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作为“新好莱坞运动”的领军人物，在被战争颠覆的时代里制作出了颠覆性的影视作品。他对战争中、黑社会暴力中人性的扭曲刻画得入木三分，电影票房的巨大成功和作品中丰富的人文内涵奠定了他在美国电影界难以企及的重要地位。本文以科波拉电影中的人性主题为主线，研究了在特殊的历史和家庭背景下，其电影角色对人性的表达，通过剖析他的多部著名影片来揭示他的导演风格，进而深刻地认识他的精神世界，以求为电影的进步寻求更多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 科波拉电影；战争；暴力；人性

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开始职业生涯的著名好莱坞导演，其闻名遐迩的作品是《教父》三部曲、《现代启示录》《吸血惊情四百年》《斗鱼》等。他的电影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因对特殊时代条件下的人性见微知著的洞察而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了普遍的赞誉。他的作品和好莱坞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精确地表达了丰富的人文思想，着重刻画了特殊环境下人性的复杂与多变，对战争罪行救赎的深入剖析引起了电影界的密切关注。

一、科波拉电影主题的社会背景——战争与“新好莱坞运动” 1945年后，好莱坞出现了整体的倒退。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彻底摧毁了人们原有的价值观和信仰，对传统的怀疑及反省弥散在整个社会中，大众对于电影创作中一成不变的形式丧失了兴趣，完全厌烦了看了几十年不变的摄影棚内的老旧场景，电影内容与严酷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无法让人信服，电影的主题思想及叙事方式更满足不了逐步长大的青少年的精神需求，反倒是电影人物不按常规、违反制度的行为更加能够得到他们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诸多新好莱坞作品顺从时代潮流登上了银幕，这是由一批年轻导演发起的“新好莱坞运动”，他们在“作者论”的启发下，不断扩展影视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自由度，拍摄出了一大批异于传统的个性影片。

在这场发轫于1960年的“新好莱坞运动”中，科波拉成为这场变革的中间力量，但是由于其学院派的背景及早期在好莱坞体系中的制作经历，使得其影视创作开始仅仅是在传统模式中加入一些出乎意料的曲折情节，这也是对传统方式的唤起及改良。20世纪60年代初，他创作了第一部表达现实生活题材的电影《痴呆症》，这部重点描述家庭纠纷的作品走的是悬疑片的路线，然而在心理描写上显得拙劣而稚嫩，这样的创新没有在评论界赢得好的口碑，但却在票房上收获了巨大的成功。

20世纪70年代初科波拉又执导了《教父》，受到“新好莱坞运动”中反主流、反体制、反经典等思潮的影响，他在电影中成功塑造了反英雄的形象，通过音响蒙太奇手法、内向性的心理刻画，充分展示了人性的异化和社会的深刻理解。因此，《教父》被认为是科波拉新锐人文观点的集中展现。

从1970年至1980年，新好莱坞日臻成熟而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阶段，不管是在创作资金筹集方面，还是在身份的认同方面，科波拉不必刻意树立任何的独立意识，就制作了极具个人风格的电影《对话》。这部影片以探讨隐私危机为主题，并借此来批判社会公德，揭示人性的阴暗。这部作品得到了金棕搁奖和奥斯卡的提名。此后科波拉又接连制作了《教父Ⅱ》《现代启示录》《斗鱼》等更具影响力的作品。

二、科波拉电影主题形成的家庭背景——移民家族 从家族背景来看，科波拉的爷爷与外公都是在1900年前后从意大利南部地区移居到美国的，他们活跃于美国社会的各种活动之中，逐渐受到现代文明及美国先进文化的熏陶。来自意大利南部地区的移民带有强烈的家族理念，家族纽带是维系家族成员关系重要的精神力量。这种传统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是团结、稳固、持续且力量雄厚；二是加强了家庭人员特别是堂亲及表亲之间的联络。这两种特征使得科波拉的创作具备了一种鲜明的意大利家庭理念与感情密切结合的独特品格。

