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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注定》:拼图式的中国现代景观

2016-11-02董翠李锋

电影文学 2016年18期
关键词:社会转型暴力

董翠 李锋

[摘 要] 贾樟柯的《天注定》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他一反此前用一部影片讲述一个故事的单一叙事模式,首度用四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立体地展现底层人物命运,用四个模块拼贴出相对完整的社会图景,并将导演个人对生活、社会的思考融入其中。导演在影片中对热点新闻中的暴力事件进行艺术改写,通过底层人物的命运透视出当代中国在社会变革中存在的诸多矛盾,将看似无关联的四个故事用相同的核心连贯起来,体现了贾樟柯的社会关切与底层视角,具备十足的人性关怀。

[关键词] 《天注定》;底层人物;暴力;社会转型

《天注定》是导演贾樟柯的转型之作,与《小武》《站台》《任逍遥》等影片对故乡汾阳的反复书写有所不同,《天注定》试图展现一个更为全面的社会景观,导演往返于山西、重庆、湖北、广东四地进行拍摄,希望能够将视野从山西扩大到中国,将现实中的鲜活事例转化为艺术资源,以此显示出中国社会的问题所在。贾樟柯的转型无疑与他的身份变化紧密关联,如今贾樟柯已经通过一系列影片奠定了自己在国际影坛的位置,频繁出入于欧洲影展和电影节活动,因此他的影片不仅是拍给中国人看的,同时也是在向国际展示中国。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导演都在不断拷问现实,贾樟柯即是通过《天注定》来抒发自己对不断上演的暴力事件背后的普通人命运的关切,其核心是他的电影序列中一以贯之的底层关怀。

贾樟柯的《天注定》的题材来源于现实中的暴力事件,反映了中国社会中不安定的一面,电影由四个故事构成,对应着现实中的四起暴力事件:2001年发生在山西的胡文海持枪杀人案,2009年发生在湖北的邓玉娇意外杀人案,2012年发生在重庆的周克华银行抢劫案以及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表面上令人感到震惊与恐惧的暴力事件背后是底层人物生活的辛酸,贾樟柯希望通过电影的形式对新闻报道中呈现的现实进行艺术加工,他不仅希望观众能够关注中国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更希望从另一个角度让观众理解暴力和恶产生的根源,在理解的基础上才有改变的可能。

贾樟柯对现实中暴力事件的不断增加一直保持着敏感,所有的个别事件背后都包含着深层次的社会根源,表层的暴力冲突之下暗流涌动,成为郁结的时代之殇。因此,导演尝试避免孤立事件的偶然性,而是将事件串联起来描绘一个社会全景,在真实的基础上加入虚构的成分,用艺术的手法重现普通人的生存图景。

在电影《天注定》中,贾樟柯选取了四个极具话题性和社会影响力的新闻事件作为故事蓝本,从不同的侧面展现底层人物的挣扎,用自下而上的视角看待当代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存在的种种现实矛盾与张力。

一、中国乡村的经济纠纷

姜武饰演的大海是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这个人物出场的前几分钟都没有对白,导演通过展现他日常生活中的一系列行为来塑造他的西北硬汉形象。他一直对村长把村里的煤矿卖给私人来牟利的事情不满,在他看来,村长以低价转卖集体资产,行贿受贿,出卖国家资源足够坐20年牢,而煤矿的焦老板污染环境、隐瞒矿难也应该受到惩罚。但是大海与村长的核心矛盾并不是违法乱纪与规范守法之间的矛盾,而是村长获取暴利和村民一无所得之间的矛盾,即财富的不公正分配所带来的阶层差距。在大海眼中,一直有一个更高的权力机构秉持正义,能够解决所有不公正的事件,底层百姓对于这种公正的想象浓缩为中南海的中纪委,只要把信寄到中纪委就会万事大吉。然而,实际上中纪委的权威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大海这里都是一种想象,当他真正要去落实这种想象的时候就遇到了种种困难,第一个困难就在于,大海连中纪委的具体地址都不知道,以为寄信的姑娘在刁难他。大海的愤世嫉俗和不断纠缠让所有获得利益的人都视他为眼中钉,他明显成为金钱游戏中的“局外人”,他认为村民委员会、中纪委这些机构的规则是人人都应该遵守的,然而现实中的资本玩家实际上根本不顾这类规则,甚至有意绕开它们,只把金钱当作唯一的准则,在这个过程中以大海为代表的底层民众甚至根本就没有进入游戏的可能性,反而被视为攫取利益的阻碍。村长组织大家锣鼓喧天地欢迎煤矿老板焦胜利,只有大海不合时宜地抓住他追问村里的经济问题,遭到了一顿暴揍,被扔下几万块抚慰金了事。大海姐姐的态度更符合普通底层民众的态度:能够自己做些买卖赚些钱,过好自己的日子,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但大海偏偏咽不下这口气,认为村长和煤矿老板获得的利益必须分给大家。

