再制子代的文化资本,以此保持群体的团结和凝聚力,而前者则难以发挥同样的功能。

(二)文化资本对子代学业成就的影响

表3汇报了不同类型文化资本对子代学业成就的影响,此处的学业成就用子代的阅读成绩表示。模型1是高雅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的影响;模型2是低俗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的影响;模型3是文化资本对子代学业成就的影响的全模型,上述模型均控制了家庭背景以及其他混淆变量。模型1的结果显示,高雅文化资本对阅读成绩有显著的正效应,假设2a得到基本证实,高雅文化资本每增加1,个人的阅读成绩增加4分多;模型2的结果显示,低俗文化资本与阅读成绩显著负相关,低俗文化资本每增加1,个人的阅读成绩减少近6分,假设2b得到基本证实;同时包括高雅和低俗文化资本的全模型仍然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在全模型中,高雅文化资本每增加1,个人阅读成绩增加近8分,低俗文化资本每增加1,个人的阅读成绩减少近7分。高雅文化资本的正效应和低俗文化资本的负效应同时存在的结果表明,学校可能通过两条不同路径来保持优势阶层文化的优势地位,一方面他们增加高雅文化资本的回报;另一方面他们对非优势阶层文化的内容去价值化,当个人拥有此类文化的倾向和姿态时,他们难以获得老师的肯定,并取得相应的学业成绩回报。

表3 文化资本对阅读成绩的影响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研究家庭背景、文化资本以及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重点关注不同家庭背景因素对不同类型文化资本的影响以及后者对学业成绩的影响。

首先,对家庭背景和文化资本的相关分析回应了Weber和Bourdieu对身份群体的讨论。Weber认为,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在形成社会分层结构过程中有着不同的作用方式,而以身份群体为代表的社会秩序更多的通过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来维持群体的边界,保持内部的凝聚力,这与Bourdieu在《区隔》书中对法国优势阶层生活的描述相似,优势阶层强调自己独特的身份方式,并通过这种文化建立优势地位将自己与其他阶层区隔开来。通过Weber和Bourdieu的论述可以判断,不同类型的家庭背景因素在文化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不同,较之于代表经济秩序的物质资本,代表社会秩序的职业地位、受教育水平更有助于帮助子代形成具有更高回报价值的高雅文化资本,这也就说明身份群体更依赖于通过文化来保持本阶层的优越。

其次,对文化资本和学业成绩的相关分析回应了Bourdieu和Lareau等人对于文化资本及其在教育过程中获得不均等回报的讨论。正如Lareau所言,学校制度并不是中立的存在,学校教育会有选择性地给予一些文化以更多的回报,而另一些文化则难以获得学校制度的肯定。在本文的研究中,表现出与学校价值相符的文化资本,即更多地体现出高雅文化资本姿态和倾向的学生其阅读成绩更好,而与之相反的不受学校教育肯定的文化资本则难有同样的效果,甚至还会拉低个人的学业成绩。

受到数据的限制本文未能详细展示家庭和学校间的互动关系,包括优势阶层的家庭如何向学校施加压力使自己的文化成为学校评价的标准,增加自己子代的回报;同时也未能展现学校如何使家长顺从并不断的按照学校评价标准制定养育策略培养子女的高雅文化资本。未来仍然有必要分析具体场域中家庭和学校间的互动关系,进一步理清文化资本产生不均等学业成就的机制。

注释:

①ISEI指数即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是国际通用的职业地位的测量方法,详情参见(Ganzeboom,2010)

②本研究使用的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变量是对应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的方法,将分类等级转换成父母受教育年限,如当HISCED等级为0的时候,父母的受教育最高程度为学前教育(幼儿园),设教育年限为0;当HISCED等级为1的时候,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为初等教育(小学),则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为6年;当HISCED等级为2的时候,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为初级中学教育(初中),则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为9年;当HISCED等级为3的时候,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为高级中学教育(高中),则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为12年;当HISCED等级为4的时候,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为非高等的中学后教育(升学预备班),则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为13年;当HISCED等级为5的时候,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是一个范围,包括高职、专科、本科、硕士,则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为15年;当HISCED等级为6的时候,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为博士研究生,则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为18年。

③在中国社会中,漫画杂志类书籍所涵盖的知识往往难以进入学校的评价标准体系,以此形成的动漫文化甚至成为一种青少年群体中流行的亚文化,影响学生的成长,参见:石勇.(2006).动漫文化:不可小觑的青少年亚文化.中国青年研究(11),51-54.;社会甚至存在对漫画的污名化(stigima)现象,此类文化及其所承载的知识难以得到学校这类主流文化主宰机构的认可,进入学校标准体系,获得价值。参见:Lopes,P.(2006).Culture and stigma:popular culture and the case of com ic books.Sociological Forum,21(3),387-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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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君玲)

张雯闻/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

黄绮妮/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

万杏/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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