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自20世纪20年代电影在美国肇始之时，各种警察、匪徒、侦探便在银幕中“粉墨登场”。此类型电影因其具有牵涉生死的强烈戏剧化冲突和激烈刺激的打斗、角逐、枪战等动作场面，给予观者在精神和感官上极大的享受和抚慰，故能长盛不衰。警察题材电影是美国意识形态的重要表征。本文从精神内涵上的英雄崇拜与当代神话，写意叙事与暴力美学的美学风格，以及道德与人性冲突的展现三方面，分析了当代美国警察题材电影中的英雄神话与伦理困境。

[关键词] 美国电影；警察题材；英雄神话；伦理困境

自20世纪20年代电影在美国肇始之时，各种警察、便衣、匪徒、侦探便在银幕中“粉墨登场”，大放异彩。此类型电影因其具有牵涉生死的强烈戏剧化冲突和激烈刺激的打斗、角逐、枪战等动作场面，给予观者在精神和感官上极大的享受和抚慰，故能长盛不衰。警察题材电影是美国意识形态的重要表征。巴特认为警察片是让历史的意图披盖合理的自然外衣，并使得偶然事件以永恒的颜目出现。其深层内核是现代美国人的精神矛盾和价值崇尚。透过种种变动不居、绮丽复杂的电影文化现象，剖析其斑驳陆离背后的意识形态意蕴和内在动力，可勾勒出此类型片身后的历史多元合力，解构隐藏的群体性社会生态机制和心理密码。

一、精神内涵：英雄崇拜与当代神话

警察题材电影是以警察和不法分子为主人公，描绘他们之间冲突的类型片。与欧洲、亚洲同类影片相比，美国片一般并不那样热衷于展示对恶的摧毁，而是更多地将目光放在公共正义与私人善良的较量、法制的压抑与凯旋上。所呈现的叙事模式是：主人公顽强不息、坚持不懈地和黑暗势力、不法分子做斗争，波澜横生，惊险频现，最终获取正义的胜利，而在此过程中，主角的亲友或者辅助者常常受对方威胁，从而出现公私难以调和的冲突，其矛盾建构于警匪之间、匪徒与政府之间， 叙事中心则在警察个人。这一套结构有着明晰的规则和影像系统，其所展示的核心母题，必然要表现在正邪不两立的根本矛盾上，而其深层的精神内涵，又展现于英雄人物的崇拜和圣洁理念的呼唤上。其实质是借助戏剧动作的视觉舞台，建构一个具备固定意义的场域，从而导向对现代社会价值观和人物形象的推崇。警察在此充当了社会情感和风俗喜好相结合的模板展现，是美国文化中英雄崇拜、构建“当代神话”的叙事功能序列。正如经典影片《王牌对王牌》里的主角自嘲，“我们是美国人想象的英雄，因为现实没有神话”，不啻是对此精神内涵恰如其分的揭示。

首先，解析美国文化中英雄崇拜的价值观和心理密码。美国电影中警察的出场，是文化思潮和社会意识推动、规约、影响下所勾连而成的系列意识文本和审美文本，是大众思想外在形态和内里逻辑的结合，也是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的心理诉求，将此一连串斑斓璀璨的文本连缀而观，就能勾勒出大众文化心态的一个重要侧向：英雄崇拜。作为文化符号的警察多半呈现崇尚家庭、注重个人完整性甚至宗教圣洁性的色彩。一者，在形象布置上，他们一般都是男性身份，体魄健壮，又带点放荡不羁的性格，典型的如《速度与激情》中的强森、《警探哈里》中的伊斯特伍德、《超级战警》中的史泰龙、《胆战心惊》中的福特等，几乎成了美国电影中标签式的警察形象，导演着意塑造的正是伟岸、孔武、充满力量的“英雄”形象的化身；二者，在行动和思想结构上，他们往往特立独行，有着自己的一套行为和信念准则，始终处在体制与反体制、亦正亦邪的处境中，呼应着西方文化中自古希腊以来那种建立秩序必陷两难境地的现实困境。《铁面无私》的警员马龙嫉恶如仇，有心立功，但由于身处不完善的体制之中，常常因为诸多法律边界模糊的限制而屡受阻扰，经历一番激烈的斗智斗勇后，终使黑帮大佬卡朋进了监狱……美国人的心理密码是，不遵守规则的警察，不是好警察；而一味以法律条款为高压线，不敢越雷池一步的警察，又无法取得创造性的业绩。英雄都是有“瑕疵的”，这几乎成了美国片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固有模式。