大海头缠着纱布回到村中,舞台上正在上演林冲夜奔,戏剧对现实形成了一个强烈的隐喻,戏中林冲怒而拔剑杀死高家奸细二贼,投奔梁山;现实中的大海则如不堪忍受的困兽怒而举枪连杀六人,其中有一个人与他无冤无仇,只是在抽打马,也被大海一枪打死,实际上马作为一个强烈的象征符号,在大海看来与自身的命运极其相似,底层民众如同牲口一样被欺凌,忍无可忍之时只能举枪射向施暴者。

二、分配不公带来的贫穷问题

第二个故事的主人公是王宝强饰演的三儿,游走各地的他在春节时回家,赶上村中正给自己的母亲庆祝70大寿,但是他的归来却显得格格不入,无论是与儿子、妻子还是兄弟,都有着难以消除的隔膜。三儿的儿子在看烟火,他却用手枪给儿子放了一个别样的烟花;三儿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里,火车票买了三张,分别前往广州、宜昌和南宁,实际上他可能三个地方哪里都不去,他只是必须要走,对于他来说漂泊是生存下来的唯一方式。

第二个故事看起来有些荒诞,因为这个部分没有给三儿行凶抢劫做出足够的铺垫,表面上看来人物的动机不够充足,但实际上影片运用了一种隐微的方式来为人物的行为提供理由。中国乡村的变革使很多地区都处于被动状态,中国快速的社会变革主要体现在快速的城市化的进程中,乡村非但没有被纳入变革的序列之中,反而被强烈的离心力甩开,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三儿的故事发生在重庆,贾樟柯在重庆选景时有所考量,他特意选择了一个只有一江之隔的空间,一侧是繁华的城市,另一侧却是衰落的村庄,河流非但没有起到沟通二者的作用,反而成为二者之间深深的阻隔。村里的人可以看到拔地而起的楼盘与飞驰而过的汽车,但是眼前发生的一切对于他们来说都不过是别人的美好,自己却是一无所有的。

王宝强充分体现出了出来闯荡的村人的那股莽撞、凶狠和不服输的劲头,他和村里大多数人一样不再忍受极端的贫穷而外出闯荡,实际上他们如果打工也只能做一些体力活或是从事服务行业,因此三儿走向了行凶抢劫的极端。当我们在新闻报道中只能看到杀人抢劫这般骇人听闻的暴力行为之时,贾樟柯通过《天注定》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暴力事件的角度,乡村并没有从社会变革所获得的福利中分得一杯羹,反而成为城市华丽转身之后的累赘,乡村为城市建设贡献的许多力量都被忽视,经济总量的增长却凸显了乡村的极端贫困,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与城乡协调发展的问题再次得到聚焦。

三、小人物无法寻回的尊严

第三个故事的主人公是赵涛饰演的小玉,她是按摩店的服务员,与她相爱多年的男人有家庭,那个男人却处于两难之中对她一拖再拖。某日送走了情人后,她被对方的老婆带人冲进按摩店打了一顿,小玉带着一肚子委屈看望母亲,跟母亲说自己不想出去了,母亲却反问她“不出去哪里能够赚到钱?”讽刺的是,小玉和母亲的对话中夹杂着广播的背景音,播音员正在字正腔圆地报道全省经济增长了十几个百分点,与眼前画面中破陋的棚屋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小玉回到按摩店中,却遭到两位顾客的骚扰,其中一位用钱抽她的嘴巴,小玉怒而拔刀将其杀死。当她举起刀寻找另一位骚扰她的顾客时,却找不到人了,当她走出按摩店之后迎接她的只有无边的黑暗。

