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惠敏

摘要：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说明白点儿，我们使用符号所进行的指意活动，不是指向符号之外的客观现实，而是指向我们正在使用的符号自身。这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共同出发点。然而.如果说结构主义在索绪尔命题中看到的是每一次表意活动对于其背后一个巨大的语言网络的依赖和归附，因而致力于由此而寻找每一言语活动所依循的原则和体制，那么后结构主义则从中看到一条没有尽头的能指链，能指指向被想象为所指的能指，因而表意活动将永远不可能圆满实现。

关键词：文化理论；索绪尔；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艺术符号

中图分类号：Jd

文献标识码：A

英国学者彼得-巴里（Peter Barry）将索绪尔作为结构主义运动的思想之根，认为索绪尔特别在如下三方面吸引了后来的结构主义：

第一，语词具有完全的任意性，其意义纯粹靠规约来保证。这就是说，语词与其所指称的对象之间不存在必须如此的、自然的和内在的关联。语词与其意义的任何一种连接都是约定俗成。的结果。这种观点尽管并非什么前无古人的创见，但结构主义则从中嗅出了深意和新意——巴里推论说：“如果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是基于这样的任意性，那么这也必然是说，语言并非世界或经验的反映，而是与之相当分离的一个系统。”语词的“任意性”就是“任”其语言系统之“意”，而不接受现实世界对指涉性的要求。任意的底气来自于语言的自成体系，即语言作为一个自我指涉的、独立于世界和经验的系统。

第二.语词的意义是关系性的。任何一个单个或孤立的语词都是不可理喻的，要理解它、解释它必须将其置于与其他语词的关系之中。一个最简单明了的例子或许是那些成双成对的反义词，诸如男女、日夜、黑白、善恶等等，其每一语词的意义只有从其对立方才能获得界定：男即非女，日即非夜，善即非恶，反之亦然。这种语言的关系性诱使索绪尔得出如下结论：“在一种语言之中，只有差异，而无固定的术语”。接此，巴里发挥说：“那么，所有的语词都存在于‘差异化网络之中”。意义与符号自身无关，它是符号之间的差异化。

第三，语言建构了我们的世界。语言不只是记录事物或给事物贴标签，它还赋予其意义。在我们言说一个对象时，我们同时就在自己的言说中表达了一定的认识和态度。事物还是那个事物，但不同的言说则建构了不同的意味和不同的世界。例如称某人为“恐怖分子”或是“自由战士”代表了对这同一个体的不同图画。其本人究竟是什么，我们永远不得而知.我们所唯一知道的是那通过语言所建构起来的形象，而语言绝非中立或客观，选择怎样的术语就带有怎样的意识形态偏向。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有人说每个故事都有三个版本，你的版本，我的版本，以及真相。但这里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因为所有可用的术语都纯粹是语言性的——这些事情没有真相，真相绝不安全地栖息在语言之外。”……

称索绪尔在语言的任意性、关系性和建构性三个方面极大地影响了结构主义者，巴里无疑是正确的，但前提是在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像从前法国人那样不作精细的区分（而巴里是区分的），因为索绪尔对如上三个方面的强调也同等地影响了后结构主义者。巴里或许没有意识到，当他说“真相绝不安全地柄息在语言之外”时，他实际上就是在意译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箴言“文本之外无一物”了。这也就是说，在巴里的潜意识中，索绪尔甚至结构主义均可直通后结构主义。我们认为，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同出于索绪尔，甚至我们也能够断言，索绪尔本身就潜在地包涵着两种截然相反的面向：对语言的信任与怀疑。对语言是否掩盖了真相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是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分水岭。如一本辞书所精准地指出的，对符号的质疑构成了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在观念上的根本性转变。

当索绪尔将语言作为一个自我指涉的系统时，即当其斩钉截铁地宣告“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时，结构主义者听到的是，在每一具体的言说背后是一个庞大的语言系统，扩大言之，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等。而要确定每一具体言说的含义，就必须将其置放在更广大的历史语境之中。不是实际的“言语”（parole）决定“语言”（1angue），而是“语言”在背后决定实际的“言语”。就发掘表象背后的决定性力量而言。伊格尔顿指出，结构主义是哥白尼、马克思、弗洛伊德的“现代传承者”。但伊格尔顿没有忘记提醒我们，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存在决定论，而结构主义是唯心主义决定论。更具体地说，是语言唯心主义决定论。于是，如巴特所指认，一个怪异的现象便出现于结构主义批评：就像语言学家不负责解读句子的意义，而只关注使意义传递成为可能的形式结构，批评家不阐释作品的意义，而只对于制约意义生产的种种规则和约束提出新的看法。我们不好因此说结构主义是反文学、反审美、反体验，一言以蔽之，反主体，但至少能够说这些在它看来都是无足轻重的，重要的不是“文学作品”，而是我们据以辨认、阐释“文学作品”的诸如符码、体裁、规约之类的“文学制度”。结构主义如果说仍有文学研究的话，那么其宏伟计划则是系统祛除文学研究的人文性、神秘性，将传统上人文性的文学研究改造成一项科学的、可操作的事业。虽然这样的“科学”不过是观念性的或被物化、被实践的观念性的“科学”，其中飘荡着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幽灵，但它终归是乐观的、充实的、有追求的，与虚无主义无缘。