其次，展现美国人群体性的“当代神话创造情结”。警官题材的人物设置、情节构建、叙事方式，都呈现某种雷同性，在深层意蕴上可窥探美国当代民众的心理矛盾和价值崇尚。在托马斯·撒特看来，美国警察片已然作为一种仪式工具来完成其神话功用，将复杂的社会问题转化为信念系统。也就是说，这些电影是国民内心的种种矛盾、冲突、压抑、挣扎的心理展示仪式，是公共交流中的自然呈现。而这套“深层神话符号”所彰显的内核就是社会历史层面的道德情感：如英雄的降临与拯救，正义的必然实现，邪恶必然被惩治，人道主义必然得到张扬，且不失个性主义的释放，等等。《虎胆龙威》的联邦探员约翰，其形象一如“阿Q”般具有大众普遍性。偶然知晓政府受到黑暗势力的侵袭，整个计算机系统将为之瘫痪，国家面临着全面停顿的危机，卑微的约翰大可不闻不问，但以工作职责伪装的“神话情结”，又鼓动他义不容辞，挺身而出，与幕后黑手做抗争，最终将其绳之以法。

类似的叙事几乎成了美式警察片的深层模式。它们热衷展示异常环境、夸大渲染事实状态和造就扭转乾坤式的警官形象，来迎合大众趣味，满足其深层心理情感需求。

二、美学风格：写意叙事与暴力美学

美式警官电影，与新好莱坞电影的精神一脉相承，注重表达长期遭受压制的情感、个性伸张的冲动、邪恶制服的愿望。与此配备的美学风格，是写意的叙事和暴力美学的呈现。这种题材限制所带来的固定化造型风格、美学话语，决定了银幕呈现不是对现实的无遮挡的展示，而是力图重构式的阻断，所注目的不是物质世界的还原，而是精神现实的虚构，是自我灵魂的拯救。如此，它既给观者带去了电影的寓言式功能，又以其激烈、动感，让观者的感官耳目和期待视野得到满足，获得精神愉悦的虚幻感。而这些效果的达成都离不开叙事的写意性和影像画面的暴力美学。

一方面，在叙事策略上，导演多择取限制性场景，透过人为的特定视角来铺展故事。其用意是可最大化地突破意识形态的框架局限，摒弃以往影片中为政治宣传左右而失真的不足，力图重现讲述个体生命抗争的历史，而非被意识形态重重编码后的历史。《洛城机密》择取全知叙事和部分限制相结合的方式，来展示美国警官面临人生抉择、黑白混淆之际的困境。此时的主角警员不再是意识形态染色后的传声筒、政治的构成符号，而是一个流窜着强烈的现代人格和主体意识的“人”——这几乎成了美式电影中塑造警察形象的叙事通例。《越轨追击》透过个人化的表述、观察和感受，以极其强烈的主观情感色彩，重塑主角所感知过的那个世界。影片中的很多情节运用人物的梦境、闪回来穿插交代，还应用短镜头和无技巧剪辑来增添跳跃性和节奏感，精准地展现了主角警官在特定情况下的情感变迁和意识流动，使得人物形象深入人心。另外，运用彩色片和黑白片交互映衬，以意识流的手段刻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并穿插对位关系和声画对立来组合情节的手段，自“新好莱坞”崛起之后，几乎在美国所有的警官题材电影中都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实践。

另一方面，在影像表达上，常以暴力美学为牵引，实现心理释放与惩戒的双重目的。美式警官题材影片中，不可缺少的，也尤为吸引人眼球的就是充斥着打斗、砍杀、枪战、翻空、汽车追逐等惊险刺激的画面，富于镜头蒙太奇所致的视觉冲击，其爆破、剪辑、武打、枪战、动作设计等场面的营造，成就了世界电影史上一个个精彩的片段。受其影响，世界各国都争相效仿，继而发展出在电影艺术形态中占据巨大影响的暴力美学。比如《黑色大丽花》无所不用其极的殴打、喧扰欲聋的夜店、泯灭人性的性虐、不寒而栗的死状等，几乎成了暴力展示、满足一般观者阴暗欲望窥探的窗口；《墨西哥万岁》则有意混淆纪录片和故事片界限，把纪实性的素材和场景、动作剪辑组合一处，以虚构的却又是纪实的形态，展现暴力的残酷，形成极致化的对比和视觉观感。这种展现纯形式的上镜性，几乎被所有的警察题材电影所娴熟操弄。需要指出的是，真正高水平的电影不会仅仅玩弄暴力，其最终目的是表现、挖掘、承认人的欲望，乃至“认识自身”的真实态度和严肃性，使得观者在享受视觉盛宴过程中释放无处发泄的阴暗心理。而结局正义的伸张，发挥出对人做出心理惩戒和使之社会化的重要作用，电影俨然成为心理导向的最佳替代物。品评美国警察片是不能放过这一深层内核的。

