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之后，美国的“直接电影”开始受到置疑，与此同时又面临着新技术语境的影响以及全球商业化的诱惑，显得“力不从心”。那么美国的“直接电影”要怎样才能打破其在商业前景、技术语境和审美观念等方面遇到的困境，重新发挥出自身的优势呢？只有认真思考这些问题，美国的“直接电影”才能寻找到新的突破口，再次扬帆起航。这种突破为我国“直接电影”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关键词] 后现代主义；直接电影；中国电影；即兴创作

美国的“直接电影”作为一种创作形式在纪录电影流派中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甚至到现在，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纪录片的创作人会参考这种独特的创作手法。不过，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深入以及数字影像技术的广泛使用，电影作品中的商业元素越发明显，所以直接电影更需要重整旗鼓，寻找新的发展契机。

一、后现代主义思潮裹挟下的直接电影

电影《南京》于2007年在中国上映，这部纪录片的制片人就是“美国在线”的领导人莱昂西斯。把这部影片和其他题材类似的纪录片进行对比，区别很大，比如，这部纪录片的导演在演播厅中安排了很多见证了1937年南京惨案的人物，当然这些人都是由专业演员扮演的，在这些人物中有日本士兵、南京市民以及美国医务人员等。在演播厅内，这些演员用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身份讲述了当年惨案的各种文献资料，比如信件、日记和照片等，这些没有生命的资料通过这些角色的讲述而变得鲜活起来。观众在聆听的过程中，经常会将他们和亲历者的回忆弄混，会不由自主地提醒自己，他是真的，他是假的。但时间长了，他们也分不清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了。比如有个不到60岁的中国人讲他的妈妈在南京惨案中的遭遇，过程中一度哽咽，泣不成声。假如他是真的幸存者，他至少应该有80岁的高龄了吧，显然年龄上并不符合，所以只能说是演员的表演浑然天成。

该电影通过这样的方法表达出了后人是如何理解这段沉重的历史的，它将整个惨案过程进行了真实的展现，实事求是地讲，这种方式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在某些纪录片中应用了。其中比较经典的就是《细细的蓝线》，这部电影是由艾罗尔·莫里斯拍摄的。一起陈年杀人案的调查就是这部经典纪录片的主要内容，莫里斯邀请案件的各个相关人在这部纪录片中对案件过程进行陈述，同时以他们各自的陈述为依据，选择演员扮演其中的人物，将他们各自讲述的过程演出来，然后将这起案件的几种过程进行了对比，影片的结尾是让本起案件的中心人物大卫·哈里斯讲述案件真实的过程，证明现在坐牢的亚当斯其实是无辜的。

追根究底，莫里斯对美国“直接电影”所信仰的实证主义哲学存在质疑：以经验实证原则为依据，可观察的事实应该是所有理论和概念的前提，假设某一理论或者概念经不起经验的推敲，那就说明它并不是科学的。以这种观念为指导，“直接电影”的制作人在制作纪录片的时候会刻意把自己藏起来，进而对现实世界的价值进行挖掘。《推销员》就是后期“直接电影”比较经典的作品。该电影的制作人是梅索斯兄弟，影片主要记录的是四个推销员的故事，将普通美国公民生活的不易和梦想的消逝展现得淋漓尽致。

随着世界的发展和变化，人们逐渐意识到一个观念的重要，那就是“这个世界是因为人类的建构才有意义。秩序并不是天生存在的，而是人类创作的。我们所组建的现实世界是对我们有价值的世界，而电影人在对电影进行创作的时候就是根据这种现实为出发点的。性质和某些文化领域内的符号创作者差不多，目的就是将观众需要知道的内容告诉观众，比如我是谁，这部电影会因为我的身份而受到的影响。他们同时还想将传达的过程也告诉观众，比如这部纪录片的制作方法、意识形态、文化结构、政治以及经济因素等等”。