对于小玉来说,生命中的许多不完满都可以被跨越,从爱情的角度来看,她的身份是不光彩的第三者,她所爱的男人不能给她任何明确的答案;从亲情的角度来看也不完满,从她和母亲的对话中可以得知她的父母可能已经离异,关系很差;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看,她无疑是底层人,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在城市中艰难谋生。她最后的底线就是尊严,因此当两个顾客对她的羞辱超出她的忍耐范围之后,她也只能拔刀相向了。的确,小玉采取的是看似最为极端的暴力手段,但是在暴力的背后是无处安放的个人生命,被践踏的尊严和价值并不是一时的忍气吞声就能够挽回的。在被资本掌控的时代,金钱被奉为至尊,客人一边用钱抽打着小玉的脸,一边叫嚣着:“老子用钱砸死你”“老子就是有钱”,就算她向领导举报客人的行为,也至多再被客人用钱摆平。在金钱面前,没有尊严可言的残酷现实是众多底层人物必须承受的命运。

四、被压抑的人性

第四个故事的主人公是罗蓝山饰演的小辉,他上班串岗造成工友的手受伤,他为了逃避给工友的误工费跑到了东莞的一家夜总会工作,在这里小辉遇到了美丽的同乡莲蓉并爱上了她,可是当小辉提出要和她一起离开东莞的时候,莲蓉却说:“我的字典里没有爱情”,她是一个很现实的女孩,甚至还有一个三岁的女儿要养。不仅如此,小辉还要面对心爱的女孩在夜总会中为客人提供性服务的现实,母亲在电话中反复向他要钱,之前手受伤的工友长岭带人来对他进行威胁。现实的情况逼得他无路可走,最终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小辉的故事体现了在异乡打工者被压抑的人性,虽然是现代化的工厂,但是以小辉为代表的工人却完全是现代化的建设者而非成果的享受者;虽然夜总会里有一掷千金的老板,但是他们的存在更加凸显了社会贫富差距的悬殊。对于小辉这样的青年来说,压抑的根源在于完全看不到出路,家庭向他施加巨大的压力,社会给他无情的嘲讽,在夹缝中生存的打工青年只能默默承受“天注定”的命运。

五、用事件拼贴中国:全景式社会图景

《天注定》中的四个故事看似无关,实际上却能够像热点新闻事件一样,在剪贴簿上共同拼贴出中国社会的另一番图景,因为这四个故事实际上具有相同的核心,即底层人物面对现实的心酸与无奈。当普通人在新闻事件中只能读出暴力的时候,贾樟柯运用艺术的手法为解读暴力事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暴力的背后是官商勾结的欺压、城乡差距的扩大、对生命尊严的践踏以及对人性的多重压迫。在现实的境遇之下,小人物并非主动选择暴力,而是被迫采取唯一的暴力途径来进行最后一次绝望的挣扎。另外,四个故事中的人物虽然没有直接的交流,但却有着间接的关联,一个故事中的主角会在另一个故事中以配角的形式出场,导演意在通过这样的人物设置来说明这些触目惊心的事件能够发生并非偶然,底层人物的悲剧命运如同宿命一般难以逃脱,在命运编织的网笼中成为困兽。

用事件拼贴中国成为这部电影的鲜明特色,实际上这种拼图的过程一旦完成,就具备了双重的意义。从电影叙事的角度来说,将没有关联的事件拼贴在一起令影片的内容更加充实,形式更加丰富,而四个事件对相同主题的反复表达则会令影片的核心更为突出。除此之外,从电影意义的表达上来看,这种拼贴的方式能够彰显更为强烈的现实诉求,四个故事的主人公都选择了暴力、极端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他们面临的困境并不相同,底层人物面临现实中的重重压迫,最终走向了相同的结局。当影片完成了这一表达的时候,观众将会看到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多种现实问题。导演贾樟柯希望在《天注定》中最大限度地展示现实的生活,毫不粉饰地暴露社会痼疾与底层人物的悲剧命运,因此他用这种拼图的形式力图还原全景式的真实社会图景,体现了他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的人文关怀。或许正是《天注定》这种敢于直面的态度,才有可能让底层民众尽早摆脱“天注定”的无奈命运。

[参考文献]

[1] 贾樟柯,赵涵漠,林天宏.解读《天注定》[J].人物,2013(10).

[2] 解宏乾.贾樟柯谈新片《天注定》 避免暴力,就要艺术地理解暴力[J].国家人文历史,2014(02).

[3] 尹兴.新“人民美学”与“权力突围”:贾樟柯电影《天注定》的视觉政治[J].艺苑,2014(05).

[作者简介] 董翠(1982— ),女,湖北安陆人,硕士,景德镇陶瓷学院设计艺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艺术设计学。李锋(1979— ),男,湖北荆州人,硕士,景德镇陶瓷学院设计艺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动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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