科波拉尽管成长在美国密歇根州最大的城市——底特律，但是其在小的时候就受到了意大利传统文化耳濡目染的感化。意大利人特有的民族气质不但没有因为居住地的迁移而慢慢失去，反而当作一种被深切怀念的民族情怀深深地烙印在他的作品中。从科波拉自身的角度来看，他热衷于意大利式的品位与行为方式，坚信家庭的威望，喜欢组织意大利式的聚会，乃至在其创作过程中用欧洲式的电影思想方式，不停地去挑战和颠覆美式电影对“成功”概念的理解。在他的创作中，我们时常注意到表现家庭传统文化及民族情怀的场景，而在《教父》中则集中表现出了意大利移民长时间内不被美国社会文化认可的失落感。同时，在美国接受的教育和社会、工作经历，使得他不知不觉中接受了美国社会的价值理念，如自强不息的生活观念，无所畏惧、荣誉感居于首位的爱国理念，公平公正的信仰等。这些精神世界的内容被复制到电影里面之后，变成出现在《教父》中终生为家庭利益及本质改变而努力的迈克·科里昂，《塔克其人其梦》里怀揣着远大的理想而不惧强权的实业家塔克， 《造雨人》中为实现公平公正而实施反腐行动的鲁迪贝勒，这些充满正义感的人物形象的共同特点是敢于冒险、积极奋斗。

文化的共融所拥有的某种程度的杂糅性，呈现在了科波拉的创作之中。他推动这两种形式迥异的文化不停地前进，而在其影片表现方式上也突出展现了意大利民族文化和美国当代价值观之间的隔空对话。

三、科波拉电影中的历史主题与人性剖析

（一）战争主题——扭曲的人性

著名学者康洛伦茨指出，人类的好斗性是一种本质上的潜意识的本能。此种本能如果被规章化、体系化、团体化，便成了统治阶级实行暴力的最大动力；假如这种本能被套上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光环，便承载了关乎国家危机的情感与救亡思想，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应对人类冲突与矛盾的最佳方式——战争。但是，此种用暴力来解决争端的结果不单单是安定生活被打乱、建筑被夷为平地、众多生命的离开，更关键的是它侵吞了民族自豪感，造成了人性的扭曲变态，畸形的人性会牢固扎根于社会理念中且演变为一种对战争的畏惧与仇视。在科波拉的有关战争题材的影片中，观众未曾看到象征正义的英雄，也未曾看到勇往直前、临危不惧的时代楷模，观众看到的仅是诸多鬼魂一般的战争木偶，见到的仅是自我冲突与人性茫然的真身肉体，另外还有诸多无法理解的超常现象。

科波拉通过刻画人物荒诞不经与不可理喻的行为，来展现人们在战争中经历的无以言说的痛苦，进而让人物的精神世界更为具体化，借此来谴责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创伤。人性中善良的一面在畏惧的重压下开始土崩瓦解。道德最显著的功能是在社会文明价值机制下制约人的活动，防止其背离基本的伦理。在战争过程中，品德是一个“人”最基础的底线，如果脆弱的底线被打破，丢失了作为“人”所应当拥有的道德理念，留下的便是和动物毫无区别的本能。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在越南发动“特种战争”，以维护和平为幌子来掩饰其真实的侵略本质，那时的越南变为任意杀戮的屠宰场。维护和平的谎言被戳破，就像作品《现代启示录》中库茨给威拉德阅读报纸的情境，威拉德到那时候才明白自己被部队的公报所迷惑，事情的本质比那些军方不实的数字残忍与荒诞得多。科波拉在菲律宾生活了三年，制作了这部对人性发掘最到位的电影，把其对战争的厌恶和仇恨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人们在战争过程中如果出现超我的土崩瓦解，便会丧失用来维持基本道德的本质原则，成为没有灵魂的动物，可是却由于本我的存在而变成具有斗争性的施暴者。战争中的诸多杀戮行为，荒诞不经的思想形式，惊心动魄的本能抵抗，均难以用普通德行与善恶规则来权衡行为的正确与否。《现代启示录》中提到，威拉德上尉来到库茨的战争基地之后，库茨向其讲述了一个美军给越南的孩童打牛痘疫苗的故事，越南官方将每一个打了牛痘疫苗的儿童的胳膊砍下来。其并不是牲畜，也未曾如同美国军队那般体现出强烈的丧心病狂，可是他们以人性隐藏很深的本能去杀害生命，不包含情感，不承担压力。威拉德所乘的巡视船在前进的过程中，看到了一只装满货物的小船。在实施常规查验时，一个人想保证随身携带的小狗的安全，此行为引发了美国军人本能的自我保护反应，他们将船上的普通民众全部杀害。人性中超我的制约力完全丧失，素质与善恶观念都变成了河面上似有似无的薄雾，促使人类本能的本我占到了核心位置，在求生的观念与自卫的意识下诱发了人类的激烈战争。