拍摄在后现代主义色彩的纪录片中同样是电影的一个组成部分，目的就是将真实的建构过程展示出来，但“直接电影”却恰恰相反，它竭力想把摄影机隐藏起来，将真实的寻找过程忽略掉。

公众对“直接电影”的过度理想主义争议很大，主要是考虑到重构性的剪辑、无干扰和中立的拍摄这三者是不可兼容的。托马斯·沃尔夫曾经表示，“一种不能用语言表达的真理”在后面默默支持着“直接电影”这种拜物主义；比尔·尼科尔斯也用轻蔑的语气评价“直接电影”说：这种所谓的事实还原，仅仅只是将修辞效果或者标准的连续性隐藏了起来。在后现代主义理念的冲击之下，人们开始质疑“直接电影”的真实性。从传统的角度出发，导致观众质疑“直接电影”真实性的原因就是“非控制”“不介入”以及“即兴”创作的理念，因为这三者的矛盾性，使得“直接电影”所谓的真实也变得荒谬起来。

二、“直接电影”面临新的技术语境

同期录音设备和便携式摄影机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组合起来应用，因此一场影视方面的革命爆发了，在这之后出现了两种电影类型的代表，分别是让·鲁什的“真实电影”和“德鲁小组”的“直接电影”。

以视觉为出发点，金属被塑料配件所取代，摄影机的重量下降，噪音变小，因此隔音罩可以去除了，因为推拉镜头和反光取景框摄影机的出现，摄影师的视野变得更加广阔，从镜头特写到大全景已经不再需要停顿；以声音为出发点，四分之一磁带录音机的出现可以保证与摄影机的同步。设置在录音机和摄影机之间的电缆也在晶体设备完善以后变得毫无用处。除此之外，转换器替代了真空管之后，录音机的重量大大减轻了。通过以上技术的更新，摄影师在录制声音和画面时变得易如反掌，根本不需要停顿。美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在1958年至1961年间开始大范围地应用这些设备。

“直接电影”的制作人在经历这场技术革命之后觉得，这些设备出现以后，重演和摆拍可以避免了，以即兴拍摄的方式，使演员和摄影机保持一种默契，由此记录下了纪录片中的“不可预知性”，这对 “直接电影”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与它相反的是，为了满足观众的视觉需求，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数字影像合成”这种造假技术，让观众看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场景。

美国励志片《阿甘正传》就是“数字影像合成”的代表作品，在这部电影中，用三维动画处理几十年前的肯尼迪和猫王等人物，实现了阿甘和他们的交流，甚至阿甘还有幸参与了“乒乓外交”，将其打造成了一个“文化英雄”。

在中国选手和阿甘之间来回转悠的乒乓球是通过计算机合成出来的，以一个乒乓球的数码相片为模型，然后完成比赛现场视频的合成；通过这种手段，数码影像的灵敏不只表现在宏观上，同样也表现在微观上，制作人在摄影方面获得了自由。显而易见，“数字影像合成”不仅可以将假的做成真的，还可以将没有的东西凭空捏造出来，从而让观众获得更加刺激的感官体验”。

将“数字影像合成”应用在虚构的剧情片中需要高科技的支持，这是一次技术创新；不仅如此，考虑到“数字影像合成”的娱乐性和观赏性，“数字影像合成”也会应用在一些电视纪录片中，举个例子来说，我国的纪录影片《故宫》中就对“数字影像合成”进行了大量的应用，完成了“真实再现”历史场景的奇迹。

不过，笔者认为，“直接电影”在纪录片中算是一种比较特别的种类，所以“数字影像合成”并不一定就能应用在“直接电影”中。以美国的纪录片为例，这部纪录片记录的事件发生在1984年到1987年，内容就是一个工人罢工运动，展示了一个美国梦的逝去。电影中最有冲击力的画面就是在罢工遇到困难后，工人们是应该选择坚持罢工，还是应该选择背叛工友，继续工作？导演在拍摄过程中在现场坚守，努力记录每个人的观点。在纪录片中不仅有坚持罢工的工人，也有选择放弃罢工，而去工作的工人，导演在纪录片中将他们那种纠结的心情完全展现了出来。假如导演没有在现场坚守，而是采用后期“数字影像合成”的方法，那么这部纪录片就不会这么成功，因为合成的影像远远没有真实的影像来得真实和震撼。