三、伦理困境：道德与人性的冲突

美式警察题材电影，几乎都在参与建构着统一的叙事模式，即正义总与道德伦理出现冲突，呈现悖论状态。在悖论中，情节得以推动，叙事得以展开。究其实际，是吸收了政治电影的形式探索和模式元素，着意于展现人性与道德伦理的冲突，从而打破单一的叙事结构，抑或简易的蒙太奇带来的表面和肤浅，充分发挥电影画面语言特有的抒情性和纵深表达内心的张力，展示其在电影叙事、人物塑造上的现代性开放姿态。

先说来自内部的冲突结构。美式警察电影里，经久不衰的叙事构建是：高级领导非法越权，出于私欲和阴暗心理，在异化的体制空间里利令智昏，对体制本身造成严重威胁。某个个性独立、正直坚强的警察出于个人理想主义，与内部的队伍周旋对抗，消灭高层领导的腐化，站在颁奖台上接受净化机构的奖赏。而在此过程中，又必然会出现一个漂亮的、跟随英雄出生入死的美人，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此叙事模式几乎是每片必现，诸如《内部事务》《热血警探》《洛城机密》《谈判专家》等。导演把矛头指向美国异化的警队机构和政府，其主旨就在于揭露体制内的黑暗和不公，批判政治制度和执法机构的异化症状。此时，警队内部的冲突成为正义施行和道德伦理之间的矛盾表象，警察主角要与之殊死搏斗的不是社会上的持枪的危险强盗，而是情报机构、警察机关乃至国家和政界的不法分子。主角就在无处藏身的阴谋中突破防线，找到自身的位置。而角色反转与逆袭的叙述手法有力地带动故事情节的深入开展，这是美式警察片特有的政治反思，其正视社会痼疾的勇气值得敬佩。

再说人物内心真情实感与道德伦理的挣扎。美式警察片特别专注于男女情感和公共正义的双重叙事，既遵循犯罪片的固有逻辑，又将矛盾冲突建立在坚实可信的人之常情上。当冲突在情感与道德之间同步迸发时，影片力度和深度都得到尽情释放。为了人物形象的立体塑造，它们又往往不遗余力地将镜像语言转向内心独白，以“内转”的倾向强化主角内心的挣扎和矛盾。其操作方法，通常是将镜头锁定警察的情感世界，以多种细节凸显情绪、精神和心理状况。比如《牺牲》的卧底警察约翰不经意间牵涉到一宗毒品买卖，家破人亡，陷入彻底的悲凉。为了亲情的复仇、为了正义的实现，他奋起反击。但当他在缉毒途中遇见善良而被迫无奈贩毒的毒贩时，又沦入左右挣扎的矛盾；《拨云见日》的警察哈利嫉恶如仇，殚精竭虑地铲除罪犯，当他碰上因亲人被仇杀而走上以杀止杀之路的珍妮时，正义的天平在道德伦理的衡量中倾斜了……职责与道德的失衡，增添了影片的悲剧气氛和故事性以及伦理冲突的深刻性，明知不可为而又不得不如此行止的安排，总能轻易打动人的心灵。警察形象塑造中人性多层面、多角度的关怀，使得影片对于人性的探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商业伦理日益侵袭美国电影的当下，这般回归本性的姿态和表达及其对价值观念、深度话语的坚守，正是美国警察片弥足珍贵之处。

诚然，美国警察片取得的成就确实不菲，但也存在诸多不足。比如常以俯视的姿态看待其他国家的卑微弱小，以及动辄塑造拯救地球的“圣人形象”，都在“无意识”地灌输霸权观念，使得原本成就颇高的影像精品大打折扣，不得不说是电影史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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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誉铖.中美警匪片之叙事比较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2.

[作者简介] 陶晋宇（1983— ），女，河南南阳人，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英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