而后结构主义则不同，它从索绪尔那里听到的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能指链，一个没完没了的“增补”过程。假使能指可以找到其于外部世界的对应物，则意指活动即刻完成或可待完成，但能指的对象并非外物而是同能指在性质上并无二致的所指，这就是说.所指归根结蒂还是能指。期待一个真正所指的出现，但那能够浮现出来的总是能指，意义就这样在能指链中被无限地延宕、被“驱逐”。根据后结构主义，“符指活动”（signifying practice）。不仅意味着使用符号的指意活动，而且更关键的是这一指意活动是指向其所使用的符号的，“符指”永远是指“符”（stgn），即所谓“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

在其通常被视为后结构主义或解构论宣言的霍普金斯讲演《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之中，德里达向“有中心的结构”概念发难，而决计代之以“无中心的结构”。在他看来，“结构”不是赋予确定性或科学性的框架，而是不确定性或游戏性的渊薮。“中心”一旦进入这样的结构便意味着其作为中心的权力和效能被褫夺，因为它要取得和保持自身的位置就必须接受其他一系列能指（在能指链中，“中心”既是所指，也是能指）的限定和文饰：

不存在中心，不能将中心想象为某种形式的在场，中心没有自然的场所，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场所。而是一种功能，一种无场所，在此无场所中符号的替换将无休止地游戏下去。此乃语言之侵入普遍性问题场域的时刻：此乃中心或本源缺席而一切都变成话语的时刻——假定对该词（指“话语”一词。——引注）能够取得一致的理解——这就是说，一切都变成系统，而在此系统之内.中心所指，无论其为始源的或先验的，都永远不会在一个差异的系统之外绝对地出现。先验所指的缺席将无限地延展指意的场域和游戏。

要想成为中心，就必须争取被承认为中心，而只要决意接受这个承认的程序，则又永远无法成为中心。追求中心化的结果只能是“解中心”（d～centrement）”。这真的如西苏所看到的，我们人类在对真理的追逐中竟不期然而然地驱逐了真理！中心缺席.语词增补；中心总是缺席，语词便一直行走在增补的道路上。增补的目的是替代，但替代不会等于被替代者。语词在中心缺席时充任其位，但那是语词的效果而非中心本身。指意活动需要中心，不，需要中心的缺席，需要所谓的“无中心”，微此物则指意活动既无必要亦无可能存续。引文“先验所指的缺席将无限地延展指意的场域和游戏”即此之谓。似乎不必注释。此“先验所指”乃前引之“中心所指”。根据结构主义，中心本是用以结构的，但在德里达的拆解下，中心不仅不能结构，反倒在结构中沉浮不定，因为无论中心或结构，一切都是话语，若稍作区分的话，结构是话语系统，而中心则是话语系统上的一个节点，不言而喻，这样的节点属于符号，将经受无休止的符号替换游戏。在“符号”中，在符号的“游戏”中，总之，在“结构”中，如德里达在其讲演标题所宣示于结构主义的，没有什么可以被把捉、被固定、被确指。在符号体系中，任何把捉将同时是把捉对象的丢失。这是“人文科学”的否定性特质，与实证的即肯定性的科学观念大异其趣。

概括地讲，德里达的解构程序是：以结构主义为出发点，即是说，将一切存在包括上帝、艾多斯（ei.dos）、本质（OUSla）、真理（aletheia）、自然、主体、意识、人等等悉数语言化或符号化，认为它们不过是语言或符号的效果、投射、变身，位处差异系统之内而非逍遥其外；然后与结构主义之通过“语言”来勘定“言语”不同，德里达用符号的差异性指意或日自我指涉而否定了任何存在的“在场”，它们一直在“延异”着或被“延异”着，一直处于“缺席”状态，望之若有，即之也无。

其他后结构主义者不像德里达这样放眼差异的无限延伸，不像德里达这样热衷于追逐和驱逐西方形而上学的“真理”，不是绝对没有，而是没有德里达这样的热衷、坚决和持久，这是德里达哲学运思的主旋律。但毫无疑问的是，德里达的程序也是一切后结构主义者的程序，即把一切存在语言化或符号化，进而怀疑乃至否定其真实存在。不消说，这个程序在不同的后结构主义者那里会运用到不同的对象上。根据杰姆逊的观察，例如说，德里达和福科分别负责改写哲学史和思想史，拉康和阿尔都塞分别承担重释弗洛伊德和马克思，波德里亚专司对消费符号的解剖。巴特则横跨各界，与波德里亚多有交集，但一般认为他主要是一位文学批评家，其对象是文学作品及其结构。