不管是电影院线上的纪录片还是电视频道上的纪录片，都开始侧重对“数字特效”的应用，而且随着对收视率的不断追求，应用频率也在不断上升。不仅如此，纪录片工作者们也对“虚拟现实”“3D动画”以及“电脑合成”这些词越来越着迷，而“直接电影”和这些词一点也搭不上边，可想而知，它的前景是多么的黯淡。

三、美国直接电影的新突破

现在，随着经济的发达、技术的创新、消费理念的变化以及文化产业化的趋势，艺术已经变得和商业牢不可分，因此，考虑到这个前提，戏剧性成为纪录片不懈的追求，它们会使用不同的方法以完成纪录片视觉的追求、娱乐性的追求以及外部包装的华丽性追求。它们挣脱了非戏剧化、冷静以及客观等学院戒律的束缚，将自己的个人看法大胆地表达出来，利用各种各样的戏剧化方法，甚至为了重现某一场景而采用“真实再现”的形式。因此，纪录片不再是严肃深沉的，观赏性也十分不错。

时代生活集团在1961年到1963年期间曾经为了资助德鲁·李考克完成“活的摄影机”系列的拍摄而投入了200万美金，然而当时，他们就觉得这类影片的商业前景并不是很好。当时的媒体对这部纪录片的内容和制片人都不是十分看好。他们觉得花费这么多钱去拍摄这部纪录片简直就是一场豪赌。事实也证明，退休飞行员和中学足球并不能引起观众的兴趣，这部纪录片反响并不是很好。“直接电影”在20世纪60年代变成了“独行侠”。在电影院内很难看到怀斯曼、庞尼贝克和梅索斯兄弟制作的影片。而通过音像市场销售录像带的方法成为怀斯曼影片的主要销售渠道。

考虑到“直接电影”的“长期坚守现场、不控制、不介入”的制作特点，纪录片工作人员为了完成作品的拍摄就必须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过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人们都是利用金钱来衡量精力和时间的，如此人就会为了成功而变得不择手段。还需要注意的是，当对题材进行甄别的时候，“卖点”会代替“情节”成为创作者考虑的重点，创作者只会尽力去获得观众的关注，而忽略作品本身。这样的做法对制作一部优秀的影片是十分不利的。

在巨大商业压力、技术浪潮和文化观念的侵袭下，“直接电影”根本毫无立足之地。在这种局面下，“直接电影”即使是在欧洲和美国这种“直接电影”曾经影响力巨大的国家也变得低迷。欧美国家拍摄的“直接电影”在一些主流电影节上变得寥寥无几，某些媒体甚至说“直接电影”已经变成了历史。

四、对中国电影创作的启示

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内，“直接电影”的起步是相对较晚的，不过，最近几年我国的“直接电影”在国际影视领域内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如有几部经典的作品就在一些主流国际电影节上摘得了不少奖项，当然在国内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在这些电影中所呈现出的特点，例如真实的场景、客观的叙事方式、自然地展示日常生活等，都颇受观众的青睐。

不过即便如此，国产电影仍然没有避免出现“与国际脱轨”的现象，难道是因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时间成本比较低吗？还是世界喜欢用这种自然客观的方式了解中国？或者是因为中国正处在一个急速发展的时期，人们想要用这种客观的方式记录中国的成长？实事求是地讲，中国“直接电影”的成功与所选择的民间立场和独立姿态不无关系：他们并不执著于电视收视率或者电影票房，只是将自己的理想和风采展示在电影节这个舞台上，也就是因为对商业因素的忽略，才导致中国的“直接电影”没能“大红大紫”，不过却展现出了一番完全不一样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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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海英（1981— ），女，河南郑州人，硕士，郑州科技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