（二）黑帮主题——人性中的暴力与温情

影视作品，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层面的重要分支，诚然也不能规避揭示人性这一重要课题。电影可以通过影像的外在状态对人的实质、人的发展、人的生存现实状况加以全面描绘和谴责，继而引导观众去思考、探寻人性的实质。科波拉的卓越能力之一便是将寓意深刻的哲理体现到形象而直观的银幕人物身上，让电影角色极富哲学内涵，体现出让人深思的理性，最大限度地表现了影视作品和哲学的有效融合。譬如其代表性作品《造雨人》《斗鱼》《塔克：其人其梦》《教父》等，都体现了人的本质取决于自我行为的选择，且依照自我的选择去担负生活责任这个主题，特别是人们在面临矛盾的现状时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勇于斗争、不认输、不退让，利用自我的抉择来自卫的精神，这是作为高级动物的“人”为尊严而战斗的精神，这些精神全面展现了人生存的价值。

科波拉的《教父》系列影片，是对美国黑手党的真实记录，其一方面刻画了心惊肉跳的黑社会斗争与充满温暖的家庭情感，另一方面向受众传输了一种更深刻、更强劲的精神产物——黑帮哲学。《教父》系列作品中开头一幕均是家族举办规模盛大的舞会，温暖、亲切的氛围弥漫所有角落。该系列的首部影片中是以老教父的孩子康妮的婚礼拉开序幕的，在拍全家福的时候，老教父希望所有人都聚齐起来，不落下任何一个人，而且把不在场的迈克也喊过来，并且坚持说：“迈克不过来，我就不拍了。”在之后的情节中，他还提出：“没有时间和孩子在一起的父亲，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此观点一方面显示出其注重家庭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昭示出其对自己没有时间陪伴孩子的亏欠。在《教父Ⅱ》中，迈克·柯里昂处理了背叛他与整个家族的哥哥弗雷多，可是这个决定的实施经过了非常长时间的挣扎和思考，面对一奶同胞他难以下手，可是黑社会的生存原则又迫使其必须坚决果断。迈克和哥哥进行了深入的谈话，小时候一同成长的情景让观众认识到亲情的宝贵，处决自己的亲哥哥正是暴力与温情的强烈碰撞。《教父Ⅲ》中充分展现了迈克对自己孩子的疼爱，他特别努力地期望为女儿营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尽量防止她和自己走上相同的道路。所以了解到女儿与文森特·柯里昂相爱的时候，他竭力反对，为了不让女重蹈他自己的覆辙，他把自己的想法向文森特全盘说出。这是立足于父亲的角度来处理女儿的爱情，表达了一个普通父亲的心愿，软弱、温和的亲情全面展现出来。或许这便是影片打动受众，得到受众认同的关键因素。

四、结 语

透过每一部电影作品我们都可以看出，科波拉一直坚持对本质人性的发掘，对实际社会的责任感和对人类生存境况与发展道路的人文理念的思考与探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状况和人的精神世界都发生了不可逆转、难以想象的巨变，科波拉的电影精准地把控了特定环境下人性的变化，用犀利的谴责与深刻的自我反省昭示出人性的可怕和诡异，将战争和黑社会斗争下人性扭曲的主题塑造得十分到位，进而引发观众的反思和自省。

[参考文献]

[1] 王凯.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电影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10.

[2] 孙柏.美国社会“选焦”：《教父》中的一种镜头语言及其表意[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03）.

[3] 顾博.美国黑帮片中的意大利文化特征[J].当代电影，2010（07）.

[作者简介] 毕敬轩（1979— ），女，辽宁大连人，硕士，大连医科大学外语教研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